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文白对照

《管子·牧民第一》白话译文  

国颂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 ,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只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 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只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译文】

    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君主的服用合乎法度,六亲就可以相安无事;四维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推行。因此,减少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饰四维;教训人民的根本办法,则在于:尊敬鬼神、祭祀山川、敬重祖宗和宗亲故旧。不注意天时,财富就不能增长;不注意地利,粮食就不会充足。田野荒芜废弃,人民也将由此而惰怠;君主挥霍无度,则人民胡作妄为;不注意禁止奢侈,则人民放纵淫荡;不堵塞这两个根源;犯罪者就会大量增多。不尊鬼神,小民就不能感悟;不祭山川,威令就不能远播;不敬祖宗,老百姓就会犯上;不尊重宗亲故旧,孝悌就不完备。四维不发扬,国家就会灭亡。 

 四维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 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 ,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译文】

国有四维,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可以扶正,危险可以挽救,倾覆可以再起,只有灭亡了,那就不可收拾了。什么是四维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坏人。人们不越出应守的规范,为君者的地位就安定;不妄自求进,人们就不巧谋欺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趋从坏人,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四顺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译文】

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伯,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君者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满足上述四种人民的愿望,疏远的自会亲近;强行上述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由此可知,“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 这个原则,是治国的法宝。 

十一经 

错国於不倾之地,积於不涸之仓,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於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於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於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於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译文】

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向人们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向人们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不强干办不到的事。不追求得不到的利。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所谓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所谓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所谓把财富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所谓把政令下达在流水源头上,就是要令顺民心。所谓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就是要尽其所长。所谓向人民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就是刑罚严厉。所谓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就是奖赏信实。所谓不强干办不到的事,就是要度量民力。所谓不追求得不到的利,就是不强迫人民去做他们厌恶的事情。所谓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就是不贪图一时侥幸。所谓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就是不欺骗人民。这样,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国家就能安定。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民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人民就可以富裕。能作到令顺民心,威令就可以贯彻。使人民各尽所长,用品就能齐备。刑罚严厉,人民就不去干坏事。奖赏信实,人民就不怕死难。量民力而行事,就可以事无不成。不强使人民干他们厌恶的事情,欺诈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贪图一时侥幸,人民就不会抱怨。不欺骗人民,人民就拥戴君上。 

六亲五法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 

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能备患於未形也,故祸不萌。 

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於时而察於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缓者,後於事;吝於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 

【译文】

按照治家的要求治理乡,乡不能治好;按照治乡的要求治理国,国不能治好;按照治国的要求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应该按照治家的要求治家,按照治乡的要求治乡,按照治国的要求治国,按照治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不要因为不同姓,不听取外姓人的意见;不要因为不同乡,不采纳外乡入的办法;诸候国不要因为不同国,而不听从别国人的主张。象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像日月普照一切,才算得上君主的气度。 

驾驭人民奔什么方向,看君主重视什么;引导人民走什么门路,看君主提倡什么;号召人民走什么途径,看君主的好恶是什么。君主追求的东西,臣下就想得到;君主爱吃的东西,臣下就想尝试;君主喜欢的事情,臣下就想实行;君主厌恶的事情,臣下就想规避。因此,不要掩蔽你的过错,不要擅改你的法度;否则,贤者将无法对你帮助。在室内讲话,要使全室的人知道;在堂上讲话,要使满堂的人知道。这样开诚布公,才称得上圣明的君主。单靠城郭沟渠,不一定能固守;仅有强大的武力和装备,不一定能御敌;地大物博,群众不一定就拥护。只有有道的君主,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才可避免灾祸的发生。 

天下不怕没有能臣,怕的是没有君主去使用他们;天下不怕没有财货,怕的是无人去管理它们。所以,通晓天时的,可以任用为官长;没有私心的,可以安排作官吏;通晓天时,善于用财,而又能任用官吏的,就可以奉为君主了。处事迟钝的人,总是落后于形势;吝啬财物的人,总是无人亲近;偏信小人的人,总是失掉贤能的人材。 

《管子·形势第二》白话译文  

 

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深而不涸,则沉玉极矣。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载也;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译文】

山高而不崩颓,就有人烹羊设祭;渊深而不枯竭,就有人投玉求神。天不改变它的常规,地不改变它的法则,春秋冬夏不改变它的节令,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蛟龙得水,才可以树立神灵;虎豹凭借深山幽谷,才可以保持威力。风雨没有既定的方向,谁也不会埋怨它。位高的人发号施令,位低的人忘掉卑贱,长寿、短命、贫穷、富有等等,都不是无因而至的。 

衔命者,君之尊也;受辞者,名之运也。上无事,则民自试;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鸿鹄锵锵,唯民歌之;济济多士,殷民化之,纣之失也。飞蓬之问,不在所宾;燕雀之集,道行不顾。牺牷圭璧,不足以飨鬼神;主功有素,宝币奚为?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夜行者独有也。 

【译文】

臣下能奉行命令,是由于君主地位的尊严;臣下能接受指示,是由于君臣名分的作用。君主不亲自过问,人民就会自己去做事;手执祭器不说话,朝政也会普遍地修明。天鹅发出动听的声音,人们会齐声赞美;西周人材济济,殷遗民也会被感化。对于没有根据的言论,不必听从;对于燕雀聚集的小事,行道者不屑一顾。用牛羊玉器来供奉鬼神,不一定得到鬼神的保佑,只要君主的功业有根基,何必使用珍贵的祭品!后羿射箭的功夫,不在射箭的表面动作;造父驾车的技术,不在驾车的表面动作;奚仲的技巧,也不在木材的砍削上。召徕远方的人,单靠使者是没有用的;亲近国内的人,光说空话也无济于事。只有内心里认真行德的君主,才能够独得治国的功效。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大山之隈,奚有於深?訾讆之人,勿与任大。譕臣者,可以远举;顾忧者,可与致道。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必得之事,不足赖也;必诺之言,不足信也。小谨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体。有无弃之言者,必参於天地也。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猿猱饮焉。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不行其野,不违其马,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译文】

平原上的小坡,怎么能够算作高?大山上的小沟,怎么能够算作深?专挑好人毛病专说坏人好话的人,是不能委之以重任的。谋虑远大的人,可以同他共图大事;见识高超的人,可以同他共行治国之道。但是,对于那种贪图速效而只顾眼前利害的人,走开了就不要召他回来;注重长远利益的人,影响也就深远;材器伟大的人,会得到众人的依赖;要人们感怀自己,一定要行德而不可厌倦。不应得而求必得的事情,是靠不住的;不应承诺而完全承诺的语言,是信不得的。谨小慎微也不能成大事,就好比挑拣食物不能使身体胖起来一样。能够不放弃以上这些格言的,就能与天地媲美了。从三仍高的崖岸上跳下来,人是很难做到的,但猴子却毫不在乎地跳下来喝水。所以说,骄傲自大,独断专行,乃是行事的祸患。虽不到野外跑路,也不要把马丢掉。能够做到只给人们好处而不向人们索取报酬的,那就同天地一样伟大了。 

怠倦者不及,无广者疑神。神者在内,不及者在门。在内者将假,在门者将待。曙戒勿怠,後稚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气入内,正色乃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译文】

懒惰的人总是落后,勤奋的人总是办事神速有效。如果说,办事神速的已经进入室内,那么,落后的还在门外。进入室内的可以从容不迫,在门外的必将疲惫不堪。所以,黎明时玩忽怠惰,日暮时就要遭殃。早上忘掉了应作的事情,晚上就什么成果也没有。一个人邪气侵袭到体内,正色就要衰退。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子当然就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当然就不像儿子。君主不按照他的身份办事,臣子就会超越应守的规范。上下不和,政令就无法推行。君主的衣冠不端正,礼宾的官吏就不会严肃。君主的举动不合乎仪式,政策法令就不容易贯彻。一方面关怀臣民,另方面再有威严,为君之道,才算完备。君主不能使臣民安乐,臣民也就不会为君主分忧;君主不能使臣民生长繁息,臣民也就不会为君主牺牲生命。君主给予臣民的,不确实兑现;臣民对待君主,也是不会全力以赴的。 

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设,身之化也。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失天之度,虽满必涸;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 

【译文】

关于“道”,它的理论是一致的,但运用起来则各有不同。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家,他便是治家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乡,他便是一乡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国,他便是一国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天下,他便是天下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使万物各得其所,那便和天地一样伟大了。失道者,人民不肯来投;得道者,人民不肯离去。道之所在,自身就应该与之同化。’凡是始终保持强盛的,就因为顺从天道;凡是能安危存亡的,就因为顺从人心。违背天的法则,虽然暂时丰满,最终必然枯竭;上下不和,虽然暂时安定,最终也必然危亡。想要统一天下而违背天道,天下就不可能被他统一起来。掌握了天道,成事就很自然;违背了天道,虽然成功也不能保持。已经得道的,往往不觉察自己是怎样做的;已经成功了,往往又不觉察道是怎样离开的。就好像隐藏起来而没有形体,这就是“天道”。但是,对当今有怀疑则可以考察古代,对未来不了解,则可以查阅历史。万事的本性,内容虽有不同,但总是同归一理,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 

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於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 

【译文】

用新伐的木材做屋柱而房子倒坍,谁也不怨恨木材;小孩子把屋瓦拆下来,慈母也会打棍子。顺天道去做,远者都会来亲近;事起于人为,近亲也要怨恨。万物之于人,是没有远近亲疏之分的。高明的人用起来就有余,愚笨的人用起来就不足。顺乎天道去做,天就帮助他;反乎天道去做,天就违背他。天之所助,弱小可以变得强大;天之所弃,成功可以变为失败。顺应天道的可以得其成效,违背天道的就要招致灾祸,且无可挽救。 

乌鸟之狡,虽善不亲;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告不知。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见与之交,几於不亲;见哀之役,几於不结;见施之德,几於不报;四方所归,心行者也。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丑而不信。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译文】

乌鸦般的交谊,看着友善,其实并不亲密;不重合的绳结,即使坚固,也一定松脱开解。所以,道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贵在慎重。不要交与不可靠的人,不要强给做不到的人,不要告知不明事理的人。交与不可靠的、强予做不到的、告知不明事理的人,就叫作劳而无功。表面上显示友好的朋友,也就接近于不亲密了;表面上显示亲爱的交谊,也就接近于不结好了;表面上显示慷慨的恩赐,也就接近于不得所报了。只有内心里认真行德,四面八方才会归附。独断专横的国家,必然疲于奔命而祸事多端;独断专横国家的君主,必然卑鄙而没有威望。这就好比独自议定婚姻的妇女,一定名声不好而没有信誉。但对于尚未见面就令人仰慕的君主,应该去投奔;对于久别而令人难忘的君主,应该来辅佐。日月有不明的时候,但天不会变;山高有看不见的时候,但地不会变。说起话来,那种只说一次而不可再说的错话,人君就不应该说;做起事来,那种只做一次而不可再做的错事,人君就不应该做。凡是重复那些不可再说的言论和那些不可再做的事情,都是一国之君的最大禁忌。 

《管子·权修第三》白话译文

 

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 

【译文】

万辆兵车的大国,军队不可以没有统帅;领土广阔,农田不可以没有官吏;人口众多,官府不可无常法;掌握着人民命运,朝廷不可无政令。 

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民众而兵弱者,民无取也。故末产不禁,则野不辟;赏罚不信,则民无取。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故曰: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而求权之无轻,不可得也。 

【译文】

地大而国家贫穷,是因为土地没有开辟;人多而兵力薄弱,是因为人民缺乏督促。所以,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土地就不得开辟;赏罚不信实,人民就缺乏督促。土地没有开辟,人民缺乏督促,对外就不能抵御敌人,对内就不能固守国土。所以说,空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虚名,而没有千辆兵车的实力,还想君主权力不被削弱,那是办不到的。 

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用众、使民劳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 

【译文】

土地开辟了,而国家仍然贫穷,那是君主的舟车过于豪华、楼台亭阁过多的原故。赏罚信实而兵力仍然薄弱,那是轻易兴师动众、使民过劳的原故。因为,舟车豪华,楼台亭阁过多,就会使赋税繁重;轻易兴师动众,使民过劳,就造成民力枯竭。赋税繁重则人民怨恨朝廷,民力枯竭则政令无法推行。人民怨恨,政令不行,而求敌国不来侵略,那是办不到的。 

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见其可也,喜之有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赏罚信於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刑。赏罚不信於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後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 

【译文】

要想治好天下,必须珍惜本国国力;想要治好国家,必须珍惜国内人民;想要治好人民,必须珍惜民力之耗尽。没有办法养活人民,人们就要外逃而不能阻止;没有办法治理人民,即使留下来也不能使用。远地的人们来而不走,是因为有效地养活了他们;人口众多而可以统一号令,是因为有效地治理了他们。见到人们做好事,喜悦而要有实际奖赏;见到人们做坏事,厌恶而要有具体惩罚。赏功罚过,对于亲身经历的人们确实兑现了,那末,没有亲身经历的也就不敢胡作非为了。如果见到人们做好事,空自喜悦而没有实际奖赏;见到人们做坏事,空自厌恶而没有具体惩罚;赏功罚过,对于亲身经历的都没有兑现,要指望没有经历的人们为之感化,那是办不到的。君主能够付出厚爱和厚利,就可以亲近人民,申明知识相礼节,就可以教育人民。要以身作则来引导人民,审定规章制度来防范人民,设置乡的官吏来指导人民。然后再用法令加以约束,用奖赏加以鼓励,用刑罚加以威慑。这样,百姓就都愿意做好事,暴乱的行为便不会发生了。 

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於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译文】

土地生产财富,受时令的限制;人民花费劳力,有疲倦的时候;但是人君的欲望则是无止境的。以“生财有时”的土地和“用力有倦”的人民来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这中间若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上下之间就会互相怨恨,于是臣杀其君、子杀其父的现象产生了。因此,对人民征收有度,耗费又有节制的,国家虽小也一定安宁;对人民征收无度,耗费没有节制的,国家虽大也一定危亡。 

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故离上、不力、多诈、偷幸,举事不成,应敌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 

【译文】

有土地而不开辟,等于不是自己的土地;有人民而不治理,等于不是自己的人民。凡是治理人民,对于按劳绩给予禄赏的问题,不可不审慎从事。劳绩多的禄赏多,劳绩少的禄赏少,没有劳绩的就不给予禄赏。如果有劳绩而没有禄赏,人们就离心离德;劳绩多而禄赏少,人们就不努力工作;劳绩少而禄赏多,人们就弄虚作假;无劳绩而空得禄赏,人们就贪图侥幸。凡是离心离德、工作不力、弄虚作假、贪图侥幸的,举办大事不会成功,对敌作战也不会尽力。所以说,根据人的能力授予官职,按照劳绩差别赐予禄赏,这是用人的关键。 

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故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众,乡分治也。故野不积草,府不积货,市不成肆,朝不合众,治之至也。 

【译文】

农田与市场往往争劳力,民家与官府往往争财货,货币与粮食往往争贵贱,地方与朝廷往往争治理权限。所以,让田野不积杂草,就应把农业放在首位;让官府不积财货,就应把财富藏于民间;让市场店铺不成行列,就需要做到家用自足;让朝廷不聚众议事,就需要做到分权到乡。田野无杂草,官府无积货,市场店铺不成行列,朝廷不聚众议事,这些都是治国的最高水平。 

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 

【译文】

人的本性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人的思想性情是可以掌握的。了解他喜欢什么和厌恶什么,就可以知道他的长处和短处;观察他同什么样的人交往,就能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把握住这两点,就能够对人民进行管理了。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乡?有乡不治,奚待於国?有国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於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 

【译文】

国土的保障在于城池,城池的保障在于军队,军队的保障在于人民,而人民的保障在于粮食。因此,土地不开辟,就会造成城池不巩固。君主不能治理自身。怎么能治理别人?不能治人,怎能治家?不能治家,怎能治乡?不能治乡,怎能治国?不能治国,怎能治理天下?而天下又是以国为根本,国以乡为根本,乡以家为根本,家以人为根本,人以自身为根本,自身又以治世之道为根本。所以,君主若不重视农业,就不肯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人们就会延误农时农事而轻忽土地之利。在轻忽地利的情况下,还指望田野开辟、仓廪充实,那是办不到的。 

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淩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诈谋闲欺,臣下赋敛竞得,使民偷壹,则百姓疾怨,而求下之亲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壹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 

【译文】

商人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就流往上层;妇人参与政事,赏功罚过就不能准确;男女没有界限,人民就不知廉耻。在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的情况下,要求百姓为国家甘冒危难,兵士为国家献身死节,是办不到的。朝廷不整肃,贵贱无区别,长幼不分,制度不明,服制没有等级,君臣都超越应守的规范,这样,要求得百姓尊重君主的政令,是办不到的。君主好搞阴谋欺诈,官吏争收苛捐杂税,使役人民只偷取一时之快,以致百姓怨恨,这样,要求得人民亲近君主,是办不到的。拥有土地而不注重农业,统治国家而不能统一号令人民,这样,要求国家不发生危机,是办不到的。君主行事依靠求神问卜,好用巫医,这样,鬼神反而会经常作起怪来。总之,功业不成,名声不显,将产生三种祸患:一是养成独断专横的君主;二是成为贫穷卑贱的君主;三是成为政务混乱、整日里疲于奔命的君主。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 

【译文】

作一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五谷;作十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树木;作终身的打算,最好是培育人材。种谷,是一种一收;种树,是一种十收;培育人材,则是一种百收的事情。如果我们注重培养人材,其效用将是神奇的;而如此举事收得神效的,只有王者之门才能够做到。 

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於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於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於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 

【译文】

凡是治理人民的,应该使男人没有邪僻行为,使女人没有淫乱的事情。使男人不行邪僻,要靠教育;使女人没有淫乱,要靠训诲。教训形成风气,刑罚就会减少,这是自然的道理。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走正道。要求人民走正道,就不能不禁止小的邪恶。因为,小的邪恶是大的邪恶产生的根源。不禁止小的邪恶而想要大邪恶不危害国家,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礼”。要求有礼,就不可不重视小礼。因为,在国内不重视小礼,而要求百姓能行大礼,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义”。要求有义,就不可不实行小义。因为,在国内不行小义,而要求百姓能行大义,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廉”。要求有廉,就不可不重视小廉。因为,在国内不重视小廉,而要求百姓能行大廉,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耻”。要求有耻,就不可不整顿小耻。因为,在国内不整顿小耻,而要求百姓能行大耻,是办不到的。凡治理人民,要求人民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禁止小的坏事,这都是训练人民的办法。而人民能够作到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并禁止小的坏事,又正是治国的根本。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法者,将立朝廷者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将用民能者,则授官不可不审也。授官不审,则民闲其治;民闲其治,则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则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刑罚不审,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於贼臣矣。故夫爵服贱、禄赏轻、民闲其治、贼臣首难,此谓败国之教也。 

【译文】

    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服从驱使。要人民服从驱使,就不可不重视“法”的作用。法,是用来建立朝廷权威的。要建立朝廷权威,就不可不重视爵位。如果把爵位授给“不义”的人,人民就轻视爵位;人民轻视爵位,君主就没有威信;君主没有威信,命令就不能推行了。法,是用来驱使人民出力的。驱使人民出力,就不可不重视禄赏。如果把禄赏授给“无功”的人,人民就轻视禄赏;人民轻视禄赏,君主就无法劝勉人民;君主无法劝勉人民,命令也就无法推行了。法,是用来发挥人民才能的。发挥人民才能,就不可不慎重地委派官职。如果委派官职不慎重,人民就背离其治理;人民背离治理,则下情不能上达;下情不能上达,人民就怨恨君主;人民怨恨君主,命令也就无法推行了。法,是用来决定人民生死的。决定人民生死;就不可不审慎地使用刑罚。如果刑罚不审慎,就会使坏人逃罪而好人蒙冤;坏人逃罪和好人蒙冤,就会出现杀无辜而赦有罪的事情;杀无辜而赦有罪,国家就难免被贼臣篡夺了。所以,爵位被鄙视,禄赏被轻视,人民背离统治,贼臣发动叛乱,这些都是败国的政教造成的。

 

 

《管子·立政第四》白话译文  

 

 

国之所以治乱者三,杀戮刑罚,不足用也。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险阻,不足守也。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而富国有五事。五事,五经也。 

【译文】

国家之所以治或乱,取决于三个条件,只有杀戮刑罚是不够用的。国家之所以安或危,取决于四个条件,只靠城郭险阻是不能固守的。国家之所以贫或富,取决于五个条件,只用轻收租税、薄取赋敛的办法是靠不住的。这就是说,治理国家有“三本”,安定国家有“四固”,而富国则有“五事”——这五事乃是五项纲领性措施。 

三本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於朝者,则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见於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临事不信於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过於君子,其为怨浅;失於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义未明於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力未见於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三本者审,则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则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三本者审,则便辟无威於国,道涂无行禽,疏远无蔽狱,孤寡无隐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众。 

【译文】

    君主需要审查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大臣的品德与地位不相称,二是大臣的功劳与俸禄不相称,三是大臣的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这三个根本问题是国家治乱的根源。所以。在一个国家里,对于德义没有显著于朝廷的人,不可授予尊高的爵位;对于功业没有表现于全国的人,不可给予优厚的俸禄;对于主事没有取信于人民的人,就不能让他做大官。所以德行深厚而授爵低微,叫作“有过”;德行浅薄而授爵尊高,叫作“有失”。宁可有过于君子,而不可有失于小人。因为,有过于君子,带来的怨恨浅;有失于小人,带来的祸乱深。因此,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有德义不显于朝廷而身居高位的人,贤良的大臣就得不到进用;如果有功劳不著于全国而享有重禄的人,勤奋的大臣就得不到鼓励;如果有主事并未取信于人民而做了大官的人,有才能的大臣就不会出力。只有把这三个根本问题审查清楚了,臣下才不敢妄求官禄。如果对这三个根本问题不加审查,奸臣就会与君主接近,君侧小臣就会专权。这样,在上面君主耳目闭塞,在下面政令不通,正道被抛弃,坏事就要一天天地多起来。而若审查好这三个根本问题,君主左右那些受宠的小臣就不会专权,道路上看不到在押的犯人,与官方疏远的人们不受冤狱之害,孤寡无亲的人们,也都没有不白之冤了。这就叫作:刑罚减少,政务精简,甚至朝廷都无需召集群臣议事了。 

四固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罚不避亲贵,则威行於邻敌;好本事,务地利,重赋敛,则民怀其产。 

【译文】

    君主要谨慎对待的问题有四个:一是对于提倡道德而不真正做到仁的人,不可以授予国家大权;二是对于见到贤能而不让的人,不可以授予尊高爵位;三是对于掌握刑罚而躲避亲贵的人,不可以让他统帅军队;四是对于那种不重视农业,不注重地利,而轻易课取赋税的人,不可以让他做都邑的官。这四条巩固国家的原则是国家安危的根本。应该说,卿相得不到众人拥护,是国家的危险;大臣不协力同心,是国家的危险;军中统帅不足以令人畏惧,是国家的危险;人民不怀恋自己的田产,是国家的危险。因此,只有提倡道德而能真正做到仁,才可以胜任国事而众人拥护;只有见到贤能就进行推让,才能使大臣们协力同心;只有掌握刑罚不避亲贵,才能够威震邻敌;只有重视农业、注重地利,而不轻易课税,才能使人民怀恋自己的田产。 

五事 

君之所务者五:一曰:山泽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五曰:工事竞於刻镂,女事繁於文章,国之贫也。故曰:山泽救於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沟渎遂於隘,鄣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植於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 

【译文】

    君主必须注意解决的问题有五个:一是山泽不能防止火灾,草木不能繁殖成长,国家就会贫穷;二是沟渠不能全线通畅,堤坝中的水漫溢成灾,国家就会贫穷,国家就会贫穷;是田野不发展桑麻,五谷种植没有因地制宜,国家就会贫穷;四是农家不养六畜,蔬菜瓜果不齐备,国家就会贫穷;’五是工匠追逐刻木楼金,女红也广求采花文饰,国家就会贫穷。这就是说,山泽能够防止火灾,草木繁殖成长,国家就会富足;使沟渠全线通畅,堤坝中的水没有漫溢,国家就会富足;田野发展桑麻,五谷种植能因地制宜,国家就会富足;农家饲养六畜,蔬菜瓜果能齐备,国家就会富足;工匠不进行刻木楼金,女红也不求文采花饰,国家就会富足。 

   首宪 

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审闾閈,慎管键,管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於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里尉以谯于游宗,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敬而勿复。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着于士师。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着。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 

【译文】

把都城地区分为五个乡,乡设乡师。把乡分为五个州,州设州长。把州分成十个里,里设里尉。把里分为十个游,游设游宗。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什和伍都设什长和伍长。要修筑围墙,堵塞缺口,只定一条进出的道路,只设一个进出的门户。要细心看管里门,注意关锁,钥匙由里尉掌管。任命“间有司”,按时开闭里门。间有司要负责观察出入的人们,向里尉报告情况。凡是进出不遵守时间,穿戴不合时宜,家眷亲属及其他人中有行迹异常的,间有司发现,就随时上报。如果问题出在本里家长的子弟、臣妄、属役和宾客身上,那么,里尉要训斥游宗,游宗要训斥什、伍长,什、伍长要训斥家长。只给训斥和警告而不必上报,初犯、再犯可以宽恕,第三次就不赦免了。凡发现孝悌、忠信、贤良和优秀人材,如果出在本里家长的子弟、臣妄、仆役和宾客,那么,就要逐级由什、伍长上报游宗,游宗上报里尉,里尉上报州长,州长再汇总上报于乡师,乡师最后登记举报到士师那里去。凡责罚与犯罪有牵连的人,问题出在家属的,应连带及于家长;出在家长的,应连带及什、伍长;出在什、伍长的,连带游宗;出在游宗的,连带里尉;出在里尉的,连带州长;出在州长的,连带乡师;出在乡师的,也要连带于士师。每年三个月一上报,六个月一汇总,十二个月来一次登记举报。凡推举贤才都不可越级,使用能臣都不可兼职;惩罚有罪,不独罚犯罪者自身;赏赐有功,不专给立功者本人。 

孟春之朝,君自听朝,论爵赏、校官,终五日。季冬之夕,君自听朝,论罚罪、刑杀,亦终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後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於庙,致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日,蚤晏之时。宪既布,使者以发,然後敢就舍;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令,罪死不赦。首宪既布,然後可以布宪。 

【译文】

    正月初起,国君要亲自临朝听政,评定爵赏,考核官吏,一共用五天时间。腊月末尾,国君也要临朝听政,论定罚、罪、刑、杀,也用五天。正月初一日,百官在朝,国君向全国发布法令。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都在太史那里领受法令典籍。又当全体官吏会集在朝之日,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都要在国君面前学习法令。太史宣布法令后,底册存入太府,就在国君面前把法令和简册分发下去。五乡乡师出朝以后,就到乡办事处召集本乡所属官吏,直至游宗,同来领受法令。法令公布完毕,要及时回报,然后回到任处。法令没有公布,报告没有交回,不敢到住处休息。否则,叫作“留令”,那是死罪不赦的。五属大夫,都是乘车来朝的,但出朝也不能到任处休息,需要立即出发。到达都邑的当天,就在祖庙里召集所属官吏,同来领受法令。法令公布后,便派遣使者回报。遣使应在公布法令的当天,不论早晚。法令公布完,使者派出去,然后才敢到住所休息。法令没有公布,使者没有派出,不能到住所休息。否则,也叫“留令”,死罪不赦。法令公布后,有不执行的,叫做“不从今”,死罪不赦。检查法令文件,有与太府所存不符的,多了叫作“专制”,少了叫作“亏令”,也是死罪不赦。这个所谓“首宪”的法令公布以后,各地就可以执行了。 

   首事 

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举事。 

【译文】

    凡将办事,法令一定先出。这叫作事情将办,其赏罚办法就必须明示于前。负责人总是要严守法令以掌握赏罚,检查工作并向君主上报的时候,也必须报告执行赏罚的情况。如果办事不合于法令的意旨,即使事有成效,也叫“专制”,那是死罪不赦的。这个所谓“首事”的命令一经发布,然后就可以遵照执行了。 

   省官 

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足於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墝,观地宜,明诏期,前後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一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 

【译文】

    制定防火的法令,戒止山泽林薮之处堆积枯草;对自然资源的出产,要按时封禁和开放,以使人民有充足的房屋建筑用材的柴草贮备。这是“虞师”的职责。排泄积水,疏通沟渠,修整堤坝,以保持蓄水池的安全,做到雨水过多时无害于五谷,年景干旱时,也有收成。这是“司空”的职责。。观测地势高下,分析土质肥瘠,查明土地宜于何种作物的生长;明定农民应召服役的日期,对农民生产、服役的先后,按时作全面安排,使五谷桑麻的种植,各得其适。这是“司田”的职责。巡行乡里,察看房屋,观察树木、庄稼的生长,视查六畜的状况,并能按时作全面安排,做到劝勉百姓,使他们努力耕作而不偷闲,留恋家室而不轻离乡里,这是“乡师”的职责。考核各种工匠,审定各个时节的作业项目,分辨产品质量的优劣,提倡产品完全和精致,统一管理五乡,按时作全面安排,使那种刻木、镂金、文采之类的奢侈品工艺,不敢在各乡作业。这是“工师”的职责。 

   服制 

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将军大夫不敢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絻,不敢畜连乘车。 

【译文】

    按照爵位制定享用等级,根据俸禄规定花费标准。饮食有一定标准,衣服有一定制度,房屋有一定限度,六畜和奴仆有一定数目,车船和陈设也都有一定的限制。活着的时候,在乘车、戴帽、职位、俸禄、田宅等方面,有所分别;死了的时候,在棺木、衣被、坟墓等方面,也有所规定。虽然是身份高贵,没有那样的爵位也不敢穿那样的衣服;虽然是家富钱多,没有那样的俸禄也不敢作那样的花费。天子衣服的花纹样式有明文规定,夫人不能穿常服祭祀宗庙,将军大夫穿朝服,一般官吏穿命服,“士”只在衣带边缘上有所标志。平民不敢穿杂有文彩的衣服,工匠、商人不得穿羔皮和貂皮的衣服。受过刑和正在服刑的人不能穿丝料的衣服,也不敢备车和坐车。 

    九败 

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民在上位。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谄谀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 

【译文】

废止军备的议论占优势,险阻就不能固守。泛爱人类的议论占优势,士卒就不肯作战。全‘生保命的议论占优势,廉耻之风就不能建立。私立异说、清高自贵的议论占优势,君主政令就无法推行。结交朋党的议论占优势,好人、坏人就不易分清。金玉财货的议论占优势,官爵服位就滥流到下边。观乐玩好的议论占优势,奸邪之辈就攀援到上位。托拜保举的议论占优势,用人标准就不会正确。阿谀奉承、文过饰非的议论占优势,巧言而奸佞的人就会出来干事了。 

   七观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见,终於不可及,一人服之,万人从之,训之所期也。未之令而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俗之所期也。好恶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也。为而无害,成而不议,得而莫之能争,天道之所期也。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举,事之所期也。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 

【译文】

    征召就立即来到,派遣就立即前往,老百姓舍弃自己而以君上之心为心,这是教化所期望的结果。起初还看不出迹象,最后则成效不可比拟,君主一人行事,臣民万人随从,这是训练所期望的结果。不加命令而主动办事,不加派遣而主动前往,不用上面劝勉,而人民自己就能够尽心竭力,这是树立风俗所期望的结果。君主的好恶才在心里形成,百姓就化为行动,刑未行而人民知道恐惧,奖赏未发而人民得到劝勉,这是实行诚信所期望的结果。做事不产生恶果,成事之后也没有失败,得到的成果没有人能够争夺,这是遵守天道所期望的结果。行事即成,有求即得,君主所要求的,大小事情都能实现,这是办事所期望的结果。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凡是法令所及和风俗所影响到的地方,就象四肢百骸服从内心一样,这是为政所期望的结果。

 

《管子·乘马第五》白话译文  

 

立国 

凡立国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译文】

    凡是营建都城,不把它建立在大山之下,也必须在大河的近旁。高不可近于干旱,以便保证水用的充足;低不可近于水潦,以节省沟堤的修筑。要依靠天然资源,要凭借地势之利。所以,城郭的构筑,不必拘泥于合乎方圆的规矩;道路的铺设,也不必拘泥于平直的准绳。 

大数 

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 

【译文】

    能做到“无为而治”的,可立帝业。为政而不为政务所累,显得无可操劳的,可成王业。为政而谦虚不自贵的,可成霸业。不自以为贵是作君主的准则,贵而不超越应守的规范,是作臣子的准则。 

阴阳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 

【译文】

土地是政事的根本,朝廷是仪法的体现,市场是商品供求的状况的标志,黄金是计量财用的工具,—个诸侯国拥有兵车千辆,是军备的制度。这五个方面,其道理是可以理解的,实行起来也是有一定规律的。 土地是政事的根本。所以,土地可以调整政事。土地不公平折算而划一,政事活动就无法公正。没有公正的政事活动,生产就无法管理。 

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损益也。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正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是故,何以知货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货多。货多事治,则所求於天下者寡矣,为之有道。 

【译文】

    春秋冬夏是阴阳的推移,农时长短是阴阳的作用,白天和黑夜的更替是阴阳的变化。阴阳的运动是正常的。即使有时失常,多的不能减少,少的也无法增加。天时,它是非人力所能损益的。可以用来调整政事的,只有土地。所以,对土地不可不加以整顿。整顿土地,其实际可耕的数字,一定要进行核正。长的要核正,短的要核正,大的要核正,小的要核正,长短大小都要核正准确。土地不核正准确,官府就无法治理;官府无法治理,农事就办不好;农事办不好物资就不会丰富。所以,怎样知道物资丰富呢?回答是,农事搞得好。怎样看出农事搞得好呢?回答是物资丰富。一旦物资丰富,农事搞好,就可以少求助于他人了。掌握起来,也是有规律的。 

爵位 

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後义可理。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後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 

【译文】

朝廷是仪法的体现。所以,朝廷爵位安排正确,人民才不会怨恨;人民没有怨恨,就不会作乱;然后,仪法才可以体现。如果安排不公正,就不可能体现。看来,一国之人不可能都尊贵,都尊贵了,事情不好办,还对国家不利。正因为事情不好办对国家不利,若没有少数人尊贵,人们是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分清爵位排列的高低,人们才知道先后的次序和贵贱的仪法。管理起来也是有规可循的。 

务市事 

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於虑,成於务,失於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 

【译文】

    市场是商品供求状况的标志。所以,各种货物价格低廉。各种商业就不能获得高利;各种商业无高利,各项事业就都能搞好;各项事业搞好了,各项需求就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产生于谋虑,成功于努力,失败于骄傲轻心。不谋虑则不能产生,不努力则不能成功,不骄傲轻心则不致失败;所以说,通过市场,可以通晓社会的治乱,可以通晓物资的多寡,只是不能通过它创造物资的多寡而已。掌握起来,也是有规律的。 

士农工商 

黄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 

【译文】

黄金是计量财用的工具。懂得黄金的道理,就懂得什么是奢侈和俭省。懂得奢侈与俭省,各项用度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国家用度过少,对举办事业不利;过多,、对商品资源不利。因为,国用过少,则金价低了,金价低则各项事业不好办,故对事业不利。国用过多则金价高,金价高则商品太贱,所以对资源不利。等到商品消耗光,才知道不足,这是不懂得适量的原故;等到事业完成后,才发觉商品过剩,这是不懂得合度的原故。不懂得适量,不知道适度都不行。而要懂得它们,也是有规律的。 

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天下乘马服牛,而任之轻重有制。有一宿之行,道之远近有数矣。是知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轻重也。重而後损之,是不知任也;轻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为之有道。 

【译文】

天下各地,驾驭牛马,其负担轻重,都有一定的限度。有一宿(三十里)的实际行程,可行的里程远近,也就心中有数了。因此,知道一个诸候国可以出兵车千辆这个标准,就可以算出军备规模的大小,也可以算出负担的轻重。征收重了以后再来削减,那是不了解负担能力;征收轻了以后再来增加,那是不了解军备规模。不了解负担能力和军备规模都不行。而要掌握它们,也是有规律的。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薮,镰缠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泛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 

【译文】

对于不生五谷的土地和没有树木的荒山,百亩折合成一亩可耕地。干枯的沼泽,也是百而当一。不生草木的土地,百而当一。荆棘丛杂无法进去人的土地,也是百而当一。芦荡草泽,但可以带上镰绳进去采伐的,九亩折合一亩。丘陵,其树木可以当材料,可以做车轴,而且人们带上刀斧可以进去采伐的,也是九而当一。高山,其树木可以做棺,可以做车,而且人们带上刀斧可以进得去的,十亩折成一亩。水流,可以下网捕鱼的,五亩折成一亩。森林,其树木可以做棺,可以做车,而且刀斧能进得去的,也是五而当一。湖泽,可以下网捕鱼的,也是五亩折成一亩。以上就叫作:以可耕面积的实数对土地进行折算。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连,五连而暴,五暴而长,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器制也。 

【译文】

六里见方的区域命名为暴,五暴命名为部,五部命名为聚。聚要有集市,没有集市则人们缺乏日用品。五聚叫作某乡,四乡叫作方。这是行政组织制度。行政组织一经建立,就来建立地方居民组织。把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连,五连编成一暴,五暴编成一长,称它作某乡。四乡命名为都。这是居民组织制度。居民组织一经建立,就来组织生产。四聚算作一离,五离算作一制,五制算作一田,二田算作一夫,三夫算作一家。这是生产组织的制度。生产组织一经建立。就来组织军备。六里见方的土地出兵车一乘。一乘四马,一马配备甲士七人,盾手五人。一乘则共有甲士二十八,盾手二十。还配备民夫三十人,负责兵车的后勤,这就是军备的制度。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制当一镒。无绢则用其布,经暴布百两当一镒,一镒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则所市之地,六灸一[豆斗],命之曰中岁。 

【译文】

六里见方的土地出一辆兵车,每一平方里是九个农夫的田地。一锐黄金是供应百辆兵车一宿的费用。没有黄金可以用丝绢代替,细绢三十三制折为黄金一镒。没有绢可以用布,一百匹细白布折为黄金一镒,一镒的黄金即供百乘兵车食用一宿的费用。这样,征收布匹的地方,合六步土地征粮一斗,这是中等年成的税率。 

有市,无市则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关市之赋。黄金百镒为一箧,其货一谷笼为十箧。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黄金一镒,命之曰正。分春曰书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 

【译文】

要有集市,没有集市则民用缺乏。六里见方的地域,称之为“社”;有居民的邑,名之为“央”。也要征收关税和市场税。按黄金百镒为一筐来算,货物一谷笼算作十筐;集市的商人如果达到三十人,从正月到十二月年收黄金一镒,这就叫作征税了。每年的春分公布税率;立夏则按月核实,秋天则统计总的征税情况;还要统计商民人数的增减。 

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经正也。十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十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二三,二则去三四,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三,三则去二,二则去一,三尺而见水,比之於泽。 

【译文】

三年修整一次田埂,五年修整一次田界,十年进行一次重新划定。这些都应成为常例。一般一切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潦;五尺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旱。一仍见水的土地,要减轻租税十分之一,二仞则减收十分之二,三仍减十分之三,四仍减十分之四,五仍则减半,相当于山地。至于五尺见水的土地,也减税十分之一;四尺的减十分之二,三尺的减十分之三,二尺的减十分之四;而一尺见水的土地,就相当于沼泽了。 

距国门以外,穷四竟之内,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释,耕始焉,芸卒焉。士,闻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贾知贾之贵贱,日至於市,而不为官贾者,与功而不与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为官工者,与功而不与分焉。不可使而为工,则视贷离之实,而出夫粟。 

