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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大学那会儿，在校园里被男生奉为校花的都是文科生。No. 1是中文系的，No. 2是外文系的。跟高年级的哥们在校园的荷花池畔和法国梧桐大道散步的时候，他们在后面指着前面的窈窕背影，说那是No. 1。过了几天，一个丽人从前面迎头而来，他们就在旁边一嘀咕，说这是No. 2。No. 1和No. 2毕业后，校花不再是一朵两朵，就好像强权人物溘然长逝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集体领导。校花虽然多了，却没有旁落理科。也许，书读得好的，都上了理科。自恃漂亮，必然不好好读书；不好好读书，就只有上文科。这个逻辑，理科的同学是很爱听的。或许，这个逻辑就是他们发明出来的。
经济系在这个时候贡献了很多朵校花，这倒是有点意外。因为经济系应该有点偏重理科了。就算不谈数理模型，读《资本论》还是非常高深和痛苦的。其中一朵最灿烂的，姓X。她当时几乎左右了校园的舆论导向。在舞台上，她跳的卡门可以穿透人的心，得到的掌声最热烈最长久。之后，当然也是她那个节目获得一等奖。她的男友换了一个又一个，换的原因五花八门。之中一个小白脸，就像她的马弁一样，把她伺候得妥妥贴贴，走在路上，两人的书包，还有她的外套，都是披挂在小白脸身上的。后来，她却把他休了，理由是他太爱她了。太爱导致无爱，这倒是很辩证法的。
经济系的所谓精英们，很多是我的圈内朋友。那时舞会很风行，但校园里资源匮乏，在饭厅里举办大型舞会，就像成千上万的人在黄土高原上打威风锣鼓，灰尘飞扬，人头攒动。一点也不小布尔乔亚。为了风雅，这伙精英就会找个场所，举办小型舞会。当然不公开，有人循了音乐而来，打开门，探头探脑一阵，壮了胆子进来，却被主办者礼送出境。小型舞会布置得还雅致，有彩带沿着天花板逶迤飘下，还有瓜果和水。我在一个这样的小型舞会上遇到了X。待到一曲慢四舞曲的旋律悠悠传来的时候，我很快走到了她的面前，勉力做得很绅士的样子，伸出手去邀舞。跟她跳舞就像在云端里飘。稍稍一个暗示，她就跟你翩然而行。她问我是不是外文系的，把我吓了一跳，我一直以为我看起来应该很稳重一个人呢，是不是有时候还是有些浮浪。赶紧对她说，我不是，学马列的，正经着呢。之后，跟另外一个女生跳，感觉立时大异。那个女生长得墩实，一向自恃甚高，又自觉是跳舞高手。做舞伴，却不甘做附庸。她就像一个强大的叛逆者。一个干过农活的哥们后来跟我交流心得，说，跟她跳舞，就像把一个装满粮食的大箩筐搬到这儿，又搬到那儿。
很多年后，听说X走了，因为肝癌。我叹息了好久。她雕谢了，但她活泼奔放的卡门舞姿却仍然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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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门口有条小巷，名叫培根路。路旁都是寻常人家，却清爽安静。我们当年从校园进城，都要过九眼桥，从校园到九眼桥，有三条道可取。一条嘈杂的大街，一条沿江的大路，一条就是培根小道。培根小道最后并入沿江大路。
如果到这三条道路上各设个关卡，统计一下过往学生的身份，会发现结果非常有趣。大街那个通道一定是理科生居多。沿江的大道上和僻静的培根路上多半是文科的学生。大街那条通道，有很多店铺和馆子，顺路可以办很多杂事，从统筹学上而言，走那条通道可以获得最大效益。而且，从学生宿舍取这条大道上街，既直接，更节省时间。滨江路上，除了锦江上永远吹拂的清风和江畔上随风招摇的垂柳，还有远处古雅的望江楼和对岸依稀的人影。从那里上街，当然诗情画意。当初，跟着录取通知书来的，还有一封煽情的欢迎词，据说是中文系的才子写的。开头就是“锦江的晨风向你问好，望江楼的夕照把你迎来！”不过，从这里上街，一来路途稍微远了些，二则基本上办不成其他的事。我最钟爱的还是培根路，特别在仲夏夜。那里就是一条幽径，适合思考，也适合幽会。出了培根路，还可以在滨江大道上兜会儿风。
看来，理科和文科生在价值观上差异甚大。理科生更实际一点，文科生多会平白地去追究一下情调。情调这种东西不是太实在，就像彩云一样，不接地气。要论起校园文化来，一般人容易把它看成一种积淀，有着深厚的特性。其实，不然。校园文化更多的就像是一种时尚。时尚是由媒体来渲染创造的。校园里的时尚基本上是由墙报、舞台、广播站、演讲会、百科知识竞赛、书法比赛、歌咏比赛、春季秋季汇演之类形成的。显然，文科生在这些方面得天独厚。所以，他们主导着校园文化的形成和走向。这个现象何尝不可以放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张衡、祖冲之、毕生、黄道婆对民生的贡献无可伦比，然而在文明的舞台上闪亮登场的还是老庄、孔孟、李杜这些文人。
