当年张爱玲离开上海时，已经决绝地要与这里的一切断掉联系。
国内改革开放后，张爱玲姑姑张茂渊联系上了宋淇，给张爱玲寄去了第一封信。
姑姑此时，仍旧住在张爱玲走时的那个“卡尔登公寓”。
张爱玲回信叹道：“我真笨，也想找你们，却找不到，没想到你们还是在这个房子住。”
沧桑巨变之后的1981年。上海《文汇月刊》刊出张葆莘的文章《张爱玲传奇》。这是大陆报刊1949年以后第一次出现张爱玲的名字。
张爱玲在给弟弟张子静的信中说：“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
那一年，北大著名学者乐黛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偶然看到张爱玲的作品，大为赞赏，于是辗转托人，想请张爱玲到北大做一次“私人访问”。
“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所以不想回去看看。去过的地方太少，有机会也想到别处去……”
这里所说的“别处”，就是欧洲。张爱玲平生所憾“去过的地方太少”，就是指她一直未能去欧洲看看。
80年代中期以后，张爱玲“重归”中国现代文学史。大陆读者对张爱玲“迟来的爱”也汹涌而至。
张爱玲的代表作《倾城之恋》在《收获》杂志发表。掀起“张爱玲热”的第一波大潮。
1985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了旧版《传奇》，这是内地最早出版的张爱玲作品。到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张爱玲文集》。“张爱玲热”走入了大众层面。
张爱玲搜集整理旧作，由台湾皇冠出版了《余韵》(1987)和《续集》(1988)两本集子。
而80年代中期，张爱玲为何要频频搬家？
据说，张爱玲有洁癖。她是在“躲跳蚤”，这个“跳蚤”，确乎是在她常住的房间里。为了“躲跳蚤”，据说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
张爱玲“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
一次，一位朋友去看张爱玲。“张女士！我是庄先生的朋友，我姓林！他托我拿东西给您！我跟您通过电话！”
屋里有了动静。“我衣服还没换好！请你把东西摆在门口就回去吧！谢谢！”
直到一年后，张爱玲为躲“跳蚤”开始频繁搬家，不得不求助于林式同，才打电话把林式同约来，在一家汽车旅馆的会客厅“接见”了他。
当时林式同看见，“……走来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
——宽袍大袖是怕皮肤痒，走路无声息是穿了浴室用的毛拖鞋，头上包头巾是怕虱子而把头发都剪了。她晚年的装束一直如此，出门也穿毛拖鞋，有时戴上假发套。
张爱玲在频繁的搬家过程中，扔掉和丢失了不少东西，她自己说是“三搬当一烧”，不但把《海上花》的英译稿给弄丢了，连护照也不知何时被清洁工偷走，想去香港，也去不成了。
据夏志清讲，她不像夏志清他们看病有固定的私人医生，她看病，是到政府指定的专为穷人治病的免费医院，路途很远，要搭公车去，看病时还要等候多时。
洛杉矶的公共交通极不方便，去一个地方常要转车几次。稍有能力者，都要买部旧车代步；搭公车的，十有是穷人、流浪汉、不懂英文的非法劳工。可以想见，张爱玲装束怪诞，手提纸袋混迹其中，有如潦倒的bag lady“纸袋流浪女”！
从各方面资料来看，张爱玲这时收入已经不低，为何不找私人医生？
大家认为，张爱玲长期独居，过于封闭，且起居无规律、饮食简单，人也就老得快。
1988年秋，张爱玲写信告诉林式同，皮肤病好了，可以找固定住所了。还没等林找到合适的房子，她自己就在下城东边找到了一家公寓。张爱玲租住的公寓相当整洁。价格昂贵，每月380美元。走廊最里边的一个套间，家具齐全。门口有信箱和对讲机，信箱上用了她的本名E.ZHANG。 一天开12个小时的电视，大概是以此抵抗寂寞。偶尔出门，就是购物。她事先在随手拿来的小纸头上记下购物清单，比如咖啡、牛奶、胡桃派、熨斗、衣架、奶油、抹布、刮刷、香皂等等，然后出去，跑几家店一次买齐。偶尔也看报纸，不过都是挑着看，不大认真。去楼下取信的次数极少，十天半个月去拿一次，还要半夜三更才去，以防遇见人。在屋内，她只穿一次性拖鞋，觉得脏了就扔。不再打理发型，只以假发替代，也不再化妆，但是用很好的护肤品。
就在她自以为这样的“老鼠洞”生活绝对无人打扰的时候，她的隔壁，不声不响，住进了一位神秘女客！
这女客，是来自台湾的戴文采女士。很多张传都说她是“台湾某报”的记者。实际上，她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旅美作家。
戴文采其实并无恶意，虽然张爱玲对此类举动肯定要愤怒，但也多亏了戴文采的这次“卧底”，世人才得以了解张爱玲晚年的一个真实侧面：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洛佳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口的软手袋。因为太瘦，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始终撑不圆，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午后的阳光邓肯式在雪洞般墙上裸舞，但她正巧站在暗处，看不出衬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只觉得她皮肤很白，头发剪短了烫出大鬈发花，发花没有用流行的挑子挑松，一丝不苟的开出一朵一朵像黑颜色的绣球花。