【译文】

从都城城门以外,到全国所有地区,成年男子按两犁的定数,未成年男子按一犁定数,都要为君主服役三天。正月就命令农民开始耕作,到公田服役;从雪化春耕时起,直到夏锄为止。对于见识广、学问博、断事精明的“士”,凡是没有成为君主臣吏的,也要服役而不分配收益。对于熟悉物价贵贱,并在集市上交易的商人,凡不是官商的,也要服劳役而不分配收益。对于讲求器物样式功能,参加集市交易的手工业者,凡不是官家工匠的,也要服劳役而不分配收益。至于不能使其直接出工的人们,就看他们所差的实际数字,交纳补偿力役的粮食。 

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是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虚而莫敢为之请,君有珍车珍甲而莫之敢有,君举事臣不敢诬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诚以来。 

【译文】

只有智者明白而愚人不明白的事,不可以要求一般人民。只有巧者能做到而笨人做不到的事,也不可要求一般人民。若不是命令一下,人人都能实行,就不能达到大治;若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就不能建立大功。因此,非真正的商人,不得经商;非真正的工匠,不得为工;非真正的农夫,不得务农;不是名符其实的士人,不许在朝中做官。这样,即使官位有缺,也无人敢于冒请;即使君主有珍车、珍甲的待遇,也无人敢于妄求享有;国家举办大事,臣下也就不敢谎报他们所做不到的事情。君主了解臣下,臣下也知道君主了解自己。所以,臣下就不敢不尽心竭力、老老实实地为君主服务了。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译文】

    事理告诉我们:把土地折算分租,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身抓紧农时。他们会关注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这洋,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关心劳动,不知疲倦并且不辞辛苦地经营。而不把土地分配下去的害处,就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不告知农时,人民就是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是不干活。实行了与民分货的制度,,人民就切实看到有得有征了;再明确征收的标准,人民就会尽力了。于是,不必督促,父子兄弟都会来关心生产的。 

圣人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圣!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於民,唯圣人为善托业於民。民之生也,辟则愚,闭则类。上为一,下为二。 

【译文】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是因为他善于分利于民。圣人不擅长分利于民,就同普通百姓一样了。自己总是贪而不足,怎么能算是圣人呢?所以,国家有事就取用于民,无事就藏富于民,只有圣人才善于把产业寄托于人民。人的本性,越是开导就越是通情达理,越是堵塞就越是悖逆。上面提供一个,下面就会回敬两个。 

失时 

时之处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为,明日忘货。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 

【译文】

    农时对于农事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不能把它收藏起来使之停止不前。所以说,今天不进行生产,明天就没有财物。过去的时光,一经消逝就不再回来了。 

地里 

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与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译文】

    八十里见方的上等土地,可以负担一座上万户人口的城市和四座上千户人口的城镇。百里见方的中等土地,可以负担一座上万户人口的城市和四座上千户人口的城镇。一百二十里见方的下等土地,可以负担一座上万户人口的城市和四座上千户人口的城镇。因此,八十里见方的上等土地与一百二十里见方的下等土地,都相当于一百里见方的中等土地。

 

《管子·七法第六》白话译文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诛;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势、器械未具,犹之不治也。形势、器械具,四者备,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为兵之数,犹之不可。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能强其兵,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犹之不胜也。兵不必胜敌国,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胜敌国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犹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 

【译文】

    正确的主张不能用,错误的主张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罚;像这样而能治理好人民的,从来没有过。正确的坚决采用,错误的坚决废止,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就可以治理好了吗?还不能。为什么?因为,不具有军事力量和军事器械,仍然不能治理好。有了军事力量和军事器械以后,再具备上述四项,那就可以治理好了。不能治理好人民而能强化其军队的事情,从来没有;但是,能治其民而不懂用兵的策略,仍然不行。不能强化其军队而能必胜敌国的事情,从来没有;但是,能够强化其军队而不明胜敌国之理,仍然不能打胜。兵力没有必胜敌国的把握而能够征服天下的事情,从来没有;但是,兵力有了必胜的把握而不明征服天下的纲领,仍然是不行的。所以说:治民要有军备,用兵要有策略,战胜敌国要有理,匡正天下要有纲领。 

七法     

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百姓、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 

【译文】

关于规律、形象、规范、教化、决塞、心术和计数:探索天地的元气,寒暑的协调,水土的性质以及人类、鸟兽、草木的生长繁殖;事物虽多,但都有一个共同性,而且是不变的,这就叫做“规律”。事物的外形、名称、年代、相似、类属、依次、状态等等,叫作“形象”。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斜、角量等等,叫做“规范”。渐进、驯服、磨炼、熏陶、适应、习惯等等,叫作“教化“。予与夺、险与易、利与害、难与易、开与闭、死与生等等,叫作“决塞”。老实、忠诚、宽厚、’施舍、度量、容让等等,叫做心术。刚柔、轻重、大小、虚实、远近、多少等等叫作“计数”。 

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于象,而欲论材审用,犹绝长以为短,续短以为长。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不明于决塞,而欲驱众移民,犹使水逆流。不明于心术,而欲行令于人,犹倍招而必拘之。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故曰:错仪画制,不知则不可;论材审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驱众移民,不知法不可;变俗易教,不知决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术不可;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 

【译文】

不明白规律,而想要立法定制,就好比把测时的标竿插在转动者的陶轮上,摇动竹竿而妄想稳定它的末端一样。不了解形象,而想量才用人,就好比把长材短用,短材长用一样。不了解事物的规范,而想治理人民统一群众,就好比用左手写字,而闲着右手一样。不明白教化而想移风易俗,就好比早上刚制造车轮,晚上就要乘车一样。不了解决塞之术而想驱使和调遣人民,就好比使水倒流一样。不了解心术而想对人们发号施令,就好比背着靶子射箭而一定希图命中一样。不了解计数而想要举办大事,就好比没有舟辑想渡过水险一样。所以说:立法定制,不了解规律不行;量才用人,不了解形象不行;治理人民统一群众,不了解规范不行;移风易俗,不了解教化不行;驱使和调遣人民,不了解决塞不行;发布命令保证必行,不了解心术不行;举办大事保证必成,不了解计数不行。 

四伤 

百匿伤上威,奸吏伤官法,奸民伤俗教,贼盗伤国众。威伤,则重在下;法伤,则货上流;教伤,则从令者不辑;众伤,则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则令不行;货上流,则官徒废;从令者不辑,则百事无功;百姓不安其居,则轻民处而重民散;轻民处、重民散,则地不辟;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审,则百匿胜;官爵不审,则奸吏胜;符籍不审,则奸民胜;刑法不审,则盗贼胜。国之四经败,人君泄见危。人君泄,则言实之士不进;言实之士不进,则国之情伪不竭于上。 

【译文】

宫庭的各种坏人伤害君主的权威,奸邪的官吏伤害国家的法制,奸民伤害风俗和教化,贼盗伤害国内的民众。权威被伤害,君权就会往下移;法制被伤害,财货就会通过贿赂往上流;教化被伤害,臣民就不会和睦;民众被伤害,百姓就不得安居。君权下移,政令便无法推行;财货上流,官德就必然败坏;臣民不和,百事都无功效;百姓不得安居,就会造成为盗者留而务农者离散的局面。为盗者留、务农者散的结就是土地不得开辟,土地不开辟则六畜不能繁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财不足,国贫而财用不足则兵弱而士气不振,兵弱而士气不振,则战不能胜、守不能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国家就不会安定了。所以说,国家大法不严明,国君左右的坏人就得逞;官爵制度不严明,奸邪的官吏就得逞;符籍制度不严明,奸民就得逞;刑法制度不严明,盗贼就得逞。一国的四经:大法、官爵、符籍、刑法败坏了,君主又不重视,危亡就会出现。这是因为人君不重视,说真话的人就不肯进言;说真话的人不进言,国家的真实情况君主就不能掌握了。 

世主所贵者,宝也;所亲者,戚也;所爱者,民也;所重者,爵禄也。亡君则不然,致所贵非宝也,致所亲非戚也,致所爱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禄也。故不为重宝亏其命,故曰:令贵于宝;不为爱亲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于亲;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不为重爵禄分其威,故曰:威重于爵禄。不通此四者,则反于无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居身论道行理,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莫敢开私焉。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践、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故有罪者不怨上,爱赏者无贪心,则列陈之士皆轻其死而安难,以要上事,本兵之极也。 

【译文】

    当代一般的君主,所重视的是珍宝,所亲—近的是亲戚,所珍爱的是属民,所重惜的是爵禄。英明的君主则不是这样。他最重视的不是珍宝,最亲近的不是亲戚,最珍惜的不是属民,最看重的不是爵禄。所以,他不会为重宝损害政令,就是说“令贵于宝”;不会为亲戚危害国家,就是说“社稷重于亲戚”;不会为爱其属民而违反法律,就是说“爱法高于爱人”;不会为重惜爵禄而削弱威信,就是说“威信重于爵禄”。君主如不懂得这四条,就会一无所得。所以说:治人如治水,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君主自身能按理办事,群臣就服从政令,百官就断事严明,谁也不敢彻私了。在评计功劳的时候,不能离开法令规定。宠臣、侍从、大族、权贵和大臣们,不得凭特权加功。关系远的、地位低的、不知名的,有功也不得埋没。这样,犯罪受刑的人不会抱怨君上,有功受赏的人也不会滋长贪心。于是,临阵的将士们都将不怕牺牲而赴难,以求为国立功了。这是治军的最重要原则。 

为兵之数 

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教盖天下,而习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习盖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于机数,不能正天下;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也。大者时也,小者计也。王道非废也,而天下莫敢窥者,王者之正也。衡库者,天子之礼也。是故器成卒选,则士知胜矣。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则独行而无敌矣。所爱之国,而独利之;所恶之国,而独害之;则令行禁止,是以圣王贵之。胜一而服百,则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观多,则天下怀之矣。罚有罪,赏有功,则天下从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财,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故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顺于礼义,故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知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 

【译文】

    用兵的方法,一在于积聚财富,而要使财富无敌;二在于考究军事工艺,而要使工艺无敌;三在于制造兵器,而要使兵器无敌;四在于选择战士,而要使战士无敌;五在于管理教育,而要使管教工作无敌;六在于军事训练,而要使训练工作无敌;七在于调查各国情况,而要使调查工作无敌;八在于明察战机和策略,而要使明察战机和策略无敌。这就是说,军队没有调出国境,就已经保证八个方面无可匹敌了。因此,要征服天下,财力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财力压倒天下,而工艺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工艺压倒天下,而兵器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兵器压倒天下,而战士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战士压倒天下,而管理教育工作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管教工作压倒天下,而军事训练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训练压倒天下,而不普遍了解天下的情况,不能征服;普遍了解天下情况,而不明察战机和策略,还是不能征服天下的。所以,明察战机和策略是用兵的关键。首要的是掌握作战时机,其次是作战计划。所以,兵器制成,士兵选定,勇士就有了取胜的信心。普遍了解天下的情况,精心掌握战机与策略,那就可以所向无敌了。对于友好的国家,要给予特殊扶持;对于敌对国家,要给予特殊惩罚。这样就发令能行,言禁能止。因此,英明的君主很重视这种作法。战胜一国而威服百国,天下都会畏惧;持植少数而影响多数,天下都会怀德;惩罚有罪,赏赐有功,天下也都跟着服从了。因此,要聚集天下最好的物材,研究各种工匠的兵器;春秋两季进行比试,精锐的列为上等。制成的武器,不经检查不使用,不试验合格不入库。再聚集天下的豪杰,拥有天下的勇将。这样就可以做到举兵如飞鸟,动兵如雷电,发兵如风雨,无人能在前面阻挡,无人能从后面伤害,独出独入,无人敢于限制了。但是,成功立事,一定要合乎正理与正义。无理的战争不能取胜于天下,不义的战争不能战胜他人。贤明智慧的君主,总是站在必胜的立场,所以能征服天下而无人敢于抗拒。 

选阵 

若夫曲制时举,不失天时,毋圹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後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是故,张军而不能战,围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实,三者见一焉,则可破毁也。故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陈也。是故,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 

【译文】

关于部队作战的时机,应该不失天时,不废地利。军事上数字的多少,其主要项目一定要根据计划。所以,凡是攻战的原则,都要求计划必须先定于国内,然后再举兵出境。计划没有事前确定于国内而竟举兵出境,这是战之自败,攻之自毁的。因此,摆开阵势还没有确定打仗,包围城邑还不能确定攻取,得了土地还不能确定据守,三种情况有一种,就是要被毁灭的。所以,事前不明了敌人的政治,不能进行战争;不明了敌人的军情,不能约定战争;不明了敌人的将领,不先采取军事行动;不明了敌人的士兵,不先摆列阵势。只有保证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用兵的将帅击不能用兵的将帅,以经过教练的士卒打击临时征集的乌合之众,才可以十战十胜,百战百胜。 

故事无备,兵无主,则不蚤知;野不辟,地无吏,则无蓄积;官无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无政,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则民幸生。故蚤知敌人,如独行;有蓄积,则久而不匮;器械功,则伐而不费;赏罚明,则人不幸;人不幸,则勇士劝之。故兵也者,审于地图,谋于官日,量蓄积,齐勇士,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兵主之事也。 

【译文】

所以,战事没有准备,部队又没有主事的统帅,那就不可能预先掌握敌情;荒地没有开发,农业又没有专管的官吏,那就不可能积蓄粮草;官府没有常规,工匠抱怨上级;武器就不会精良;朝廷没有政令,赏罚很不分明,民众就侥幸偷生。因此,先知敌情,才能够所向无敌;积蓄粮草,才能够久战而不贫困;武器精良,打起仗来才能顺利;赏罚严明,人们才不会侥幸偷生;而人们都不侥幸偷生,勇士也就努力了。所以,用兵这件事情,一定要详审地理情况,掌握天时,计算军需贮备,教练勇士,普遍掌握天下的情况,认真抓好战机和运用策略。而这些也正是统帅的本职。 

故有风雨之行,故能不远道里矣;有飞鸟之举,故能不险山河矣;有雷电之战,故能独行而无敌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国就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庙、育男女矣;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风雨之行者,速也;飞鸟之举者,轻也;雷电之战者,士不齐也;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获也;金城之守者,用货财、设耳目也;一体之治者,去奇说、禁雕俗也。不远道里,故能威绝域之民;不险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国;独行无敌,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国救邑,不恃权与之国,故所指必听;定宗庙、育男女,天下莫之能伤,然後可以有国;制仪法,出号令,莫不响应,然後可以治民一众矣。 

【译文】

    军队有像风雨一般的行进,就不怕路途遥远;有像飞鸟一般的举动,就不怕山河险阻;有像雷电一般的进攻,就所向无敌;’有像水旱一般的摧毁效果就能够攻人之国,救人之城;有像金城一般的设防固守,就能够安定宗庙,繁育人口;再有浑为一体的统一政治,就能够发布号令,明定法制了。这是因为:风雨一般的行进,就是要作到快速;飞鸟一般的举动,就是要作到轻捷;雷电一般的进攻,就是使敌兵不及布阵;水旱一般的摧毁效果,就是使敌方土地无收、耕种无获;金城一般的据守,就是要收买敌人,派出间谍;浑为一体的政治,就是要禁止邪说和奢侈风俗。而军队不怕路途遥远,就能够威慑远地的臣民。不怕山河之阻,就能够征服依险固守的敌国。所向无故,就必然令行禁止。攻人之国,救人之邑,又不依靠盟国,就必然是军队指向哪里,哪里就得听从。安定宗庙,繁育儿女,无人敢于伤害,然后就可以巩固政权。立法定制,发号施令,无人不来响应,然后就可以治理人民和统一百姓行动了。

 

《管子·版法第七》白话译文  

 

凡将立事,正彼天植,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三经既饬,君乃有国。 

【译文】

凡人君临政视事,首先要端正他的心志,其次是不违背风来雨到的天时,第三是使远近高下的人们都得到很好的治理。这三个根本问题都解决了,国君便可以保有其国家。 

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骤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众之所忿,置不能图。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译文】

不可因个人喜悦而行赏,不可因个人恼怒而擅杀。如果是因喜而赏,因怒而杀,人民就会生怨,政令就会废弛。政令多次行不通,人民就有外心;有外心的结了党,祸乱就开始萌芽。引起了群众的忿怒,少数人是不能图谋应付的。举办所喜欢的事,一定要估计到事情的结局;废止所厌恶的事,一定要考虑到事情的后果。用赏赐嘉勉敦厚的人以进行表扬,用俸禄加富有功的人以进行鼓励,用爵位提升有名望的人以进行美誉,要兼爱而没有遗弃,才算得上君主的胸怀。一定要先给教训,万民才趋向好的风化。经常给予利益,民众就会胜利完成己任了。 

取人以己,成事以质。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不寤,民乃自图。 

【译文】

取用于人要比照一下自己,办事要根据实际力量。要详细斟酌国家的用财,慎重处理施予和报酬,明察事物的分量与限度。所以,君主用财于民不可以吝啬,征用民力不可以过头。用财吝啬则人民反抗,用力过头则人民疲劳。人民贫困,政令就繁复无效;人民苦于劳役之灾,政令就无法贯彻。施予酬报不得当,祸乱就开始发展;祸乱发展而人君尚不觉悟,民众就自图造反了。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僇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宥过以惩之,杀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动,倚邪乃恐。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法天合德,象法无亲,参于日月,佐于四时。悦在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修长在乎任贤,高安在乎同利。 

【译文】

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杀戮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令就不必一再重申。对怠情的人,要通过训斥予以羞辱;对有过的人,要通过处罚予以惩戒;对犯罪的人,要通过杀戮予以震慑。君主执法之心坚定而不动摇,乖异邪僻的人们就自然恐惧。乖异邪僻的行为都有了改革和变化,法令颁布下去,民众就跟着行动了。君主应该效法天,对万物全体施德;模仿地,对万物没有私亲。要做到与日月同级,与四时并列。使众人喜悦决定于爱施俱行,得民众拥护决定于破除私心。要招袜远方的人们,决定于修好国内;要避免祸乱的发生,决定于消除人怨。准备长远大计,在于任用贤人;巩固尊高地位,在于与民同利。 

《管子·幼官第八 》白话译文

 

(一)中方本图 

若因:夜虚守静,人物人物则皇。五和时节,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器,用五数,饮于黄后之井,以[人果]兽之火爨。藏温濡,行驱养,坦气修通;凡物开静,形生理。常至命,尊贤授德,则帝。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霸。定生处死,谨贤修伍,则众。信赏审罚,爵材禄能,则强。计凡付终,务本饬末,则富。明法审数,立常备能,则治。同异分官,则安。 

【译文】

遵守虚静原则,让人人物物自得其适,如此,可成皇业。循常道,从天命,尊重贤士,授官于有德之人,如此,可成帝业。以身作则,实行仁义忠信,如此,可成王业。审虑战争谋略,彰明攻伐之理,精选兵士,修利武器,如此,可成霸业。安定民生,安葬民死,敬重贤者,修睦百姓,可以赢得群众。赏功有信,罚过审明,把爵禄授给良材与能者,可以带来国强。注重筹算,致力于农业并管好工商末业,可以带来国富。修明法度,详审政策,建立常规,配备能臣,可以带来国治。按照不同职务,实行分官而治,可以带来国安。 

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攻之以官,发之以力,威之以诚。一举而上下得终,再举而民无不从,三举而地辟散成,四举而农佚粟十,五举而务轻金九,六举而絜知事变,七举而外内为用,八举而胜行威立,九举而帝事成形。 

【译文】

用道理开导人们,用恩惠笼络人们,用仁爱团结人们,用道义培养人们,用施德对待人们,用信用交结人们,用礼节接待人们,用音乐和悦人们,从工作上考核人们,从言论上考察人们,用强力推动人们,用戒律威服人们,这样,第一年施政的结果,上下都取得好的政绩;第二年施政的结果,人民没有不服从的;第三年施政的结果,土地开发,五谷有了收成;第四年施政的结果,农民安乐而粮食富裕;第五年施政的结果,徭役减轻而国币充足;第六年施政的结果,作到了先知国事的变化;第七年施政的结果,作到了内外都为我所用;第八年施政的结果,胜局实现,国威确立;第九年施政的结果,帝业就算是初具规模了。 

九本博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职,卿相之守也;七官饰胜备威,将军之守也;六纪审密,贤人之守也;五纪不解,庶人之守也。动而无不从,静而无不同。治乱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贫之终五,盛衰之纪六,安危之机七,强弱之应八,存亡之数九。练之以散群[人崩]署,凡数材署。杀戮以聚财,劝勉以选众。使二分具本,发善必审于密,执威必明于中。 

【译文】

有九项根本原则,内容宏博广大,是人君必须遵守的;使八个方面,各尽常规,是卿相必须做到的;有七条制胜之道,足以立威,是将军必须遵守的;有六条纲纪,详审严密,是贤人必须遵守的;有五条总则,不可懈怠,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决定国家治乱有三个根本,决定国家安危有四个关键,决定国家贫富有五条总则,决定国家盛衰有六条纲纪,决定国家地位高低的有七项有效因素,检查国家强弱的有八条验证,决定国家存亡的有九条规律。统用这些,使国人不立朋党而协力同心,风教也就显著了。杀戮罪人以聚集财物,奖励好人以移风易俗。要使两方面都有所本。行赏一定要细密地审查,行刑一定要申明于国内。 

(二)中方副图 

必得文威武官习,胜之。务时因,胜之。终无方,胜之。几行义,胜之。理名实,胜之。急时分,胜之。事察伐,胜之。行备具,胜之,原无象,胜之。本定独威,胜。定计财,胜。定知闻,胜。定选士,胜。定制禄,胜。定方用,胜。定纶理,胜。定死生,胜。定成败,胜。定依奇,胜。定实虚,胜。定盛衰,胜。举机诚要,则敌不量。用利至诚,则敌不校。明名章实,则士死节。奇举发不意,则士欢用。交物因方,则械器备。因能利备,则求必得。执务明本,则士不偷。备具无常,无方应也。听于钞,故能闻无极。视于新,故能见未形。思于浚,故能知未始。发于惊,故能至无量。动于昌,故能得其宝。立于谋,故能实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则不远道里。号审教施,则不险山河。博一纯固,则独行而无敌。慎号审章,则其攻不待。权与明必胜,则慈者勇。器无方,则愚者智。攻不守,则拙者巧。数也。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十器。善习五官。谨修三官。必设常主。计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器成,角试否臧。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称材。说行若风雨,发如雷电,此居于图方中。

【译文】

一定要文官有德,武官有威;为官者应熟习胜敌之务。因时而动,是制胜的总则;敌众无防,是制胜的时机;兵行正义,是制胜的正理;表彰将士名实,是胜敌的急务;确立等级名分,是制胜的大事;研讨征伐过程,是制胜的行动;战具完备,是制胜的起因;军行隐蔽,是制胜的根本。能确定统一权威的,可以制胜;能确定计算财用的,可以制胜;能审定敌军情报的,可以制胜;能确定选择将士的,可以制胜;能确定禄赏制度的,可以制胜;能审定军器制造方案的,可以制胜;能审定事物伦类次序的,可以制胜;能审定死生的,可以制胜;能审定成败的,可以制胜;能审定正兵与奇兵的,可以制胜;能审定虚实的,可以制胜;能审定盛衰形势的,可以制胜。所掌握的战机,确实是紧要的,敌人便无法估量;所运用的有利条件,完全是真实的,敌人便无法抗拒。显耀名声,表彰战绩,将士就计心死节;运用奇兵,出敌不意,将士就乐于为用。考核军备,研讨其制造方案,兵器就能完备;根据才能,用人在胜任之处,人材就有求必得。掌握将士职务,明定本分,将士就不会苟且敷衍;军备和战具无尚优越,敌人就无法应付了。听得细致,所以能听到还没有到来的声音;看在极早,所以能观察还没有形成的事物;想得深远,所以能想到还没有开始的事情;动得急骤,所以能出乎敌人的意料;干得冒险,所以能夺得敌国的宝器;立足于运筹谋划,所以能兵力坚实而不被敌国攻破了。武器完好又严守教令,就不伯远道行军;号令严明又经过训练,就不怕山河险阻。意志专一而纯实坚定,就可以所向无敌;微号严谨而旗帜分明,就可以—破敌而不靠外援了。指明必胜的道理,慈软的人也会变得勇猛;握有无法防御的武器,愚蠢的人也会变得精明;攻打没有守备的敌军,笨拙的人也会变得巧妙。这都是必然的道理。要勤慎对待十种号令,明确分辨九种旗章,监督操练十种兵器,充分演习“五教”,严格训练“三官”。兵中主帅一定要常设不缺,作战计划必须事前定好。要征集天下的精良器材,评审各种工匠的精锐武器;武器制成后要比试优劣。要招收天下的豪杰,拥有天下的能手。行军应该像风雨一般地迅速,发兵应该像雷电一般地猛烈。 

(三)东方副图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则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经不知。教习不着,发不意。经不知,故莫之能圉。发不意,故莫之能应。莫之能应,故全胜而无害。莫之能圉,故必胜而无敌。四机不明,不过九日,而游兵惊军。障塞不审,不过八日,外贼得间。由守不慎,不过七日,而内有谗谋。诡禁不修,不过六日,而窃盗者起。死亡不食,不过四日,而军财在敌,此居于图东方方外。 

【译文】

兵器完好,不如入境而敌军不知;教练再熟,不如动兵而出敌不意。入境而敌人不知,敌人就无法防御我们;动兵能出敌不意,敌人就无法应付我们。敌人无法应付,我军就全胜而没有伤害;敌人无法防御,我军就必胜而所向无敌。不了解四项机要,不过九天则军心游离惊恐;不注意防御工事,不过八天则外敌有隙可乘;戒备不谨慎,不过七天则内部出现谗谋;防范不加强,不过六天则出现窃盗之徒;不犒赏死战的将士,不过四天,我军财物就要落入敌军之手了。 

(四)南方副图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则烧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将,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备,则以治击乱,以成击败。数战则士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危国。至善不战,其次一之。大胜者积众,胜而无非义者,焉可以为大胜。大胜,无不胜也。此居于图南方方外。 

【译文】

必须了解敌情,必须了解敌将,必须了解敌方政事,必须了解敌方士兵。掌握了这四个方面,就可能作到以治击乱,以成击败了。多次出战则战士疲劳,多次得胜则君主骄傲。骄傲的君主驱使疲劳的人民作战,国家就危险了。最高水平的用兵是不需作战而定胜局,次好的才是一战而定。所谓大胜,指的是积累多次胜利而没有非正义的战争,才能算得上大胜。能作到大胜,那是无往而不胜利的。 

(五)西方副图 

旗物尚白,兵尚剑,刑则绍昧断绝。始乎无端,卒乎无穷。始乎无端,道也。卒乎无穷,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不可量,则众强不能图。不可数,则为诈不敢乡。两者备施,动静有功。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此居于图西方方外。 

【译文】

战争起始要使人不知开端,战争结束要使人不知末尾。起始不见开端好比“道”,结束不见末尾好比“德”。道是不可量度的,德是不可测算的。不可量度,所以敌军强大也无法图谋我军;不可测算,所以敌军伪诈也不敢对抗我军。两者兼而施之,无论动兵或息兵,都能取得有效的结果;养兵要合于道德。因为,养兵以道则人民和睦,养兵以德则人民团结。和睦团结就能使力量聚合,聚合就能协调。普遍地协调相聚,那就谁也不能伤害了。 

(六)北方副图 

旗物尚黑,兵尚胁盾,刑则游仰灌流。察数而知治,审器而识胜,明谋而适胜,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庙,育男女,官四分,则可以立威行德,制法仪,出号令。至善之为兵也,非地是求也,罚人是君也;立义而加之以胜,至威而实之以德,守之而后修,胜心焚海内。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民人从。立为六千里之侯,则大人从。使国君得其治,则人君从会。请命于天地,知气和,则生物从。计缓急之事,则危危而无难。明于器械之利,则涉难而不变。察于先后之理,则兵出而不困。通于出入之度,则深入而不危。审于动静之务,则功得而无害也。着于取与之分,则得地而不执。慎于号令之官,则举事而有功。此居于图北方方外。 

【译文】

考察治兵方法,可以了解治军水平;审查武器状况,可以认识战胜原因;懂得谋算,就可以制胜敌人;通晓行德,就可以安定天下。能作到安定宗庙,繁育儿女,四民分业治事,就可以确立权威、实行德政、制定仪法、颁行号令了。最高水平的用兵,不是为了占领别国的土地,也不是为了统治别国的人民。实行正义而以战胜为保证,给予威慑而以德政为内容;保持战果并扩展胜利果实,立意在控制天下。兴人民所利,除人民所害,则各国百姓服从。立作六千里的侯爵,则大臣服从。保证其治理内部的权限,别国的国君就会服从。祭天除病,水土合宜,那么,一切生物也都能够服从了。安排好事情的缓急,遇到极度危险也不会陷于灾难。重视武器的作用,遇到灾难也不会惊惶失措。通晓先发后发的道理,兵出国外也不会陷于困境。懂得出境入境的节度,深入敌境也不会陷于危局。审于动静的安排,成功而不会带来危害。明确取予的界限,得地也没有忧患。严肃号令的管理,举事就可以收到成效。

(七)东方本图 

合内空周外,强国为圈,弱国为属。动而无不从,静而无不同。举发以礼,时礼必得。和好不基,贵贱无司,事变日至,此居于图东方方外。 

【译文】

天下各地,强国成为亲眷,弱国成为藩属。有所行动,他们无不从命;平时无事,他们也没有分歧。举事动兵要有理所据,处在有理地位则举事必有所得。要保持和好而不生嫌隙,贵贱都没有纷争,意外的事变就会堵塞住了。 

(八)南方本图 

定府官,明名分,而婶责于群司有司,则下不乘上,贱不乘贵。法立数得,而无比周之民,则上尊而下卑,远近不乖。 

【译文】

确定大小官阶,明确上下名分,而且对群臣有司都有所监督,这样就下不越上,贱不越贵了。法制确立,办法得当,而且没有结党营私的人们,这样就上尊下卑,远近都不会有越轨行为了。 

(九)西方本图 

间男女之畜,修乡闾之什伍,量委积之多寡,定府官之计数。养老弱而勿通,信利周而无私。 

【译文】

要视察男女的生养情况,要修治乡间的什伍编制,要计算物资贮备的增减,要核定各级官职的数字,要养老恤弱而不可遗弃,要申明利害而不藏私心。 

(十)北方本图 

器成于僇,教行于钞。动静不记,行止无量。戒审四时以别息,异出入以两易,明养生以解固,审取予以总之。一会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师役 ”。再会诸侯,令曰:养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毋乏耕织之器。四会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薮泽以时禁发之。五会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时。六会诸侯,令曰:以尔壤生物共玄官,请四辅,将以礼上帝。七会诸侯,令曰:官处四体而无礼者。流之焉莠命。八会诸侯,令曰:立四义而毋议者,尚之于玄官,听于三公。九会诸侯,令曰:以尔封内之财物,国之所有为币。九会,大命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内。诸侯三年而朝习命。二年,三卿使四辅。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来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内,诸侯五年而会至习命。三年,名卿请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适入,正礼义。五年,大夫请受变。三千里之外,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为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于图北方方外。必得文威武官习,胜之,务时因,胜之。终无方,胜之。几行义,胜之。理名实,胜之。急时分,胜之。事察伐,胜之。行备具,胜之。原无象,胜之。本定独威,胜。定计财,胜。定闻知,胜。定选士,胜。定制禄,胜。定方用,胜。定纶理,胜。定死生,胜。定成败,胜。定依奇,胜。定实虚,胜。定盛衰,胜。举机诚要,则敌不量。用利至诚,则敌不校。明名章实,则士死节。奇举发不意,则士欢用。交物因方,则械器备。因能利备,则求必得。执务明本,则士不偷。备具无常,无方应也。听于钞,故能闻未极。视于新,故能见未形,思于浚,故能知未始。发于惊,故能至无量。动于昌,故能得其宝。立于谋,故能实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则不远道里。号审教施,则不险山河。博一纯固,则独行而无敌。慎号审章,则其攻不待权与。明必胜,则慈者勇。器无方,则愚者智。攻不守,则拙者巧。数也。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十器。善习五官。谨修三官。必设常主。计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器成,角试否臧。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称材。说行若风雨,发如雷电。此居于图方中。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则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经不知。教习不着,发不意。经不知,故莫之能圉。发不意,故莫之能应。莫之能应,故全胜而无害。莫之能圉,故必胜而无敌。四机不明,不过九日,而游兵惊军。障塞不审,不过八日,而外贼得闲。由守不慎,不过七日,而内有谗谋。诡禁不修,不过六日,而窃盗者起。死亡不食,不过四日,而军财在敌。此居于图东方方外。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则烧交强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将,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备,则以治击乱,以成击败。数战则士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国危。至善不战,其次一之。大胜者积众。胜无非义者,焉可以为大胜。大胜,无不胜也。此居于图南方方外。旗物尚白,兵尚剑。刑则绍昧断绝。始乎无端,卒乎无穷。始乎无端,道也。卒乎无穷,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不可量,则众强不能图。不可数,则为轴不敢乡。两者备施,动静有功。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此居于图西方方外。旗物尚黑,兵尚胁盾。刑则游仰灌流。察数而知治,审器而识胜。明谋而适胜。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庙。育男女。官四分,则可以立威、行、德、制法仪、出号令。至善之为兵也,非地是求也,罚人是君也。立义而加之以胜,至威而实之以德。守之而后修,胜心焚海内。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民人从。立为六千里之侯。则大人从。使国君得其治。则人君从会。请命于天地,知气和,则生物从。计缓急之事。则危危而无难。明于器械之利,则涉难而不变。察于先后之理,则兵出而不困。通于出入之度,则深入而不危。审于动静之务,则功得而无害。着于取与之分,则得地而不执。慎于号令之官。则举事而有功。此居于图北方方外。 

【译文】

器物制做得好,在于工艺周到;教化实行得好,在于施教仔细。动与静失去纪律,行与止就没有规则。所以,要慎重根据四时来变化作息,分理财物出入来整饬交易,要明白休养生息以解除凶灾,审查财物取予来进行总算。第一次会集诸侯下令说:没有玄帝的命令,不许有一天战争。第二次会集诸侯下令说:要供养孤老,供养常病者并收养孤儿寡妇。第三次会集诸侯下令说:田租只收取百分之五,市场收税百分之二,关卡收税百分之一,不要使人民缺乏耕织的生产工具。第四次会集诸侯下令说:要修筑道路,划一度量标准,统一重量计算;林薮湖泽要按规定时问封禁开放。第五次会集诸侯下令说:春秋冬夏的经常祭祀,天地山川的例行祭祀,都必须按时进行。第六次会集诸侯下令说:把你们地方的产品,贡进于玄宫,并且请四辅主持,礼祭上帝。第七次会集诸侯下令说:为官而在视、言、貌、听方面无礼的,以秽乱教命论处,流放之。第八次会集诸侯下令说:在视、言、貌、听方面可以立为表率而无邪僻行为的,在玄宫进行赏赐,由三公主持。第九次会集诸侯下令说:用你们封国之内的财物和国内特有的东西;作为币贡之物进献。九会的大令发布出去以后,诸侯是照章必到的。除此,一千里以外,二千里以内的诸侯,每三年来朝一次,学习命令;每二年则派遣三卿来朝,把情况报告给四辅;每年的正月初一日,还要派大夫前来修好,受命于三公即可。二干里以外,三干里以内的诸侯,每五年来朝一次,学习命令;每三年有特命之卿前来办事;每二年也要派大夫前来,通讯吉凶。三千里以外的诸侯,三十年来朝一次;十年,则有嫡子来朝,以正礼仪;五年又派大夫来朝,请求接受政策法令的学习。还要委派一个大夫作为常驻朝廷的官吏,负责纳入贡物和接受天子的命令。

 

《管子· 五辅第十》白话译文  

 

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今有士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 

【译文】

古代的圣王,所以能取得盛名广誉,丰功伟业,显赫于天下,为后世所不忘,不是得到人们拥护的,从来没有听说过。暴君之所以丧失国家,危及社稷,宗庙颠覆,湮没无闻,不是由于失掉人们拥护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现今拥有国土的君主,都希望生活安定,办事有威信,战争胜利,防务巩固,大的想统一天下,小的要称霸诸侯,却不重视争取人,所以,弄得小则兵败而地削,大则身死而国灭。所以说:“人”是不可不非常注重的,这是天下顶重要的问题。 

曰:然则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贤人进而奸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谄谀。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於是财用足,而饮食薪菜饶。是故上必宽裕,而有解舍。下必听从,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礼义,故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是以一战而正诸侯。不能为政者,田畴荒而国邑虚,朝廷凶而官府乱。公法废而私曲行,仓廪虚而囹圄实,贤人退而奸民进,其君子上谄谀而下中正,其士民贵得利而贱武勇,其庶人好饮食而恶耕农,於是财用匮而食饮薪菜乏,上弥残苟,而无解舍,下愈覆鸷而不听从,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处不安而动不威,战不胜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以此观之,则政不可不慎也。 

【译文】

我们说:得人的方法,莫如给人以利益;而给人以利益的方法,莫如用实际政绩来证明。所以,善于为政的,总是田地开垦而城邑殷实,朝廷安闲而官府清治,公法通行而邪道废止,仓库充实而监狱空虚,贤人得用而奸臣罢退。上层人士,总是祟尚公正而鄙视阿谀之风;士民,总是重视勇武而鄙视财利;平民,总是爱农而厌恶大吃大喝,从而财用充足而日常生活富裕。所以,君主要宽厚而有所减免,人民要从而无所怨恨,上下协调而有礼仪,这才会活安定而办事有威信,战争胜利而防务巩固,而一战而征服诸侯。不善于为政的,总是田荒芜而城邑空虚,朝廷惊扰而官府混乱,公废弃而邪道风行,仓库空虚而监狱人满,贤罢退而奸臣得用。上层人士,总是阿谈成风鄙视公正;士民,总是重视财利而轻视勇武;民,总是喜好吃喝而厌恶耕作,于是财用缺而日常生活困难。君主非常残暴苛刻而无减免,人民特别固执凶顽而不肯服从,上下互相争利而不协调,所以生活不安定而办事无威信,战争不胜而防守不固,于是小则兵败而地削,大则身死而国灭。由此看来,为政就不可不谨慎对待这些问题了。 

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听上,听上,然後政可善为也,故曰德不可不兴也。 

【译文】

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什么叫六兴呢?回答是:开辟田野,建造住宅,讲求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这叫作改善人们生活。开发潜在的财源,疏通积滞的物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送往迎来,这叫给人们输送财货。疏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清除泥沙淤滞,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这叫作给人们提供便利。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这叫作实施宽大的政治。敬养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这叫作救人之危急。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渴的人以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这叫作救人之穷困。这六个方面;都属于兴举德政。这六项能见之实行,人民所要求的,就没有得不到的了。人民的欲望必须得到满足,然后才能够听从上面;听从上面,然后政事才能办好。所以说:德政是不可不兴的。   

曰:民知德矣,而未知义,然後明行以导之义,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戮。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蒙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夫民必知义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後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故曰义不可不行也。 

【译文】

我们说:人民知道了“德”,而未必懂得“义”,然后就应该以身作则以教民行义。“义”有七体。什么叫七体呢?回答是:用孝悌慈惠来奉养亲属,用恭敬忠信来事奉君上,用公正友爱来推行礼节,用端正克制来避免犯罪,用节约省用来防备饥荒,用敦厚朴实来戒备祸乱,用和睦协调来防止敌寇。这七个方面,都是义的实体。人民必须知义然后才能中正,中正然后和睦团结,和睦团结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然后办事才有威信,有威信才可以战争胜利而防务巩固。所以说:“义”是不可不行的。 

曰:民知义矣,而未知礼,然後饰八经以导之礼。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故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倍,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是故圣王饬此八礼,以导其民;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蒙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夫然则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踰贵,少不陵长,远不闲亲,新不闲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夫人必知礼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让,尊让然後少长贵贱不相踰越,少长贵贱不相踰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 