学生办的《锦江》杂志美文不断，龚巧明的《思念你，桦林》就是在这个杂志上率先问世的。后来，这篇小说广受争议，成为全国文坛里的一个热点。毕业后，她自愿到了西藏。有次邀请她来参加座谈，却没有听到她的慷慨陈词。问她赴藏的感受，她只说：“西藏的天空真蓝。”不久之后，在一次采访活动中，她出了车祸。一个才女就葬身到了蓝色天空下的雅鲁藏布江。“白色花诗社”是当初社团里动静最大的一个。诗社并没有一个纸质刊物，只拥有一块黑板。每次黑板上新的一期诞生，总是围满了阅读的人群。诗社里的男男女女总在演绎着死去活来的恋爱故事，成为校园经久不衰的话题。
加上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几乎一直为文科生所把持，学生这个群体里的上层建筑几乎就被文科生控制了。
理科生当然很聪明的。他们干的一些事情也很别出心裁。新三舍竣工前，研究生都住在五舍。这是个老楼，砖木结构。经过多年的经营，老鼠在这里成建制驻扎，壮硕者可以让猫儿望风而逃。我曾经从三楼上，看准了在楼下沟道里逡巡觅食的老鼠群，丢下砖头轰击。鼠患成灾，校方却放任老鼠自流。有一天，在楼下通道的墙上，赫然出现了一具老鼠尸体，是用钉子钉上去的。旁边还贴了一枚邮票，写了收件人地址。猜是谁收？日内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盛传这件事是无线电系的金某干的。说到那个楼道，又引出另一桩旧事。那个楼道狭窄，研究生又多有自行车，为了避雨和防盗，一到了晚上，大家就纷纷把自行车都放到楼道里。于是，人过那儿，就只有侧着身子，斜斜地穿过自行车群。有人曾经发出过抗议，还在墙上贴了“交通要道，请勿停放自行车”的告示。可是，这不是行政命令，所以，大家都不把那歪七扭八的告示当权威，照旧一意孤行。终于，有一天。当人们起来的时候，发现所有自行车都被放倒，摞在一起，把过道活活塞闭。据说，这也是理科生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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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研究生的时候，我们越发风流快活了。有几个理科朋友，看到我们呼朋唤友，要么进舞场，要么约了女生去踏青，就长叹道：“你们文科真舒服啊。不像我们老是进实验室。”的确，理科生再是花容月貌，也是风尘仆仆，奔忙于实验室和宿舍之间。我们是不一样，连学习着的时候，也是玩乐着的。上课就在寝室进行。老师和众弟子一同喝着茶或者咖啡，探究着黑格尔的恶分裂为二，聊着萨特和波伏瓦不要形式的爱，以及弗洛伊德的神秘外遇……上课经常跑题，明明上的《小逻辑》，扯着扯着，就海阔天空了。所谓魏晋清谈大约就是这样的。看着理科的男男女女刻苦踏实，我的犯罪感也油然而生，本来一周跳两三次舞的，后来就躲着朋友们，只在周末跳一次。
我的理科朋友中，好几个突然悟到该是寻爱的时候了，一夜之间，就风雅起来，开始像苍蝇一样四处寻舞场。一个甘肃张掖来的同学，把“葡萄美酒夜光杯“挂在嘴边，臂膀下夹了一把雨伞，俨然一副旱涝保收的态势，在校园各个角落出没找舞跳。他后来如愿以偿，找了一个法律系本科的小美女。历史系有个新来的女生，亭亭玉立，文雅含蓄，娇羞无比，端的是个粉妆玉琢的人儿。男生们在后面都叫她林妹妹。一个文科生，长得矮小，自谓拿破伦，一定要去追她。他在研究生会里做部长，跟做研究生会主席的密友密谋，要封她一个副部长的头衔，做他的副手，好近水楼台而得手。不料，人家林妹妹心里明亮，婉拒了事。有一天，我去造访一个理科朋友，却看到他跟林妹妹坐于床沿促膝谈心。我把林妹妹的归宿说与“拿破伦”听，他一边说那就算了，一边却愤愤不平，说理科生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可以干的，我们也可以干；我们干的，他们却不一定能干。还把我有次为女生寝室带来光明的事情拿出来佐证。
我带去光明的故事是这样的。有天傍晚，我到一个师妹那里去。一片黑暗笼罩了寝室，问她是不是在打坐。她苦笑了一下，说寝室里两只日光灯都坏了。我问：“怎么不叫房产科的人来看看？”她说：“叫了好久了，还没有见人来呢。”我壮壮胆，说让我试试。然后，上了桌，把灯管取下来，用钥匙在两端的金属头上摩擦摩擦，把氧化层去掉。然后，再放回去，灯就亮了。她一声欢呼，还拍了一下掌。我如法炮制，第二根日光灯也光明如初。这下，她可是对我迷信了，把不再发声的录音机也拿了出来，要让我修理。