她侧身脸朝内弯着腰整理几只该扔的纸袋子，门外已放了七八只，有许多翻开又叠过的旧报纸和牛奶空盒。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着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我当下惭愧我身上所有的累赘太多。她的腿修长，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开，怕惊动她。佯作晒太阳，把裙子撩起，两脚踏在游泳池浅水里。她也许察觉外头有人，一直没有出来，我只好回房，待我一带上门，立即听到她开门下锁急步前走，我当下绕另外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她走着，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着头，仿佛大难将至，仓皇赶路，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在她背后私语般骇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有看清她的眉眼，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
这一篇采访记《我的邻居张爱玲》，洋洋万言。
她确是一个超级张迷，对张爱玲的语录信手拈来。关于“铜板”的那两句话，她说：“确实叫人十分抱歉，一口好井在人语喧哗中兀自凉着，也那样喜欢着外头世界的繁华，我们何必像顽童般非要扔石头惊她一惊呢？”
张爱玲马上搬家。她给司马新的信中提到“戴文采事件”。她说，她的地址，连她的姑姑都不知道，只是租用了一个信箱收信件。“中国人不尊重隐私权”，所以她不能住在港台。
1989年3月，张爱玲一直与外界隔绝着。张爱玲一次在过街时被一位中南美洲的青年撞倒，跌破了肩骨。她在给姑姑的信中说“这些偷渡客，都是乡下人，莽撞有蛮力”，看来是伤得不轻。
林式同是张爱玲晚年与之通电话最多的人。有一次，她说：“我很喜欢和你聊天。”
张爱玲在电话里抱怨牙痛，林式同就说：“牙齿不好就拔掉。我也牙痛，拔掉就没事了！”
张爱玲若有所悟，自言自语地说：“身外之物还是丢的不够彻底！”
1991年，张爱玲住的那座公寓，搬来了一些南美和亚洲移民，素质不高，嘈杂、不讲卫生。有人还养了猫，招来了蟑螂和蚂蚁。张爱玲不能忍受，给林式同写信说要搬家。
她提出了找房子的条件，有8项之多，其中有一条是，房子要足够新、没虫。 她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还有一条也很怪，是要求“附近要有火车”。她是喜欢听火车的声音。无论对生人还是熟人，她都恐惧；但是扰攘的“市声”，却是她的良友！
新居是单身公寓。在西木区(Westwood)。搬家的时候，她仍然坚持自己搬，不要林式同帮忙。这是张爱玲最后的居所，也是张爱玲在洛杉矶住过的最好的一个区，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很近。
伊朗房东打电话给林式同，说老太太经常忘记带钥匙，要他帮忙开门；又频繁抱怨浴室的设备有问题，要他去修理；还有诸如此类的麻烦事。
林式同早有思想准备，说：“她没有问题，过去还做过我的房客，按时交房租，不爱打扰别人，你尽管放心，有事找我好了！”
为了防止再有“卧底”跑来，她干脆在信箱上用了一个越南人的名字。房东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自己的亲戚很多，都传说她发了大财，怕他们找上门来借钱。
1990年，台湾《中国时报》创刊40周年。报社邀请张爱玲赴台担任当年的“时报文学奖”评委，允诺评奖结束后，可出路费、派专人陪她去上海看望姑姑。她还是拒绝了。
1991年，张爱玲半个世纪的好友炎樱去世了。6月，姑姑张茂渊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
1992年2月，林式同收到张爱玲寄来的一份遗嘱副本。
遗嘱：“一、如我去世，我将所有的财产遗赠给宋淇和宋邝文美夫妇。二、我希望立即火化，不要存放在骨灰存放处，骨灰应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如果撒在陆地上，应撒在荒野处。”
林式同后来说：“一看之下我心里觉得这人真怪，好好的给我遗书干什么……遗书中提到宋淇，我并不认识，信中也没有说明他们夫妇的联系处，仅说如果我不肯当执行人，可以让她另请他人。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子虚乌有，张爱玲不是好好的吗？我母亲比她大得多，一点事也没有……因此，我把这封信摆在一边，没有答复她。可是在张爱玲看来，我不回音，就等于是默许，后来我们从未再提起这件事，我几乎把它忘了。”见《有缘得识张爱玲》。
张爱玲对于生死问题，看得很开。可是，她没有留意自己最大、最具价值的一笔遗产——著作版权。
在她身后，皇冠出版社和大陆多家出版社为张爱玲著作的版权，打起了无穷无尽的官司。
张爱玲最后这几年是怎么过的，几乎谁也不清楚。她租住的公寓，位于西木大道与罗切斯特街交叉的地方，是一幢淡灰色的四层楼，门前有一棵松树和一棵棕榈树。公寓大门对面，有小书店、修鞋铺。
张爱玲给司马新的信里说：“剩下的时日已经有限……想做的事来不及做……” 她又有了小时候“穿上新鞋也赶不及”的焦虑。
进入90年代，她首先是编订《张爱玲全集》，准备收入已发表的全部著作。“皇冠”从1991年着手，一年以后就陆续出版。《全集》里的每篇文章都是张爱玲亲自校订，稿件在台北和洛城飞来飞去，耗费了双方不少的精力。