【译文】

我们说:人民知道“义”,而未必懂得“礼”。然后就应该整顿“八经”以教民行礼。什么是八经呢?回答是:上与下都有礼仪,贵与贱都有本分,长与幼都守次序,贫与富都守法度。这八个方面是礼的纲领。所以,上与下没有礼仪就要乱,贵与贱不守本分就要争,长与幼没有等次就要叛离,贫与富不依法度就失其节制。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叛离,贫富失其节制,而国家还不陷于混乱,是没有听说过的。因此,圣明君主总是整顿这八礼以教导人民。八方面都各得其宜,作君主的就公正而不偏私,作臣子的就忠信而不结党,作父母的以教育实现慈惠,作子女的以严肃实现孝悌,作兄长的以教诲实现宽厚,作人弟的以恭敬实现和顺,作丈夫的以专一实现敦厚;作人妻的以贞节进行劝勉。能这样,就可以做到:下不叛上,臣不杀君,贱不越贵,少不欺长,疏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越大,放荡不破毁正义。这八项是礼的常规。所以,人必知礼然后才能恭敬,恭敬然后才能尊让,尊让然后才能做到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乱事就不会产生而祸患也不会发作了。因此说:“礼”是不可不重视的。 

曰:民知礼矣,而未知务,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务,五务者何?曰: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君择臣而任官,则事不烦乱。大夫任官辩事,则举措时。官长任事守职,则动作和。士修身功材,则贤良发。庶人耕农树艺,则财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务也。夫民必知务,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专,心一而意专,然後功足观也。故曰:力不可不务也。 

【译文】

我们说:人民知道礼,而未必懂得“务”,然后就该依法令安排人力。安排人力有“五务”。什么是五务呢?回答说:君主择臣任官,大夫任官治事,官长负责其事而严守职责,士人修养品德而攻治才艺,平民则从事农耕种植。君主能够择臣而任官,政事就不紊乱;大夫任官办事,措施就可以及时;官长分工任事而严守职责,行动就可以协调;士人能够修身学艺,贤良人材就可以出现;平民从事农耕种植,财用就可以充足了。所以说:这五方面,就是人力的各有专务。人民必须认识这些专务,然后才能思想统一,思想统一然后才能专心致志,思想统一而专心致志,然后功业就可观了。所以说:安排人力是不可不有所专务的。 

曰:民知务矣,而未知权,然後考三度以动之;所谓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故曰: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此三者之来也,政召之。曰:审时以举事,以事动民,以民动国,以国动天下。天下动,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权然後举错得。举错得则民和辑,民和辑则功名立矣,故曰:权不可不度也。 

【译文】

我们说:人民知道务,还未必懂得“权”,然后就该考究“三度”来行动。什么是三度呢?回答说:上考度天时,下考度地利,中考度人和,这就是所谓三度。,所以说: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利不宜,则有饥荒;人道不和,则有祸患。三者的到来,都是政事不好招致的。所以说:要审度时机来举办大事,用举事发动人民,用人民发动国力,用一国发动天下。天下动员起来了,然后功业就可以有成。所以,人民必须懂得权衡轻重,然后才举措得当;举措得当,则人民和睦;人民和睦,则功业建立起来了。因此说:权衡轻重这一点,不可不善加考度。 

故曰五经既布,然後逐奸民,诘轴伪,屏谗慝,而毋听淫辞,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树为淫辞,作为淫巧,以上谄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国动众,以害民务者,其刑死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内失百姓,外失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国亏,社稷灭覆,身体危殆,非生於谄淫者未之尝闻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声谄耳,淫观谄目,耳目之所好谄心,心之所好伤民,民伤而身不危者,未之尝闻也。曰:实圹虚,垦田畴,修墙屋,则国家富。节饮食,撙衣服,则财用足。举贤良,务功劳,布德惠,则贤人进。逐奸人,诘轴伪,去谗慝,则奸人止。修饥馑,救灾害,振罢露,则国家定。 

【译文】

五项纲领措施既已施行,然后就要驱逐奸民,查究伪诈,排除谗言邪恶之徒,而且不准听淫乱言词,不准造淫奢物品。如果人们有淫行邪性,传播淫乱言词,制造淫奢物品,用以取悦君主,惑乱百姓,移国动众,以扰害人民务正业的,要处以死刑或流刑。所以说:凡人君内失百姓,外失诸侯,兵败而国土被削,名卑而国家受害,社程覆灭,自身危殆的,没有不是由于对淫乱的喜悦而引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回答是:淫乱的声音悦其耳,淫乱的观赏悦其目。耳目之所好,悦其心;放任内心之所好,就伤害人民。伤害了人民而自身不危亡的事,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们说:移民垦荒,开垦农田,修筑房屋,国家就能富裕;节约饮食,撙节衣服,财用就会充足;推举贤良,注重功绩,广布德惠,贤人就得到进用;驱逐奸人,查究伪诈,排除谗言邪恶之徒,奸人就消声匿迹;防备饥荒,救助灾害,贩济破败人家,国家就会安定。 

明王之务,在於强本事,去无用,然後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苟於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备用者,其悦在玩好。农以劳矣,而天下饥者,其悦在珍怪,方丈陈於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悦在文绣。是故博带梨,大袂列,文绣染,刻镂削,雕琢采。关几而不征,市廛而不税。是故古之良工,不劳其知巧以为玩好,无用之物,守法者不失。 

【译文】

    英明君主的急务,在于加强农业,废除无用之物的生产,然后人民可以富裕;选拔贤才,任用能臣,人民就可以得到治理;减轻赋税,不苛求于民,并以忠爱相待,就可以使人民亲近。这三项都是成就王、霸之业的大事。事物都有根本,而仁义是其关键。现在,工匠是够巧的了,然而人民需用的东西得不到满足,就是因为君主过于喜欢玩好的器物;农民是够劳苦的了,然而天下还无粮挨饿,就是因为君主过于喜欢珍奇的食品;妇女也是够巧妙的了,然而人们却在无衣挨冻,就是因为君主过份喜欢华丽的服饰。所以,这就需要把宽大的带子裁成窄小的,把肥大的袖子变成窄瘦的,把华丽的服饰染成单色,把刻楼的图案削掉,把雕琢的花纹磨平。关卡上只稽查而不征捐,市场上只存放货物而不收税。古代的优良工匠,不运用他的智巧来做玩好的东西。所以,无用之物,守法者从不生产。

 

《管子· 宙合第十一》白话译文  

 

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大贤之德长。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毒而无怒,怨而无言,欲而无谋。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毋访于佞,毋蓄于谄,毋育于凶,毋监于谗,不正广其荒,不用其区区,鸟飞准绳,讂充末衡,易政利民,毋犯其凶,毋迩其求,而远其忧;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可浅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视;定而履,深而□,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楟,擿挡则击。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夫五音不同声而能调,此言君之所出令无妄也。而无所不顺,顺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无也,而无所不得,得而力务财多;故君出令,正其国而无齐其欲,一其爱而无独与是。王施而无私,则海内来宾矣。臣任力,同其忠而无争其利,不失其事而无有其名,分敬而无妒,则夫妇和勉矣。君失音则风律必流,流则乱败。臣离味则百姓不养。百姓不养,则众散亡。臣各能其分,则国宁矣。故名之曰不德。 

【译文】

“左操五音,右执五味”,讲的是君臣各自的本份。人君在上边发令,总是安逸的,故居于左;人臣在下边出力,总是劳顿的,故居于右。五音虽不同声而可以协调,这是比喻人君出令没有离开法则,从而无所不顺,“顺”则法令通行无阻,政事赢得成就。五味虽不同物而可以调和,这是比喻人臣出力办事没有离开法则,从而无所不得。“得”则劳力有所专务,财物有所增长。所以人君出令,专为正国而不为满足私欲,与民同爱而并非独行其是,如此施德而无私,则四海归服。人臣出力任事,同尽忠心而不争夺私利,不失本职而不猎取虚名,如此勤敬而无所忌妒,则天下男女都将和谐共勉。人君行事失去协调,则国家教化的成果必然流失,流失则国家混乱失败;人臣行事失去协调,则百姓的生活不能供养,不能供养则离散逃亡。君臣各自胜任其本职,国家就安宁了。所以,把这称之为“大德。” 

“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夫绳扶拨以为正,准坏险以为平,钩入枉而出直,此言圣君贤佐之制举也。博而不失,因以备能而无遗国犹是国也,民犹是民也,桀纣以乱亡,汤武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兴善也如此,汤武之功是也。多备规轴者,成轴也。夫成轴之多也,其处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犹□求履之宪也。夫焉有不适善﹖适善,备也,仙也是以无乏。故谕教者取辟焉。天淯阳,无计量,地化生,无法□。所谓是而无非,非而无是,是非有,必交来,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规之,必有不可识虑之,然将卒而不戒,故圣人博闻、多见、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对形,曲均存矣。减、尽也。溜,发也。言□环毕善,莫不备得,故曰减溜大成。成功之术,必有巨获。必周于德,审于时,时德之遇,事之会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时德之节。 

【译文】

关于“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绳,可以扶偏为正;准可以破险为平;钩,可以进入弯曲而取出直线。这是比喻圣君贤相关于法度的运用。法度详尽而无所遗失,因而其功能也将完备无缺。国家还是那个国家,人民还是那些人民,桀纣因乱而败亡,汤武却因治而兴盛。彰明治国之道来教育人民,申明治国之法来对待人民,使人民从善成风,这就是汤武的功绩,所谓“多备规轴”,指的是“成轴”。成轴的品种繁多,放在大的地方不松动。放在小的地方不堵塞,就像按照各种足迹做成鞋楦子,怎么能够不合适呢?非常合适,在于非常完备,因为挑选着使用,所以不会缺乏。由此,主持教化的人就可以得到了借鉴。上天养育万物,多得无法计量;大地造化万物,多得没有边际。所谓是就不是非,非就不是是,但是非又一定是共同存在的。如果确认某一事物为正确,是因为早有一个错误事物先在那里被定下来了,而且必有一个错误事物已在那里被人识别考虑了。然而这些过程,都将是仓淬到来,令人无法准备的。所以,圣人总是要博闻多见,积累规律性的理论、原则等待新事物的到来。新事物一经出现,就与这些理论模式相参对,错误与正确的分别就在其中解决了。“减”的意思是完全,“溜”的意思是发展,说的是局部与全局全面完善,无不处理得宜。所以说:完全发展而达到完备无缺。成功的方法,一定有规可循。必须极力修德,详审时机,时机与德望结合,便是成事的机会,就象符契的相合一样。所以说:最重要的是时与德的结合要恰到好处。 

“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此言圣人之动静开阖,诎信浧儒,取与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阳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贤人之处乱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则沉抑以辟罚,静默以侔免,辟之也犹夏之就清,冬之就温焉。可以无及于寒暑之灾矣。非为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为僇,而功泽不加,进伤为人君严之义,退害为人臣者之生,其为不利弥甚。故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与于纣之难,而封于宋,以为殷主,先祖不灭,后世不绝,故曰大贤之德长。 

【译文】

“春采生,秋采苽;夏处阴,冬处阳。”这是说圣人的动静、开合、屈伸、取予,一定要因时制宜。合于时宜则动、不合时宜则静。所以,古代贤士有图谋而不宣扬。他总是收敛其治世的言论,暗中收敛而注意隐藏自己。贤人处于乱世,知道治世之道行不通,就以沉抑的态度躲避刑罚,静默的方式求得免祸。他的躲避,有如夏天之就清凉,冬天之就温暖,才可以沾不上寒热之害。他这并不是怕死而不忠。硬要强进谏言而带来杀身之祸,往上说,伤害了君主尊严的义理;往下说,伤害了人臣个人的生命,其不利是太严重了。因此,他退身下野却不肯扔掉笏版,解职退休也不停止版书,以等待政治清明的形势。所以,微子并没有替纣王死难,而是受封于宋国,充当殷遗民的首领。这样,祖先不被湮灭,后世也不断绝。所以说:大贤人的德泽是长远的。 

“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奋也,以琅汤凌轹人,人之败也常自此;是故圣人着之简策,传以告后进,曰:“奋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昧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称,不满其量,不依其乐,不致其度。爵尊则肃士,禄丰则务施,功大而不伐,业明而不矜。夫名实之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惠者知其不可两守,乃取一焉,故安而无忧。 

【译文】

“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这是说独擅其美,自恃其盛,自奋其能,而且以骄傲放荡的态势去欺凌他人,人之失败常从这里开始。为此,圣人写在书里,传给后学之士说:奋,是兴盛;苓,是衰落。只兴盛而不衰落的事,从来没有。所以,有道之人,总是不表现自己分量十足,不表现局量已满,不表现调子太高,不表现气度高傲至极。爵位高就注意尊敬贤士,俸禄厚就注意施放财物,功劳大而不夸耀,事业盛而并不骄傲。名与实的互相矛盾是由来已久的事了,所以互相排斥而不能并有。明智的人知道不可能两者兼备,于是只取其一,弃名取实。因此,安定而无忧。 

“毒而无怒”,此言止忿速,济没法也。”怨而无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伤其身。故曰”欲而无谋”。言谋不可以泄,谋泄灾极。夫行忿速,遂没法,贼发。言轻谋泄,灾必及于身;故曰毒而无怒,怨而无言,欲而无谋。 

【译文】

“毒而无怒”,这是说平息忿怒可以速成其事。“怨而无言”说的是不可不保持谨慎:发言不周到严密,反伤其身。“欲而无谋”,说的是谋事不可外泄,谋外泄则灾祸来临。若是用激发忿怒的办法速成其事,用连同处死的法律查获盗贼;而且还发言轻率,谋划外泄,灾祸一定累及于自身。所以说:有所厌恶也不要忿怒,有所抱怨也不要说出,有所企图也不可轻谋于他人。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言渊色以自诘也,静默以审虑,依贤可用也。仁良既明,通于可不利害之理,循发蒙也。故曰,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 

【译文】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说的是用深沉的态度自我反省,用静默的态度深思熟虑。此时要依靠贤才“的意见,采纳仁良之士的主张,既然明通于可否利害的道理,就有如启发了蒙昧一样。所以说:要像睁着眼睛睡觉,要像在暗夜里明察,要象丹朱在尧当政时的戒惧。 

“毋访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则私多行。“毋蓄于谄”,言毋听谄。听谄则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则伤民“毋监于谗”,言毋听谗,听则失士。夫行私、欺上、伤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义失正也。夫为君上者,既失其义正,而倚以为名誉。为臣者不忠而邪,以趋爵禄,乱俗败世,以偷安怀乐,虽广其威,可损也。故曰不正广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着之简策,传以告后人曰:其为怨也深,是以威尽焉。 

【译文】

“毋访于佞”,说的是不可使用奸佞之人,使用奸佞则将严重行私。“毋蓄于谄”,说的是不可保护诣媚行为,保护诣媚则将欺骗君上。“毋育于凶”,说的是不可使用凶暴手段,手段凶暴则将伤害民众。“毋监于谗”,说的是不可听信谗言,听信谗言则将脱离贤士。行私、欺上、伤害民众、脱离贤士,这四者用事,正是要危害君主仪法,丧失君主政绩的。作为君主,丧失了仪法与政绩,还想要靠它取得名誉;作为人臣,不忠而邪僻,以用它追求爵禄,乱风俗败世道,以便偷安享乐;即使国家威力再大,也是要损坏的。所以说:“治国不正,虽大亦将灭亡。”因此,古人阻止这四者通行的途径,堵塞它们的通道,并控制自身而不许循行此路。所以写在书上,传下来告诫后代人说:造怨深重者,国威将丧失净尽。 

“不用其区区”,者虚也,人而无良焉,故曰虚也。凡坚解而不动,陼堤而不行,其于时必失,失则废而不济。失植之正而不谬,不可贤也。植而无能,不可善也。所贤美于圣人者,以其与变随化也。渊泉而不尽,微约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润泽均,加于万物。故曰圣人参于天地。 

【译文】

关于“不用其区区”,说的是“虚静”。人生没有长久不变的,所以说要虚静待物。凡是固结事物而不许其活动,堵塞事物而不使其运行,那必然失掉时机。失掉时机则事情废而不成。治国者只心正而无谬误,还不能称贤;正直而无才能,也不能称美。圣人之所以被誉为贤美,是因为允许和随任事物的发展变化。这种赐与,好比渊泉之水没有枯竭,微微细细而不断流施,因此,德的流布,其润泽普遍加于万物。所以说:圣人是与天地相配的。 

“鸟飞准绳”,此言大人之义也。夫鸟之飞也,必还山集谷;不还山则因,不集谷则死。山与谷之处也,不必正直,而还山集谷,曲则曲矣,而名绳焉。以为鸟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故圣人美而着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义立之谓贤。故为上者之论其下也,不可以失此术也。 

【译文】

关于“鸟飞准绳”,这是说伟大人物的生活义理。鸟的飞翔,一定要返回到山上,集合在谷中。不飞回到山上则疲困,不集合到谷中则死亡。山与谷的地位,不一定平正笔直。但回到山上、集在谷中的路线,曲折固然曲折,总的则应该是正直的。因为鸟从北方起飞,意想到南方就飞到南方;从南方飞起,意想到北方就到达北方。如果大的意向是正确的,不可以小的曲折为妨害。所以,圣人称美此事而写在书里说:长达千里的道路,不可能用绳墨来拨直,大到万家的城市,不可能用准具来取平。这说的是伟大人物的行动,不必拘守先例与常规,能立义就可以称贤。所以,人君在考评臣下的时候,不可丢掉这个论人的方法。 

“讂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听,听必顺闻,闻审谓之聪。目司视,视必顺见。见察谓之明。心司虑,虑必顺言,言得谓之知。聪明以知,则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劝,劝则告。听不顺,不审不聪,不审不聪则缪。视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则过。虑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则□。缪过以□则忧,忧则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险政,政险民害,害乃怨。怨则凶,故曰:讂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译文】

“胸充”,说的是心,心要求忠;“末衡”,说的是耳目,耳目要求正。忠与正,是治世之本。耳管听,听联带着所闻,所闻精审叫作聪;目管看,看联带着所见,所见精确叫作明;心管思虑,思虑联带着发言,发言得宜叫作智。聪明加上智则思想专一,专一而不昏乱,就带来安定的政治。政治安定,人民有利;有利则勤勉,勤勉则吉。听得不精审就谈不到聪,不审不聪则陷于荒谬。看得不准确就谈不到明,不准不明就陷于错误。思虑不得宜就谈不到智,不宜不智就陷于昏乱。荒谬错误加上昏乱则思想陷于困扰,困扰就带来嫉妒与苛刻,嫉妒苛刻就产生险恶的政治。政治险恶,人民受害;受害则怨恨,怨恨则凶。所以说:心地平实,耳目端正,讲的是政治安定,兴利于人民。 

“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迩其求”,言上之败常,贪于金玉马女,而□爱于粟米货财也。厚藉敛于百姓,则万民怼怨。“远其忧”,言上之亡其国也。常迩其乐,立优美,而外淫于驰骋田腊,内纵于美色淫声,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则烦乱以亡其国家矣。“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此言尊高满大,而好矜人以丽,主盛处贤,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败。夫上既主盛处贤,以操士民,国家烦乱,万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犹自万仞之山播而入深渊,其死而不振也必矣。故曰:毋迩其求,而远其忧,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也。 

【译文】

“毋犯其凶”,说的是立身中正而必须保持谨慎。“毋迩其求”,说的是人君败亡常因贪恋于金玉马女,而不爱惜粮食、财物,重税于百姓则引起万民怨恨。“远其忧”,说的是人君的亡国,经常是因为接近于享乐。设置女乐,外则沉溺于驰骋田猎,内则放纵于美色淫声,臣下懈怠懒惰,百官皆失其正,那就陷于混乱而亡国了。“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这是说身居高位,自满自大,而好自我焙耀;自主其盛,自处其贤,而自封为英雄。这样,其“盛”必失,而其“雄”必败。人君若自主其盛,自处其贤,以此掌握士民,国家就混乱,万民就心怨,这是一定要亡国的。好比从万仍高山上跌入深渊,其死亡而不可再起成为必然。所以说:不可只顾眼前,而应当怀有远虑;一意攀高,到了危险的顶峰就无法挽救了。 

“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谓也。”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着业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是故辨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为之治,而计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为之说,而况其功。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时。山陵岑岩,渊泉闳流,泉逾瀷而不尽,薄承瀷不满。高下肥硗,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乡有俗,国有法,食饮不同味,衣服异世用器械,规矩绳准,称量数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仪,其详不可尽也。 

【译文】

“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这是说选择最佳主意,求取最佳效果的意思。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人的活动,不只限一件事情。因此,事业不能不分为多种,名位不能不分为多样。高明之士深通事物这一特点,所以,不只专于一种具体事物,而联系研究事物的共同规律。所谓共同规律,就是通达到无上之高,概括无穷之多,并可运用于人间各种事物。因此,仅仅分清一句话,明白一个词,掌握一件事,那只可谈其片面,而不能广泛阐发。圣人由此看到,一言不可能兼容多种涵义,所以,广泛研究理论来选择需要的内容;一事不可能兼容多种成例,所以,大量创造学说来比较它们的效果。年有四季,月有三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而天上中星十二辰的运动次序,各有所主。所以说,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山陵岑岩,渊泉水流,泉水越过氵翼水水流不尽,泊水承接滔水水流不满;土地高下肥瘠,产品各有所宜。所以说,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乡有习俗,国有法度,饮食不同味,衣服不同色,常用器械,规矩准绳,称量数度,各事皆有成规。所以说,人的活动,不限于一件事情。这形形色色事物的仪法规律,其详细内容是说不尽的。

“可正而视”言察美恶,审别良苦,不可以不审。操分不杂,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处其位,行其路,为其事,则民守其职而不乱,故葆统而好终。“深而□”,言明墨章书,道德有常,则后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声不息。 

【译文】

“可正而视”,说的是分清美恶,区别优劣,此事不可不审慎对待。掌握与分析不混杂,政事的治理就不会出现灾祸。“定而履”,说的是在其位,行其路,做其事,这样,人民也就严守常业而不乱。所以能保持纲纪而赢得好的结果。“深而迹”,说的是光明磊落,道德修养有素,这样,后代人人遵循常理而不陷于昏乱。故名声永传不息。 

“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楟擿,挡则击”,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恶声美。是以圣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类来也,故君子绳绳乎慎其所先。 

【译文】

“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桴,{扌适}挡则击”。说的是如有所唱,必有所和,所和不差,因为都合天地的规律。影子不可能替弯曲的物体表现为笔直,回响不可能替粗恶的音响表现为美声。由是圣人懂得过去的事物一定被参行于未来,所以君子必须戒惧地慎其所先行。 

“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闲。不可名而山。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其义不传。一典品之不极一薄,然而典品无治也。多内则富。时出则当。而圣人之道,贵富以当。奚谓当,本乎无妄之治,运乎无方之事,应变不失之谓当。变无不至,无有应当本错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 

【译文】

关于“天地,万物之毫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包裹着万物,所以叫万物之橐。而“宙合”的意思,是上通于天空之上,下深于土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拢天地,成为一个包裹。把它散放开来,可以渗透到没有间隙的极小地方,简直都说不出名字。真是可以说,大到没有什么物体在其外,小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其内了。所以说:它又能包藏天地。宙合的义理并没有传开,若一旦整理起来,其内容还不到一版,可惜整理之事没有人去做。容纳广博就内容丰富,发表适时就用之得当。而圣人之道,丰富尤贵在用之得当。何谓用之得当呢?根据不背离法则的理论,运用在没有固定范围的各类事物上,应变而不失误就叫作用之得当。事物的变化虽然无所不至,但没有不处理得当的,治事的本末都不能离此中心,所以称它的名字为“宙合”。

 

《管子·枢言第十二 》白话译文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先贵与骄,则失矣。是故先王慎贵在所先所后。人主不可以不慎贵,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务地。故人主之卑尊轻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国有宝有器有用,城郭险阻蓄藏,宝也。圣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宝器,而轻其末用。故能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立而不立者四。喜也者、怒也者、恶也者、欲也者、天下之败也。而贤者宝之,为善者非善也故善无以为也,故先王贵善。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疾之疾之,万物之师也。为之为之,万物之时也。强之强之,万物之指也。凡国有三制,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佚亦佚,进退劳佚,与人相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爱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贵当,贵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见于色,一龙一蛇,一日五化之谓周,故先王不以一过二,先王不独举,不擅功。先王不约束,不结纽,约束则解,结纽则绝。故亲不在约束结纽。先王不货交,不列地,以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而可以鞭箠使也。时也利也。出为之也。余目不明,余耳不聪。是以能继天子之容。官职亦然。时者得天,义者得人,既时且义,故能得天与人。先王不以勇猛为边竟,则边竟安。边竟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以卑为卑,卑不可得,以尊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无得之,尧舜禹汤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岁歉。三日不食,比岁饥。五日不食,比岁荒。七日不食,无国土,十日不食,无畴类尽死矣。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闲耳。圣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门,纷纷乎若乱丝,遗遗乎若有从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贵者贵之。彼欲贵,我贵之,人谓我有礼。彼欲勇,我勇之,人谓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谓我愍,戒之戒之,微而异之。动作必思之,无令人识之,卒来者必备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贱固事贵,不肖固事贤。贵之所以能成其贵者,以其贵而事贱也,贤之所以能成其贤者,以其贤而事不肖也。恶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贱者贵之充也,故先王贵之。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兽以力使。所谓德者,先之之谓也,故德莫如先,应适莫如后。先王用一阴二阳者霸,尽以阳者王,以一阳二阴者削,尽以阴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称之不以轻重,度之不以短长,不审此三者,不可举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隐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麦乎?春不生而夏无得乎,众人之用其心也,爱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贤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则无成矣,无亲矣。凡国之亡也,以其长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属于食,治属于事。无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众胜寡,疾胜徐,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凡此七胜者贵众,用之终身者众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国者殆。其德不足以怀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贱其士者殆。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极已者殆。身弥老不知敬其适子者殆。蓄藏积陈朽腐,不以与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先王取天下,远者以礼,近者以体,体礼者,所以取天下,远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际。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损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为人臣者之广道也。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国也,家富而国贫,为人臣者之大罪也。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国也,爵尊而主卑,为人臣者之大罪也。无功劳于国而贵富者,其唯尚贤乎?众人之用其心也,爱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生其事亲也,妻子具,则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业,家室富足,则行衰矣。爵禄满,则忠衰矣,唯贤者不然,故先王不满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顺。先王重荣辱,荣辱在为,天下无私爱也,无私憎也,为善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祸福在为,故先王重为。明赏不费明刑不暴,赏罚明,则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贵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爱恶。爱恶天下可秘,爱恶重闭必固。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故先王不满也。先王之书,心之敬执也,而众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为事,吾畏言,不欲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管子·八观第十三 》白话译文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故形势不得力非,则奸邪之人悫愿;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宪令著明,则蛮夷之人不敢犯;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罚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闭其门,塞其涂,弇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 

【译文】

内城的城墙不可不坚固完整,外城的四周不可有外通的空隙,里的边界不可以左右横通,闾门不可不注意关闭,院墙与门日不可不注意整修。因为,内城不完整,作乱为害的人就会图谋不轨;外城有空隙,奸遁越境的人就可以行事;里的边界随意横通,抢夺盗窃的就不会停止;闾门不关,内外随意交往,男女之间就没有界限;院墙不备,门门不牢,虽有宝贵的财货也是无法保管的。所以,客观形势使人们无法为非作歹,奸邪的人才能够老实守法;禁律与刑罚威严,无视法纪者才能够规规矩矩;法令严明,蛮夷之人就不敢触犯;奖赏信实坚定,有功者就得到鼓励;受教育、守习俗的确实众多了,人民才可以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因此,有英明的君主执政,刑罚总是很少,这并不是该用刑的不用刑,该治罪的不治罪;而是英明君主关闭了犯罪的门户,堵塞了犯罪的道路,消灭了犯罪的影响,使人民无由接触为非作歹的环境,因而人民走正道、做好事,就好像出自本性了。所以,罪罚很少而人民照样安定。 

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计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故曰,有地君国而不务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 

【译文】

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状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饥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耕地不深,锄草不勤;宜种的土地没有种,未开的土地很荒乱,已耕的土地不见得肥沃,荒芜的土地不见得贫瘠;按人口总算土地,荒地多而熟地少。即使没有水旱天灾,这也是一个饥国的田野。像这样的国家,人口少则不能保其国土;人口多,则国贫民饥。再遇上水旱灾害,老百姓就将离散而不肯回来。人民无力保卫国土,城防就不巩固;人民处于饥饿状态,就不能从事战争;人民离散而不回,国家就成为一片废墟了。所以说,拥有土地统治国家而不注重农业生产,便是寄生的国君。所以说,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状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饥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故曰: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 

【译文】

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看看它的桑麻生长情况,计算它的六畜生产,贫富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山林湖泽广阔,草木就容易繁殖;土地肥沃,桑麻就容易生长;牧草繁茂,六畜就容易兴旺。如果山泽虽广,滥伐草木却没有禁令;土地虽肥,种植桑麻却不得其法;牧草虽多,饲养六畜却征收赋税;这就等于堵塞财货的门路。所以说,日常物产不充足,金玉虽多,也只能叫作贫国。所以说,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看看它的桑麻生长情况,计算它的六畜生产;贫富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故曰: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 

【译文】

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视察它的宫室,看看它的车马、衣服;侈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城市大而农田小,农田就养活不了那些人民;城区大而居民少,居民就防守不了那个城市;院落大而房屋少,房屋就充实不了那个院落;房屋多而居民少,居民就住用不了那些房屋;粮仓少而亭台楼阁多,粮食贮备就供应不了那些糜费。所以说,君主没有积蓄而宫室却很华丽,百姓没有积蓄而衣服却很讲究,乘车者打扮车子的外观,步行者穿着用艳丽的服色,农业产品少而奢侈物品多。这是奢侈国家的风俗。国家奢侈则开支浪费,开支浪费则人民贫困,人民贫困则产生奸恶思想,产生奸恶思想则出现邪巧行为。所以,奸恶和邪巧的产生,由于贫困;贫困的产生,由于奢侈;奢侈的产生,由于没有制度。所以说,明确制度和标准,节约衣服,俭省财用,禁止奢侈,是治国的急务。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要使他管理国家。所以说,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视察它的宫室,看看它的车马、衣服;侈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而实虚之国可知也。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国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货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广而民不足者,上赋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毋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毋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则众有大遗苞矣。什一之师,什三毋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损瘠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运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爰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博民于生谷也。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是故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台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余积者,其禁不必止;众有遗苞者,其战不必胜;道有损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则危亡随其后矣。故曰: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实虚之国可知也。 

【译文】

考查灾年饥谨的情况,计算从军服役的人数,看看楼台亭阁的修建,计量财政开支的费用;虚实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凡是拥有万户人口的农村,可食之地,有方五十里就够了。万户以下的,可以算进去山泽之地;一万户以上的,则要把山泽除外。那种土地均已开垦,而人民仍无积蓄的国家,是因为国土小而耕地少;土地只开垦半数,而民有余食、粟米丰富的国家,是因为国土大而耕地多。国土虽大而荒地没有开垦,是因为君主追求财货而臣民好利的缘故;土地开垦虽多而人民粮食不足,是因为朝廷赋税繁重,人民卖掉存粮的缘故。所以说,粮食运行远达三百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一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四百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半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五百里,民众就面有饥色了。一个国家,庄稼歉收三分之一,叫作小凶年;三个小凶年等于一个大凶年。大凶年百姓就有饿死在路上的了。一国有十分之一的人从军,就要有十分之三的人脱离农业生产,庄稼也就要歉收三分之一。庄稼歉收三分之一,而没有旧年存粮,路上就会有弃置的死尸。十分之一的人从军,三年不解除兵役,如果没有余粮,人民也会有卖儿卖女的了。所以要问:山林虽近,草木虽好,兴建宫室还必须有限度,采伐与封禁山林还必须有定时,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因为大木材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采伐的,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搬举的,也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运输的;大木材也不能使用在小规模的建筑上。所以说,山林虽广,草木生长虽好,封禁开发必须有定时;国虽富裕,金玉虽多,宫室兴建必须有限度;江海虽宽,池泽虽大,鱼鳖虽多,捕鱼之业必须有官管理;船网之民不可只依靠单一财路来维持生活。这并不是对草木、鱼鳖有偏爱,而是怕人民荒废了粮食的生产。所以说,先王限制上山采伐下水捕鱼的活动,为的就是使人们专务粮食生产。人民不种粮食没有饭吃,粮食不靠土地不能生长,土地没有人民不能耕种,人民不卖力气就得不到财富。财富的产生是出于使用劳力,劳力的产生是出于劳动着的身体。所以,君主用财无限度,就等于人民用力无休止。所以说,楼台亭阁远近相望的,那是君民之间彼此相恨的。人民没有储蓄的粮食,国家禁令就不能一定生效;百姓有饿死的,对外战争就不能一定取胜;道路上有弃置的死尸,防守就不能一定坚固。而法令不能“必行”,禁令不能“必止”,战不能“必胜”,守不能“必固”,危亡也就跟在后面了。所以说,考查灾年饥谨的情况,计算从军服役的人数,看看楼台亭阁的修建,计量财政开支的费用,虚实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州里不鬲,闾闬不设,出入毋时,早晏不禁,则攘夺窃盗,攻击残贼之民,毋自胜矣。食谷水,巷凿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毋自正矣。乡毋长游,里毋士舍,时无会同,丧烝不聚,禁罚不严,则齿长辑睦,毋自生矣。故昏礼不谨,则民不修廉;论贤不乡举,则士不及行;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乡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从,此亡国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乱之国可知也。 

【译文】

进入一国的州、里,观察风俗习惯,了解它的人民是怎样接受上面教化的,治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州里之间没有隔墙,里门没有安设,出入没有定时,早晚不加管理;对于抢夺、盗窃、殴打、害人的分子,就无法加以管制了。吃同一条山谷里的水,在一个巷子里打井,场院菜圃相连,树木茂密,院墙破损,门户不闭,内外随便往来;男女之间的界限,也就无法规正了。乡没有官吏,里不设学堂,不按时集会,丧葬祭袍人们也不相聚,禁令刑罚又不严格,尊贤敬长的和睦风尚,也就无从产生了。所以,婚礼不严肃,人们就不注意廉耻;选贤不通过乡里,士人就不注重品行;贿赂财货风行于国内,法律政令就败坏于官府;请托办事之风通行在上面,结党营私之事就发展在下边;乡官不实行法制,百姓就不会服从命令。这些就是亡国弑君发生的原因。所以说,进入一国的州、里,观察风俗习惯,了解它的人民是怎样接受上面教化的;治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入朝廷,观左右本求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强弱之国可知也。功多为上,禄赏为下,则积劳之臣不务尽力;治行为上,爵列为下,则豪桀材臣不务竭能。便辟左右,不论功能而有爵禄,则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权重之人,不论才能而得尊位,则民倍本行而求外势。彼积劳之人不务尽力,则兵士不战矣;豪桀材人不务竭能,则内治不别矣;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则上毋以劝众矣;上令轻,法制毁,则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势,则国之情伪竭在敌国矣。故曰:入朝廷,观左右本求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强弱之国可知也。 

【译文】

来到一国的朝廷,观察君主的左右,研究一下本朝百官的情况,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强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功劳多的,禄赏反而在下,多功之臣就不肯尽心竭力;政绩好的,官爵反而在下,豪杰能臣就不肯竭尽所能;君主的宠臣和侍从之类,不论功劳能力而享有爵禄,百姓就会怨恨、非议而轻贱爵禄;贩运金玉财货的商贾之流,不论道德品行而享有爵禄,君令就不受重视,而法制破毁;握有大权的人,不论才能而窃居高位,人们就要抛弃本国行伍而投靠外国势力去了。那些多功之臣不愿尽心竭力,士兵就不肯作战;豪杰能臣不竭尽所能,内政就不会清明;百姓怨恨、非议而轻贱爵禄,君主就无法劝勉民众;君令不受重视,法制破毁,君主就无法命令臣下,臣下也无法效忠君主;人民抛弃本国行伍而投靠外国势力,国家的虚实就全被敌国掌握了。所以说,来到一国的朝廷,观察君主的左右,研究一下本朝的百官的情况,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强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于其民;可知也。法虚立而害疏远,令一布而不听者存,贱爵禄而毋功者富,然则众必轻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上卖官爵,十年而亡;倍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战不胜,弱也;地四削,入诸侯,破也;离本国、徙都邑,亡也;有者异姓,灭也。故曰: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威严宽惠而行于其民不行于其民,可知也。 

【译文】

根据君主立法出令和从政治民的情况,考察其刑赏政策是否在人民当中得到贯彻;兴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法律形同虚设,只加害疏远的人;命令虽已公布,不听者安然无恙;随便封爵赐禄,无功者因而致富;那么,人们一定轻视法令而君主地位也就危险了。所以说,良田不赏给战士,三年而兵力衰弱;赏罚不信实,五年而国家破败;君主卖官鬻爵,七年而国家危亡;背逆伦常道德,干禽兽的行为,十年国家就会覆灭。出战不胜,是衰弱;土地被瓜分,是破败;逃离本国,迁移国都,是危亡;政权由异姓人占有,是覆灭。所以说,根据君主立法出令和统治人民的情况,考察其刑赏政策是否在人民当中得到贯彻;兴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敌国强而与国弱,谏臣死而谀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毁,然则与国不恃其亲,而敌国不畏其强;豪杰不安其位,而积劳之人不怀其禄。悦商贩而不务本货,则民偷处而不事积聚。豪杰不安其位,则良臣出;积劳之人不怀其禄,则兵士不用;民偷处而不事积聚,则囷仓空虚。如是而君不为变,然则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内者廷无良臣,兵士不用,囷仓空虚,而外有强敌之忧,则国居而自毁矣。故曰: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 

【译文】

估量敌国和盟国,了解君主的意志,考察农业的状况,看看人民财产是有余还是不足;存亡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敌国强大而盟国衰弱,直言之臣身死而阿谈之臣得宠,私人请托盛行而公法被毁;对这样的国家,盟国将不再依靠其盟好关系,敌国也不会畏惧其强大,豪杰将不安于位,多功之臣也不再留恋他的爵禄了。君主又喜欢商贩而不爱农业,人民就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了。豪杰不安于位,则良臣出走;多功之臣,不怀恋爵禄,则兵士不肯效力;人民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则粮仓空虚。这样,君主还不肯改革,那么,抢夺、盗窃、残害人民、谋取政权的人们就起来了。在国内,朝中无良臣,士兵不效力,粮仓空虚,再加上外有强敌之忧,这就只有坐而待亡了。所以说,估量敌国和盟国,了解君主的意志,考察农业的状况,看看人民财产是有余或是不足;存亡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故以此八者,观人主之国,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管子· 法禁第十四》白话译文  

 

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强而冶矣。 

【译文】

法制不容私议,人们就不敢相互营私;刑杀不容宽赦,人们就不敢忽视为善;授爵赐禄的大权不假送于人,臣下就不会作乱于人君。这三事掌握在官府,就是“法”;推行到全国民众,就成其为俗。其他事情不用费力就可以安定国家了。 

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废上之法制者,必负以耻;财厚博惠以私亲于民者,正经而自正矣。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圣王之禁也。圣王既殁,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为国本,则大臣之赘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审立其法,以为下制,则百姓之立私理而径干利者必众矣。 

【译文】

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都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违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必然增多。这样人人都行其私理,不行上面法制而宣传个人的主张。所以,百姓与官法对立,大臣与君主争权,国家的危险,一定从这里开始。从前,圣王治理人民就不是这样,对于不执行君主公法的,一定给予惩处。这样做,用大量钱财和施惠来收揽人心的人,因整顿公法就自然纠正过来了。圣王既死,后继者就差多了。统治人民而不懂立君之道,并以此为立国的根本,大臣们拉拢下级而收买人心的,就一定多了;为君而不能审定立法的,并以此为下面的规范,百姓中自立私理而积极追求私利的,也一定多了。 

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举国之士以为亡党,行公道以为私惠,进则相推于君,退则相誉于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广其居;聚徒威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 