理科的踏实岂止是修灯配锁这点雕虫小技。“拿破伦”自己也非常明白，后来，林妹妹难求，他干脆杀入理科阵营，把局面搅乱。物理系一个女生，长得比他高了一个头，还是校女篮队员。他对她着迷起来，频频约会，邀了人家看蒙田的画展，又去看白淑霜的天鹅湖，直到把“爱”说出口，可惜人家有着物理世界的冷静，恁是生生把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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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走向未来》丛书暴热起来，校园里的文科生，或者企图染点人文光环的理科生纷纷买来这套书，一时言必称未来。正好演讲在校园里突然风行，研究生会组织了一个读书报告会。我推不过，也上台讲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省里各类媒体也来了记者现场采访。宽大的阶梯教室里，连过道里窗台上也坐满了人。从讲台上一眼扫去，都是人头和人头上专注的眼睛。文科的荣景在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巅峰。
理科生中，自然有要与文科生争风的。一个北大来的化学系研究生，张口闭口北大人，后来干脆组织了未来科学协会，还四处张贴广告，上台慷慨激昂做了一个北大与川大之比较的演讲，无非说北大如何进步，川大如何保守云云。我们在后面都笑他，两者如何比较？各自具备的条件和资源都不一样。此君倒也是个奇人，从来不洗澡。有人以为他盖的被子是军用被子，却原来那被子的本色乃白色。他毕业之后，却也自有主张，到了一个乡镇企业当了管技术的副厂长。
前面来自张掖和得到林妹妹的两个理科生也不见得就比这位仁兄好到哪里去。第一次到他们寝室里，我震惊不已。衣物乱七八糟堆在柜子里，满得装不下，好些就被挤出来，散落在地下。相比之下，文科生的寝室就要入眼一些。寝室大体还干净。衣服都叠好，放在柜子里。墙上可能还有一些艺术品，画啊，字啊。床上靠里一侧，还整齐地堆有很多风雅深刻的书。
即使是破口大骂，文科生也多染上些艺术的光环。一个小师弟，看去老实巴交，心里却塞了很多的愤懑，多少有点落魄文人的意思。他专心学了书法治印，学成之后，就在一块硕大的鸡血石上，用潇洒的行书刻下了“见他妈的鬼”这五个大字，端放在床前的案头上。我到他的寝室去，看到这方印，夸了一声好，还说是一个时代一类人的情绪表达。不久，他就把这句话刻在石头上，当成礼物送给了我。情调是生活的，生活包含着精神和物质，精神和物质互为交流激励。有个外文系的老兄，暑假回来，带的东西都不起眼，唯独一个腊猪头让他最得意。他把那猪头挂在阳台上，时而割下一小块，切成丁，用煤油炉炒了，就是一顿上好的下酒菜。文科生里拥有炉具的不少，有时煮面条，有时下饺子。
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却没有炉具，就轮流做东，到校门口的餐馆里海喝大吃。一次，走得远了点，到了音乐学院门口一家餐馆去，那家餐馆以肘子炖雪豆而名噪全城。我们吃得多，喝得更多，一个人足足喝了五大海碗啤酒，回来的时候，骑在自行车上，跟飘一样。不得已，只好摇摇晃晃、哼哼呀呀，推着车走回来。
那时候，我们很有些富农的感觉。领的助学金，相当于大学毕业生的水平。之外，还到外面上课。报酬可谓丰厚，一小时可以拿到30人民币，而且外带一次正餐。吃馆子多了，就只好多代课。消费大了，代课多了，胆子也大了，就通吃，吃到外专业去。一天中午，我正午睡之际，却有人砰砰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历史系的老G。他拿着形式逻辑的课本，说两点半就要到外面去代课，要我给他补习一下。端的艺高人胆大，他老兄此前没有修过形式逻辑，却从容不迫，先睡了半小时午觉，才来找我上速成课，然后马上就去现炒热卖。老G有家有小，却自己把外快全部吃了。舞会过后，女生们往往就会捧着他迫着他，要他请客。后来，他官至厅长，威风八面。每次跟他相聚，他总是无比甜美地沉醉在过去，品咂有声地说，只有那段日子才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也难怪，他那时是很多女生心仪的偶像。写论文期间，他回到外省家里。回归校园的时候，收到了小女生这样的纸条：“你来了，我的生活终于充满了阳光和空气。”另外一个质朴的女生，在跟他分别的时候，给他的留言充满了实证色彩：“你就像一粒味精，让我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那段日子的确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不光老G，连我，也是这样体会的。欢乐是那时候的主旋律，梦想是那时候的主色彩。没有难堪的重负，没有苦恼的算计，生命的每一天早晨和黄昏都是光明绚烂的。人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每种都往高峰伸延而去。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又充满了现世享受的年代。
木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