第二，是编一本图文并茂的《对照记》。
1993年11月的《皇冠》杂志上先行登出。而后在1994年6月，作为《张爱玲全集》第15卷出版。《对照记》一出，张迷们争相购买，又是一番洛阳纸贵的盛况。
该书收入老照片50余幅，从张爱玲的童年时起，到她40多岁止，50岁以后的一张也没有。其中有一幅，很值得一说。
那是1944年拍摄的一张，她原本穿着薄呢旗袍，但怕单色旗袍不上相，便又披了件浴衣在身上。
这幅照片后来“出镜率”很高——她颔首低回的样子，很有些惊艳。假如不是她自己说出来，谁能想到，照片上的服饰竟是临时凑合的！
中国人讲究凡事的结局要“大团圆”，一生要功成名就，子孙满堂。可是，张爱玲揣度自己的一生，莫说“成功”，就连一般人的“圆满”也没达到。她无头衔、无功名、无房产、无子嗣、无金婚之福，一辈子都是“无产者”。
《小团圆》的这一稿原定1993年内写完，在1994年2月“皇冠”40周年庆典时，与《对照记》合为一集出版。可是，后来因她身体不佳的原因，一再延期。此外，张爱玲还考虑，两书合为一集，书太厚，书价也会太高，于是要求先出《对照记》。
《小团圆》实际上有两稿，前一稿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动笔并完稿。据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表示，在整理张爱玲的书信时，发现她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曾以英文撰写了23万字的自传性小说《易经》(Book of Change)，因找不到出版社出版而作罢。
《小团圆》是张爱玲最为“神秘”的作品，创作历时约20年，几易其稿，却一直没有出版。文稿压在台湾皇冠文化公司创办人平鑫涛的手里，珍藏多年。
2009年2月23日，也就是台湾皇冠文化公司成立55周年纪念日的次日，《小团圆》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由皇冠公司在台湾出版发行。
《小团圆》的面世，令广大张迷们极为兴奋，但也引起了一些人对出版方违背作者遗嘱的质疑。
张爱玲生前说：“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1995年9月8日，中国的“中秋节”前一天。
中午12:30，林式同回到家，正打算浏览当天的报纸，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把他从沙发上惊了起来！
伊朗房东的女儿：“你是我知道的惟一认识Elieen Chang Reyher 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她已经去世了。”
“我不信，不久前我才和她通过电话。”
房东女儿说：“我们几天没见过她，也没听见过她房间有任何声响，估计她已经不行了。刚才我已叫过急救车，他们马上到。”
据法医检验的结果，张爱玲大约死于六七天前，也就是9月1日或2日，死因是心血管疾病。
张爱玲平时不愿自己动手烹饪，也不愿到外面去吃，仅以罐头蔬菜、盒装鲜奶、鸡丁派、胡桃派、苏格兰松饼等作为饭食，罐头蔬菜用电炉加热一下就吃，充其量再煎个鸡蛋。如此长年累月，营养跟不上，免疫力下降，人都瘦干了。一遇大病，就顶不住了。
他亲眼目睹了张爱玲“家徒四壁”的极简生活之状。
墙上是空空的，没有悬挂任何装饰物。靠窗是一沓纸盒，这就是张爱玲的“写字台”，《对照记》、《小团圆》就是伏在这些纸盒上写的。
张爱玲还另外租了一个小仓库，有3英尺见方，里面收藏着她的英文著作、打字手稿等，都用手提袋装着。后来，在律师的帮助下，林式同遵照遗嘱的内容，把这些遗物分装十余个中型纸箱，寄给了在香港的宋淇。
在这些遗物中，有张爱玲的英文小说《少帅》、《上海闲游人》和未完成的《小团圆》、《描金凤》等手稿，除了《小团圆》外，其余至今尚未公诸于世。
9月19日，张爱玲的遗体在洛杉机火化。9月30日，是张爱玲75岁生日，按照中国的传统，是她的“七十六岁冥诞”。在这一天，她的骨灰，乘船护送至海上，撒向太平洋，同时还撒祭了红白玫瑰花瓣。
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在华人世界所引起的反响，可用“猛烈”二字来形容。
港台和大陆的媒体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消息，并刊登了有关的专访和悼念文章。受到华人媒体的感染，美国的《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也有讣闻登出。
美国的华人文学圈中，人们自发地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
国内的读者们，更是爆发出了空前的热情，有关张爱玲的书籍在海峡两岸再次热销。
可是，这一切对那已经完成人生谢幕的张爱玲来说，已经无涉了。人世的一切当成为过去式时，后人的追认，乃至放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虚妄”则是别样的一种演出了。
实体的张爱玲，个人的张爱玲，一生在追求自由和希望的张爱玲，是永远“消失”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精神的张爱玲，灵性的张爱玲，作品中的张爱玲，则依然在人们心中活着，乃至永生着。
zhufangmei
一路走来，一路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