【译文】

从前,圣王在考治人材的时候,不看重他的博学,但却希望他能与君主一致而听从君令。《泰誓》说:“殷纣王有臣亿万人,也有亿万条心;周武王有臣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所以,纣王因亿万心而亡,武王因一心而存。因此,一国之君,如不能使人心归己,统一国家权威,统一士人意志,使上面的治理措施贯彻为下面的行为规范,那末,虽有广大的国土,众多的人民,还不能算是安全的。君主失道的时候,大臣就联合权势在国中互相抬举,小臣们也必然为私利而趋从他们。所以,他们便举用国士作为私党,利用公法谋取私利;在君前互相推崇,在民间互相吹捧;各图己便,忘掉国家,以扩大势力范围,结聚徒党,上以蒙蔽国君,下以搜刮百姓。这都是削弱君主破坏国家的作法。所以是国家的危险。 

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圣王之禁也。擅国权以深索于民者,圣王之禁也。 其身毋任于上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破坏国家正道,改变国家常法,封赐与禄赏之事全随个人意志决定,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擅专国权以严重搜刮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不肯为朝廷任职作事,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进则受禄于君,退则藏禄于室,毋事治职,但力事属,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在朝廷领受俸禄于君主,回家来积藏俸禄于私室,不干自己应办的公事,只努力发展部属,私用国家官吏,私决君主大事,排除不该排除的人而私自行事,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修行则不以亲为本,治事则不以官为主,举毋能、进毋功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修德不以事亲为根本,办事不以奉公为主旨,举用无能的人,荐引无功之辈,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交人则以为己赐,举人则以为己劳,仕人则与分其禄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为国家结交人材当作自己的恩赐,推荐人材当作自己的功劳,任用人材又从中分取俸禄,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轻取于其民而重致于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于民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既结交权势,又收揽穷人;轻取于民而重求于君,削上就下,枉法收买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交于利通而获于贫穷,用不称其人,家富于其列,其禄甚寡而资财甚多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享用与本人身份不相称、家产超过爵位的等级,俸禄很少而资财很多,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拂世以为行,非上以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于国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干违背时代潮流的事情,靠非议君上来猎取名声,经常反对朝廷的法制,并以此结聚徒党于国内,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饰于贫穷而发于勤劳、权于贫贱,身无职事,家无常姓,列上下之间,议言为民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打扮成贫穷的样子,而不肯辛勤劳动,暂时安于贫贱,自身没有常业,自家没有恒产,活动于社会上下之间,而声称是为了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壶士以为亡资,修田以为亡本,则生之养,私不死,然后失矫以深,与上为市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供养游士和修治武器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豢养贼臣和私藏敢死之徒,然后强直不让而严重地与君主讨价争权,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审饰小节以示民,时言大事以动上,远交以逾群,假爵以临朝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注意修饰小节以显于人民,经常议论大事以打动国君,广泛结交以凌驾群僚,凭借自己的地位以控制朝政,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卑身杂处,隐行辟倚,侧入迎远,遁上而遁民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屈身于人群之中,暗行不正之事,潜入别国或接纳外奸,欺瞒君主又欺瞒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诡俗异礼,大言法行,难其所为而高自错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实行奇怪的风俗和反常的礼节,语言夸大而行为骄傲,把自己所做过的事,说得非常难做,借此以抬高自己,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守委闲居,博分以致众,勤身遂行,说人以货财,济人以买誉,其身甚静,而使人求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有积蓄而生活安逸,广施财物以收买民众,殷勤行事,顺从人意,用财货收买人心,用救济沽名钓誉,政治上稳坐不动而使人主动拥护,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行为邪僻而坚持不改,把奇谈怪论讲得头,头是道,办法错误而数量很多,支持邪恶而善于辩解,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以朋党为友,以蔽恶为仁,以数变为智,以重敛为忠,以遂忿为勇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以结纳朋党为友爱,以包庇罪恶为仁慈,以投机善变为有智,以横征暴敛为忠君,以发泄私忿为勇敢,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固国之本,其身务往于上,深附于诸侯者,圣王之禁也。 

【译文】

闭塞国家根本,努力蒙蔽国君,又密切勾结其它诸侯国,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圣王之身,治世之时,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诡俗异礼,以自见于国;莫敢布惠缓行,修上下之交,以和亲于民;故莫敢超等逾官,渔利苏功,以取顺其君。圣王之治民也,进则使无由得其所利,退则使无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乐其群,务其职,荣其名,而后止矣。故逾其官而离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职者,必使有耻。是故圣王之教民也,以仁错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圣王之道也。 

【译文】

    作为圣王,处在治世的时候,讲德行必须立下正确标准,讲道义也必须有个明确准则。所以士人们不敢推行怪异的风俗和反常的礼节在国内自我表现;也不敢布施小惠,缓行公法和修好上下以收揽民心;也不敢越级僭职,谋取功利以讨好于国君。圣王的治理人民,向上爬的总是要使他无法得利,推卸责任的总是要使他无法逃避惩罚。必须使人们回到安其职位、乐其同人、努力于职务、珍惜其名声的轨道上来,才算达到目的。所以,对于超越职权而脱离同事的人,应当使之受害;对于不胜任而失职的,必须使之受辱。因此,圣王的教育人民,就是用仁爱来保护,用惩罚来驱使,并提高他们的能力使之有所成就而后止。所以说:坚决而镇定,稳定而图治,安国而尊君,有所举措而不朝令夕改,这都是圣王的治世之道。

 

《管子· 重令第十五》白话译文  

 

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 

【译文】

凡属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威重则君主尊严,君主尊严则国家安定;法令没有力量则君主低贱,君主低贱则国家危险。所以,安国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行令在于严明刑罚。刑罚严、法令行,则百官畏法尽职;刑罚不严、法令不行,则百官玩忽职守。因此,英明的君主明察治民的根本,根本没有比法令更要紧的。所以说:删减法令者,处死;增添法令者,处死;不执行法令者,处死;扣压法令者,处死;不服从法令者,处死。这五种情况都应是死罪无赦,一切都只看法令行事。所以说:法令有力量,下面就畏惧了。 

为上者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无罪,则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听也。令出而论可与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损者毋罪,则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则巧佞之人,将以此成私为交;比周之人,将以此阿党取与;贪利之人,将以此收货聚财;懦弱之人,将以此阿贵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将以此买誉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乱,不可得也。 

【译文】

君主若昏庸不明,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是否可行的权限就落到下面了。凡是能违背君令以自揽权威的,就可以达到为个人而肆意妄为的目的,百官哪有不玩忽职守的呢?况且,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是否可行却取决于下面,这就是君主的权威被下面的人牵制了。权威被下面的人们牵制,而希望君主没有危险,是办不到的。法令发出,而扣压者无罪,这就是让人不尊敬君主;法令发出,而不执行者无罪,执行的有罪,这就是让人不听从君主;法令发出,而论其是否可行之权在百官,这就是君权下分;擅自增删法令者无罪,这就是让人们寻找邪路。照此下去,诡诈奸侯的人们将由此勾结营私;善于结党的人们,将由此党同伐异;贪利的人们,将由此收贿聚财;懦弱的人们,将由此逢迎富人贵者,并趋奉国君左右的小臣;骄矜自夸的人们,将由此沽名钓誉以成其虚名。所以,法令一出,就给人敞开五条邪路,而想要君主不危亡,臣下不作乱,是办不到的。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万乘藏兵之国,卒不能野战应敌,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稚也,谓之逆。爵人不论能,禄人不论功,则士无为行制死节,而群臣必通外请谒,取权道,行事便辟,以贵富为荣华以相稚也,谓之逆。 

【译文】

粮食不足,奢侈品生产不禁止,人们必定要挨饿,而工匠们还以雕木镂金相夸耀,这就叫作“逆”。布帛不足,衣服却没有节制,人民一定要受冻,而女人们还以衣着美丽、锦绣纂组相夸耀,这就叫作“逆”。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士卒不能野战应敌,国家一定有危亡之患,而武士们还以免服兵役相夸耀,这就叫作“逆”。不按才能授官,不按功劳授禄,武士们就不肯执行命令、为国牺牲,而大臣们还一定要交结外国、实行权术、趋奉君侧小臣,以升官发财为光荣来互相夸耀,这也叫作“逆”。 

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何谓国之经俗?所好恶不违于上,所贵贱不逆于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说,毋侈泰之养,毋逾等之服;谨于乡里之行,而不逆于本朝之事者,国之经俗也。何谓民之经产?畜长树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经产也。故曰:朝不贵经臣,则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国不服经俗,则臣下不顺,而上令难行。民不务经产,则仓廪空虚,财用不足。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则大臣不和。臣下不顺,上令难行,则应难不捷。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三者见一焉,则敌国制之矣。 

【译文】

朝廷要有“经臣”,国家要有“经俗”,人民要有“经产”。什么叫作朝廷的“经臣”呢?按个人能力接受官职,不欺骗君主;严肃执行法令治理国家,不袒护私党;竭尽能力办事,不追求私利;遇到国家患难,不贪生怕死;受禄不超过自己的功劳,官位不超过自己的才能,不平白领受禄赏的,就是朝廷的经臣。什么叫作国家的“经俗”呢?人们的喜好和厌恶,不违背君主的标准;重视和轻视的事情,不违背法令的规定;不做与君主意见相反的事,不说偏、袒下级的话,不过奢侈的生活,没有越级的服用;在乡里要有谨慎的行为,而不违背本朝政事的,就是国家的经俗。什么叫作人民的“经产”呢?饲养牲畜,搞好种植,注意农时,增产粮食,努力农事,开垦荒地,而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就是人民的经产。所以说,朝廷不重视经臣,则嬖臣得进,无功者空得官禄;奸邪得逞,无能者混入上层。国家不施行经俗,则臣下不顺,而君令难以推行。人民不注重经产,则仓凛空虚,财用不足。嬖臣得进,无功者空得官禄,奸邪得逞,无能者混入上层,这就会造成大臣的不和。臣下不顺,君令难行,在国家应付危难的时候,就难得取胜。仓凛空虚,财用不足,国家就不能固守。三种情况出现一种,国家就将被敌国控制了。 

故国不虚重,兵不虚胜,民不虚用,令不虚行。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于官受,禄赏不当于功,号令逆于民心,动静诡于时变,有功不必赏,有罪不必诛,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无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将帅不严威,民心不专一,阵士不死制,卒士不轻敌,而求兵之必胜,不可得也。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译文】

所以,国家不是凭空就能强大的,军队不是凭空就能打胜仗的,人民不是凭空就能服从使用的,法令不是凭空就能贯彻下去的。凡是国家的强大,一定要依靠军队能打胜仗,然后,国家才能强大。凡是军队打胜仗,一定要依赖人民服从使用,然后,军队才能打胜仗。凡是人民服从使用。一定要法令贯彻下去,然后人民才能服从使用。凡是法令的贯彻,必须使君主所亲近的人遵守,然后,法令才能贯彻下去。所以,禁令不能制服亲者和贵者,刑罚不肯加于君侧的嬖臣,法律禁令不惩罚罪行严重者,只加害于疏远者,庆赏不肯给予出身低贱的人们,这样,还指望法令一定贯彻下去,是办不到的。有能力的人不使之进入官府,受禄赏的人不符合本人功绩,所发号令违背民心,各项措施不合时代潮流,对有功的不坚决行赏,对有罪的不坚决惩办,出令不能必行,有禁不能必止,身在上位没有办法役使臣下,还指望人民一定服从使用,是办不到的。将帅没有治军的威严,民心不能专一于抗战,临阵的将士不肯死于军令,士卒不敢蔑视敌人,还指望军队一定能打胜仗,是办不到的。对内固守不能保持国土完整,对外攻战不能征服对方,野战不能克制敌军,侵伐不能威震四邻,还指望国家强大,是办不到的。德惠没有施加于弱小的国家,威望不能取信于强大的国家,征伐不能制服天下,还指望称霸诸侯,是办不到的。论国威,有和自己并立的对象;论军事,有和自己抗争的敌军;德惠不能笼络远方的国家,号令不能统一众多的诸侯,还指望称王天下,是办不到的。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译文】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自然是称霸、称王的根本。然而,至此也就与危亡接近了。天道的规律和人心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就天道的规律说,事物发展到尽头则走向反面,发展到极盛则走向衰落;就人心的变化说,富有了,则产生骄傲,骄傲则松懈怠惰。这里所说的“骄傲”,指的是对各国诸侯的骄傲。对各国诸侯骄傲,在国外就脱离了各诸侯国;而松懈怠惰的结果,又将在国内造成人民的叛乱。在国外脱离诸侯,在国内人民叛乱,这正是天道的体现,也正是走到危亡的时刻了。假使国土虽大而不进行兼并与掠夺,人口虽多而不松懈、怠情与傲视臣民,国家虽富而不奢侈纵欲,兵力虽强而不轻侮诸侯,即使有军事行动也都是为伸张天下的正理,这才是匡正天下的根本,而可成为霸、王之业的君主。 

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明王能胜其攻,故不益于三者,而自有国、正天下。乱王不能胜其攻,故亦不损于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者;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虽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用。民毋为自用,则战不胜;战不胜,而守不固;守不固,则敌国制之矣。然则先王将若之何?曰,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不为六者疑错于斧钺,不为六者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译文】

    先代君主治国的手段有三个,遇到破坏和毁灭国家的因素则有六个。英明的君主能够克服其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超过三个,却能够保有国家,而匡正天下。昏乱的君主不能克服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少于三个,却是有了天下而终于灭亡。三种手段是什么?就是:号令、刑罚、禄赏。六种破坏因素是什么?就是:亲者、贵者、财货、美色、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三种手段的用途在哪里?回答是:没有号令无法役使臣民,没有刑罚无法威服群众,没有禄赏无法鼓励人民。六个破坏因素的败坏作用在哪里?回答是:虽不听君令,也可以平安无事;虽触犯禁律也可以免于刑罚;虽没有功绩也可以捞得财富。凡是国家有不听君令而照样平安无事的,号令就不能推动臣民;有触犯禁律而免于刑罚的,刑罚就不能威服群众;有无功而捞得财富的,禄赏就不能鼓励人民。号令不足以推动臣民,刑罚不足以威服群众,禄赏不足以鼓励人民,这样,人民就不肯为君主效力了。人民不肯为君主效力,作战就不能取胜;作战不胜,国防就不巩固;国防不巩固,敌国就来控制了。那么,先代君主对此是怎样处理的呢?回答是: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变更号令,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疑虑或废置刑罚,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增加或减少禄赏。这样一来,就可以做到远近一心了;远近一心,就可以达到众寡同力了;众寡同力,就可以做到作战必胜、防守必固了。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侵吞和掠夺别国,而为的是把天下政事治理好,这正是匡正天下的原则。

 

《管子· 法法第十六 》白话译文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译文】 

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律能够管柬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 

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 

【译文】

知道有贤才而不举用,要失败;听到有好事而不调查,要失败;见到能干的人而不任使,要失败;亲信于人而不坚定,要失败;共同谋事而不团结,要失败;想危害人而不能,要失败;已废黜人而再用,要失败;事可为而不为,要失败;家已富而不施,要失败;机要而不能保密,也要失败。人君行事不严加保密,正言直行的人就危险;正言直行的人危险,君主就孤立无亲;君主孤立无亲,人臣就结成朋党。使君主孤立无亲,人臣结成朋党的,责任不在人臣,而是君主自身的错误。 

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 

【译文】

人民没有重罪,是因为过失不大;人民不犯大过,是因为君主不随意赦免。君主赦小过,则人民多重罪,这是逐渐积累所形成的。所以说,赦令出,人民就不加做惕;恩惠行,过失就日益增多。把恩惠和宽赦政策加于人民,监狱虽满,杀戮虽多,坏人也不能制止了。所以说,邪恶的事不如早加禁止。凡行“赦”,总是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胜其祸;“不赦”,则是小害而大利,故久而不胜其福。因此,“赦”,好比奔马的丢弃缰绳;“不赦”,好比瘫病的针炙治疗。对文人只有三宥,对武人一赦都不能有。所谓“惠”,就是多赦,行起来先易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所谓“法”,则是行起来先难后易,久而不胜其福的。所以,“惠”,是人民的仇敌;“法”,是人民的父母。最上等的是事先用法制规范人的行止,其次是有错误而能制止,虽有过也不致严重。赦过忘善,人民就不能勉励;有过不赦,有善不忘,勉励人民的政策,就发挥作用了。所以说:英明君主,就是要掌握这善恶的裁决。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译文】 

君主对人民有三项要求,三项要求不节制,君主地位就危险。三项要求是什么呢?一是索取,二是禁阻,三是命令。索取总是希望得到,禁阻总是希望制止,命令总是希望推行。但索取太多,所得到的反而少;禁阻太多,所制止的反而少;命令太多,所推行的反而少。索取而不得,威信就日益降低;禁阻而不止,刑罚将受到轻视;命令而不行,下面就欺凌君上。从来没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能多行的。所以说:上面过于苛刻,下面就不听命;下不听命而强加以刑罚,做君主的就将被众人谋算。君主而被众人所谋算,虽想没有危险,也办不到了。号令已出又改变,礼仪已行又废止,度量已定又变换,刑法已行又动摇,这样,赏赐虽重,人民也不勉力;杀戮虽多,人民也不害怕了。所以说:上面意志不坚定,下面就有疑心;国家没有常法,人民就不肯尽力,这都是规律。 

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译文】 

英明的君主在上,人民自然不敢有私立异说而妄自尊大的,国家没有荒诞的事情、杂乱的风俗、怪异的礼节,士人也没有私立异说的。对于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己立法定制、制造异说的都加以诛罚,那么,强硬的屈服,冒尖的受挫折,顽固的也可以攻破。再用法度来引导,用杀戮来管制,因而,万民之心都会服从上面,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如果,下面有私立异说,妄自尊大,纷争而不负责任的,君令就再也无法实行。所以说,私立异说一立,君主威信就低,何况还有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行立法定制、改风俗、变服装、奇谈怪论的存在呢?那种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乡里,随意独行,改变一国既成风俗的,叫作“不服治理的人”。不服治理的人是跑到法度以外了。法度以外的人,应该杀。应当使贤者靠能力用事,斗士靠战功用事。贤者靠能力用事,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斗士靠战功用事,则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君主尊严而人民服从;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两者树立于国内,则天下得治君主得安了。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雎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 

【译文】

爵位不尊,俸禄不重,就不会有人为他赴难冒险,因为他的办法还不足以调动人们这样做。因此,先王规定轩冕,是用来区别贵贱,不是求美;设立爵禄,是用来定其待遇,不是求好看。要使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君子靠治国之道生活,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即财物丰厚而生活富裕。君主尊严,人民顺从,财物丰厚,生活富裕,四个条件具备,就不难待时而成王业了。 

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译文】

英明的君主建造宗庙,足以殡尸设祭就行了,不求它的美;修筑宫室台榭,足以防避燥湿寒暑就行了,不求它的大;雕制花纹,刻木楼金,足以分辨贵贱等级就行了,不求它的壮观。这样,农夫不耽误农时,工匠能保证功效,商人没有失利的,人民没有游荡的,财货也没有积压的。所以说:节俭才是正道呵!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译文】

法令没有正式公布,人民偶然做到了,就加以行赏,那是君主的错误赏赐。君主进行错赏则功臣抱怨,功臣抱怨则愚民胡作非为,愚民胡作非为,这是大乱的根源。法令没有正式公布,就给予惩罚,那是君主的错罚。君主进行错罚,则人民轻生,人民轻生,暴人就要兴起,帮派朋党就要出现,而乱贼就要造反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赏,这就是叫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则战不能胜而守不能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国家就不会安全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罚,这就是叫人民不服从法令。人民不服从法令,强人就要兴起;强人兴起,君主地位就危险了。所以说:法律制度一定要合于治国之道,号令一定要严明,赏罚一定要信实坚决,这都是规正人民的准则。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译文】

凡是大国的君主地位都高,小国的君主地位都低。大国君主何以地位高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多。小国的君主地位何以低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少。既然,被他用的多就高,用的少就低,那么,君主那有不希望更多的人民为己所用呢?要使人民多为己用,怎么办?回答是:法立令行,人民听用的就多了;法不立,令不行,人民听用的就少了。所以,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多,而所废者少,人民就不非议,人民不非议就听从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如果与所废者均等,国家就没有正常的准则,国家没有正常的准则,人民就去胡作非为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少,而所废者多,人民就不肯服从,人民不服从法令,暴人就要兴起而奸邪之辈就要作乱了。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译文】

考察君主之所以爱民,乃是为了使用他们而爱的。为了爱民的原故,不怕毁坏法度,削减命令,那就失去爱民的意义了。单用爱民的办法使用人民,则人民不服使用,这是很明显的。善于使用人民的,他可以用杀戮、危害、劳累、饥饿、口渴等方法,用民者可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而人民没有考虑以为害己的,是因为明玉在上,道和法通行全国,人民都能舍弃爱干的私事而做不爱干的的公务。所以,善于使用人民的,总是赏赐不任意折扣,刑罚不任意增加。这样,贤人知所勉力而暴人平息。贤人勉力而暴人平息,功业就随之而立了。人们可以踏白刃,受矢石,赴汤蹈火来执行君令,君令可以尽行,禁律可以尽止,召来使用,人民不敢转移力量;送去战争,人民不敢姑惜生命。不敢转移力量,然后可以立功;不敢姑惜生命,然后可以无敌。进无敌,退有功,于是三军之众都能够保全首领,使父母妻子完好安居于国内。所以,对人民不必同他商量事业的创始,而可以同他欢庆事业的成功。因此,仁者、智者、有道者,都不与人民商量事业之开始。 

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 

【译文】

国家从来没有因为小和不幸而削弱危亡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失德,国内的官职、法制、政教有失误,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失误,因而地削而且国危。国家也没有因为大和侥幸而成功立名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有德,国内官职、法制、政教有成就,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成就。然后功立而且名成。既然如此,治国怎么可以没有正道?用人怎么可以不用贤人?得正道而引导之,得贤才而使用之,将是对于兴利除害大有希望的。希望兴利除害,没有比以身作则更急需的了,而国君尤为重要。如事业受到损害,那一定首先是法令有错误。人主将因法令错误而受蒙蔽,因蒙蔽而被劫制,因受劫制而被杀。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译文】

凡人君之所以成为人君,因为他有权势。所以,人君失掉权势,臣下就控制他了。权势在下面,君主就被臣下所控制;权势在上面,臣下由君主控制。所以,君臣的地位颠倒,就因为权势下落。大臣得势一整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儿子得势一整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制服。所以《春秋》记事,臣有杀君的,子有杀父的。所以说:堂上可以比百里还远,堂下可以比千里还远,门庭可以比万里还远。现在,步行一天,一百里地之内的情况就知道了,堂上有事,过十天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百里还远了;步行十天,可以了解一千里地的情况,堂下有事,过一月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比一千里还远了;步行百天,可以了解一万里地的情况,门庭有事,过一年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作比一万里还远了。所以,情况进而不出,叫作“灭”;情况出而不进,叫作“绝”;情况报上去而不能达到君主,叫作“侵”;情况下达而中途停止,叫作“壅”。有了灭、绝、侵、堕问题的国君,并不是杜绝或封守了他的门户,而是政令有所不能推进的原故。所以说:政令重于宝物,政权先于至亲,法度重于人民,威权重于爵禄。所以,不可为重宝而看轻政令,不可为至亲而把国家政权放在后面,不能为爱民而歪曲法律,不能为爵禄而分让权威。所以说:权势是不能给予他人的。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 

【译文】

政,就是“正”。所谓正,是用来正确确定万物之命的。因此,圣人总是精修德性,确定中道以培植这个“正”字,宣扬这个“正”字来治理国家。所以,“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补不及的。过与不及都不是正。不正都一样损害国家。勇而不义损害军队,仁而不正损害法度。军队失败,产生于不义;法度的侵蚀,就是产生于不正。说话有雄辩而不务正的,行为有敬惧而不善良的,所以,说话必须合于务正,不苟且强为雄辩;行为必须考虑良善,不苟且保持敬惧。 

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译文】

规矩,是矫正方圆的。人虽有巧目利手,也不如粗笨的规矩能矫正方圆。所以,巧人可以造规矩,但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制定法度,但不能废法度而治国家。所以,虽有明彻的智慧、高尚的品德,违背法度而治国,就等于废除规矩来矫正方圆一样。 

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良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位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 

【译文】

有一种说法:人君的威严,不是因为他的德行特别能比一切人都好,而因为他是人君,因而人们尊崇他,并不敢计较他德行的高低。因为他有杀和生的大权,比司命之神还厉害;他还有使人贫富,并使之互相供养的大权;还有使人贵贱,并使之互相服从的大权。君主就是掌握这六项权限来统治臣下,臣下也看此六者来事奉君主,君臣的结合,便靠这六者为媒介。这六者掌握在大臣手里一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在太子手里一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夺。所以《春秋》记事,有臣杀君的,有子杀父的,就因为得此六者而君父还不知道的原故。六项权限落在臣下手里,君主就受蒙蔽了。君主受蒙蔽,就是失其政令。所以说:令入而不出叫作“蔽”,令出而不入叫作“壅”,令出而不行叫作“牵”,令入而不能到达君主叫作“瑕”。有了牵、瑕、蔽、壅问题的君主,不是谁敢杜绝和封守他的门户,而是令不能行的原故。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贤人不来而忠臣不用。所以,君主对于令不可以不慎重。令,是君主的大宝。 

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

【译文】

有一种说法:贤人不来叫作“蔽”,忠臣不用叫作“塞”,令而不行叫作“障”,禁而不止叫作“逆”。有了蔽、塞、障、逆问题的君主,并不是因为谁敢杜绝和关闭他的门户,而是贤人不来,令不能行的原故。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译文】

凡人民趋从君主,不是趋从他口里说的什么话,而是趋从他性情之所好。君主好勇则人民轻死,君主好仁则人民轻财,所以说上面喜爱什么,下面就一定爱好什么,而且更厉害。由此,明君知道人民一定是以君主为出发点的,所以要确立法制以自己治理自己,树立礼仪以自己规正自己。所以,上面不以身作则,下面就不会服从,如人们不肯服从法令,不肯死于制度,国家就一定要乱了。所以。有道的君主,行法令、修制度,总是先于人民躬行实践的。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土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译文】

凡评定人物都有要领:骄傲的人,没有伟大人物。骄傲,就是自满;自满,就是空虚。行事有了自满与空虚,事情就被限制。骄傲,是渺小的。凡评价人物而违背古道的,没有高士。既不知古道而轻易作出论断的,没有智士。德行未成于自身而违背古道的,是卑人。事业无根底,遇机会就简弃其业的,是愚人。猎取虚名的人,没有贤士;猎取货利的君主,没有成王业的君主。贤人立身行事,不想到要出名;成王业的君主行道,也不计较成败。贤人行事,成王业的君主行道,都是自己想停下来也不可能的。 

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 

【译文】

明君以公治国统一人民来对待当世,忠臣以直道求进来表明他的才能。明君不肯私授爵禄给所爱的人,忠臣不冒充有能来猎取爵禄。君主不以私对国,大臣不冒充有能,能够这样做的,虽不能大治,也合于规正人民的准则。当前,任用冒充有能的大臣,事奉以私对国的君主,这样而能完成功业的,从古至今都不会有。冒充有能的人是容易识破的。我想了想先王的情况,舜有天下的时候,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治狱的官,后稷为农业的官;这四人都是天下的贤人,还仅只各精一事服务于君主。现在冒充有能的人,做事当官,都是身兼四贤的职责。由此看来,功业之不成,也就容易理解了。所以,那些对高爵重禄无不接受,对势利官大无不乐从的人,用这些为君主服务,就是所谓冒充有能、纂取财利的大臣。世上没有以公治国的君主,就没有以直道求进的士人;没有识别贤能的君主,就没有成就功业的大臣。从前三代的授受天下,哪有第二个天下可供营私的呢?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 

【译文】

劳民与伤财,莫过于用兵;危国与伤君,也没有比用兵更快的。这四者之为害是很明显的,但古往今来都不能废除。兵当废而不废,是错误的;兵不当废而废之,也是错误的。这两者之为害于国家,都是一样。黄帝、唐尧、虞舜的盛世,资有天下,权操于一人,这时,兵备都没有废除,现今,德行不及上述三帝,天下又不太平,而求废除兵备,不是太难了么?所以,英明的君主懂得应该专务什么,防患什么。国治而人民注意积蓄,这就是所谓专务的事;动静失宜,这就是所要防患的。因此,明君总是审慎对待所专务的事,而防其所患。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译文】

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猛毅的君主轻于杀人,轻杀的流弊,就是使行正道者不安全。行正道者不安全,有才能之臣就要出亡国外。这些智者知道我们的虚实,为敌国谋取我们,外患就从此到来了。所以说: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姑借刑杀,姑惜刑杀的错误,就是使行邪道者不改正;行邪道者久而不改,群臣就结党营私;群臣结党营私,就隐君之善而扬君之恶;隐善扬恶,内乱就从此发生了。所以说: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乱。 

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明君不为至亲危害他的国家政权,关怀国家政权甚于关怀至亲;不为个人私欲改变法令,尊重法令甚于尊重人君;不为重宝分让权力,看重权力甚于看重宝物;不为爱民削弱法度,爱法更甚于爱民。

 

《管子· 兵法第十七 》白话译文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权者也。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者也。四祸其国而无不危矣。 

【译文】

通晓万物本质的,可成皇业;明察治世之道的,可成帝业;懂得实行德政的,可成王业;深谋远虑取得战争胜利的,可成霸业。所以,战争,虽不是什么完备高尚的道德,但可以辅助王业和成就霸业。现代用兵的人却不明此理,不晓得用兵是要权衡得失的。所以,一发动战争就使国内贫穷,打起仗来没有必胜的把握,打了胜仗则死亡甚多,得了土地而伤了国家元气。这四种情况,是用兵的祸害。四者害其国,没有不危亡的。 

大度之书曰: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则号制有发也。教器备利,则有制也。法度审,则有守也。计数得,则有明也。治众有数,胜敌有理。察数而知理,审器而识胜,明理而胜敌。定宗庙,遂男女,官四分,则可以定威德;制法仪,出号令,然后可以一众治民。 

【译文】

大度的书上说:发动战争而保持国家不贫,打起仗来有必胜把握,打了胜仗没有死亡,得了土地而本国不伤元气,如何做到这四点呢?发动战争而国内不贫,是因为筹算得当。战而必胜,是因为法度严明。打了胜仗而没有死亡,是因为教练和武器都好,敌人不敢抗拒。得了土地而不伤本国元气,是因为顺应了被征服国的人民。顺应其人民,号令、制度就有成法可依。教练和武器都好,就有控制力量。法度严明,军队就有遵循。筹算得当,用兵就有明见。治兵众要有方法,胜敌国要有正理,审查治兵的方法就可以了解治军水平,审查武器的状况就可以了解战胜原因,明白举兵的正理就可以战胜敌人。安定宗庙,养育儿女,使四民分业治事,就可以立威立德;制定仪法,发布号令,然后就可以统一百姓行动和治理民众了。 

兵无主,则不蚤知敌。野无吏,则无蓄积。官无常,则下怨上,器械不巧。则朝无定,赏罚不明,则民轻其产。故曰:蚤知敌,则独行;有蓄积,则久而不匮;器械巧,则伐而不费:赏罚明,则勇士劝也。 

【译文】

军中没有主帅,就不能早知敌情。农业没有官吏,就不能充实粮食贮备。官府没有常法,下面就抱怨上级,而使武器不精。朝廷没有统一政令而赏罚不明,人民就看轻出产。应该说:早知敌情,才能够所向无敌;有充实的粮食贮备,才能久战而不匮乏;武器精巧,才能征伐顺利;赏罚严明,才能使勇士得到鼓励。 

三官不缪,五教不乱,九章著明,则危危而无害,穷穷而无难。故能致远以数,纵强以制。三官:一曰鼓棗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棗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谓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五教各习,而士负以勇矣。九章:一曰举日章,则昼行;二曰举月章,则夜行;三曰举龙章,则行水;四曰举虎章,则行林;五曰举鸟章,则行陂;六曰举蛇章,则行泽;七曰举鹊章,则行陆;八曰举狼章,则行山;九曰举韟章,则载食而驾。九章既定,而动静不过。 

【译文】

“三官”无误,“五教”不乱,“九章”著明,这样,虽处于极危之境也无害,处于极度困乏也不会遇难。所以有办法进行远征,有规则总领众强。三官:第—是鼓,鼓是为了作战,为了发动,为了进攻而用的;第二是金,金是为了防守,为了退兵,为了停战而用的;第三是旗,旗是为了出动军队,为了节制军队,为了抑止军队而用的。这就是三官。有此三令,兵法就起作用了。“五教”:一是教战士眼看各种形色的旗帜,二是教战士耳听各种号令的数目,三是教战士足走前进后退的步伐,四是教战士手使各种长短的武器,五是教战士心想赏罚制度的必行。五教熟练,战士就有勇气作战了。“九章”:一是举日章,白日行军;二是举月章,夜里行军;三是举龙章,水里行军;四是举虎章,林内行军;五是举乌章,丘陵行军;六是举蛇章,沼泽行军;七是举鹊章,陆上行军;八是举狼章,山上行军;九是举弓衣之章,表示要载上粮食驾车而行的意思。这九章确定之后,军队的行止就不会越轨了。 

三官、五教、九章,始乎无端,卒乎无穷。始乎无端者,道也;卒乎无穷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也。故不可量,则众强不能图;不可数,则伪诈不敢向。两者备施,则动静有功。径乎不知,发乎不意。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不意,故莫之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 

【译文】

运用三官、五教和九章,要做到起始于没有开端,结束于没有穷尽。始于无端,好比“道”;终于无穷,好比“德”。因为道是不可量度的,德是不可测算的。不可量度,所以敌众强大也无法图谋我军;不可测算,所以敌军诈伪也不敢对抗我军。两者兼而施之,无论动兵或息兵都有成效。过境要使人不知,发兵要出敌不意。过境使人不知,敌人就无法防御;发兵出敌不意,敌人就无法应付。故能全胜而无所伤害。要根据进军方便而进行教练,要按照作战有利而指挥行动。教练不拘常规,行动也不拘常规。两者兼而施之,—动兵就有成效。 

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飘风,击刺若雷电。绝地不守,恃固不拔,中处而无敌,令行而不留。器成教施,散之无方,聚之不可计。教器备利,进退若雷电,而无所疑匮。一气专定,则傍通而不疑;厉士利械,则涉难而不匮。进无所疑,退无所匮,敌乃为用。凌山坑,不待钩梯;历水谷,不须舟辑。径于绝地,攻于恃固,独出独入而莫之能止。宝不独入,故莫之能止;宝不独见,故莫之能敛。无名之至,尽尽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译文】

兵器完好,教练有素,追逐逃兵遁卒就能像飘风一样迅速,击杀敌军就能像雷电一样猛烈。敌人虽有绝地也不能守卫,虽侍险固也不能支持。我军则保持主动而无敌,令行而无阻。兵器完好,教练有素,分兵则敌人不能防备,聚兵则敌人不能测度。在教练充分武器良好的条件下,兵的进退都会像雷电一样,而没有停滞和溃散。能做到一气专定,则四出无阻;能做到强兵利器,则遇危不乱。进军无阻碍,退军不溃乱,敌人就为我所用了。这样,过山谷不用钩梯,经水沟不用船只,可以通过绝险的地势,可以打下依险固守的敌人,独出独入谁也不能阻止。实际上“独入”并不是单人打入,所以不能阻止;“独出”并不是单人杀出,所以不能约束。这种战法不能用言语形容至尽,说尽反而不是原意了。所以,其伟大可与神灵相比拟。 

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定一至,行二要,纵三权,施四教,发五机,设六行,论七数,守八应,审九器,章十号。故能全胜大胜。 

【译文】

养兵以道,则人民和睦;养兵以德,则人民团结。和睦团结就行动协调,协调就能一致,普遍地协调一致,那就谁也不能伤害了。定于“一至”,实行“两要”,总揽“三权”,掌握“四机”,发“五教”,设“六行”,讲“七数”,守“八应”,审“九章”,明“十号”,这就能获得全胜和大胜了。 

无守也,故能守胜。数战则士罢,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破大胜强,一之至也。乱之不以变,乘之不以诡,胜之不以诈,一之实也。近则用实,远则施号;力不可量,强不可度,气不可极,德不可测,一之原也。众若时雨,寡若飘风,一之终也。 

【译文】

要固守,所以能以守取胜。因为,频繁战斗则士兵疲惫,多次得胜则君主骄傲,以骄傲的君主驱使疲惫的士兵作战,国家怎能不危险?所以,用兵最好的是不战而胜,其次是一战而定。打破大国,战胜强敌,这是一战而定的典范。乱敌不用权变,乘敌不用诡计,胜敌不用诈谋,这是一战而定的实质。对近敌用实力征伐,对远国用号令威慑,力量不可估计,强盛不可测度,士气永不枯渴,心智无法捉摸,这是一战而定的力量源泉。增兵像时雨一样密集,减兵像飘风一样迅速,这是一战而定的最终表现。 

利適,器之至也;用敌,教之尽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尽教者,不能用敌。不能用敌者穷,不能致器者困。远用兵,则可以必胜。出入异涂,则伤其敌。深入危之,则士自修;士自修,则同心同力。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景。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译文】

    能控制敌人,是武器最精的结果;使敌为我用,是教练最好的结果。不能使武器最精的,不能制敌;不能使教练最好的,不能使敌为我用。不能使敌为我用,我将陷于被动;不能使武器最精,我将陷于困境。用兵神速,可以取得必胜。出入异途,可以劳伤敌军。深入敌境造成危险,战士自然警惕,警惕就同心同力了。善于用兵者指挥作战,总是使敌人像在虚空的地方,像在同影子搏斗。保持没有方位、没有形体的样子,因而没有不成功的;保持没有形体、没有作为的样子,因而没有不变化的。这些就叫作“道”。它好像无有而实则存在,好像在后而实则在前。用“威”字,都不足以形容其作用。

 

《管子·大匡第十八 》白话译文  

 

齐僖公生公子诸儿、公子纠、公子小白。使鲍叔傅小白,鲍叔辞,称疾不出。管仲与召忽往见之,曰:“何故不出?”鲍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奠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贱臣傅小白也。贱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辞,无出,吾权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鲍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庙者,不让事,不广闲。将有国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齐国也,譬之犹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则必不立矣。吾观小白,必不为后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国人憎恶纠之母,以及纠之身,而怜小白之无母也。诸儿长而贱,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齐国者,非此二公子者,将无已也。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惕而有大虑,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下不幸降祸加殃于齐,纠虽得立,事将不济,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召忽曰:“百岁之后: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济,是吾义也。”管仲曰:“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鲍叔曰:“然则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则可。”鲍叔许诺。乃出奉令,邀傅小白。鲍叔谓管仲曰:“何行?”管仲曰;“为人臣者,不尽力于君则不亲信,不亲信则言不听,言不听则社稷不定。大事君者无二心。”鲍叔许诺。 

【译文】

齐僖公生有公子诸儿、纠与小白。僖公委派鲍叔辅佐小白,鲍叔不愿干,称病不出。管仲和召忽去看望鲍叔,说:“为什么不出来干事呢?”鲍叔说:“先人讲过;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现在国君知道我不行,才让我辅佐小白,我是想不干了。”召忽说:“您若是坚决不干,就不要出来,我暂且保证说您要死了,就一定把您免掉。”鲍叔说:“您能这样做,哪还有不免我的道理呢?”管仲说:“不行。主持国家大事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不应该贪图空闲。将来继承君位的,还不知道是谁。您还是出来干吧。”召忽说:“不行。我们三人对齐国来说,好比鼎的三足,去其一,立不起来。我看小白一定当不上继承君位的人。”管仲说:“不对,全国人都厌恶公子纠的母亲,以至厌恶公子纠本人,而同情小白没有母亲。诸儿虽然居长,但品质卑贱,前途如何还说不定。看来统治齐国的,除了纠和小白两公子,将无人承担。小白的为人,没有小聪明,性急但有远虑,不是我管夷吾,无人理解小白。不幸上天降祸加灾于齐国,纠虽得立为君,也将一事无成,不是您鲍叔来安定国家,还有谁呢?”召忽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有违犯君命废弃我之所立,夺去纠的君位,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何况,参与了我们齐国的政务,接受君令而不改,奉我所立而不使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说:“我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纠个人而牺牲?我要为之牺牲的是: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只有这样,我才去死。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下来。我活对齐国有利,我死对齐国不利。”鲍叔说:“那么我应该怎么办?”管仲说:“您去接受命令就是了。”鲍叔许诺,便出来接受任命,辅佐小白。鲍叔问管仲说:“怎样作工作呢?”管仲说:“为人臣的,对君主不竭尽心力就不能得到亲信,君主不亲信则说话不灵,说话不灵则国家不能安定。总之,事奉君主不可存有二心。”鲍叔许诺了。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札秩如適。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襄公立后,绌无知,无知怒。公令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时而往,及瓜时而来。”期戍,公问不至,请代,不许,故二人因公孙无知以作乱。 

【译文】

齐僖公的同母弟夷仲年生有公孙无知,得齐僖公的宠爱,衣服、礼数和世子一样待遇。僖公死后,因诸儿最长,立为国君,这就是齐襄公。齐襄公立后,废除无知的特殊地位,无知很恼怒。齐襄公曾派连称、管至父两人到葵丘去戊守,命令说:“瓜熟的时候派你们去,明年瓜熟的时候回来。”驻守了一周年,齐襄公的通知还不到,两人请求接替,襄公不允许。他们便依靠公孙无知起来造反。 

鲁桓公夫人文姜,齐女也。公将如齐,与夫人皆行。申俞谏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公不听,遂以文姜会齐侯于泺。文姜通于齐侯,桓公闻,责文姜。文姜告齐侯,齐侯怒,飨公,使公子彭生乘鲁侯胁之,公薨于车。竖曼曰:“贤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长虑,身得免焉。今彭生二于君,无尽言。而谀行以戏我君,使我君失亲戚之礼命,又力成吾君之祸,以构二国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祸理属焉。夫君以怒遂祸,不畏恶亲闻容,昏生无丑也。岂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鲁若有诛,必以彭生为说。”二月,鲁人告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死,请以彭生除之。”齐人为杀彭生,以谢于鲁。五月,襄公田于贝丘、见豕彘。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下,伤足亡屦。反,诛屦于徒人费,不得也,鞭之见血。费走而出,遇贼于门,胁而束之,费袒而示之背,贼信之,使费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孟阳代君寝于床,贼杀之。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杀公,而立公孙无知也。 

【译文】

鲁桓公的夫人文姜,是齐国的姑娘。鲁桓公将去齐国,准备与夫人同行。申俞谏止说:“这不好。女有夫家,男有妻室,双方不相混乱,这是一种礼。”鲁桓公不听,还是带着文姜与齐侯在烁水之地相会。文姜私通于齐侯,鲁桓公知道了,责备文姜。文姜告诉了齐侯,齐侯发怒,在宴请桓公的时候,使公子彭生扶之上车拉断其肋骨,鲁桓公死在车上了。齐国大夫竖曼说:“贤者死于忠诚以消除人的疑惑,百姓就安定了;智者深究事理而考虑长远,自身就免祸了。彭生作为公子,仅次于国君,不忠谏而阿谈逢迎以戏弄国君,使国君失了亲戚之礼;现在又为国君闯了大祸,使两国结怨,彭生岂能免罪呢?祸败原因,归于彭生。君上您因怒而造祸,不顾交恶于亲戚之国,宽容了昏恶的彭生,就是无耻。那就不仅彭生一个人所能了事的了。鲁国若兴兵问罪,也一定用彭生作理由。”二月,鲁国果然通知齐国说:“我们的国君由于敬畏您的威望,不敢耽在家里,而到齐国修好。完成了外交之礼但没有生还,无所归咎,请用彭生来解除这个怨恨。”齐国于是就杀了彭生,以谢罪于鲁国。五月,齐襄公在贝丘打猎,见到一只野猪。侍从们说:“这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发怒说:“彭生怎么敢来见我?”用箭射它,这只野猪像人一样站着英叫起来。襄公害怕,从车上掉下来,伤了脚又丢了鞋。回来向一个名叫费的侍从人员要鞋,没有找到,用鞭子打费血。费跑出来,在大门遇到造反的叛贼,被捆绑起来。费脱掉衣服让他们看打伤的背,叛贼相信了他,让费进去捉齐襄公。费把齐襄公藏了起来而再出,与叛贼战死在门里。石之纷如也死在阶下。孟阳冒充齐襄公躺在他的床上,叛贼把他杀死以后说:“不是国君,相貌不像。”这时忽然在门下面发现齐襄公的脚,于是杀了齐襄公而拥立公孙无知为国君。 

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九年,公孙无知虐于雍廪,雍廪杀无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鲁人伐齐,纳公子纠。战于乾时,管仲射桓公中钩,鲁师败绩,桓公贱位。于是劫鲁,使鲁杀公子纠。桓公问于鲍叔曰:“将何以定社稷?”鲍叔曰:“得管仲与召忽,则社稷定矣。”公曰:“夷吾与召忽,吾贼也。”鲍叔乃告公其故图。公曰:“然则可得乎?”鲍叔曰:“若亟召,则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鲁施伯知夷吾为人之有慧也,其谋必将令鲁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则彼知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也,必将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将受鲁之政乎?其否也?”鲍叔对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纠也,为欲定齐国之社稷也,今受鲁之政,是弱齐也。夷吾之事君无二心,虽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于我也,曾若是乎?”鲍叔对曰:“非为君也,为先君也。其于君不如亲纠也,纠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齐之社稷,则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鲍叔曰:“夫施伯之为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杀也。”公曰:“诺。”施伯进对鲁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济,今在鲁,君其致鲁之政焉。若受之,则齐可弱也;若不受,则杀之。杀之,以悦于齐也,与同怒,尚贤于已。”君曰:“诺。”鲁未及致政,而齐之使至,曰:“夷吾与召忽也,寡人之贼也,今在鲁,寡人愿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与寡人贼比也。”鲁君问施伯,施伯曰:“君与之。臣闻齐君惕而亟骄,虽得贤,庸必能用之乎?及齐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济也。夫管仲天下之大圣也,今彼反齐、天下皆乡之,岂独鲁乎!今若杀之,此鲍叔之友也,鲍叔因此以作难,君必不能待也,不如与之。”鲁君乃遂束缚管仲与召忽。管仲谓召忽曰:“子惧乎?”召忽曰:“何惧乎?吾不蚤死,将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齐之左,必令忽相齐之右。虽然,杀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为生臣,忽为死臣。忽也知得万乘之政而死,公子纠可谓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诸侯,公子纠可谓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两立,行不虚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齐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闻之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 

【译文】

鲍叔牙事奉公子小白逃奔到莒国,管夷吾和召忽事奉公子纠逃奔到鲁国。鲁庄公九年,齐国的公孙无知因为虐待雍凛,雍凛杀了公孙无知。齐桓公从苔地先回到齐国。鲁国这时也动兵伐齐,要纳公子纠为君,双方在乾时那地方作战,管仲箭射桓公,仅中带钩。鲁军打了败仗,齐桓公即位为君了。于是齐国要胁鲁国,要鲁国杀公子纠。齐桓公问鲍叔说:“将怎样安定国家?”鲍叔说:“得到管仲和召忽,国家就安定了。”齐桓公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仇人呵。”鲍叔便把他们三人从前的谋划告诉了桓公。桓公说:“那么,能得到他们么?”鲍叔说:“要快快召回,就能得到,不快就得不到。因为鲁国的施伯知道管仲的才干,他会献计让鲁国把大政交给管仲。管仲如果接受,鲁国就知道如何削弱齐国了;管仲如不接受,鲁国知道他将回齐国,就一定把他杀掉。”齐桓公说:“那么,管仲将接受鲁国政务么?还是不肯接受呢?”鲍叔回答:“不会接受。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安定齐国,若接受鲁国政务,就是削弱齐国了。管仲对齐国没有二心,虽明知要死,也肯定不会接受的。”齐桓公说:“他对于我,也肯这样么?”鲍叔回答说;“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齐国先代的君主。他对您当然不如对公子纠更亲,对公子纠他都不肯死难,何况您呢?您若想安定齐国,就快把他接回来。”齐桓公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鲍叔说:“施伯的为人,聪敏然而伯事,您若及早去要,他害怕得罪齐国,一定不会杀的。”桓公说;“好。”鲁君施伯果然去对鲁君说:  “管仲是有智谋的,只是事业未成,现在鲁国,您应把鲁国大政委托给他。他若接受,就可以削弱齐国;若不接受,就杀掉他。杀他来向齐国讨好,表示与齐同怒,比不杀更友好。”鲁君说:“好。”鲁国还未及任用管仲从政,齐桓公的使臣就到了,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叛贼,现在鲁国,我想要活着得到他们。如得不到,那就是鲁君您和我的叛贼站在一起了。”鲁国问施伯,施伯说:“您可以交还给他。我听说齐君性急而极为骄傲,虽得贤才,就一定能使用么?如果齐君真的使用了,管子的事业就成了。管仲是天下的圣人,现在回齐国执政,天下都将归顺他,岂独鲁国!现在若杀了他,他可是鲍叔的好友,鲍叔借此与鲁国作对,您一定受不了,还不如交还齐国。”鲁君便把管仲、召忽捆起来准备起行。管仲对召忽说:“您害怕么?”召忽说:“怕什么?我不早死,是等待国家平定。现在既然平定了,让您当齐国的左相,也一定让我当齐国的右相。但是,杀我君而用我身,是再一次对我的侮辱。您作生臣,我作死臣好了。我召忽既已明知将得万乘大国的政务而自死,公子纠可说有死事的忠臣了。您活着称霸诸侯,公子纠可说有生臣了。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生名与死名不能兼顾,德行也不能虚得。您努力吧,死生在我们两人是各尽其分了。”于是上路而行,一进入齐境,召忽就自则而死了。管仲也便回到齐国。君子们听到都说:“召忽的死,比活着更贤;管仲的生,比殉死更贤。”

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纠践位。国人召小白。鲍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强武,虽国人召我,我犹不得入也。”鲍叔曰:“管仲得行其知于国,国可谓乱乎?召忽强武,岂能独图我哉?”小白曰:“夫虽不得行其知,岂且不有焉乎?召忽虽不得众,其及岂不足以图我哉?”鲍叔对曰:“夫国之乱也,智人不得作内事,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国乃可图也。”乃命车驾,鲍叔御小白乘而出于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试也。”乃将下,鲍叔履其足曰:“事之济也,在此时;事若不济,老臣死之,公于犹之免也。”乃行。至于邑郊,鲍叔令车二十乘先,十乘后。鲍叔乃告小白曰:“夫国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济也,老臣是以塞道。“鲍叔乃誓曰:“事之济也,听我令;事之不济也,免公子者为上,死者为下,吾以五乘之实距路。”鲍叔乃为前驱,遂入国,逐公子纠。管仲射小自,中钩。管仲与公子纠、召忽遂走鲁。桓公践位,鲁伐齐,纳公子纠而不能。 

【译文】

另有一种说法是:齐襄公即位第二年,驱逐小白,小白逃入莒国。襄公在位十二年而死,公子纠即位。国人召小白回国。鲍叔说:“还不回去么?”小白说:“不行。管仲有智,召忽强武,尽管国人召我,我也是进不去的。”鲍叔说:“如果管仲的智谋确实发挥出来了,齐国为什么还会乱?召忽虽然强武,岂能单独对付我们呢?”小白说:“管仲虽然不得行其智,但毕竟不是没有智;召忽虽不得国人支持,他的党羽还是可以图害我们的。”鲍叔回答说:“国家一乱,智者无法搞好内政,朋友无法搞好团结,国家是可以夺到手的。”于是命令车驾出发,鲍叔赶车,小白乘坐而离开苔国。小白说:“管仲和召忽两人是奉君令行事的,我还是不可冒险。”说着就要下车。鲍叔用靴子挡住小白的脚说:“事如成功,就在此时;事如不成,就由我牺牲生命,您还是可以不死的。”于是继续前进。到了城郊,鲍叔命令二十辆兵车在前,十辆在后。鲍叔对小白说:“他们怀疑我们这些从人,但并不认识我。如果事情不成,我便在前面阻塞道路。”接着鲍叔对众宣誓说:“事情成功,都听我的命令;事情如果不成,能使公子免祸者为上,死者为下,我用五辆兵车的车徒器械拦路。”于是,鲍叔充当前驱,就进入齐国,驱逐了公子纠,管仲箭射小白,仅中带钩。管仲与公子纠、召忽就逃往鲁国去了。齐桓公即位以后,鲁国曾攻伐齐国,想立公子纠而没有办到。 

桓公二年践位,召管仲。管仲至,公问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曰:“不能。”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异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诸侯之间无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公曰:“诺。”政未能有行也。 

【译文】

桓公元年,召见管仲,管仲到后,桓公问:“国家能够安定么?”管仲回答说:“您能建立霸业,国家就能安定;建立不了霸业,国家就不能安定。”桓公说:“我不敢有那么大的雄心,只求国家安定就成了。”管仲再请,桓公还说:“不能。”管仲向桓公告辞说:“君免我于死,是我的幸运。但是我之所以不死于公子纠,是为了要把国家真正安定下来。国家不真正安定,要我掌握齐国政事而不死节于公子纠,我是不敢接受的。”于是走出,到大门,桓公又召管仲回来。管仲回来后,桓公流着汗说:“你一定要坚持,那就勉力图霸吧。:管仲再拜稽首起来以后说:“今天您同意完成霸业,我就可以秉承君命立于相位了。”于是便发布命令使五官开始办理政事。过了一些时候,桓公对管仲说:“我想乘此诸侯间没有战事的时候,稍微加强一下军备。”管仲说:“不行。百姓生活困难,您应该先亲百姓而收敛军备,与其厚于军队,不如厚于人民。齐国的国家尚未安定,您不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而先扩充军备,那就将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百姓。”桓公说:“好。”这件政事没有能够实行。 

二年,桓公弥乱,又告管仲曰:“欲缮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听,果为兵。桓公与宋夫人饮船中。夫人荡船而惧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闻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公不听,果伐宋。诸侯兴兵而救宋,大败齐师。公怒,归告管仲曰:“请修兵革。吾士不练,吾兵不实,诸侯故敢救吾仇。内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齐国危矣。内夺民用,士劝于勇,外乱之本也。外犯诸侯,民多怨也。为义之士,不入齐国,安得无危?”鲍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听,乃令四封之内修兵。关市之征侈之,公乃遂用以勇授禄。鲍叔谓管仲曰:“异日者,公许子霸,今国弥乱,子将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诲,姑少胥其自及也。”鲍叔曰:“比其自及也,国无阙亡乎?”管仲曰:“未也。国中之政,夷吾尚微为焉,”乱乎尚可以待。外诸侯之佐,既无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争禄相刺,裚领而刎颈者不绝。鲍叔谓管仲曰:“国死者众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诸侯之为义者莫肯入齐,齐之为义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爱之?” 

【译文】

桓公二年,国愈乱,又对管仲说:“我想加强军备。”管仲又说:“不行。”桓公不听,果然修治军备。桓公曾与宋夫人在船中饮酒,宋夫人摇荡船只吓唬桓公’。桓公发怒,休了宋夫人,宋国则把宋夫人再嫁给蔡侯。第二年,桓公怒对管仲说:“我想伐宋。”管仲说:“不可以,我认为内政不修,对外用兵不会成功。”桓公不听,果然起兵伐宋。各诸侯兴兵救宋,把齐军打得大败。桓公发怒了,回来对管仲说;“请你加强军备。我的战士没有训练,兵力又不充实,所以各国诸侯敢救我们的敌国。必须在国内加强军备!”管仲说:“不可以,这样齐国就危险了。国内夺取民用,鼓励兵士打仗,这是乱国的根源。国外侵犯诸侯,各国人民多怨。行义之士,不肯到齐国来,国家还能没有危险?”鲍叔也说:“您一定要听纳夷吾的意见。”桓公不听,命令全部封地之内加强军备。增加了关税和市场税,桓公便用来按作战勇敢颁发禄赏。鲍叔对管仲说:“从前,桓公曾同意您兴举霸业,现在国家愈乱,您将怎么办?”管仲说:“我们的国君性急,其见解多有悔改,姑且等他自己觉悟吧。”鲍叔说:“等他自己觉悟,国家不就受损失了么?”管仲说:“不会。国家政事,我还在暗中办理着,混乱一些还有时间挽救。国外诸侯的大臣,既没有赶得上我们二人的,便无人敢来侵犯我国。”到下一年,朝廷里争夺禄位,互相残杀,折颈断头的事不断发生。鲍叔对管仲说:“国家死的人多了,这不是坏事么?”管仲说:“怎么能是?那些人都是贪民,我所忧虑的,各诸候国的义士不肯入齐,齐国的义士不肯作官。这才是我的忧患所在。象那样一些死者,我何必加以爱惜?” 

公又内修兵。三年,桓公将伐鲁,曰:“鲁与寡人近,于是其救宋也疾,寡人且诛焉。”管仲曰:“不可。臣闻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忌于辱,不辅其过,则社稷安。勤于兵,忌于辱,辅其过,则社稷危。”公不听。兴师伐鲁,造于长勺。鲁庄公兴师逆之,大败之。桓公曰:“吾兵犹尚少,吾参围之,安能圉我!” 

【译文】

桓公又在国内加强军备。桓公三年,桓公将伐鲁国,说:“鲁国同我本来接近,所以他出兵救宋也快,我要讨伐他。”管仲说:“不可以。我听说有土之君,不勤于战争,不忌恨小辱,不重复过错,国家就能安定;勤于战争,忌恨小辱,重复过错,国家就是要危险的。”桓公不听,兴兵伐鲁,兵到了长勺。鲁庄公出兵抵抗,大败齐军。桓公说:“我的兵还是太少,我若以三倍的兵力包围它,它还怎能阻挡我?” 

四年,修兵,同甲十万,车五千乘。谓管仲曰:“吾士既练,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鲁。”管仲喟然叹曰:“齐国危矣。君不竞于德而竞于兵。天下之国带甲十万者不鲜矣,吾欲发小兵以服大兵。内失吾众,诸侯设备,吾人设诈,国欲无危,得已乎?”公不听,果伐鲁。鲁不敢战,去国五十里而为之关。鲁请比于关内,以从于齐,齐亦毋复侵鲁。桓公许诺。鲁人请盟曰:“鲁小国也,固不带剑,今而带剑,是交兵闻于诸侯,君不如已。请去兵。”桓公曰:“诺。”乃令从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诸侯加忌于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鲁君,诸侯又加贪于君,后有事,小国弥坚,大国设备,非齐国之利也。”桓公不听。管仲又谏曰:“君必不去鲁,胡不用兵?曹刿之为人也,坚强以忌,不可以约取也。”桓公不听,果与之遇。庄公自怀剑,曹刿亦怀剑,践坛,庄公抽剑其怀曰:“鲁之境去国五十里,亦无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走君,曹刿抽剑当两阶之间,曰:“二君将改图,无有进者!”管仲曰:“君与地,以汶为竟。”桓公许诺,以汶为竟而归。桓公归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自圉,辟人,以过,弭师。 

【译文】

四年,桓公继续修治军备,齐整的甲士有十万人,兵车有五千乘。桓公对管仲说:“我的战士已经训练,军队已经增多,我要征服鲁国了。”管仲深深叹惜说:“齐国危险了,因为您不努力于德政而努力于甲兵。天下各国拥兵十万的不少,我们要发动小的兵力征服大的兵力,国内脱离民众,国外诸侯戒备,我们自己也只好行诈,国家想不危险能办到么?”桓公不听,果然伐鲁。鲁国不敢迎战,只在离国都五十里处,设关防守。鲁国请求以关内侯的依次,服从齐国,要求齐国也不再侵略鲁国。桓公许诺了。鲁国约请会盟说:“鲁是小国,当然不带兵器,若带兵器开会,就是以战争状态传闻于各国诸侯,您还不如作罢。这次会盟请都免带兵器。”桓公说:“可以。”使命令随员不带兵器。管仲说:“不行。各诸侯国对您都很忌恨,您还是就此告退为好。您真的借盟会削弱了鲁国,各诸侯国又会把‘贪’名加在您头上,以后的事,小国愈加顽抗,大国也组织防备,对齐国都不利。”桓公不听。管仲又谏止说:“您切不可去。鲁国人怎么能不带兵器?曹判的为人,坚强而狠毒,不是能用盟约来解决问题的。”桓公不听,果然与鲁国相会。鲁庄公怀中带剑,曹判也怀中带剑。上台后,庄公从怀里抽出剑来说:“鲁国边境,离国都只五十里了,也不过一死而已。”左手举剑对着桓公、右手比着自己说:“一同死了吧,我死在您的面前。”管仲跑向桓公,曹判抽举剑站在两个台阶之间说:“两位国君将改变原来计划,谁也不可进前。”管仲说:“君上请把土地归还给鲁国,以汶水为界好了。”桓公许诺了,确定以汶水为界而回国。桓公这次回来便努力整顿政治而不再增加军备,自守边境,不过问他人,停止过激行动并息兵罢战了。 

五年,宋伐杞。桓公谓管仲与鲍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无若诸侯何?夫杞,明王之后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对曰:“不可。臣闻内政之不修,外举义不信。君将外举义,以行先之,则诸侯可令附。”桓公曰:“于此不救,后无以伐宋。”管仲曰:“诸侯之君,不贪于土。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则多诈。夫诈密而后动者胜,诈则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则乱,内动则危于身。是以古之人闻先王之道者,不竞于兵。”桓公曰:“然则奚若?”管仲对曰:“以臣则不而,令人以重市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桓公问鲍叔曰:“奚若?”鲍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孙宿使于宋。宋不听,果伐杞。桓公筑缘陵以封之,予车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于齐,桓公筑夷仪以封之,予车百乘,卒干人。明年,狄人伐卫,卫君出致于虚,桓公且封之,隰朋、宾胥无谏曰:“不可。三国所以亡者,绝以小。今君封亡国,国尽若何?”桓公问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实。君其行也。”公又间鲍叔,鲍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筑楚丘以封之,与车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卫,明年,桓公问管仲:将何行?管仲对曰:“公内修政而劝民,可以信于诸侯矣。”君许诺。乃轻税,弛关市之征,为赋禄之制,既已,管仲又请曰:“问病。臣愿赏而无罚,五年,诸侯可令傅。”公曰,“诺。”既行之,管仲又请曰:“诸侯之礼,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齐以马往,小侯以犬报。”桓公许诺,行之。管仲又请赏于国以及诸侯,君曰:“诺。”行之。管仲赏于国中,君赏于诸侯。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币贺之;从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贺之;凡诸侯之臣有谏其君而善者,以玺问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聪明捷给,可令为东国。宾胥无坚强以良,可以为西士。卫国之教,危傅以利。公子开方之为人也,慧以给,不能久而乐始,可游于卫。鲁邑之教,好迩而训于礼。季友之为人也,恭以精,博于粮,多小信,可游于鲁。楚国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博于教,而文巧于辞,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游于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则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诺。”乃游公子开方于卫,游季友于鲁,游蒙孙于楚。五年,诸侯附。 

【译文】

桓公五年,宋国伐记国。桓公对管仲和鲍叔说:“宋,本来是我要讨伐的,无奈各国诸侯要救他。杞国是伟大君主的后代。目前宋国伐他,我想去救,能行么?”管仲说:“不行。我认为自己内政不修,向外举兵行义就无人信服。您现在将要对外举兵行义,以实行先外后内的办法,对各国诸侯来说可以使之亲附么?”桓公说:“此时不救,以后将没有理由伐宋了。”管仲说:“一个诸侯国的君主,不应该贪得土地,贪地必然勤于动兵,勤动兵必然困乏人民,人民困乏则君主只好多行欺诈了。欺诈如行得机密而后动兵,是可以打胜敌人的;但对民行诈就不能取得人民信任。不信于民则必然动乱,国内一动乱则危及自身。所以古人懂得先王之道的,总是不在军事上互相竞争。”桓公说:“那么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依我之见,不如派人以重礼去宋国交涉,交涉不成,您就收留杞君并加封赐。”桓公问鲍叔说:“怎么样?鲍叔说;“您可按夷吾的意见行事。”桓公便派遣曹孙宿出使宋国。宋国不听,果然伐杞。桓公便修筑缘陵之城封赐给记君,还送予兵车百乘,甲士千人。翌年,狄国伐邢,邢国国君逃到齐国,桓公又修筑夷仪之城封赐邢君,也送兵车百乘,甲士干人。再一年,狄国伐卫,卫国国君逃到虚地,桓公还准备加以封赐。隰朋、宾胥无两人谏止说:“不行。三个国家之所以亡,只因为小。现在您只求封赐亡国,国土用尽怎么办?”桓公问管仲说:“怎么样?”管仲说:“您有了行义之名,便可赢得实际好处。您还应该照样干下去。”桓公又问鲍叔,鲍叔说:“您可按夷吾的意见行事。”桓公便修筑楚丘之城进行封赐,送予兵车五百乘,甲士五干人。封赐了.卫国以后,过一年,桓公问管仲还应做什么事情,管仲回答说:“您在国内修明政治而劝勉人民,就可以取信于各国诸侯了。”桓公同意。于是减轻赋税,放宽关卡市场的征税,建立赋税与禄赏制度。实行了这些以后,管仲又请求说:“要实行间病制度。我希望对国内外有赏而无罚,行之五年,便可使各国诸侯亲附。”桓公说:“好。”实行以后,管仲又请求说:“在与各诸侯国的礼问当中,我们齐国以豹皮送给小国,让小国以鹿皮回报;我们齐国以马送给小国,让小国以狗回报。”桓公也同意并实行了。管仲又请求在国内外实行奖赏措施。桓公说“好”。也实行了。管仲负责在国中行赏,桓公则对各国诸侯行赏。凡诸侯国的君主有做好事情的,就以重礼祝贺他;国内列士以下有做好事情的,就送衣裳祝贺他;凡各诸侯国的大臣有谏诤君主而意见正确的,就送玺去慰问他,以赞许他的意见正确。桓公实行了这些措施以后,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说:“隰朋聪明敏捷,可任命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宾胥无坚强而纯良,可任命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卫国的政教,诡薄而好利。公子开方的为人,聪慧而敏捷,不能持久而喜欢创始,可以出使卫国。鲁国的政教,好六艺而守礼。季友的为人,恭谨而精纯,搏闻而知礼,多行小信,可以出使鲁国。楚国的政教,机巧文饰而好利,不好立大义而好立小信。蒙孙这个人,博于政教而巧于辞令,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以出使楚国。小国诸侯既已服从,大国诸侯既已亲附,能做到这一步,就可以开始向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说:“好。”于是派遣公子开方到卫国,派遣季友到鲁国,派遣蒙孙到楚国出使。五年,各国诸侯都亲附了。 

狄人伐,桓公告诸侯曰:“请救伐。诸侯许诺,大侯车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车百乘,卒于人。”诸侯皆许诺。齐车千乘,卒先致缘陵,战于后。故败狄。其车甲与货,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县分之,不践其国。北州侯莫来,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曰:“狄为无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国;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听天子令,下无礼诸侯,寡人请诛于北州之侯。”诸侯许诺。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之山,斩孤竹,遇山戎,顾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对曰:“君教诸侯为民聚食,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发。如此,则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余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齐,齐助之发。既行之,公又问管仲曰:“何行?”管仲对曰:“君会其君臣父子,则可以加政矣。”公曰:“会之道奈何?”曰:“诸侯毋专立妾以为妻,毋专杀大臣,无国劳毋专予禄;士庶人毋专弃妻,毋曲堤,毋贮粟,毋禁材。行此卒岁,则始可以罚矣。”君乃布之于诸侯,诸侯许诺,受而行之。卒岁,吴人伐穀,桓公告诸侯未遍,诸侯之师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车千乘会诸侯于竟,都师未至,吴人逃。诸侯皆罢。桓公归,问管仲曰:“将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从今以往二年,嫡子不闻孝,不闻爱其弟,不闻敬老国良,三者无一焉,可诛也。诸侯之臣及国事,三年不闻善,可罚也。君有过,大夫不谏;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进,可罚也。士庶人闻之吏贤、孝、悌,可赏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请事,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飨国四十有二年。 

【译文】

狄国又在搞军事征伐,桓公通告各国诸侯说:“请出兵救助被伐的国家。如各国诸侯同意,大国出兵车二百乘,士卒二千;小国出兵车百乘,士卒一千。”各国诸侯都许诺了。齐国出了一千乘兵车,士卒提前到了缘陵,但会战则在全体都到达以后。所以打败了狄军。狄国的车甲与物资,由各小诸侯国受领;大诸侯国就近的,分得狄国的县,但不许践踏它的都城。北州诸侯没有到,桓公在召陵遇到南州诸侯说:“狄国无道,违犯天子之命而擅自征伐小国,我们由于天子的原故,敬顺天命,而下令援救被伐之国。但北州之侯不到,上不听天子之令,下无礼于各诸侯,我提请大家惩罚北州之侯。”各诸侯都同意。桓公于是北伐令支国,打下凫之山,取孤竹国,拦阻山戎。看着管仲发问说:“还要做些什么?”管仲回答说:“您可教各诸侯国为人民积聚粮食,至于各诸侯国的军备不足,您就发兵相助。这样,就可以对他们施加政令了。”桓公便告示各诸候国,一定要备足三年的民食,用余力修治军队,军备不足,就把情况报告齐国,齐国发兵相助。这件事办了以后,桓公又问管仲说:“还做什么?”管仲回答说:“您考察他们君臣父子的关系,就可以施加政令了。”桓公问:  “考察的办法如何?”回答说:“诸侯们不准擅自立妾为妻,不准擅自诛杀大臣,没有为国立功不准擅加禄赏。士与庶人不准擅自弃绝妻室,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囤集粮食,不准乱取山泽的木材。行之一年,不服从的,就可以给予处罚。”桓公便把这些公布于诸侯,各国诸侯都同意,接受而实行。行一年,吴国征伐齐国的谷城,桓公并没有普遍通告诸候,而各诸候国的军队都全部赶到,等待桓公。桓公以兵车干乘在国境接会诸侯;齐国的军队还没有开到,吴兵就逃出了。各诸侯国也同时罢兵。桓公回来问管仲说:“还做什么事情?”管仲说;“可以对各国诸侯施加政令了。”还说:“从今以后二年中,诸侯的世子不孝父母,不友爱兄弟,不敬国之良臣,三者无一,可以诛伐。诸侯的大臣办理国事,三年不闻有善政,可以处罚。国君有过,大夫不谏止,士庶人有好的表现,大夫不举荐,可以处罚。士庶人等,在官吏的了解中,“贤而孝悌的,可以赏赐。”桓公接受并实行了这些建议,邻近齐国的诸侯没有不请求事奉的,有兵车的集会有六次,和平友好的乘车集会有三次,享国达四十二年。 

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 

【译文】

桓公即位十九年,放宽了关、市的征税,只取五十分之一的税收。收农赋用粮食数量计算,按土地肥瘠分别征收。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成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年景饥荒情况缓解后再收。 

桓公使鲍叔识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识不仕与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识工贾之有善者,国子为李,隰朋为东国,宾胥无为西土,弗郑为宅。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从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客与有司别契,至国八契费。义数而不当,有罪。凡庶人欲通,乡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贵人子欲通,吏不通,二日,囚。凡具吏进诸侯士而有善,观其能之大小以为之赏,有过无罪。令鲍叔进大夫,劝国家,得之成而不悔,为上举。从政治为次。野为原,又多不发,起讼不骄,次之。劝国家,得之成而悔;从政虽治而不能,野原又多发;起讼骄,行此三者为下。令晏子进贵人之子,出不仕,处不华,而友有少长,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士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耕者农农用力,应于父兄,事贤多,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令高子进工贾,应于父兄,筝长养老,承事敬,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者,为次;得一者,为下。令国子以情断狱。三大夫既已选举,使县行之。管仲进而举言,上而见之于君,以卒年君举。管仲告鲍叔曰:“劝国家,不得成而悔,从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发,讼骄,凡三者,有罪元赦。”告晏子曰:“贵人子处华,下交,好饮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不敬老而营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耕者出入不应于父兄,用力不农,不事贤,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告国子曰:“工贾出入不应父兄,承事不敬,而违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于父兄无过,州里称之,吏进之,君用之。有善无赏,有过无罚。吏不进,廉意。于父兄无过,于州里莫称,吏进之,君用之。善,为上赏;不善,吏有罚。”君谓国子:“凡贵贱之义,入与父俱,出与师俱,上与君俱。凡三者,遇贼不死,不知贼,则无赦。断狱,情与义易,义与禄易,易禄可无敛,有可无赦。” 

【译文】

    桓公委派鲍叔考察官吏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曼子考察非官吏和种田者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高子考察工匠和商人当中表现好的人,委派国子管理讼狱,隔朋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宾胥无管理西方各国的事务,弗郑管理住宅。凡是当官的住进宫庭,不当官与种田的住近城门,工匠与商人住近市场。每三十里路设置驿站,贮备一些食品,立官管理。凡诸侯各国与齐国交涉办事,对从行官吏,派一个人用车替他负载行装;若是住宿,派人替他喂马并以所备食品招待。来客与管理者各执契券,客至本国要交契费。待客礼仪与收费数目如有不当,管理者有罪。凡庶人要与本乡交涉办事,官吏扣压不办者,过七天要处以囚禁。士有事要向上交涉,官吏扣压者,过五天要处以囚禁。贵人之子要向上交涉办事,官吏扣压者,过三天就要囚禁。凡县吏引荐其他诸侯国来到齐国做事的士人,引荐得好,看所荐对象能力的大小,给予赏赐。引荐有过,不予罪罚。派鲍叔管理大夫的选拔,对于劝勉国事,有功无过的,举为上等。从政,治绩属第二位;田野土地又多不荒废,办案严肃不骄的,属于其次。劝勉国事,有功而亦有过;从政,虽有治绩而无能力,野原又多荒废,办案骄傲轻忽,行此三者,属于下等。派曼子管理贵人之子的选拔,对于外出不邪僻,居处不奢华,能友爱青年和长辈的,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属于其次;具备一条的,属于下等。士,立身谦恭,敬重老人、官长,交游不失礼节,行此三者,举为上等;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属于其次;具有一条,属于下等。种田者,非常出力,顺于父兄,而且多服其劳,有此三者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具有一条,属于下等。派高子管理工匠、商人的选拔,顺于父兄,事长养老,接受任务能严肃对待,有此三条,举为上等;有两条的,属于次等;只有一条,属于下等。还委派国子按情节判断刑狱。三位大夫的选拔举荐工作做完以后,命令县去执行。管仲要进一步与被选拔举荐的人谈话,然后上报与国君见面,终年如此,由国君举用。管仲告知鲍叔说:“劝勉国事,无功而有过;为政无治绩而无能力,野原又多荒废,办案骄傲轻忽,凡有此三条缺点的,有罪无赦。”告知曼子说:“贵人之子,居处奢华,压制朋友,嗜好酒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规,不敬老人,并且营利谋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种田者,出入不顺于父兄,用力不勤,有事不服其劳,行此三者,也是有罪无赦。”告知高子说:“工匠、商人,出入不顺于父兄者,接受任务不严肃对待,而遗弃老人行事诡诈,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凡是对父兄无过,州里称赞的人,官吏应该举荐,国君即行任用。做得好也无赏,有过也无罚。但官吏应荐不荐,则废除其职务。对父兄虽然无过,但州里无人称赞的,官吏举荐,国君也可使用,好的给上等赏,不好的则官吏受罚。”桓公也告知国子说:凡贯彻贵贱的准则,在家里应该与父亲共同履行,出家与师长共同履行,到上面与国君共同履行。这三件大事,受到损害而不能以死捍卫,或者有损害而不知道的,则不赦其罪。判断刑狱的人,使人情与义理通融,使义理与禄位通融,使有禄位者可以不加检束,这也是罪在不赦的。

 

 

《管子·中匡第十九 》白话译文  

   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公曰:“吾子犹如是乎?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入者不说,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壤可以为粟,木可以为货。粟尽则有生,货散则有聚。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办军事矣,则可乎?”对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军,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诛大国之不道者,可乎?”对曰:“爱四封之内,而后可以恶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后可以危救敌之国;赐小国地,而后可以诛大国之不道者;举贤良,而后可以废慢法鄙贱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后必有废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故何也?”对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问曰:“古之亡国其何失?”对曰:“计得地与宝,而不计失诸侯;计得财委,而不计失百姓;计见亲,而不计见弃。三者之属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国家,陨社稷者,非故且为之也,必少有乐焉,不知其陷于恶也。” 

【译文】

管仲计算国家的开支,三分之二用于国外宾客,用于国内的仅占三分之一。管仲惶恐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桓公。桓公说:“您还至于这样么?四方邻国的宾客,来者满意,出者称赞,好名声就布满天下;来者不满意,出者不称赞,坏名声就布满天下。有土地可以生产粮食,有木材可以制造商品。粮食用尽可以再生产,商品卖完可以再买进。治国家者,名声最为贵重,钱财何必在意呢?”管仲说:“这实在是您的明鉴。”桓公说:“人民已致力于军事了,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么?回答说:“不可。盔甲兵器还不够用,请用减刑的办法来增加盔甲兵器。”于是,规定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犯人用盔甲兵器来赎罪。死罪用犀牛皮的甲加上一支戟来赎,刑罪用护胁的盾牌加上一支戟来赎,犯过失者罚以金属一钧,没有什么冤屈而轻自诉讼的,罚一束箭了事。桓公说:“盔甲兵器已经够用了,我想要诛伐无道的大国,可以了吧?”回答说:“首先施爱于国内,然后才能排斥国外的不善者;先安定卿大夫的家,然后才能危害仇敌之国;先赐予小国土地,然后才能诛伐无道的大国;先举用贤良的人才,然后才能取缔慢法鄙贱的人们。因此:先王必先有立而后有废,必先有所利而后才有所害。”桓公说:“从前夏禹、商汤、周武王,既然杀了国君,现在谈仁义的,却一定要以三王为典范,不知是什么原故?”回答说:“从前,禹平定天下,到夏桀就乱了,汤放桀,是安定了禹的功业;汤平定天下,到商纣就乱了,周武王伐纣,是安定了汤的功业。况且善的征伐不善的,自古及今,从无改变,您何必有所怀疑呢?”桓公又问:“古之亡国者,都有什么过失?”回答说:“只考虑取得土地与财宝而不考虑脱离诸侯,只考虑财物的积累而不考虑脱离百姓,只考虑所亲而不考虑所弃。以上三条有一条,就足以削弱;全都具有,就灭亡了。古代败坏国家伤害社程的,都不是专门故意去做的,必然是少有暂时的欢乐,而不知不觉陷入罪恶的深渊。” 

桓公谓管仲曰:“请致仲父。”公与管仲父而将饮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执爵,夫人执尊,觞三行,管仲趋出。公怒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寡人自以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鲍叔、隰朋趋而出,及管仲于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与言。少进中庭,公不与言。少进傅堂,公曰:“寡人斋戒十日而饮仲父,自以为脱于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对曰:“臣闻之,沉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于政,害于国家者危于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为修也,仲父年长,虽寡人亦衰矣,吾愿一朝安仲父也。”对曰:“臣闻壮者无怠,老者无偷,顺天之道,必以善终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宾客之礼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愿闻国君之信。”对曰:“民爱之,邻国亲之,天下信之,此国君之信。”公曰:“善。请间信安始而可?”对曰:“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公曰:“请问为身。”对曰:“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公曰:“请问为国。”对曰:“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公曰:“请问为天下。”对曰:“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菀浊困滞皆,法度不亡,往行不来,而民游世矣,此为天下也。” 

【译文】

    桓公对管仲说:“请仲父来饮曼。”桓公将设馆晏请管仲,挖了一口新井,用柴草覆盖着。斋戒十天,召见管仲。管仲到了以后,桓公拿着酒爵,夫人拿着酒杯敬酒。但酒过三筋,管仲就走了。桓公发怒说:“我斋戎十天来晏请仲父,自以为够严肃了。仲父却不辞而出,原因何在?”鲍叔与隰朋也赶着出来,追管仲于途中说:“桓公发怒了。”管仲回来,进院中,背靠屏风而立,桓公不同他讲话;再往前进到中庭,桓公还不同他讲话;再往前走,接近堂屋,桓公说:“我斋戒十天而晏请仲父,自以为无所得罪了。您不辞而出,不知是什么原因?”管仲回答说:“沉溺于曼乐的就沾染忧患,厚于口味的就薄于德行,怠慢于听朝的缓于政事,有害于国家的危于社稷,我就是因为这些而敢于走出的。”桓公立刻下堂说:“我非敢自为苟安,仲父年长,我也衰老了,我希望安慰一下您。”管仲回答说:“我听说壮年人不懈怠,老年人不苟安,顺天道办事,一定有好结果。夏桀、商纣、周幽三王之所失,并不是一个早上淬然而到的,您为什么有所苟安呢?”管仲走出,这回桓公是以宾客之礼再拜而送出的。第二天,管仲上朝,桓公说;“我想听一听建立国君威信的问题。”回答说:“人民爱戴,邻国亲睦,天下信任,就是国君威信。”桓公说:“好。请问怎样才能建立威信?”回答说:“开始在治身,其次在治国,最终在治天下。”桓公说:“请问治身。”回答说:“导治血气,以求得寿命长、谋虑远和施德广、这就是治身。”桓公说:“请问治国。”回答说:“充分举用贤人并慈爱百姓,对外保全灭亡了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世家,起用死于王事者的子孙;薄收税敛,减轻刑罚,这就是治国的大礼。”桓公说:“请问治理天下。”回答说:“法令能够推行而不苛刻,刑罚精简而不妄赦罪人,官吏宽厚而不迟慢拖拉,屈辱困窘的人们,法度也能加以保护,往者来者都无所约束,而人民和乐,这就是治理天下了。”

 

《管子·小匡第二十》白话译文  

     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牙为宰。鲍叔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冻饥,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胃执枹,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亲射寡人,中钩,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鲍叔曰:“彼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其为君亦犹是也。”公曰:“然则为之奈何?”鲍叔曰:“君使人请之鲁。”公曰:“施伯,鲁之谋臣也。彼知吾将用之,必不吾予也。”鲍叔曰:“君诏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愿请之以戮群臣。’鲁君必诺。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将致鲁之政。夷吾受之,则鲁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必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受乎?”鲍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无二心。”公曰:“其于寡人犹如是乎?”对曰:“非为君也,为先君与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庙,则亟请之,不然,无及也。”公乃使鲍叔行成,曰:“公子纠,亲也。请君讨之。”鲁人为杀公子纠。又曰:“管仲,仇也。请受而甘心焉。”鲁君许诺。施伯谓鲁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将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在楚则楚得意于天下,在晋则晋得意于天下,在狄则狄得意于天下。今齐求而得之,则必长为鲁国忧,君何不杀而受之其尸。”鲁君曰:“诺。”将杀管仲。鲍叔进曰:“杀之齐,是戮齐也。杀之鲁,是戮鲁也。弊邑寡君愿生得之,以徇于国,为群臣僇;若不生得,是君与寡君贼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谓也,使臣不能受命。”于是鲁君乃不杀,遂生束缚而柙以予齐。鲍叔受而哭之,三举。施伯从而笑之,谓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鲍叔之,忍不僇贤人,其智称贤以自成也。鲍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国,管仲、召忽奉公子纠后入,与鲁以战,能使鲁败,功足以。得天与失天,其人事一也。今鲁惧,杀公子纠、召忽,囚管仲以予齐,鲍叔知无后事,必将勤管仲以劳其君愿,以显其功。众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犹尚可加也,显生之功将何如?是昭德以贰君也,鲍叔之知,不是失也。” 

【译文】

齐桓公从莒回到齐国以后,任命鲍叔牙当宰相。鲍叔辞谢说:“我是您的庸臣。国君要加惠于我,使我不至于挨饿受冻,就算恩赐了。如果一定要治理国家,则非我之所能,那只有管夷吾才可以当此重任。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惠爱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忠信以交好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仪可以示范于四方,我不如他;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勇气倍增,我不如他。管仲,好比人民的父母,将欲治理儿子,就不可不用他们父母。”桓公说:“管夷吾亲自射我,射中了带钩,几乎使我丧命,现在竟要起用他,可以吗?”鲍叔说:“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君主这样做的。您只要赦罪而让他回国,他将同样为您效力。”桓公说:“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鲍叔说:“您可派人到鲁国去要回他。”桓公说:“施伯是鲁国的谋臣。他知道我将起用管仲,一定不肯放回给我。”鲍叔说:“您教使者这样说:‘我君有一个不忠之臣在贵国,需要引渡回来在群臣面前处死。’鲁国的国君必然应允。不过,施伯知道夷吾的才干,一定设法让他在鲁国执政。夷吾如果接受,鲁国就能削弱齐国。夷吾不接受,他估计管仲将要回齐,一定要杀死他。”桓公说:“那么你估计管夷吾会接受么?”鲍叔说:“不会,夷吾事君,是没有二心的。”桓公说:“他对我也能这样么?”回答说:“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先君和国家的原故。您若想安定国家,就赶快去要回他,否则,就来不及了。” 桓公派遣鲍叔去鲁国议和,对鲁国说:“公子纠,是亲人,请您们替我国杀掉。”鲁国便替齐国杀了公子纠。又说:“管仲是我们的仇人,请交我国自己处理才甘心。”鲁君答应了。施伯对鲁侯说:“不要交回。齐国不是要杀他,而是要用他为政。管仲是天下的贤人,是大材。楚国用他则楚国得志于天下,晋国用他则晋国得志于天下,狄国用他则狄国得志于天下。现在齐国要是得到他。将来必为鲁国之患,您何不把他杀掉而还之以尸体呢。”鲁君说;“好。”将要杀管仲,鲍叔进言说:“在齐国杀,是杀齐国的犯人;在鲁国杀,是杀鲁国的犯人。我们国君要得到活的,把他处死在齐国,是为教育群臣而行杀;若是得不到活的,就等于您和我们国君的叛贼站在二起了,这不是我们国君所要求的。使臣我不敢从命。”于是鲁君不杀管仲,把管仲活着捆起来押送回齐。鲍叔接收以后,大声哭叫三次。施伯则跟着笑起来,对大夫们说:“管仲一定不会死。以鲍叔之仁,不会杀戮贤人,他是懂得举用贤人以自成其事的。鲍叔辅佐小白,先入齐而得国,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后入,鲍叔与鲁国一战,能使鲁军败退,功劳是太大了。无论是得天之助与失天之助,他都一样地克尽人事。现在鲁国害伯,杀公于纠和召忽,囚送管仲以送回齐国,鲍叔看到无后顾之忧,一定要帮助管仲而烦其国君下顾,以显其定齐之功。人们也一定称他为有德。如果说,为国死事的功,是可以增益的;那么,荣显管仲这个活人的功劳,将更大了。这样,宣扬管仲之德以使他立于相位,鲍叔的才智是不会落空的。”

至于堂阜之上,鲍叔祓而浴之三。桓公亲迎之郊。管仲诎缨插衽,使人操斧而立其后。公辞斧三,然后退之。公曰:“垂缨下衽,寡人将见。”管仲再拜稽首曰:“应公之赐,杀之黄泉,死且不朽。”公遂与归,礼之于庙,三酌而问为政焉,曰:“首先君襄公,高台广池,湛乐饮酒,田猎罼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戎马待游车之弊,戎士待陈妾之余。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吾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敢问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合群国,比校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美以相应,比缀以书,原本穷末。劝之以庆赏,纠之以刑罚,粪除其颠旄,赐予以镇抚之,以为民终始。”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谨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杀、生、贵、贱、贫、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五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具,备其械器用,比耒耜谷芨。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遬。首戴苎蒲,身服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相地而衰其政,则民不移矣。正旅旧,则民不惰。山泽各以其时至,则民不苟。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惑。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劳,则牛马育。” 

【译文】

到了堂阜地区,鲍叔为管仲举行除灾仪式并使他沐浴了三次。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屈下帽缨掩着衣襟,使人拿着斧子站在背后,桓公三次下令执斧人走开,然后他们退出。桓公说:“既已垂下帽缨,拉下衣襟了,我将立即接见。”管仲叩头再拜说:“承受您的恩赐,就是死在黄泉,也不朽了。”桓公便与管仲同回,在庙堂上礼见,三酌以后,请教为政之道说:“从前我们齐国的先君襄公,筑高台,修广池,耽乐饮酒,田猎捕射,不理国政。卑视圣贤,侮慢士子,只知爱宠女色,九纪六摈,陈妾数千之多。他们食必梁肉,衣必文绣,而战士挨饿受冻。战马的补充等待游车用完的老马,战士的给养等待侍妄食用的剩余。歌舞、杂技的艺人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所以国家不能日新月异地发展。我真伯宗庙无人打扫,社稷无人祭祀,请问该怎么办呢?”管子回答说:“从前我们的先王,周昭王和周穆王效法文武的远迹,以成其名。集合年高有德的老人,考察人民当中表现好的,立典型以为规范。准备有格式的表券,使人们原原本本地加以填写。然后用赏赐劝勉好人,用刑罚纠正坏的;有的剪掉顶发,有的用赏赐安抚,治理人民始终如一。”桓公说“还要怎么办?”管子回答说:“从前圣王治理人民,国分为三,鄙划为五,以安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用此为治民体制。还严格实行‘六秉’,这样民心就可以掌握而百姓可以统治了。”桓公说:“什么是六秉?”管子说:“杀、生、贵、贱、贫、富,这就是六秉。”桓公说:“怎么叫国分为三?”管子回答说:“定全国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您统帅十一个乡,高子统帅五个乡,,国子统帅五个乡。三国就成了三军。您还要安排三国官府的官吏:市场立有三乡,手工业立有三族,湖泽立有三虞,山林立有三衡。确定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一连,连有连长。十连为一乡,乡有良人。五乡定为一帅。”桓公说:“五鄙又怎么办?”管子回答说:“确定五家为轨,轨有轨长。六轨为一邑,邑有邑司。十邑为一卒,卒有卒长。十卒为一乡,乡有良人。三乡为一属,属有大夫。五属设五个大夫。武事听从于属,文事听从于乡,各自保证其所管,不准有所荒怠。”桓公说:“划定人民居处,安排人民职业,应怎么办?”管子回答说:“士农工商四民,是国家的柱石之民,不可使他们杂居,杂居则说的话做的事都不一样。因此,圣王总是安排士住于闲静之地,安排农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场。使士人们居处相聚而集中,闲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朝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学问,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常为士人。使农家居处相聚而集中,分别四季,安排用具,置备器械。搞齐全耒耜枷镰等等。在天气尚冷的时候。就铲除杂草修整土地,以待时而耕,耕得深,种得均,盖土又快。在降雨之前就除草松土,以等待时雨。时雨—‘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从事农活,脱下常服,以就功役,分别苗的好坏,排好苗的疏密。他们头戴草笠,身披蓑衣,一身泥水,暴露发肤,竭尽其四肢之力,而积极在地里劳动。他们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农家的子弟常是农入。他们朴实而不奸恶,其优秀人材能够成为士人的,就可以信赖。让他们种地,粮食就多;让他们做官,贤才就多。所以,圣王总是敬农而爱农。要使工匠居处相聚而集中,察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考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要注意齐全和精致。这样,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智慧。他们整天从事于此,来教育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工匠的子弟常为工匠。要使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他们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雉羽和摈尾一类的珍品,不必远集而自至;竹箭—类的产品,—国内就有浮余。奇怪的商品经常到来,珍异的东西也有聚集。他们整天从事这些,来教育子弟。他们互相谈论赢利,互告买卖时机:互相陈说物价知识。从少年就习惯于此,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商人的子弟常为商人。按土地肥瘠而差别征收租税,人民就不会外流。施政不遗弃功臣故旧,人民就不会不敬。伐木、捕鱼,各有定时,人民就不会苟且从事。高原、山地、平地都能公平处理,人民就不疑惑,不夺农时,则百姓富裕;祭祀不妄取于民,则牛马繁殖。” 

桓公又问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其可平?”管子对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对曰:“始于爱民。”公曰:“爱民之道奈何?”管子对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亲,则可以使之乎?”管于对曰:“举财长工,以止民用;陈力尚贤,以劝民知;加刑无苛,以济百姓。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出言必信,则令不穷矣。此使民之道也。”

【译文】

桓公又问说:“我想修明政事以行时于天下,可以做到么?”管子回答说:“可以。”桓公说:“从哪里做起呢?”管子回答说:“从爱民做起。”桓公说:“爱民之道如何?”管子回答说:“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他们事业互相关系,俸禄互相补助,人民就相亲了。宽放旧罪,救助旧宗,为无后者立嗣,人口就增殖了。减少刑罚,薄收赋税,人民就富裕了。各乡选用贤土,使之施教于国,人民就有礼了。出令不改,人民就务正了。这些就是爱民之道。”桓公说:“人民富裕而又团结了,该如何使用他们呢?”管子说:“开发财源提倡百工,以保障人们的需用;贡献才力而尊崇贤士,以奖励人们求知;施刑罚不要苛刻,以有利于百姓。实行这些措施没有私心,就能够团结众人;说话一定算数,法令就不会失灵。这就是役使人民的办法。”

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对曰:“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对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战之事,则小国诸侯之臣有守圉之备矣。然则难以速得意于天下。公欲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则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里,三分齐国,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乡有行伍,卒长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桓公曰:“善。”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师,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獼,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圉也。 

【译文】 

桓公说:“民居已定,事功已成,我想从事于天下诸侯,可以么?”管子回答说:“不可以。民心还没有安定。”桓公说:“怎样才能安定民心?”管子回答说;“修正旧法,选择好的,举用而严格执行;慈爱人民,救济贫户;宽缓征役,敬重百姓,则国富而人民安心了。”桓公说:“人民安心,就可以了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您要整顿军队,修治甲兵,其他大国也将整顿军队,修治甲兵;您有征战的举动,各小国诸侯的大臣就早有防御的准备;那样,是难迅速得意于天下的。您想迅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就应该行事有一些隐藏的东西,行政有一些藏寓的内容。”桓公说:“那怎么办?”管子回答说:“行内政而寓有军令。建立高于所管辖的里,国子所管辖的里和您所管辖的里,三分齐国,作为三军。选拔贤能,委作里君。每乡都有行伍编制,卒长效法军事制度与号令,并以此进行田猎,实行赏罚,就使百姓懂得军事了。”桓公说:“好。”于是,管仲制定五家为一轨,轨设长。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司。四里为连,连设长。十连为乡,乡设良人。这样来实行军令。因此,五家为轨,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里,五十人为一小戎,里有司率领。四里为连,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乡,二干人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之帅来率领。三军中有中军的鼓,有高子的鼓,有国子的鼓。春天田猎,叫作“{虚欠}”,训练回兵;秋天田猎,叫作“遂”,训练出兵。所以卒伍之政在里内确定,军旅之政在郊野完成。内部教令告成,军令就不得再变。因此,卒伍的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年少同居住,年长同交游,祭祀互相祝福,死丧互相抚恤,祸福互相关切,居处互相娱乐,行作互相配合,哭泣互相哀悼。因此,夜间作战声音相闻,就可以不乱;白天作战,眼睛一看,就可以相识。欢欣的情谊足以互相殉死。所以,用来防守则阵地巩固,用来战争则取得胜利。一个国君有这样经过教练的士兵三万人,用来横行于天下,惩治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天下大国的君主就谁也不能加以限制了。 

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维顺,端悫以待时使。使民恭敬以劝。其称秉言,则足以补官之不善政。”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而不肉,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高子、国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诛也。政既成,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谷。是故民皆勉为善。士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终岁之汁;莫敢以终岁为议,皆有终身之功。 

【译文】

正月初起,乡长报告公事,桓公亲自询问,说:“在你们乡中,有无平时行义、好学、聪明、质性仁厚、慈孝于父母、长悌之名闻于乡里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迟。桓公又问:“在你们乡中,有无勇气、体力、筋骨强壮出众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说:“在你们乡中,有无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傲淫暴,不遵行君令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包庇属下,也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退。这样,乡长都回去勤修德政,并把贤士送来。桓公则亲自接见,就用这些人在官府工作。桓公命令官长,年终用书面报告新官成绩并且命令官长挑选新官中的贤者上报。指示说:“有人在我官府有功,德性好而又顺从,要老实地待命使用,以使人们严肃而勉励。至于人民的非议言词,则足以补救官吏的不善之政。”桓公还普遍调查其乡里意见,而加以验证。然后召来与他共坐,仔细观察他的素质,以便了解他的成功成事之处。如可以举拔,就待时任用。凡是考问其国家忧患之事而应对不穷的,下到乡里调查了解他的能力,而没有大过的,便提作上卿的助手。这叫作“三选”。这样,高子、国子便回去加强治乡,乡长回去加强治连,连长回去加强治里,里长回去加强治轨,轨长回去加强治家。这样,哪怕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表扬;做了坏事,也要受到处分。政事成功以后,乡中没有超越尊长的行为,朝中没有超越职位的行为。无行的男人,无人与之为伍;无行的女人,无人娶之为家。男子三次出妻,则逐于境外;女人三次改嫁,则打入舂官谷的地方劳动。这样人们都是努力为善的。士人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所以,士人不敢贪图一时的方便,都有终年的打算;又不敢只考虑终年之事,都有终身的事业。 

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于公,择其寡功者而谯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独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训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于是乎五属大夫退而修属,属退而修连,连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政成国安,以守则固,以战则强。封内治,百姓亲,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 

【译文】

正月初起,五属大夫都向桓公报告公事。桓公找出成绩少的批评说:“封予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一样,为什么只你成绩差?为什么不及别人?教训工作不善,政事就治理不好。一次两次可以宽恕,三次就不能赦免了。”桓公继续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平时行义、好学、聪明、品性仁厚、慈孝于父母、尊敬长辈之名闻于乡里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的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又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勇气、体力优秀出众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埋没人才,有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退。桓公又询问说:“在你们属里有无不慈孝于父母,不敬长辈于乡里,骄傲淫暴,不行君令的人?有,就要报告。有而不报,叫作包庇下面,等于犯五种罪。”主事人报告完毕而迟。这样,五属大夫们都回去加强治属,各属回去加强治连,各连回去加强治乡,各乡回去加强治卒,各卒回去加强治邑,各邑回去加强治家。所以,一个普通的人,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表扬,做了坏事,也要受到处分。政事有成,国家安定,守则固,战则强,国内治,百姓亲,可以出征四方,建立一个霸王之业的局面了。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若军令则吾既寄诸内政矣,夫齐国寡甲兵,吾欲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二戟,轻罪入兰、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钧分,宥薄罪入以半钧,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一束矢以罚之。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欘,试诸木土。” 

【译文】 

桓公说;“卒伍已定,事功已成,我想要干预诸侯的事务,可以吧?”管子回答说:“不可以。关于军事,我既已寄寓于内政了,但齐国还缺少盔甲兵器,我想用从轻处理重罪的办法,把赎金用在盔甲兵器上。”桓公说:“怎么办?”管子回答说:“规定犯重罪者交纳武器、盔甲、犀皮的胁驱和两支戟,犯轻罪者交纳兵器架、盾牌、胸甲皮与两支戟,犯小罪者纳金属一钧半;宽有薄罪,只纳金属半钧。至于没有冤屈而从事讼狱,官长再三劝禁不成而理不直者,则须交纳一束箭,以资惩罚。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戈剑矛戟,试之于狗马;不好的金属拿来铸造斤、斧、锄、镰、锯、镭等,试之于木土。”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从事于诸侯,可乎?”管仲对曰:“未可。治内者未具也,为外者未备也。”故使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宁戚为田,隰朋为行,曹孙宿处楚,商容处宋,季劳处鲁,徐开封处卫,匽尚处燕,审友处晋。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饰玩好,使出周游于四方,鬻之诸侯,以观其上下之所贵好,择其沈乱者而先政之。公曰:“外内定矣,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公曰:“亲之奈何?”管子对曰:“审吾疆场,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货财,而美为皮弊,以极聘覜于诸侯,以安四邻,则邻国亲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常、潜,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河有陼,纲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对曰:“以卫为主。反其侵地吉台、原、姑与柒里,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有陼,纲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燕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弊,渠弥于有陼,纲山于有牢。”四邻大亲。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三岁治定,四岁教成,五岁兵出。有教士三万人,革车八百乘。诸侯多沈乱,不服于天子。于是乎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半。存鲁蔡陵陵蔡,割越地。南据宋、郑,征伐楚,济汝水,逾方地。望文山,使贡丝于周室。成周反胙于隆岳,荆州诸侯莫不来服。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沈。县车柬马,逾大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诸侯国,莫不宾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书,以誓要于上下荐神。然后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阳谷。故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垒,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寝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 

【译文】

桓公说:“盔甲、兵器十分充足了,我想要干预诸侯的事务,可以吧?”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治理内政的人选不足,从事外交的也不齐全。”于是委任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狱官,宁戚为田官,隰朋为通使诸侯的官;曹孙宿驻楚国,商容驻宋国,季友驻鲁国,卫开方驻卫国,医尚驻燕国,审友驻晋国。又派出游士八十人,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多带物资粮食,财币也很充足,使之周游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的贤士。还带上玩好的物品,周游四方,卖予各国诸侯,以了解他们上下的嗜好,择其昏乱者先事征伐。桓公说:“外交与内政都安排好了,这回可以了吧?”管子回答说:“不可以。因为邻国还没有同我们亲善。”桓公说:“怎么与它亲善呢?”管子回答说:“审查我们的边境,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订正邻国的封界,不要接收他们的货财。而好好地拿出皮币,不断聘问各国诸侯,这样来安定四邻,邻国就同我国亲善了。”桓公说:“盔甲兵器十分充足了,我想南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鲁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常、潜两地,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围墙,环山都有栅壁。”桓公说:“我要西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卫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台、原、姑与柒里。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围墙,环山也有栅壁。”桓公说:“我要北征,应依靠何国为主?”管子回答说:“以燕因为主。应归还侵占他们的土地柴夫和吠狗。使齐国大海有屏蔽,小海有墙垣,环山都有栅壁。”四邻大大亲善起来了。在归还侵人之地和规正其国界以后,齐国领土南至泰山以北,西至济水,北至海,东至纪随两地。地方共三百六十里。三年治定,四年训练成功,五年就出兵了。有练好的士兵三万人,革车八百辆。当时诸侯多有昏乱而不服从天子的。于是,桓公东救徐州,分吴地之半;救存鲁国,侵陵蔡国,分割越地。南面凭藉宋、郑两国而伐楚,渡汝水,过方城,接近文山,责令楚国贡丝于周室。周天子送祭肉给齐桓公,荆州诸侯没有不来归服的。在中原援救晋公,擒获狄王,打败胡貉,攻破屠何,骑寇也开始征服了,往北则攻伐山戎,制服令支,斩杀孤竹,九夷也开始听从了。沿海的各诸侯国,没有不来归颐的。往西的征战则夺取了白狄的土地,到西河,并船投筏,乘筏渡河,到了石枕,又悬吊兵车、缠束战马,越过太行山与卑耳山的溪涧,拘捕大夏之敌。又西服流沙西虞之地,秦地戎人也开始服从了。所以,兵一出就成大功十二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和中原诸侯各国,没有不服从的。桓公与诸侯摆设祭品、书写盟誓,以约誓于上下诸神。然后,率天下安定周室,在阳谷大会诸侯。因而,有兵车的会六次,乘车的会三次,九次会合诸侯,一匡天下。铠甲不解绳,兵器不开箱,弓衣没有弓,箭服没有箭,停武事,行文治,以朝拜天子。 葵丘之会,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宰孔致胙。”且有后命曰:“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谋,管仲对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牂牁、、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异于此乎?”管子对曰:“夫凤凰鸾鸟不降,而鹰隼鸱枭丰,庶神不格,守龟不兆,握粟而筮者屡中。时雨甘露不降,飘风暴雨数臻。五谷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并兴。夫凤凰之文,前德义,后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乎?”桓公惧,出见客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颠蹶于下,以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赏服、大路、龙旗九游、渠门赤旗。天子致胙于桓公而不受,天下诸侯称顺焉。 

【译文】

在葵丘大会诸侯的时候,周天子派大夫宰孔送祭肉给桓公说:“我本人有祭祀之事于先王文武之庙,派遣宰孔把祭肉送来。”而且还有后命说:“因为你谦卑劳顿,实告伯舅你不必下堂拜赐。”桓公便召见管仲来商量,管仲回答说:“为君不行君礼,为臣不行臣礼,是乱国的根本。”桓公说:“我能做到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孤竹、山戎、秽貉,拘捕大夏的国君;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国、{爿羊}柯、{瓜长}、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都不敢违抗我的命令,而中国还不抬高我。从前夏、商、周三代之受命为王的,和我有什么不同呢?”管子回答说:“现在是凤凰弯鸟不出,而鹰隼鸱枭却很多;众神不来显灵,守龟不示预兆,而用谷穗卜筮的却很灵验;时雨甘露不下降,而飘风暴雨却不断来临;五谷不丰收,六畜不兴旺,而各种杂草却普遍繁茂。凤凰羽毛的花纹,前面像德义,后面才象日昌。古人受命为王的,总是龙龟来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地出乘黄神马。现在三种祥瑞都没有,纵然受命为王,岂不是一种错误么?”桓公听后很惶恐,出来接见宾客说:“天子的威严即在颜面之前,未离咫尺,我小白虽奉天子之命而不必下堂拜赐,但恐怕在下面颠倒礼节,为天子增羞。”于是下堂拜谢赏赐,然后登堂领受赏服、大辂、龙旗九游和渠门赤旗等。天子给予不下拜的命令,而桓公偏不领受,天下诸侯都称颂桓公是顺于礼的。 

恒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而二君弑死,国绝无后。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卫,卫人出旅干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系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之诸侯知桓公之为己勤也,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使天下诸侯以疲马犬羊为币,齐以良马报。诸侯以缕帛布鹿皮四分以为币,齐以文锦虎豹皮报。诸侯之使垂橐而入,载而归。故钧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归之。喜其爱而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国诸侯之多与己也,于是又大施忠焉。可为忧者为之忧,可为谋者为之谋,可为动者为之动。伐谭莱而不有也,诸侯称仁焉。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几而不正,壥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筑蔡、鄢陵、培夏、灵父丘,以卫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劝于中国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于桓公,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故行地滋远,得人弥众,是何也?怀其文而畏其武。故杀无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济河,而无怵惕焉,文事胜也。是故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附比。是故大国之君事如臣仆,小国诸侯欢如父母。夫然,故大国之君不尊,小国诸侯不卑。是故大国之君不骄,小国诸侯不慑。于是列广地以益狭地,损有财以与无财。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夫如是,居处则顺,出则有成功。不称动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 

【译文】

桓公是为天下诸侯操劳的。鲁国有庄公夫人与庆父作乱,两个国君被杀,绝嗣没有后代。桓公知道后,使高子存全它。使他们男女不乱杂,牛马齐备。他们拿玉来拜见桓公,请备为齐国的关内侯,但桓公没有那样处理。狄人攻伐邢国,桓公修筑夷仪城加以封赐。使他们男女不乱杂,牛马齐。他们也拿着玉进见桓公,请求作齐国的关内侯,桓公也没有那样安排。狄人攻伐卫国,卫国人出旅曹地,桓公修筑楚丘城来封赐它。他们的牲畜已经散失,所以桓公给予良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道桓公仁义。这样,天下的诸侯知道桓公为他们服务,所以,诸侯归附桓公,好象去赶集一般。桓公知道诸侯归附他,因而少收进见的币而多给回敬的礼。所以天下诸侯用瘦马犬羊为礼币,齐国则用良马回报;诸侯用素绸和鹿皮四张为礼币,齐国则用花锦和虎豹皮回报。各国诸侯的使者,总是空囊而来,满载而归。所以,用爱来钓取,用利来吸引,用信来结交,用武来威慑,于是天下小国诸侯,都服从桓公,不敢违背而来归附了。他们喜欢桓公的仁爱,又贪图桓公的货利;相信桓公的仁义,又害怕桓公的武力。桓公看到天下小国诸侯多来与自己亲睦,于是又大加施惠。可以分忧的代他们分忧,可以谋事的替他们谋事,可为动兵的替他们动兵。攻伐谭国和莱国而不据为已有,诸侯称道他的仁。自东莱交换齐国的鱼盐于各诸侯国,使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存放货物而不收捐,以为各国诸侯之利,诸侯都称道他的宽惠。修筑蔡、郡陵、培夏、灵父丘等城,以防御戎狄之地,用来阻止戎狄向诸侯暴掠。修筑五鹿、中牟、郧、盖、牡丘等城,以保卫诸夏之地,用来表示中国的权威。教化大功告成。因此天—厂对于桓公,远国人民望之如父母,近国的人民从之如流水。所以,行地益远,得人益众,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感怀他的文治而畏慎他的武备。诛杀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天下无人抵御,正由于兴立武备;停止各种革甲,收起各种兵器,穿朝服过河开会而无所顾虑,正是由于文治显著。于是使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归附。大国之君事齐如臣仆,小国诸侯喜齐如父母。正是这样,大国之君不显得那么尊贵,小国诸侯也不显得卑下。因而大国之君不骄傲,小国诸侯不恐惧。于是分取地多的以增补地少的,削减有财的给予无财的。周济其君子,不失成功;周济其小人,不失成命。这样,平时居处安顺,出动行事则有成功。不必发动战争,而完成文王、武王的治绩于天下。 

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度义光德,继法绍终,以遗后嗣,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裕,不可掩也。则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初,桓公郊迎管子而问焉。管仲辞让,然后对以参国伍鄙,立五乡以崇化,建五属以厉武,寄兵于政,因罚,备器械,加兵无道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说。于是斋戒十日,将相管仲。管仲曰:“斧钺之人也,幸以获生,以属其腰领,臣之禄也。若知国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胜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许诺,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对曰:“臣未得闻。”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侧,田莫不见禽而后反。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继,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则恶有不可者矣?”对曰:“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异日请与吾子图之。”对曰:“时可将与夷吾,何待异日乎?”公曰:“奈何?”对曰:“公子举为人博闻而知礼,好学而辞逊,请使游于鲁,以结交焉。公子开方为人巧转而兑利,请使游于卫,以结交焉,曹孙宿其为人也小廉而苛忕、足恭而辞结,正荆之则也,请使往游,以结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后退。相三月,请论百官。公曰;“诺。”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为也。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译文】

桓公善于吸收群臣意见,以增加自己智慧。宰相是管仲,大夫有: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用这五个人任事行义,扬德继法,昭示天下,以传后世;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布,都是不可湮没的。这就是因为有明君在上,良相在下。当初,桓公郊迎管仲时曾向管仲请教。管仲最初辞让,然后谈出了建立三国五鄙的谋略,立五乡以提高教化,建五属以厉行武事,寄托军事于内政,利用刑罚置备兵器,征伐无道之国以事奉周室等。桓公非常满意。于是斋戒十日,将拜管仲为相。管仲说:“我是一个有大罪的人,幸得免死,使腰颈相连,就算我的福气了。管理国家政事,怕不是我所能担任的。”桓公说:“您接受国家政事,我就胜任;您不接受,我怕要垮台。”管仲许诺,再拜而接受相位。过了三天,桓公说:“我有三大缺点,还能把国家搞好么?”管仲说:“我还没有听到过。”桓公说:“我不幸嗜好田猎,昏夜还要到薮泽野地,直到田野静寞不见野禽以后才回来,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报告。”管仲说:“这虽然不是件好事,但还不最要紧。”桓公说:“我不幸嗜好饮酒,日以继夜,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无从当面报告。”管仲说:“这也不是好事,但是也不最要紧。”桓公说:“我还有一件污行,就是不幸而好女色,连表姐都有不嫁于人的。”回答说:“这也不是好事,但还不是要紧的。”桓公作色说:“这三者都可以,难道还有什么不可以的事情吗?”回答说:“人君唯有优柔寡断和不奋勉为不可。优柔寡断则无人拥护,不奋勉则不能成事。”桓公说:“好。您请先回去,改日再来同您详谈。”管仲说:“此时就可以谈,何必改日呢?”桓公说:“我们该怎么办?”管仲说:“公子举为人见闻广博而知礼,好学而语言谦逊,请派他出使鲁国,以结国交。公子开方为人机变而锐利,可出使卫国,以结国交。曹孙宿,他的为人有小廉又有小明,十分谦恭而善于辞令,正合乎荆楚的风格,请派他去到那里,以结国交。”这样,立刻打发了三位使者,而后管仲才告退。管仲为相三月,请与桓公共同评论百官。桓公说:“好。”管仲说:“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我不如陨朋,请封他为‘大行’。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增加入口,尽土地之利,我不如宁戚,请封他为‘大司田’。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战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封他为‘大司马’。审判案件,调节纷争,不妄杀无辜的人,不妄诬无罪的人,我不如宾胥无,请封他为‘大司理’。敢于冒犯君主的颜色,进谏必忠,不伯死,不贪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立他为‘大谏’。这五个人,我一个都比不上;但是用来同我管夷吾去换,我是不干的。君上您想要治国强兵,有此五人就够了;若想图霸王之业,则有管夷吾在此。”桓公说:“好啊!” 

 

《管子·霸形第二十二》白话译文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见。立有间,有贰鸿飞而过之。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对。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对?”管子对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对。”桓公曰:“仲父胡为然?盍不当言,寡人其有乡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译文】

桓公坐在位置上,管仲、隰朋进见。站了一会儿,有两只鸿雁飞过。桓公叹息说:“仲父,那些鸿雁时而南飞,时而北飞,时而去,时而来,不论四方多远,愿到哪里就到哪里,是不是因为有两只羽翼,所以才能把它们的意向通达于天下呢?”管仲和隰朋都没有回答。桓公说:“你们两位为什么都不回答?”管子回答说:“君上您有成就霸王之业的心愿,而我则不是成就霸王之业的大臣,所以不敢回答。”桓公说:“仲父何必这样,为什么不进直言,使我有个方向呢?我有仲父,就像飞鸿有羽翼,过河有船只一样,仲父不发一言教导我,我虽然有两只耳朵,又怎么听到治国之道和学得治国的法度呢?”管子回答说:“您要成就霸王之业兴举大事么?这就必须从它的根本事情做起。”桓公移动身体离开席位,拱手而发问说:“敢问什么是它的根本?”管子回答说:“齐国百姓,便是它的根本。百姓很怕饥饿,而当前收税很重;百姓很怕死罪,而当前刑政严酷;百姓很怕劳顿,而国家举事竟没有时间限定。您若能轻征赋税,百姓就不愁饥饿;宽缓刑政,百姓就不愁死罪;举事有时间限定,百姓就不愁劳顿了。”桓公说:“我听到仲父说的这三点,算是懂得了。我不敢私听这些话,要举荐给先君才行。”于是命令百官有司,削好木板并备好墨笔。第二天,全体都在太庙的门庭朝见,为百官确立了法令。使纳税者只出百分之一,孤幼不准处刑,水泽按时开放,关卡只查问而不征税,市场只书契而不深税,对近处示以忠信,对远处示以礼义。这样实行了几年,人民归附之众,竟好象流水一样。 

此其后,宋伐杞,狄伐邢、卫。桓公不救,裸体纫胸称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有疾病,姑乐乎!”管子曰:“诺。”于是令之县钟磬之榬,陈歌舞竽瑟之乐,日杀数十牛者数旬。群臣进谏曰:“宋伐杞,狄伐邢、卫,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又疾病,姑乐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国也,伐邻国也,子无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桓公起,行笋虡之间,管子从。至大钟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乡对之,大钟鸣。桓公视管仲曰:“乐夫,仲父?”管子对曰:“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者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钟磬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今君之事,言脱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钟磬之间,而有四面兵革之忧。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宫中虚无人。桓公曰:“寡人以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矣,请问所始于国,将为何行?”管子对曰:“宋伐杞,狄伐邢、卫,而君之不救也,臣请以庆。臣闻之,诸侯争于强者,勿与分于强。今君何不定三君之处哉?”于是桓公曰:“诺。”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今又将何行?”管子对曰:“臣闻诸侯贪于利,勿与分于利。君何不发虎豹之皮、文锦以使诸侯,令诸侯以缦帛鹿皮报?”桓公曰:“诺。”于是以虎豹皮、文锦使诸侯,诸侯以缦帛、鹿皮报。则令固始行于天下矣。此其后,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其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而畏齐,曰思人众兵强能害己者,必齐也。于是乎楚王号令于国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贤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于是楚国之贤士皆抱其重宝币帛以事齐。桓公之左右,无不受重宝币帛者。于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闻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将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对曰:“不可。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思人众兵强而能害己者,必齐也。是欲以文克齐,而以武取宋、郑也,楚取宋、郑而不知禁,是失宋、郑也;禁之,则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内,兵困于外,非善举也。”桓公曰:“善。然则若何?”管子对曰:“请兴兵而南存宋、郑,而令曰:‘无攻楚,言与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郑城与宋水为请,楚若许,则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许,则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于是遂兴兵而南存宋、郑,与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嫡子,无置妾以为妻。”因以郑城与宋水为请于楚,楚人不许。遂退七十里而舍。使军人城郑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郑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逾方城,济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修钟磬而复乐。管子曰:“此臣之所谓乐也。” 

【译文】

    在这以后,宋国攻伐杞国,狄人攻伐邢国和卫国,桓公没有出兵援救,光着身子缠着胸部称病。召见管仲说:“我有千年的食品,而没有百年的寿命,现在又有疾病,姑且行乐一番吧!”管子说:“好。”于是下命令悬起钟磬,陈设歌舞吹竿鼓瑟的音乐,每天杀牛数十头,连续了几十天。群臣都来进谏说:“宋国伐杞,狄国伐邢、卫,君上您不可不出兵援救。”桓公说:“我拥有千年的食品,而没有百年的寿命,现在又有疾病,姑且行乐吧:而且,人家并没有进攻我的国家,不过是征伐邻国,你们都是平安无事的。”宋国已经取得杞国,狄国已经攻下邢、卫了。桓公还盘桓在钟磬的行列里。管子跟着他,走在大钟的西侧,桓公面南而立,管仲面北对站着,大钟响奏起来。桓公看着管仲说:“快乐么,仲父?”管子回答说:“我说这是悲哀,而不是乐。据我所知,古代君王称得上行乐于钟碧之间的,不是这种情况。而是话说出口命令就行于天下;游于钟磬之间,而没有四面兵革的忧虑。现在您的情况是:话说出口,命令并不能行于天下;身在钟磬之间,而存在四面兵革的忧虑。这就是我的所谓悲哀,而不是乐呵。”桓公说:“好。”于是砍掉钟磬的悬列,撤除歌舞音乐,’宫中空虚无人了。桓公说:“我已经砍掉钟磬的悬列,撤除歌  舞音乐了,请问国事将开始做些什么?”管子回  答:“宋国伐杞,狄国攻伐邢、卫,您没有出兵援救,我是为您庆幸的。据我所知,诸侯争强的时候就不必与之分强。现在,您何不安下三国国君的居处呢?”桓公说:“好。”于是命令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缘陵封给杞国;以车百乘,士卒千人,把夷仪封给邢国;又以车五百乘,士卒五千人,把楚丘封给卫国。桓公说:“我已经安下三国国君的居处了,现在还要做些什么事?”管子回答说:“据我所知,诸侯贪利的时候,就不必与之分利。您何不送出虎皮、豹皮和花锦,让使臣给予各诸侯国,而只要各诸侯国用素帛、鹿皮回报呢?”桓公说:“好。”于是就用虎皮、豹皮和花锦出使各诸侯国,各诸侯国也只用素帛和鹿皮回报。这样,齐国的命令便开始通行天下各国了。这以后,楚国攻伐宋国和郑国:火烧郑地,使郑国城池坏得不堪重建,屋毁不可复修,又使人男女丧其配偶,屋室如鸟巢鼠洞一样。楚国又拦截宋国的农田,从两侧堵塞两条河水,使其不能东流,结果东山的西面,水深没墙,四百里以外才能种地。楚国想吞并宋、郑而害伯齐国,他考虑人众兵强能够加害于自己的,一定是齐国。于是楚王在国内发令说:“我在国君中称其为明的,莫如桓公;在人臣中称其为贤的,莫如管仲。称明其君又称贤其臣,我愿意事奉他们。谁能够替我交好齐国,我不吝借用一个封侯的君长赐给他。”于是,楚国的贤士都拿贵重的宝物和布帛来事奉齐国。桓公左右,没有不接受其贵重宝物和布帛的。于是桓公召见管仲说:“我听说,对人好人家也对他好。现在楚王对我已是太好了,我不修好,将是不合道理的。仲父何不就同楚国交好呢?”管子回答说:“不可。楚人攻伐宋国和郑国:火烧郑地,使城坏不堪重建,屋毁不可复修,又使人男女丧其配偶,居室如鸟巢鼠洞;拦截宋国的农田,从两旁堵塞两道河流,使水不得东流,结果东山的西面,水深没墙,四百里以外才能种地。楚国要吞并宋国和郑国,但考虑人众兵强而能加害于自己的,一定是齐国。所以要用‘文’的办法胜齐,而用武的办法取得宋、郑。楚国攻取宋、郑,而我们不予禁止,就等于脱离宋国和郑国;予以禁止,则又失信于楚国。计谋失误于国内,军队就会被困于国外。交楚不是一个好办法。”桓公说:“好,那么怎样进行?”管子回答说:“请兴兵而南下保全宋、郑,同时下令说:‘不要反攻楚国,我将与楚王相遇。’到相遇的地方,就提出郑城和宋水的问题。楚国若答应,就等于我们用‘文’的方式命令他;楚国若不答应,就用武力命令好了。”桓公说:“好。”于是便兴兵南下保全宋国和郑国,与楚王遇在召陵的地方。桓公在相遇之处下令说:“不准囤集粮食,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擅自废除嫡子,不准立妄为妻。”同时就提出郑城与宋水问题,问于楚国。楚国没有同意。遂退七十里屯驻军队。命令军队在郑国的南边筑城,立了百代城。指明:从此处往北到黄河,由郑国自己建立城郭,楚国是没有敢于拆毁的。东面开放了宋国的田地,从两面处理两道河流,使水再向东流,而楚国也没有敢于堵塞。于是南伐楚国,越过方城。渡过汝水,奔向汶山,南进而召见吴、越的国君。而且西伐秦国,北伐狄国,东回保全晋公于南部;北伐孤竹,回程保全燕公。兵车的会集诸侯有六次,乘车的会集诸侯有三次,共九次会集诸侯,在桓公反位已成霸业之后,又修治钟磬乐器并重新宴乐起来了。管子说:“这才是我所说的快乐呵!”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白话译文  

 

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工残之:僇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夫王者有所独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争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夫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邻国亡焉。天下有事,则圣王利也。国危,则圣人知矣。夫先王所以王者,资邻国之举不当也。举而不当,此邻敌之所以得意也。 

【译文】

    霸业和王业的规模形势是这样的。它模仿上天,效法大地,教化世人,改换朝代,创立天下法制,分列诸侯等次,使四海宾服归属,并乘时匡正天下;它可以缩小大国的版图,纠正邪曲的国家,削弱强国,降低权重之国的地位,兼并乱国,摧残暴虐的国君:处分其罪恶,降低其地位,保护其人民,然后就统治其国家。本国富强叫作“霸”,兼正诸侯国叫作“王”。所谓王者,总有其独明之处。德义相同的国家,他不去攻取;道义一致的国家,他不去统治。历来争夺天下,以威力推翻危乱的暴君,是王者的常事。统治人民必须有道,称王称霸必须合于时机。国政修明而邻国无道,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有利条件。因为国家的存在与邻国有关,国家的败亡也与邻国有关。邻国有事,邻国可以有所得;邻国有事,邻国也可以有所失。天下有事变?总是对圣王有利;国家危殆的时候,才显出圣人的明智。先代圣王之所以成其王业,往往是利用邻国的举措不当。举措不当,是邻国敌人所以得意的原因。 

     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然后能用天下之权。夫兵幸于权,权幸于地。故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好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王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术术乎大德哉,物利之谓也。夫使国常无患,而名利并至者,神圣也;国在危亡,而能寿者,明圣也。是故先王之所师者,神圣也;其所赏者,明圣也。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轻者马与玉,其所重者政与军。若失主不然,轻予人政,而重予人马;轻予人军,而重与人玉;重宫门之营,而轻四境之守,所以削也。 

【译文】

想要掌握天下的权力,首先必须施德于诸侯。因此,先王总是有所取,有所予,有所屈,有所伸然后才能掌握天下的大权。兵胜在于有权,权胜在于得地利。所以,诸侯得有地利的,跟着有权力;失地利的,权就跟着丧失了。争夺天下,还必须先得人心。懂得天下大计的,得人;只打小算盘的,失人。得天下大多数拥护的,能成王业;得半数拥护的,能成霸业。因此,圣明君主总是谦恭卑礼来对待天下贤士而加以任用,均分禄食来吸引天下民众而使为臣属。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人不认为贪,就是因为他顺乎天下大计的原故。用天下的财物,来谋利于天下人;用巨大威力的震慑,来集中天下的权力;用施行德政的行动,来取得诸侯的亲附;用惩治奸佞的罪行,来规、范天下人的思想;借助天下的兵威,来扩大明王的功绩;攻下逆乱的国家,来赏赐有功的劳臣;封树圣贤的德望,来宣示天子的行状,这样,百姓就安定了。先王之取天下,那真是丰盛的大德呵!也就是以物利人的意思。使国家经常没有忧患而名利兼得的,可称神圣;国家在危亡之中而能使之保全的,可称明圣。所以,先王所师法的,是神圣;所尊祟的,是明圣。一句话而能保全国家,不听而国即亡,这样的话就是大圣人的话。一个英明君主总是看轻骏马与宝玉,而看重政权与军队。至于失天下的君主就不这样了,他轻视予人政权,而重视予人骏马;轻视予人军队,而重视予人宝玉;重视宫门的营治,而轻视四境的防守,所以国家就削弱了。 

夫权者,神圣之所资也;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此三者,圣人之所则也,圣人畏微,而愚人畏明;圣人之憎恶也内,愚人之憎恶也外;圣人将动必知,愚人至危易辞。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夫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绝坚而攻国,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标,埊近而攻远。以大牵小,以强使弱,以众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诸侯而不拂,近无不服,远无不听。夫明王为天下正,理也。按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继绝世,此天下之所载也,诸侯之所与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知盖天下,继最一世,材振四海,王之佐也。 

【译文】

权谋,是神圣君主所依赖的。独到的明智,好比天下的利器;独到的判断,好比一座精密的营垒。这二者是圣人所要效法的。圣人总是戒慎事物细小的苗头,而愚人只看到事物暴露以后;圣人憎恶内心的恶劣,愚人憎恶外形的恶劣;圣人一动就知其安危,愚人至死也不肯改变。圣人都是能捕捉时机的,但不能违背时机。智者善于谋事,但不如抓好时机。精于时机,总是费力少而成果大。谋事无主见则陷于困境,举事无准备则归于失败。所以,圣王务求做好准备而慎守时机。以有所准备等待时机,按适当时机兴举大事,时机一到而开始兴兵。绝坚壁而攻下敌国,破大城而控制敌地,根本雄厚而目标很小,保全近国而攻伐远敌,用大国牵制小国,用强国役使弱国,用人多招取人少,德利百姓,威震天下;令行于诸侯而不遭反抗,近的无不服从,远的也无不听命了。本来一个明王担当天下的领导者,是合理的。抑强助弱,禁暴国而阻贪君,保全亡国而安定危局,继承绝世,这都是天下拥戴,诸侯亲附,百姓称利的事,所以天下乐推以为王。至于智谋盖天下,断事冠一世,才能震四海的人,这便是王业的佐臣了。 

千乘之国得其守,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万乘之国失其守,国非其国也。天下皆理己独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令己独孤,国非其国也;邻国皆险己独易,国非其国也。此三者,亡国之徵也。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大而不为者,复小;强而不理者,复弱;众而不理者,复寡;贵而无礼者,复贱;重而凌节者,复轻,富而骄肆者,复贫。故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观备者观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将如贤而非贤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贵而不臣,非其卿也;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 

【译文】

千乘之国,只要具备应守的条件,也可以臣服诸侯,据有天下。万乘之国,如果失其应守的条件,就不能保有其国。天下皆治而自己独乱,就不能保有其国;诸侯都和好而自己孤立,就不能保有其国;邻国都有险可守而自己平易不备,也不能保有其国。这三者都是亡国的征象。国大而政绩小,国家地位也会跟着政绩一样小;国小而政绩大,国家也跟着强大。国大而无所作为,可以变为小;国强而不加治理,可以变为弱;人众而不加治理,可以变为少;地位高贵而无礼,可以变为贱;权重而超越范围,可以变为轻;家富而骄奢放肆,可以变为贫。所以看一个国家,要看国君如何;看一个军队,要看将领如何;看一国战备,要看农田如何。如果国君似明而不明,将领似贤而不贤,人民好似耕者而不耕种土地,失掉这三个应守的条件,国家就不能保有了。地大而不耕,叫作“地满”;人多而不治,叫作“人满”;兵威而不正,叫作“武满”。不制止这“三满”,国家也就不能保住了。地大而不耕,就不是他的土地;卿贵而不行臣道,就不是他的卿相;人多而不亲附,就不是他的人民。 

夫无土而欲富者忧,无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夹而下苴、国小而都大者弑。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抟不听。尧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 

【译文】

无地而求富有者,忧伤;无德而想称王者,危险;施予薄而求报答厚重者,孤立。上面权小而下面权重,国土小而都城大,就将有被弑之祸。做到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的,才是治国的最高水平。如果天下有两个天子,天下就不能治理;一国而有两君,一国就不能治理;一家而有两父,一家就不能治理。法令,不发自上层就不能推行,不集中权力,就无人听从。尧舜之民,不是生来就是好百姓;桀纣之民,不是生来就要作乱的。所以治乱的根源都在上面。霸王之业的开始,也是以人民为本。本治则国家巩固,本乱则国家危亡。所以,上面英明则下面敬服,政事平易则人心安定,战士训练好则战争取胜,使用能臣则百事皆治,亲近仁人则君主不危,任用贤相诸侯就信服了。 

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 

【译文】

霸业和王业的形势是这样的,它的德义处于优势,智谋处于优势,兵战处于优势,地形处于优势,动作处于优势,所以能统治天下。善于治国的,往往利用大国的力量,依势而缩小别国;利用强国权威,依势而削弱别国;利用重国的地位,依势而压低别国。强国多,就联合强国攻击弱国以图霸业;强国少,就联合小国攻击大国以图王业。强国多,而谈统一的王业,是愚人之见;强国少,而行联合称霸的办法,是败事之谋。神圣的君主,都是看天下的形势,了解动静时机;看先后机宜,了解祸福的道路。强国多,先举事者危险,后举事者得利;强国少,先举事者成王,后举事者失败。参战国多,后举事者可以成霸;参战国少,先举事者就可以成王。 

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列不让贤,贤不齿第择众,是贪大物也。是以王之形大也。夫先王之争天下也以方心,其立之也以整齐,其理之也以平易。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及。四封之内,以正使之;诸侯之会,以权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远而不听者,以刑危之。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满,德也。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骥之材,而百马伐之,骥必罢矣。强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国必弱矣。强国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强。小国得之也以制节,其失之也以离强。夫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王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尝有先能作难,违时易形,以立功名者;无有常先作难,违时易形,无不败者也。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夫先王之伐也,举之必义,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时。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战而后攻,先攻而后取地。故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膬,释难而攻易。 

【译文】

王者之心,方正而不走极端。列爵不排斥贤人,选贤不择年齿地位,这是为贪更大的利益。所以王业的形势是伟大的。先王在争夺天下的时候,坚持方正的原则;在建立天下的时候,实行整齐划一的措施;在治理天下的时候,则实行平和简易的方针。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兴举大事用天道。因此,先王从事征伐,都是伐逆而不伐顺,伐险恶而不伐平易,伐太过头的而不伐落后的。本国之内,通过政令来驾驭;国外会集诸侯,运用权力来召集。对就近而不服从的国家,用侵削土地加害它;对离远而不听命的国家,用强大形势威胁它。背叛则征伐之,这是武;服从则赦免之,这是文。文武兼备,这才是德。关于国家轻重强弱的形势问题,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则强,孤立则弱。骐骥之材,用百马轮流与它竟逐,它也一定疲惫;冠绝一代的强国,举天下者去攻它,也一定会弱下来。强国的正确作法是容纳小国,其失误在于自恃其强;小国的正确作法是折节事强,其失误在摆脱强国。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谋算;无论强弱,都有自己的形势。征服近国而威胁远国,是保持王国的形势;联合小国以攻击大国,是保持势均力敌国家的形势;以负海之国攻伐负海之国,是保持中原国家的形势;折节事奉强国以避罪,是保持小国的形势。从古到今,没有首先起事,违背时机,变更形势,而能建立功业的;也没有经常首先起事,违背时机,变更形势,而不失败的。凡是要以臣伐君征服四海的,不可只依靠举兵进攻取胜。必须首先定好规划,占据有利地形,权衡有利的结局,密切盟国的关系,然后再待机而动,才是王者的策略。先王的征伐,举兵必合于正义,用兵必须迅猛,看形势而断定可否举兵,量实力而断定能否进攻,考虑得失而断定行动时机。因此,先王从事征伐,必须先战斗而后进攻,先进攻而后取地。所以善于进攻的,都要算计好我军人数以针对敌军人数,算计好我军粮草以针对敌军粮草,算计好我军装备以针对敌军装备。以人对人,如敌军兵众有余,则不可以进攻;以粮对粮,如敌军存粮有余,则不可以进攻;以装备对装备,如敌军装备有余,则不可以进攻。应该避开实力而击其空虚,避开坚固而击其脆弱,避开难攻之地而击其易被摧毁的地方。 

夫抟国不在敦古,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夫举失而国危,刑过而权倒,谋易而祸反,计得而强信,功得而名从,权重而令行,固其数也。 

【译文】

掌握国家不在于敦敬古道,治世不在于精通旧事,成王成霸不在于抄袭典故。举措失当国家就会危险,错过形势权力就会倾倒,谋事轻率则招祸,计划得宜则发挥强力,功得则名誉随之而来,权重则命令容易推行,这些都是规律性。 

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争刑,争权。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谋也;令国一轻一重者,刑也;令兵一进一退者,权也。故精于谋,则人主之愿可得,而令可行也;精干刑,则大国之地可夺,强国之兵可圉也;精于权,则天下之兵可齐,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谋,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归,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邻国之所不亲也。权动所恶,而实寡归者强。擅破一国,强在后世者王。擅破一国,强在邻国者亡。 

【译文】

    凡是争强的国家,必先竞争谋略,竞争形势,竟争权力。使人君有喜有怒,在谋略;使国家有轻有重,在形势;使军队有进有退,在权力。所以,精于谋略则人君的愿望可以实现,而号令可以推行;精于形势则大国土地可以夺取,而强国之兵可以包围;精于权力则天下的兵力可剪除,诸侯国的君主可以召见了。神圣的君主,都是根据天下的形势,了解当代的谋算,了解兵力的攻向,了解土地的归属,了解政令所加的对象。凡是攻伐所憎之国而以利归己的,这就会造成邻国的不亲。威权侵犯所恶之国而利少归己的,就可以图强。专破一国,造成后世的强盛,可成王业。专破一国,造成邻国的强盛,那就要败亡了。

 

《管子·问第二十四》白话译文  

 

问第二十四 

   凡立朝廷,问有本纪。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禄予有功,则士轻死节。上帅士以人之所戴,则上下和;授事以能,则人上功。审刑当罪,则人不易讼;无乱社稷宗庙,则人有所宗。毋遗老忘亲,则大臣不怨;举知人急,则众不乱。行此道也,国有常经,人知终始,此霸王之术也。

【译文】

凡主持朝廷政事,进行调查要遵守一些根本原则。爵位授给有德的人,大臣们就提倡行义;禄赏赐予有功的人,战士就不怕牺牲。君主任用人所爱戴的将领治兵,军中上下就团结和睦;按才能安排工作,人们就讲求功效。判处刑罚恰当其罪,人们就不轻易诉讼;社稷宗庙不被渎乱,人们就有信奉的中心。不遗忘老臣和宗亲,大臣就不会抱怨;充分了解人们的疾苦,民众就不会作乱。执行这些准则,国家便有常规常法,人们也知道行动的规范,这是实现霸王之业的政策。 

然后同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 

【译文】

然后就进行调查,问事应先从大事开始,治理则要由小处入手。 

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问死事之寡,其饩廪何如?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问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断,今事之稽也何待?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吏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几何人?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官贱行书,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几何人?官承吏之无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人?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几何人?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 

【译文】

调查死于国事者的子孙,有无尚未得到田宅的?调查青壮年中未服兵役的有多少人?调查死于国事者的遗寡,他们应领的口粮,供给情况如何?调查国内建立大功的人们,都是哪些部门的官吏?调查各州的大夫,都是什么地方的人?现为官吏,是凭什么条件提拔的?调查:判案有常法可循,不能改变,现在却常期积压,为什么?调查:五官各有制度,“官都”也经常断事,现在却拖延事情不办,还等待什么?调查鳃夫、寡妇、孤穷、病人各有多少?调查国中因犯罪而被放逐的,都是哪个家族的子弟?调查乡中富户,奴役、收养的人有多少?调查邑内穷人,依靠借债度日的有多少家?调查依靠经营园圃为生的有多少家?开荒种田的有多少家?士人亲自耕田的多少家?调查乡中的贫人,是何族的后裔?调查嫡长子收养兄弟者,或因贫而寄食于兄弟之家者,各多少?余子,作官而有封地,现今仍在交税的,有多少人?以孝行闻名于乡里的子弟,有多少人?余子,父母健在,但无力赡养父母而自身出赘者,有多少人?士人,有田禄而不服任使的,有多少人?他们厌恶什么工作?士人,有田产而不耕作的,有多少人?他们从事什么工作?群臣之中,有爵位而无禄田的,多少人?外国人前来投奔而尚无田宅的,多少家?本国子弟出游别国的,多少人?贫士向大夫借债的,有多少人?收养贱者经商,自身出外,职务由家臣代理的,有多少人?低级官吏之中,没有田禄而白白干事的,多少人?群臣之中,有在官大夫家里兼职的,多少人?外人来游本国,住在官大夫家里的,多少人?乡中子弟,力田耕作,可以为人表率的,多少人?城市子弟中,身无常业,衣食奢侈,带着青年弃农打猎取乐的,有多少人?男女不守规矩,影响乡中子弟胡作非为的,有没有?调查贷出粮食,握有借券的,有多少家? 

问国之伏利,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问男女有巧伎能利备用者几何人?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冗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问一民有几年之食也?问兵车之计几何乘也?牵家马軶家车者几何乘?处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帅众莅百姓者几何人?士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城粟军粮其可以行几何年也?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车、旌旗、鼓铙、帷幕、帅车之载几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张、衣夹铗、钩弦之造、戈戟之紧,其厉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视?而造修之官,出器处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乡师车辎造修之具,其缮何若?工尹伐材用,毋于三时,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备用必足。人有余兵,诡陈之行,以慎国常。时简稽帅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举之;其就山薮林泽食荐者几何?出入死生之会几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几之守备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处藏。问兵官之吏、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者几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 

【译文】

调查国内尚未开发的资源,其中可以解决人之急需的,有哪几处?人们认为有害于乡里的,是哪些东西?调查拥有田宅而在军中服役的士,有多少人?余子当中,够当兵条件而有军籍的,多少人?调查有技术的男女,能用在制造兵器方面的,多少人?能从事手工劳动的少女,有多少人?调查国内不耕而食的,有多少人?调查一个农民可以提供几个人的口粮?调查兵车总数共多少乘?其中用私马驾私车的多少乘?未作官的士,道德高尚,足以教人,可使率领群众治理百姓的,有多少人?士人,国家急难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人?工匠,其技术水平可以战时协助军旅,平时维修城郭、补充守备者,有多少人?城市积粟与军粮,可以维持多少年?官吏,国家急难时可供调遣的,有多少人?大夫呈报的军器:甲胄、兵器、兵车、旌旗、鼓号、帐篷以及帅车的车盖有多少?所呈报的各项藏器:弓弩的套袋、剑矛的外鞘、钩弦的收藏器、戈裁的套衣,其磨损程度如何?其中应修而未修的,应怎样查看?而制造、修理的馆舍,发放、储藏的处所,应建而未建的,还等待什么?乡、率修造战车和辐重车的设备,其修缮情况如何?工尹砍伐木材,不可在春、夏、秋三季。各种木村长大才确定制造什么军器。冬天,完整良好的兵器必须造足。人们所有的剩余兵器,都要陈放在兵营,以严法纪。要经常视察乡、率马牛的肥瘦,对其中衰老、死亡的,要有记录;放牧在山林湖泽的健壮牛马有多少?其卖出、购进、死亡、繁殖的总数有多少?至于城郭建筑的厚薄,护城河的浅深以及门楼的高低,宜修而未修的,朝廷必须向守备的军队进行稽查。要使器物不缺收藏的设备,淫雨时有地方收藏。调查带兵的官吏和豪杰之士,他们在国家危急时能够跟从君主赴难的,有多少人?打仗,是危险的事情,侥幸取胜,不义而得,都未必是好事。不加谋虑而失败,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要慎重谋虑,才可以保住国家。 

问所以教选人者何事?问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筑城郭,修墙闭,绝通道,阸阙,深防沟,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盗贼,除人害者几何矣? 

【译文】

    调查教练和选拔人材都采用哪些标准?调查各个担任官都职务的,都任职多少年了?他们任内所开垦的荒地,使人们受益的有多大面积?他们所提的奏议,可以增加人们财利的有什么内容?他们建筑的城郭,修筑的墙垣,设置的路障,安设的门楼以及加深的护城河,有益于守卫国土的,共有哪些?所捕盗贼,并消除人害的事情,有多少? 

 

《管子·戒第二十六》白话译文  

 

桓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管仲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人,无荒亡之行于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宝法也!”管仲复于桓公曰:“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无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谨声,以严尊生,此谓道之荣。”桓公退,再拜:“请若此言。”管仲复于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涂之畏者莫如口,期而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涂,至远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数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对曰:“滋味动静,生之养也;好恶、喜怒、哀乐,生之变也;聪明当物,生之德也。是故圣人齐滋味而时动静,御正六气之变,禁止声色之淫,邪行亡乎体,违言不存口,静无定生,圣也。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仁故不代王,义故七十而致政。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所以谓德者不动而疾,不相告而知,不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动,四时云,(而万物化:君不动,政令陈,下而万功成;心不动,使四肢耳目,而万物情。寡交多亲,谓之知人。寡事成功,谓之知用。闻一言以贯万物,谓之知道。多言而不当,不如其寡也;博学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庆也。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 

【译文】

桓公准备东游,问管仲说:“我这次出游,想要东起之罘,南至琅邪。司马却提出意见说,也要象先王的出游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先王的出游,春天外出,调查农事上经营有困难的,叫作‘游’;秋天外出,补助居民中生活有不足的,叫做‘夕’。那种人马出行而吃喝老百姓的,则叫作‘亡’;尽情游乐而不肯回来的,则叫作‘荒’。先王对人民有游、夕的事务,自己却从没有荒、亡的行为。”桓公退后拜谢说:“这是宝贵的法度。”管仲又对桓公说:“没有羽翼而能飞的是语言,没有根底而能巩固的是感情,没有地位而尊贵的是心性。您也应巩固感情,谨慎言语,以严守尊贵的心性。这就叫道的发扬。”桓公退而表示感谢说;“愿从此教。”管仲又对桓公说:“负担重莫如身体,经历险莫如口舌,时间长莫如年代。负重任,行险路,长期坚持,唯君子才能做到。”桓公退后再拜说:“夫子快把这方面的言论教给我。”管仲回答说:“饮食作息,是心性的保养;好恶、喜怒、哀乐,是心性的变化;聪明处事,是心性的德能。因此,圣人总是调节饮食而安排作息,控制六气的变化,禁止声色的侵蚀,身上没有邪僻的行为,口中没有背理的言论,静静地安定着心性,这就是所谓圣人。仁是从心里发出的,义是在外面实行的。仁,所以不利用天下谋私利;义,所以不利用天下猎私名。仁,所以不肯取代他人而自立为王;义,所以年到七十而交出政务。因此,圣人总是以德为上而功业在下,重视道而贱视物利。道德在身,所以不被物利所诱惑。因此,即使身在茅舍之中,也毫无惧色;坐南面而治天下,也没有骄傲之态。这然后才可以成为天下之王者。其所以叫作有德,就是不必发动,人们也知有所努力;不用言语,人们也能够理解;不自为,事情也能成;不召唤,人们也能到。这就是德的作用。所以,天不用动,经过四时的运行,下面就万物化育;君不用动,经过政令的发布,下面就万事成功;心不用动,经过四肢耳目的使用,万事万物都感知其意图。交游少而亲者多的,叫作知人。用力少而成效好的,叫作会办事。听一言就能够贯通万物的,叫作懂得道。多言而不得当,不如少言;博学而不会反省,一定产生邪恶。孝悌是仁的根本,忠信是交游的凭借。内不思考孝悌,外不正行忠信,离开这四条原则而空谈学问,是会自亡其身的。” 

      桓公明日弋在廪,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脱釬而迎之曰:“今夫鸿鹄,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时,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于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于天下,非皆二子之忧也?”桓公再言,二子不对。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对乎?”管仲对曰:“今夫人患劳,而上使不时;人患饥,而上重敛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而远有德,虽鸿鹄之有翼,济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将若君何?”桓公蹴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盖人有患劳而上使之以时,则人不患劳也;人患饥而上薄敛焉,则人不患饥矣;人患死而上宽刑焉,则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远有色,则四封之内视君其犹父母邪!四方之外归君其犹流水乎!”公辍射,援绥而乘。自御,管仲为左,隰朋参乘。朔月三日,进二子于里官,再拜顿首曰:“孤之闻二子之言也,耳加聪而视加明,于孤不敢独听之,荐之先祖。”管仲、隰朋再拜顿首曰:“如君之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于是管仲与桓公盟誓为令曰:“老弱勿刑,参宥而后弊。关几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山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正也。”草封泽盐者之归之也,譬若市人。三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车践乘。遂南伐楚,门傅施城。北伐山戎,出冬蔥与戎叔,布之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诸侯。 

【译文】

第二天,桓公在米仓附近射猎,管仲、隰朋同来朝见。桓公看到两人以后,收弓脱铠而迎上去说:“那些鸿鹄,春天北飞秋天南去而不误时令,还不是因为两只翅膀的帮助才能在天下畅意飞翔么?现在我不得意于天下,难道不是你们两位的忧虑么?”桓公又说一遍,两人都没有回答。桓公说:“我既说了,两位怎么不回答呢?”管仲回答说:“现在人民忧虑劳苦,而国君却不断的使役他们;人民忧虑饥饿,而国君却加重他们的赋税;人民忧虑死,而国君却加紧用刑。这样,再加上亲近女色,疏远有德之士,虽然像鸿鹄之有双翼,过河之有舟揖,对国君能有什么作用呢?”桓公谦恭局促不知所措。管仲说:“从前先壬治理人民,看人民忧虑劳苦,国君就限定时间使役,人们就不忧虑劳苦了;见人民忧虑饥饿,国君就轻收赋税,人民就不忧虑饥饿了;见人民忧虑死,国君就宽缓用刑,人民就不忧虑死了。这样,再加上亲近有德行的人而远女色,那么,四境之内,对待君主就像父母一样;四境之外,归附君就象流水一般了!”桓公立刻中止打猎,拉着车绳上车了。他亲自驾车,管仲坐在左边,隰朋在右边陪乘。他斋戒三天以后,把两人接进供俸祖先的庙堂里,顿首拜谢说:“我听到你们两值的话,耳更加聪,目更加明了,我不敢自己独听这些话,要同时推荐给先祖也听到。”管仲、隰朋顿首拜谢说:“有像您这样的国君,这些话不能算是我们的言论,而应该归之于您的教导。”于是,管仲与桓公宣誓下令说:“老弱不处刑,犯罪者经过三次宽赦以后再治罪。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只设官而不收钱,山林水泽,按时封禁和开放而不征赋税。”结果垦草成封,就泽而盐的人们,其归附之众,象集市一样。用三年训练人民,第四年,选拔贤能以配备官吏,第五年开始出动兵车。南伐楚国,靠近方城。又北伐山戎,拿出冬葱与胡豆等物,播于天下。果然成就了三次匡扶天子而九次召集诸侯的霸业。 

桓公外舍而不鼎馈,中妇诸子谓宫人:“盍不出从乎?君将有行。”宫人皆出从。公怒曰:“孰谓我有行者?”宫人曰:“贱妾闻之中妇诸子。”公召中妇诸子,曰:“女焉闻吾有行也?”对曰:“妾人闻之,君外舍而不鼎馈,非有内忧,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馈,君非有内忧也,妾是以知君之将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与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语女。吾欲致诸侯而不至,为之奈何?”中妇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为人持接也,未尝得人之布织也,意者更容不审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圣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译文】

桓公曾在外面住宿而没有列鼎进食,内官中妇诸子对宫女说:“你们还不出来侍从么?君王将要外出了。”宫女们都出来侍从桓公。桓公发怒说:“谁说我要外出的?”宫女们说:“我们是听中妇诸子讲的。”桓公把中妇诸子召来说:“你怎么知道我要外出呢?”回答说:“据我所知,您凡出宿于外而不列鼎进食,不是有内忧,就是有外患。现在您出宿外舍而不列鼎进食,既然没有内忧,所以我知道您一定将要外出了。”桓公说:“好,这本来不是我要说给你的,但你的话却说到这里了,所以我就告诉你吧。我想召集各国诸侯,而人家不到,该怎么办呢?”中妇诸子回答说:“我本人不去作服侍别人的事,别人也就不会给我做衣服。是不是您还有使诸侯不至的原由在内呢?”第二天,管仲上朝,桓公把这事告诉了他。管仲说:“这真是圣人的话,您必须照着办。” 

管仲寝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讳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将安移之?”管仲未对。桓公曰:“鲍叔之为人何如?”管子对曰:“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曰:“然则孰可?”管仲对曰:“隰朋可。朋之为人,好上识而下问。臣闻之,以德予人者谓之仁,以财予人者谓之良。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国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则朋乎!且朋之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门,居公门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举齐国之币,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问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犹能以国宁乎?”管仲对曰:“君请矍已乎?鲍叔牙之为人也好直,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宁戚之为人也能事,孙在之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则其不以国宁,何也?”对曰:“鲍叔之为人好直,而不能以国诎;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国诎;宁戚之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孙在之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闻之,消息盈虚,与百姓诎信,然后能以国宁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为人也,动必量力,举必量技。”言终,喟然而叹曰:“天之生朋,以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曰:“夫江、黄之国近于楚,为臣死乎,君必归之楚而寄之;君不归,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则不可;救之,则乱自此始矣。”桓公曰:“诺。”管仲又言曰:“东郭有狗嘊嘊,旦暮欲啮我,豭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爱,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今夫竖刁,其身之不爱,焉能爱君?君必去之。”公曰:“诺。”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今夫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愿也得于君者是将欲过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诺。”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五味不至,于是乎复反易牙。宫中乱,复反竖刁。利言卑辞不在侧,复反卫公子开方。桓公内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邻。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与卫公子内与竖刁,因共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故公死七日不殓,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诸侯以伐齐,战于甗,大败齐师,杀公子无亏,立孝公而还。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译文】

管仲卧病,桓公去慰问,说:“仲父的病很重了,这是无需讳言的。设不幸而此病不愈,国家大政我将转托给谁呢?”管仲没有回答。桓公说:“鲍叔的为人怎样?”管仲回答说:“鲍叔是个君子。即使千辆兵车的大国,不以其道送给他,他都不会接受的。但是,他不可托以国家大政。他为人好善,但憎恶恶人太过分,见一恶终身不忘。”桓公说:“那么谁行?”管仲回答说:“隰朋行。隰朋的为人,有远大眼光而又虚心下问。我认为,给人恩惠叫作仁,给人财物叫作良。用做好事来压服人,人们也不会心服;用做好事来薰陶人,人们没有不心服的。治国有有所不管的政务,治家有有所不知的家事,这只有隰朋能做到。而且,隰朋为人,在家不忘公事,在公也不忘私事;事君没有二心,也不忘其自身。他曾用齐国的钱,救济过路难民五十多户,而受惠者不知道是他。称得上大仁的,还不是隰朋么?”桓公又问说:“我不幸而失去仲父,各位大夫还能使国家安宁么?”管仲回答说:“请您衡量一下本国吧!鲍叔牙的为人,好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宁戚的为人,能干;曹孙宿的为人,能说。”桓公说:“这四人,谁能得到一个?他们都是上等人材。现在我全都使用,还不能使国家安宁,那是什么原故呢?”回答说:“鲍叔的为人好直,但不能为国家而牺牲其好直;宾胥无的为人好善,但不能为国家而牺牲其好善;宁戚的为人能干,但不能适可而止;曹孙宿的为人能说,但不能取信以后就及时沉默。据我所知,按照消长盈亏的形势,与百姓共屈伸,然后能使国家安宁长久的,还不是隰朋才行么?隰朋为人,行动一定估计力量,举事一定考虑能力。”管仲讲完话,深叹一气说:“上天生下隰朋,本是为我作‘舌’的,我身子死了,舌还能活着么?”管仲还说:“江、黄两个国家,离楚很近,如我死了,您一定要把它们归还给楚国。您如不归还,楚国一定要吞并。他吞并而我不救,那不对;要去救,祸乱就从此开始了。”桓公说:“好。”管仲又说道:“东城有一只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它得逞。现在的易牙,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怎么能爱君?您一定要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又说道:“北城有一只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之得逞。现在的竖刁,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怎能爱君?您一定要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又说道:“西城有一只狗,动唇露齿,一天到晚准备咬人,是我用木枷枷住而没有使它得逞。现在的卫公子开方,弃掉千乘之国的太子来臣事于您。这就说明他的欲望是:从您身上得到的,将远超过一个千乘的国家。您一定去掉他。”桓公说:“好。”管子死了。死后十个月,隰朋也死了。桓公免去易牙、竖刁和卫公子开方。但由于吃东西五味不佳,于是又把易牙召回来;由于宫中乱,又召回竖刁;由于没有甘言蜜语在身边,又召回卫公子开方。桓公内不量国力,外不计国交,而征伐四邻。桓公死后,六子都求立为君。易牙和开方勾结竖刁,共杀百官,拥立公子无亏。所以,桓公死后六十七天没有入殓,九个月没有安葬。齐孝公跑到宋国,宋襄公率诸侯伐齐,战于甗地,大败齐军,杀掉公子无亏,立了齐孝公而回。宋襄公共立十三年,齐桓公立四十二年。 

《管子·地图第二十七》白话译文  

 

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译文】 

凡军中主帅,必首先详知地图。盘旋的险路,覆车的大水,名山、大谷、大川、高原、丘陵之所在,枯草、林木、蒲苇茂密的地方,道里的远近,城郭的大小,名城、废邑、贫瘠之地及可耕之田等等,都必须完全了解。地形的出入交错,也必须心中完全有数。然后,就可以行军袭邑,举措先后得宜而不失地利,这都是地图的意义。 

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参具者也。主明、相知、将能之谓参具。故将出令发士,期有日数矣;宿走所征伐之国,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议成败,人主之任也。论功劳,行赏罚,不敢蔽贤有私;行用货财,供给军之求索,使百吏肃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缮器械,选练士,为教服,连什伍,遍知天下,审御机数,此兵主之事也。 

【译文】

    人数的多少,士兵的精粗,武器的优劣,都应全部了解,这便是所谓“知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所以,用兵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君主明、宰相智、将帅能,就叫作三个条件具备。所以,出令、发兵,都限定日期实现;预定所伐之国,使群臣、大官、父兄、便嬖左右都不能妄议成败,这是君主的任务。论功劳,行赏罚,不敢有私心埋没贤才;动用财货,供给军需,使百吏严肃,不敢怠惰邪僻,这样来完成君令,是宰相的任务。备齐武器,选拔战士,实行教练,编制什伍,全面了解天下情况,明确掌握战机与策略,这乃是将帅的职事。

 

《管子·参患第二十八》白话译文  

   凡人主者,猛毅则伐,懦弱则杀。猛毅者何也?轻诛杀人之谓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诛杀人之谓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轻诛者杀不辜,而重诛者失有罪。故上杀不辜,则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则行邪者不变。道正者不安,则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变,则群臣朋党。才能之人去亡,则宜有外难;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杀也。

【译文】

凡为人君,猛毅就为人所伐,懦弱就被人所杀。什么叫猛毅呢?轻易杀人的,叫作猛毅。什么是懦弱呢?姑息于杀人的,叫作懦弱。此二者各有所失。凡轻易杀人的,会杀了无罪的人;凡姑息于杀人的,会遗漏真正的罪犯。国君杀了无罪的人,正人君子就心怀不安;遗漏真正的罪犯,干坏事的就不肯改正。正人君子不放心,人材就会外流;做坏事的不改正,群臣就结党营私。人材外流,势必带来外患;群臣结党,势必带来内乱。所以说,猛毅之君为人所伐,懦弱之君将被人所杀。 

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若夫世主则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诛暴,则地必亏矣;内不以刑,而欲禁邪,则国必乱矣。 

【译文】

决定君主尊卑、国家安危的,没有比军队更重要的了。征伐暴国,必用军队;镇压坏人,必用刑杀。于是军队是对外用于征伐暴国,对内用于镇压坏人的。因此,军队是尊君安国的根本,不可废置。现时的君主则不然,对外不用军队而想征伐暴国,那就必然要丧失国土;对内不用刑杀而想镇压坏人,国家就一定混乱了。 

故凡用兵之计,三惊当一至,三至当一军,三军当一战。故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今交刃接兵而后利之,则战之自胜者也。攻城围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则攻之自拔者也。是以圣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时,不空地利,用日维梦,其数不出于计。故计必先定而兵出于竟。计未定而兵出于竟,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也。 

【译文】

凡用兵的计划,三次警备等于一次出征,三次出征等于一次围敌,三次围敌等于一次交战。所以,一年的军费,要准备消耗十年的积蓄;一战的费用,要准备用光几代的积累。现在,如果等到两国交兵以后,才创造有利于备战的条件,那只好一接战就自己宣告失败。如果等到攻城围邑以后,才知道守城者易子而食,烧骨为炊的顽强抵抗,那只好一进攻就自己宣告拔寨而退了。所以圣人总是对小的征战有大的警惧、争取不失天时,不失地利,白天作战夜间就计划好。其各项办法都不超出于计划,所以,计划必须先定而后才兴兵出境,没有计划好而兴兵出境,那是战起来自己就失败,攻起来自己就毁灭的。 

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俴者同实;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入,与无镞者同实;将徒人,与俴者同实;短兵待远矢,与坐而待死者同实。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故曰:器滥恶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将予人也;将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无战心;二器成,惊夫具,而天下无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无聚众。所谓无战心者,知战必不胜,故曰无战心;所谓无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无守城;所谓无聚众者,知众必散,故曰无聚众。 

【译文】

拥有众多军队但不得军心,实质上和单人行动一样;兵器既不齐全又不锋利,实质上和没有兵器一样;盔甲既不坚固又不严密,实质上和无甲单衣者一样;弓弯射不远,实质上和短兵器一样;射而不能中,实质上和没有箭支一样;射中而不能穿,实质上和没有箭头一样;率领未经训练的人作战,实质上和自我残杀一样;用短兵器抵御远射的弓箭,实质上和坐而待毙一样。所以,凡是用兵,都有几项重大的考评。必须首先考评武器,考评士兵,考评将领,考评君主。所以说,武器粗恶不良,等于把士兵奉送给敌人;士兵不可用,等于把主将送给敌人;主将不懂用兵,等于把君主送给敌人;君主不能坚持不懈地注重军事,就等于把国家送给别人了。有一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再有敢于出征的战士,则天下没有战心;有两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再有智勇惊众的战士,则天下无可守之城;有三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再有才辩游说的人士,则天下都不敢聚集兵众迎战了。所谓没有战心,就是知道了战争一定不能打胜,所以说不敢有战心;所谓无可守之城,就是知道了城堡一定被攻破,所以说无守住之城;所谓不取聚集兵众,就是知道兵众必然逃散,所以说没有人敢于聚集兵众迎战了。 

《管子·制分第二十九》白话译文  

 

凡兵之所以先争,圣人贤士,不为爱尊爵;道术知能,不为爱官职;巧伎勇力,不为爱重禄;聪耳明目,不为爱金财。故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武王非于甲子之朝而后胜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遍知之。筑堵之墙,十人之聚,日五间之。大征,遍知天下。日一间之,散金财用聪明也。故善用兵者,无沟垒而有耳目。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强进。呼儆则敌人戒,苟聚则众不用,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故坚其坚者,瑕其瑕者。屠牛但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铁,则刃游间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从;人事荒乱,以十破百;器备不行,以半击倍。故军争者不行于完城池,有道者不行于无君。故莫知其将至也,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将去也,去而不可止。敌人虽众,不能止待。 

【译文】

举凡用兵先要争取具备的条件是:圣人贤士不为贪图尊高的爵位,有道术能力的人不为贪图国家的官职,有武艺勇力的人不为优厚的俸禄,到敌方侦查的人员不为金钱和财货。伯夷、叔齐不是饿死以后才有名的,因为以前就注重修德;周武王不是在甲子那天以后取胜的,因为以前就多行善政。所以,小规模的征战,要了解千里地的情况。就是一墙之隔,十人之聚集,也要每天侦查五次。至于大规模的征战,那就要了解天下的情况了。所谓每日频繁地侦查五次,就是要花钱购买耳目的意思。所以,善用兵者,即使没有沟垒工事,也要有从事侦查的耳目。兵不可高声呼警,不可草率集合,不可徒劳行军,不可勉强进攻。高声呼警,则敌人知所警惕;草率集合出动,则兵众不肯效力;徒劳行军,则士卒困乏;勉强进攻,则精兵受挫。所以,用兵的人,攻坚则容易受挫,攻弱则收得神效。攻坚,其薄弱环节也会变得坚固;攻弱,其坚固部分也会变得薄弱。所以要稳住其坚固环节,削弱其薄弱环节。屠牛坦一天割解九只牛而屠刀还能削铁,就是因为刀刃总是在空隙间活动的原故。所以,在天道不顺的时候,敌人穷屈,也不宜追逐;敌国人事荒乱,就可以以十破百;敌国兵器不备,就可以以半击倍,所以,军事争夺不打坚固的城池,有道义的不打无君的国家。要使人不知其将要来到,到了就无法防御;要使人不知其将要离去,去了便不能阻止。这样敌人虽多,也是不能阻拦和防御的。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后能富。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知强之数,然后能强。强者所道胜也,而强未必胜也,必知胜之理,然后能胜。胜者所道制也,而胜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后能制。是故治国有器,富国有事、强国有数,胜国有理,制天下有分。 

【译文】

    治,可以导致国富,但治未必就是富,必须懂得富国的生产,然后才能富。富,可以导致国强,但富未必就是强,必须懂得强国的措施,然后才能强。强,可以导致胜利,但强未必就能胜,必须懂得胜利的正理,然后才能胜。胜,可以导致控制天下,但胜未必就能控制,必须懂得控制天下的纲领,然后才能控制。所以,使国治要有军备,使国富要有生产,使国强要有措施,使国胜要有理,控制天下则要有纲领。

 

《管子·君臣上第三十》白话译文  

 

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君道不明,则受令者疑;权度不一,则修义者惑。民有疑惑贰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则百姓之与间,犹揭表而令之止也。是故能象其道于国家,加之于百姓,而足以饰官化下者,明君也。能上尽言于主,下致力于民,而足以修义从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业,上下相希,若望参表,则邪者可知也。

做人君的,要讲求统属众官的方法,而不要干预众官职责以内的事务;做人臣的,要处理职责以内的事,而不要干预到职责以外去。君道不明,奉令干事的人就发生疑虑;权限不划一,奉公守法的人就感到迷惑。如果人民有疑惑犹豫的心理,国君不能加以纠正,那末百姓对国君的隔阂疏远,就像明帖告示叫他们止步不前一样。所以,为国家树立君道,用于百姓,而能够治官化民的,那就是明君。上面对君主言无不尽,下面为人民出力办事,而能够奉公守法服从命令的,那就是忠臣。上面顺从君道,下面谨守职责,上下相互观察,就像看着测验日影的木表一样,有谁不正,就可以分别出来了。 

吏啬夫任事,人啬夫任教。教在百姓,论在不挠,赏在信诚,体之以君臣,其诚也以守战。如此,则人啬夫之事究矣。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如此,则吏啬夫之事究矣。人啬夫成教、吏啬夫成律之后,则虽有敦悫忠信者不得善也;而戏豫怠傲者不得败也。如此,则人君之事究矣。是故为人君者因其业,乘其事,而稽之以度。有善者,赏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有过者,罚之以废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杀生不违,而民莫遗其亲者,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译文】

“吏啬夫”担任督察的事,“民啬夫”担任教化的事。教化应当面向百姓,论罪应当不枉法行私,行赏应当信诚,体现出君臣的精神,其成效表现为人民的守国和作战方面。这样,民音夫的职责就完成了。吏裔夫充分掌握着计量的规章和办事的法律。审议刑法、权衡、斗解、文告与劾奏,都不以私意论断,而是据事实为准。这样,吏裔夫的职责就完成了。民啬夫制成规训和吏音夫制成律令以后,那末,纵使谨朴忠信的人也不许增补;而玩忽怠情的人更不许破坏。这样,君主的职责就完成了。所以,做人君的要根据吏啬夫和民音夫的职务和职责,按照法度来考核他们。有好成绩的,就用尊贵的爵位和美厚的田产来奖赏,人民不会有攀比羡慕的心理。有犯过错的,就用撤职的耻辱和诛死的重刑来处罚,人民也不敢有疾恨抱怨的情绪。生与杀都不违背法度,人民也就安定而没有遗弃父母的。要做到这些,只有依靠上面有明确的法制和下面有固定的职责才行。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臣失其事,无以有其位。然则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虚矣。上之畜下不妄,则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虚,则循义从令者审也。上明下审,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旷其产,而莫相德也。是以上之人务德,而下之人守节。义礼成形于上,而善下通于民,则百姓上归亲于主,而下尽力于农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体而外内别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 

【译文】

天有经常的气象,地有经常的形体,人有经常的礼制,一经设立就不更改,这叫做三常。统一规划全局的是人君之道;分管各项职责的,是人臣的事。人君违背了君道,就不能够保有他的国家;人臣旷废了职责,就不能够保持他的官位。既然如此,那么君养臣能够真诚,臣事君也就老实。君养臣臣真诚,就是说立法定制的君主是英明的;臣事君老实,就是说奉公行法、服从命令的臣子是审慎的。上面英明,下面审慎,上下同心同德,就相互形成为一定的秩序。君主不失其威信,臣下不旷废事业,谁也不用对谁感恩怀德。因此,在上的人讲求道德,在下的人谨守本分,义礼在上面形成了典范,美善在下面贯通到人民,这样,百姓就都向上亲附于君主,向下致力于农业了。所以说:君主英明,辅相诚信,五官严肃,士人廉直,农民愚朴,商人与工匠谨厚,那么,上下就有一定的体统,内外有一定的分别;人民生活有依靠。而农、商、工三类人也都有所管理了。 

夫为人君者,荫德于人者也;为人臣者,仰生于上者也。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为人臣者,受任而处之以教。布政有均,民足于产,则国家丰矣。以劳受禄,则民不幸生;刑罚不颇,则下无怨心;名正分明,则民不惑于道。道也者,上之所以导民也。是故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动者也。是故君人也者,无贵如其言;人臣也者,无爱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毕矣。是故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官画之,民役之;则又有符节、印玺、典法、策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灭奸伪之术也。 

【译文】

做人君的,就是要用德来庇护人们的;做人臣的,就是要依赖君主生活的。做人君的,要考核功绩而发放足够的俸禄;做人臣的,要接受任务而严肃认真地执行。行政注意均平,人民的产业能够自足,国家也就富裕了。按劳绩授予俸禄,人民就不会侥幸偷生;刑罚不出偏差,下面就不会抱怨。名义正,职分明,人民对于治国之道就不会有疑惑了。所谓“道”,就是君主用来引导人民的。所以,道与德出自君主;法制和命令由辅相传布;各种事业由官吏裁定;百姓的力量,是等待命令而行动的。所以,做人君的,再没有比言语更贵重的了。做人臣的,再没有比才力更令人珍爱的了。君主的言语下通于臣,人臣的才力上达于君,君臣之道就算完备了。所以,君主出谋划策,宰相遵守执行;宰相出谋划策,官吏遵守执行;官吏出谋划策,人民就要去出力服役。然后又有符节、印空、典章、法律、文书和册籍,加以考验管理,这都是用来辨明公道和消除奸伪的办法。 

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专意一心,守职而不劳,下之事也。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为人臣者,上共专于上,则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聪明。智能聪明者,下之职也;所以用智能聪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 

【译文】

评选人材,衡量能力,考虑德行,然后加以举用,这是做君主的“道”。专心一意,谨守职务而不自以为劳苦,这是做人臣的“事”。做人君的,如果向下干预官吏职责以内的事务,则主管官吏无法负责;做人臣的,如果向上分夺君主的权柄,则君主丧失威信。所以有道之君,总是端正自己的道德来领导人民,而不讲究智能和聪明。智能和聪明之类,是臣下的职能所要求的;如何去使用臣下的智能聪明,才属于为君之道。在上的要阐明君道,在下的谨守臣职,上下的职分,在任务上是不同的。而它们又合成为一体。 

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则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于赏,而不忍于刑,是国无法也。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顺事治、国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于聪明,而善人举,奸伪诛、视听者众也。 

【译文】

所以,知人善任的是人君,事必躬亲的是给人使役的人。君主也事必躬亲。就不能够公正了。君主不公正,就往往喜爱行赏,而不忍运用刑罚,这样,国家就没有法制了。治因而无法制,人民就会搞帮派而在下面相勾结,搞虚伪巧诈而去完成他个人的私利。如法制行之有素,人民就不会分帮分派而能够靠拢朝廷,全心全意贡献其忠诚。所以,君主不讲究智能,却能使朝中之事得治,国家之患得除,这是因为任用大臣的原故。君主不讲究聪明,却能使善人得用,奸伪之人被诛,这是因为替国家监视听察的人更多的原故。 

是以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而官诸生之职者也。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举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胜收也。官不胜任,奔走而奉其败事,不可胜救也。而国未尝乏于胜任之士,上之明适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审知胜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贤材遂,百姓治。治乱在主而已矣。 

【译文】

所以,做君主的,是掌握万事的原则,而授予众人的职事的。选拨贤良,评选人材,并且要依照法度来对待使用他们。如果举用人材正确得当,就可以坐而治国,好处是不可尽收的。如果官吏不能胜任,即使奔走从事,他们所败坏的事情,也是很难补救的。国家并不缺乏能够胜任的人才。只是君主的明察还不能够知道他们。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认真查访胜任的人臣的。所以说,君道正确,则贤才得用,百姓得治,国家治乱只在乎君主而已。

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是以上及下之事谓之矫,下及上之事谓之胜。为上而矫,悖也;为下而胜,逆也。国家有悖逆反迕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纪也。是故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公道不违,则是私道不违者也。行公道而托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奸心得无积乎?奸心之积也,其大者有侵逼杀上之祸、其小者有比周内争之乱。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国无常法也。主德不立,则妇人能食其意;国无常法,则大臣敢侵其势。大臣假于女之能,以规主情;妇人嬖宠假于男之知,以援外权。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乱内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征也。 

【译文】

所以说,君主自身是规正德行的根本,官吏好比耳目,是受这根本节制的。君主立身。人民就受到教化;君主正德,官吏就能管好,管好官吏和教化人民,其关键在于君主。所以,君子是不要求于人民的。因此,上面干预下面的职务,叫“矫”;下面干预上面的事情,叫作“胜”。在上的人“矫”,就是悖谬;在下的人“胜”,就是叛逆。国家如有悖逆违抗的行为,那就是拥有国土统治人民的君主丧失了纲纪的结果。所以,区别上下关系,规正君臣职分,叫作“理”;顺理而行,没有错误,叫作“道”。道德规范一确定,人民就有轨道可循了。有道之君是善于明确设立法制,而不用私心来阻碍的。但是无道的君主,就是已经设立法制,也还要弃法而行私。做人君的弃法而行私,那么做人臣的就将以私心作为公道。所谓不违公道,实际上也就是不违私道了。表面执行公道而实际寄托私图。若是日久而不被发觉,其奸恶思想怎能不愈积愈大呢?奸恶思想愈积愈大,那么,往大里说就会有侵逼和杀害君主的祸事,往小里说也将有相互勾结,发生内争的祸乱。这类事情所以产生,正是由于君主的道德没有树立而国家没有常法的原故。君德不立,妇女就能够窥伺他的主意;国无常法.大臣就敢于侵夺他的权势。大臣利用女人的作用来刺探君主意图,被宠爱的妇人利用男人的智谋来援引外国的力量。这样下去的结果,君主就会废夫人而害太子,内部发生兵乱,因而招来外寇。这都是危害国君的表现。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仪,以尊主位,衣服緷絻,尽有法度,则君体法而立矣。君据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上而成俗,著久而为常,犯俗离教者,众共奸之,则为上者佚矣。 

【译文】

所以有道的君主,在上面设立五官以治理人民,民众就不敢越轨行事了;在下面有五衡之官以纠察官吏,执事官吏就不敢背离法制而行使职权了。朝廷有一定的制度和礼仪,以尊奉君主地位,君主的衣服—一衮衣和冠冕,也都有法度规定,君主就可以依法而临政了。人君据法而出令,官吏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从而成风,这样日久形成常规,如果有违犯习俗背离礼教的人,群众就会共同加罪于他,做君主的就可以安逸无事了。 

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从顺独逆,从正独辟,此犹夜有求而得火也,奸伪之人,无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让德于天;诸侯有善,庆之于天子;大夫有善,纳之于君;民有善,本于父,庆之于长老。此道法之所从来,是治本也。是故岁一言者,君也;时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于父兄之间,听其言于君臣之义,而官论其德能而待之。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为常具以给之。相总要,者官谋士,量实义美,匡请所疑。而君发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阶之上,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余日,而官胜其任;时令不淫,而百姓肃给。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职也。 

【译文】

天子向天下发布命令,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命令,大夫从本国国君那里接受命令,儿子从父母那里接受命令,下听其上,弟听其兄,这是最顺的秩序。衡石的称计是统一的,斗斛的量度是统一的,丈尺的标准是统一的,武器的规格是统‘的,书写文字相同,车辙宽窄相同,这是最正的规范。如果大家都顺,而一人独逆,大家都正,而一人独偏,这就象黑夜之中找东西而见到火光一样,奸伪之人是无法隐藏得住的。这就是先王为什么坚持统一民心的原因。所以,天子有了成就,就要把功德归让于上天;诸侯有了成就,就要归功于天子;大夫有了成就,就要奉献给本国国君;人民有成就,就应当追溯来源于父亲,并归功于长辈和老辈。这就是“道”和“法”所产生的根源,也是治国的根本,因此,按年考察工作的是君主,按四时考察工作的是辅相,按月进行考核的是百官,从事劳动专务农业以等待上面命令的是一般平民。所以,对于平民百姓,应当在他们的父兄中间评量其劳动,应当就君臣的大义上面来听取其言论,然后官吏评选其德才,献给君主。大夫只安排官职以内的事务,而不论及职责以外的事情;至于辅相,就要定出经常的条例来给百官做依据。辅相总揽枢要,百官谋士们根据实际情况评议好的措施,有所疑问则请辅相匡正。君主则调发大府内有关的法令和珪壁印信,来进行稽考查验,只站在三层台阶之上,面向南接受辅相呈上的政事枢要就行了。这样,君主有余暇的时日,而百官胜任其职务;四时的政令不出错误,而百姓严肃地完成对于上面的供应。这都是因为上有法制而下面各有职分的结果。 

道者,诚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杀也。夫道者虚设,其人在则通,其人亡则塞者也。非兹是无以理人,非兹是无以生财,民治财育,其福归于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故君一国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国,其道临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诸民,其所恶者能除诸民。所欲者能得诸民,故贤材遂;所恶者能除诸民,故奸伪省。如冶之于金,陶之于埴,制在工也。

【译文】

道,是人的生命之所出,不是由人而生的。圣王明君是善于了解它和说明它的。所以,治民有经常的道,生财有经常的法。“道”是万物的枢要,做人君的掌握这个枢要来处理事情,下面就是有奸伪之心也是不敢尝试的。“道”是存在于虚处的,行道的人君在,道就通行无阻;行道的人君不在,道就闭塞起来。没有道就不能治民,没有道就不能理财。民治财育的结果,福利还是归于君主。这样,明君看重道和法而看轻国家,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君主统治一个国家就是他的为君之道在那里统治;帝王统治天下,就是他的帝王之道在那里统治。无论大而统治天下,小而统治一国,都是他们的道在那里起作用。因此,他所要求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得到,他所厌恶的就能够从人民那里除掉。所求者能在人民那里得到,所以贤能的人材就可以进用;所恶者能在人民那里除掉,所以奸伪分子就能被察觉。好像冶工对于金属,陶工对于粘土,想要制作什么都是由工匠掌握的一样。 

是故将与之,惠厚不能供;将杀之,严威不能振。严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声实有间也。有善者不留其赏,故民不私其利;有过者不宿其罚,故民不疾其威。威罚之制,无逾于民,则人归亲于上矣。如天雨然,泽下尺,生上尺。 

【译文】

所以,将要行赏,过于厚反而不能供应;将要行杀,过于严反而不能震慑。杀过严而不能震慑,赏过厚而不能供应,都是由于处理的名义和实际情况不符造成的。做好事的人,不折扣他应得的奖赏,人民就不会考虑私利;有过失的,不拖延对他的惩罚,人民就不会抱怨刑威。赏罚的制定,不超过人民所应得的,人民就归附和亲近君上了。这就象天下雨一样,天降下一尺的雨量,大地里的禾苗就向上生长一尺。 

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独立而无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然则民不便为非矣。

【译文】

所以授人官职而自己不居官,给人职事而自己不任事,独立行动而无人考核的,这就是君主的地位。古代先王主持天下的时候,人民就把他的德行比作神明,先王也是善于吸收人民意见的。关于人民的意见,只个别地听取,就会是愚蠢的;全面综合地听取,就将是圣明的。即使有商汤、周武王的道德,也还要多方搜集众人的言论。因此,英明的君主,顺从人心,适应人的性情,行事都从众人共同关心的地方出发。这样,命令布置下去,就不会阻碍;刑罚设置了,却用不着。先王就是善于同人民合成一体的。与民一体,那就是用国家保卫国家,用人民保卫人民,人民当然就不去为非作歹了。 

虽有明君,百步之外,听而不闻;间之堵墙,窥而不见也。而名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纳其忠也。信以继信,善以传善。是以四海之内,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举其下也,尽知其短长,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贤人之臣其主也,尽知短长与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于正,则百姓男女皆与治焉。

【译文】

虽然是明君,距离在百步以外,也照样听不到;隔上一堵墙。也照样看不见。但能够称为明君,是因为善于任用他的臣下,而臣下又善于贡献出他的忠诚。信诚导致信诚,良善导致良善,所以四海之内都可以治理好。因此,明君举用下面的人材,总是完全了解他的短处和长处,了解到他的才能的最高限度,才委任给他职务。贤人事奉他的君主,总是完全认识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认识到自己力所不及的限度,才量度能力而接受官职。君主按照这个原则来收养臣下,臣下也按照这个原则来事奉君主,上下都互相想着公正,那末,百姓男女就都能治理好了。

 

 

《管子·君臣下第三十一》白话译文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名物处,违是非之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 

   【译文】

古时没有君臣上下之分,也没有夫妻配偶的婚姻,人们象野兽一样共处而群居,以强力互相争夺,于是智者诈骗愚者,强者欺凌弱者,老、幼、孤、独的人们都是不得其所的。因此,智者就依靠众人力量出来禁止强暴,强暴的人们就这样被制止了。由于替人民兴利除害,并规正人民的德性,人民便把这智者当作导师。所以道术和德行是从贤人那里产生的。道术和德行的义理开始形成在人民心里,人民就都归正道了。辨别了名物,分清了是非,赏罚便开始实行。上下有了排定,民生有了根本,国家的都城也便建立起来。因此,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是由于有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由于掌握赏罚,才能成其为君主。 

致赏则匮,致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者也。夫赏重,则上不给也;罚虐,则下不信也。是故明君饰食饮吊伤之礼,而物属之者也。是故厉之以八政,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国裹,贵之以王禁,则民亲君可用也。民用,则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者也。故德之以怀也,威之以畏也,则天下归之矣。有道之国,发号出令,而夫妇尽归亲于上矣;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功能于上矣。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治斧钺者不敢让刑,治轩冕者不敢让赏,坟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实,义礼明也。 

【译文】

行赏过多则导致国贫,行罚过重则导致暴虐。财力贫乏和法令暴虐,都是会丧失民心的。所以,明君总是注意对于人民平时的教导,这样可以使人民平时得治,出战取胜,防守也牢不可破。行赏过多了,上面就不能供应;刑罚太暴了,人民就不会信服。所以,明君就要讲饮宴、吊丧的礼节,对人们分别等级给予不同的礼遇。所以,明君还用八种官职来勉励他们,用不同品秩的衣服来表彰他们,用国家俸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用国家法度来抬高他们的地位,这样,人们就都会亲附君主,可以为君主所用。人民可用,那末天下就会归心了。人君行道,天下就来归附;不行其道,天下就不归附。这好比浪头涌起,到了顶头又会落下来,乃是必然的趋势。所以,用恩德来安抚人们,用威势来震慑人们,天下就会归心了。一个有道的国家,通过发号施令,国内男女都会亲附于君主;通过宣布法律和宪章,贤人列士都会尽心竭力于君主。千里之内的地方,哪怕是一束布的惩罚,一亩地的赋税,君主都可以完全了解。主管刑杀的不敢私窃刑杀的权限,主管赏赐的不敢偷窃行赏的权限,人们服帖得象一个父亲的儿子,象一个家庭的情况一样,这是由于义礼分明的原故。 

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则贤人不来。贤人不来,则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则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则君危,论侵则有功者危,令侵则官危,刑侵则百姓危。而明君者,审禁淫侵者也。上无淫侵之论,则下无异幸之心矣。 

【译文】

在下的不拥护在上的,臣子不拥护君主,贤人就不会出来做事。贤人不出来,百姓就不肯效力。百姓不效力,天下就不会归心。所以说,施行德政的权力被侵削,君主就危险;论功行赏的权力被侵削,有功的人就危险;发令的权力被侵削,官吏就危险;行刑的权力被侵削,百姓就危险。贤明的君主是明确禁止这种不正当的侵削行为的。上面没有不正当的侵夺君权的议论,下面就不会有侥幸投机的心理了。 

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为人臣者,变故易常,而巧官以谄上,谓之腾。乱至则虐,腾至则北。四者有一至,败敌人谋之。则故施舍优犹以济乱,则百姓悦。选贤遂材,而礼孝弟,则奸伪止。要淫佚,别男女,则通乱隔。贵贱有义,伦等不逾,则有功者劝。国有常式,故法不隐,则下无怨心。此五者,兴德匡过、存国定民之道也。 

【译文】

做人君的,违背君道抛弃法制而专好行私,这叫作“乱”。做人臣的,改变旧制,更易常法,而用花言巧语来谄媚君主,这叫作“腾”。“乱”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暴虐”,“腾”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背叛”。这四种现象出现一种,就会失改,敌人就会来图谋这个国家。所以,国君多行施舍,宽容大度以防止祸乱,则人民喜悦;选拔贤者,进用人材而礼敬孝悌的人,则奸伪之徒敛迹;禁止淫荡懒惰,分清男女界限,则淫乱私通者隔绝;贵贱区分合理,等级不乱,则立功者受到鼓励;国家有确定规范,常法向人民公开,则人民没有怨心。这五个方面,都是振兴道德、改正错误、保存国家和安定人民的办法。 

夫君人者有大过,臣人者有大罪,国所有也,民所君也,有国君民而使民所恶制之,此一过也。民有三务,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则不可以守战。此君人者二过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禄,治大官。倍其官,遗其事,穆君之色,从其欲,阿而胜之,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过而不改,谓之倒;臣当罪而不诛,谓之乱。君为倒君,臣为乱臣,国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则治,易则乱。故不可不明设而守固。 

【译文】

为人君的可能有大过,为人臣者也可能有大罪。国家归君主占有,人民归君主统治,有国有民而竟让人民所憎恶的人去掌权管理,这是人君的第一个过失。人民有春、夏、秋三季节的农事,君主不适时下令,向人民布置生产,那就不是他的人民了;既然不是他的人民,就不能用来守国作战,这是人君的第二个过失。做人臣的,受国君高爵重禄,负责大的职务,然而却背其职守,放弃职责,逢迎君主的颜色,顺从君主的私欲,通过阿谈的手段而控制君主,这便是人臣的大罪。君有过而不改,叫做“倒”;臣有罪而不诛,叫作“乱”。如果君主是“倒君”,人臣是“乱臣”,那么国家的衰亡,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因此,有道的君主要掌握治国根本原则,辅相要掌握重要政策,大夫执行法令以管理群臣,群臣尽心竭力为主上服务。这四种职守都能完成得好则国家治;疏忽了,则国家乱。所以,这四种职守都是不可不明确规定和坚决遵守的。 

昔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然则躁作、奸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此礼正民之道也。 

【译文】

古时候,圣明君主总是把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根本,慎重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所以,对于微小的事情都十分谨慎,对于违法非法都详细辨别,并追究根底。这样,轻举妄动、奸邪和诈伪的人们就不敢尝试做坏事了。这正是规正人民的途径。 

古者有二言:“墙有耳,伏寇在侧。”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伏寇在侧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谋之泄也,狡妇袭主之请而资游慝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贵而后贱者为之驱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罚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势,比党者诛,明也。为人君者,能远谗谄,废比党,淫悖行食之徒,无爵列于朝者,此止诈拘奸、厚国存身之道也。 

【译文】

古时候有两句话:“墙上有耳,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所谓墙上有耳,是说机密的谋划可能泄露在外。所谓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是说阴谋家可能争得人心。机密谋划的泄露,是由于狡猾的宠扫刺探君主内情去帮助暗藏的奸细。阴。谋家争得人心,是由于从前受到贵宠后来沦为低贱的人愿意为他奔走效劳。英明的君主执政,宠臣内侍不敢窥伺君主的意图。因为刑罚首先施行于亲近;大臣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因为勾结私党者被杀的事实,是明确的。做人君的能够远离谗言诌语,废除拉帮结党,使那些淫邪悖乱和游荡求食之徒。不能混入朝廷为官,这是防止诈伪,限制奸邪,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的途径。 

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参。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缓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为缓,缓可以惠民。威惠迁于下,则为人上者危矣。贤不肖之知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财力之贡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贤不肖而可威党于下。有能以民之财力上陷其主,而可以为劳于下。兼上下以环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则为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赏而夺之实者也;先其君以恶者,侵其刑而夺之威者也;讹言于外者,胁其君者也;郁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则国之危,可坐而待也。 

【译文】

做君主的,统治群臣百姓,是通过左右大臣实现的。所以左右大‘臣是群臣与君主之间的中间参与者。制度法令向人民布置,必须经过左右的大臣。左右大臣把可以缓办的命令改为急办,就可以因为急办对人民猎取权威;又把应当急办的命令改为缓力、,就可以因为缓办对人民表示恩惠。君主的权威与恩惠转移到左右大臣的手里,做君主的就危险了。把官吏的贤能或不肖报告君主的,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把各地方的民财、民力贡献给君主的,也必定经过左有的大臣。左右大臣能把贤能说成不肖,把不肖说成贤能,而可以在下面结成私党。又能用民财与民力去诱惑君主,而可以在上面邀取功劳。同时在君主和臣民中间两头谋求私利,致使官爵和法制对他都不起作用,做君主的就危险了。先于君主来行奖,这是侵夺君主的行赏大权和恩惠;先于君主来行罚,这是侵夺君主的惩罚大权和威严;在外面制造谣言,这是威胁君主;扣压命令不公布,这是封锁君主。这由种情况全部发生,而君主还不知道,国家的危险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

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质,宠者从,此数之因也。是故始于患者,不与其事;亲其事者,不规其道。是以为人上者患而不劳也,百姓劳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索,则礼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进退,而形道滔赶。进退者主制,滔赶者主劳。主劳者方,主制者圆。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方者执,执者固,固则信。君以利和,臣以节信,则上下无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 

【译文】

神圣的人做王,仁智的人做国君,威武勇  敢的人做官长,这本是天道和人情。依照天道  和人情,通显的人做君主,卑穷的人做臣仆,这是规律性所决定的,所以,主管谋划的人,不参与具体事务;亲身参与事务工作的,不管掌握原则。所以,做君主的只谋虑思患而不从事劳作;做百姓的只从事劳作而不管谋虑思患。君臣上下的职分明确定下来,礼制就建立起来了。所以,用人民来服事君上,用劳力来服事贤明,  用形体来服事心灵,这就是事物的道理。心的功能考虑举止动作,形体的功能是实践俯仰屈伸。考虑举止动作的管号令,实践俯仰屈伸的主管劳力。主管劳力的要方正,主管号令的要圆通。圆的长于运转,运转的能变通,变通就可以和谐。方的往往固执,固执的能坚定,坚定就可以信诚。君主用物利协调群臣,群臣用守本分来表示诚信,上下就不会有偏差了。所以说,做君主的要主持宽仁,做臣子的要谨守信用,这就是所说的上下之礼。 

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诸己,知得诸民,从其理也。知失诸民,退而修诸己,反其本也。所求于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于人者少,故民轻给之。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纪天时,务民力。下注者,发地利,足财用也。故能饰大义,审时节,上以礼神明,下以义辅佐者,明君之道。能据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过,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 

【译文】

君主在国都,如同心在身体一样。道德规范树立在上面,百姓就在下面受到教化。戒慎之心形成在里面。容貌就在外面表现出来。所谓“正”,是表明君主德行的。知道怎样适合自己,就知道怎样适合于臣民,这是顺从道理来、考虑问题的结果。如果发现有不适合臣民的地方,就回过头来修正自己,这是返回到根本的方法。对自己要求的多,德行就可以树立;对人民要求的少,人民就易于供应。所以,做君主的要向上注意,做人臣的要向下注意。向上注意。即掌握天时并安排民力;向下注意即开发地利并增长财富。所以能整饬治国大义,研究天时季节,向上礼敬神明,向下义待大臣,这才是明君的治国之道。能够依法办事而不迁就逢迎,上面用来纠正君主的过失,下面用来救济人民的困难,这才是忠臣的行为。 

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则齐民以政刑、牵于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民。威无势也无所立,事无为也无所生,若此,则国平而奸省矣。 

【译文】

明君在上位,加上忠臣的辅佐,就可以用政策和刑罚来整治人民,使人民都关心衣食之利,这样,人民就朴实而容易使用,愚昧而容易控制。君子依靠治国之道来生活。平民依靠出力劳动来生活,这就是本分。君子没有什么权势,就无从树立个人的威望;小人没有什么作为,就无从生产财富。按这个本分去做。国家才能安定,坏人才能减少。 

君子食于道,则义审而礼明,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逾,虽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则上无危矣。齐民食于力则作本,作本者众,农以听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时也。故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虽有明君,能决之,又能塞之。决之则君子行于礼,塞之则小人笃于农。君子行于礼,则上尊而民顺;小民笃于农,则财厚而备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备足,四者备体,顷时而王不难矣。 

【译文】

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义理就可以详备,礼制就可以彰明。义理详备。礼制彰明,伦理的等级就没有人敢于超越,即使拥有兵车和士卒的大夫也不敢存在侥幸作乱的心理,这样,君主就可以没有危险了。平民靠出力劳动生活,则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多了,则勤勉而听从命令。所以,明君治世,人民受君主的节制,就象草木受天时的制约一样。所以人民偏于保守,就要使他们开通一些;人民偏于开通,就要使他们保守一些。开放之则流通,堵塞之则停止。唯有明君是既能开放又能堵塞的。开放,则能使君子遵守礼制;堵塞,则能使小民专心务农,君子遵守礼制,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小民专心务农,则财物丰厚而贮备充足。上尊、民顺、财厚、备足,这四者全都齐备,在短时间内称王于天下,就不困难了。 

四肢六道,身之体也。四正五官,国之体也。四肢不通,六道不达,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乱。是故国君聘妻于异姓,设为姪娣、命妇、宫女,尽有法制,所以治其内也。明男女之别,昭嫌疑之节,所以防其奸也。是以中外不通,谗慝不生;妇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诸臣子弟无宫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奸,昭公威私也。 

【译文】

四肢和六道:耳、目、口、鼻、前阴和后阴,是人身的躯体;四正:君、臣、父、子和五官是国家的躯体。四肢不关联,六道不通畅,这叫作身体失调;四正不端正,五官不管事,这叫作国家混乱。所以,国君从不同姓的国家娶妻,还设置有姪娣、命妇和宫女,都按法度进行,这为的是治理好宫内之事。明定男女分别,宣示管理男女嫌疑的办法,这为的是防止奸情。所以,宫内外不得私通,谗言、恶事不准发生,妇人说话不得涉及朝廷政事,群臣子弟不得与宫内交往,这都是先王用来彰明德行、制止奸邪、昭示公道、消灭私图的措施。 

明立宠设,不以逐子伤义。礼私爱欢,势不并论。爵位虽尊,礼无不行。选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然则兄弟无间郄,谗人不敢作矣。 

【译文】

明立女宠之子为后。而不立长子,这是伤义的事情。优礼和私爱自己喜欢的庶子,但不能使他的地位、权力与嫡长子平等。庶子的爵位尽管尊贵,但嫡庶的礼制不能不执行。嫡长子是首要的,要用美好的衣服来装饰他,用文彩的旗帜为旌表他,为的是提高他的威望。这样嫡庶兄弟之间就可以没有隔阂,挑拨离间的人也就不敢动作了。 

故其立相也,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参伍相德而周举之,尊势而明信之。是以下之人无谏死之誋,而聚立者无郁怨之心,如此,则国平而民无慝矣。其选贤遂材也,举德以就列,不类无德;举能以就官,不类无能;以德弇劳,不以伤年。如此,则上无困,而民不幸生矣。 

【译文】

所以,君主在设立辅相的时候,罗列他的功绩也同时考虑他的德行;论定他的劳绩也同时查看他是否合干法度。经过比较考核。各方面都合适,然后举用他,尊重他的权威,坦白地信任他。因此.下面的人臣没就有进谏怕死的顾虑。聚立布朝的小吏也没有抑郁怨恨的心理。这样.围家就可以太平而人民也没有邪恶了。君主在选拔贤材的时候,要举拔有德行的人进入爵位的行列,不可以包括无德之人;要举拔有才能的人担任适当的官职,不可以包括无能之辈。把德行放在功劳之上。不因为资历年限而加以抑制。这样,君主就没有困难,而人民也不会寻求侥幸了。 

国之所以乱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内有疑妻之妾,此宫乱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四者无别,主失其体。群官朋党,以怀其私,则失族矣;国之几臣,阴约闭谋以相待也,则失援矣。失族于内,失援于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听,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中民之乱,有小人之乱。五者一作,则为人上者危矣。宫中乱曰妒纷,兄弟乱曰党偏,大臣乱曰称述、中民乱曰詟谆,小民乱曰财匮。财匮生薄,詟谆生慢,称述、党偏、妒纷生变。 

【译文】

国家所以衰乱的原因有四,所以灭亡的原因有二。宫里面有与嫡妻争夺地位的宠妾。这是宫中的乱:庶子里有与嫡子争夺地恢的宠子,这是家中的乱;朝廷里有与辅相争夺地位的宠臣,这是国中的乱;任用的官吏无能,这是众官的乱。对上述四者都不能辨别。君主就失去其体统了。群官结党营私。召主就丧失宗族的拥护。国家的机密大臣。暗中策划阴谋,对付君主,君主就丧失人民的支援。内部丧失宗族拥护。外部丧失人民支授,这就是灭亡的两个原因。所以嫡妻必须固定,嫡子必须确立,辅相必须以正直态度听政。百官必须以忠情态度严肃认真地办事。所以说.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百官之乱,有小民之乱。五者全发作起来,做人君的就危险了。宫中之乱是由于妻妄嫉妒纷争。兄弟之乱是出于诸子结党偏私,大臣之乱是由于他们喜用权术,百官之乱是由于他们对上诽议不满,小人之乱是由于他们财用贫乏。财用贫乏就产生薄德的行为,对上诽议不满就产生傲慢法制的行为。喜用权术。结党偏私和嫉妒纷争,则会产生变乱。 

故正名稽疑,刑杀亟近,则内定矣。顺大臣以功,顺中民以行,顺小民以务、则国丰矣。审天时,物地生,以辑民力;禁淫务:劝农功,以职其无事,则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数,下十伍以征,近其罪伏,以固其意。乡树之师,以遂其学。官之以其能,及年而举,则士反行矣。称德度功,劝其所能,若稽之以众风,若任以社稷之任。若此,则土反于情矣。 

【译文】

    所以,正定嫡庶名分.稽查妻妾嫌疑、诛杀奸诈的近臣,宫内就可以安定了。根据功绩安排大臣的次序,根据德行安排百官的次序,根据努力劳动安排小民的次序,国家就富裕了。详细观察天时,察看土地性质,以合理使用民力,禁止奢侈品生产,奖励农业耕作,以使无业之民有事做,小民就得到治理了。上面核定一定的数额,下到“什伍”的居民组织来征集人材,并缩短选升的期限,以坚定士人的意志;然后每乡设立教师,使士人得到学习;依据才能任官授职,到了年限就荐举使用,这样,士人都归于修德的途径了。衡量德行和功绩,鼓励其所能,再考察众人的舆论,然后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他。这样,士人都归于诚实了。

 

《管子·小称第三十二》白话译文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操名从人,无不强也;操名去人,无不弱也。虽有天子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则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在于身者孰为利?气与目为利。圣人得利而托焉,故民重而名遂。我亦托焉,圣人托可好,我托可恶,以来美名,又可得乎?我托可恶,爱且不能为我能也,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气于面,不能以为可好。我且恶面而盛怨气焉,怨气见于面,恶言出于口,去恶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恶人之有余忌也,是以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 

【译文】

管子说:“可怕的是自身不善,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丹青在深山,人们了解并把它取出来;美珠在深渊,人们也能了解并把它取出来。所以,我个人可以有错误的行为,人民却不会有错误的评价。人民看问题是太清楚了,谁也不能瞒过他而为非作歹。所以,我有好处,人们就表扬我;我有过错,人们就指责我。对待人民的指责与表扬,不需要再回去问自家人。所以,先王总是敬畏人民的。持有善名而且听从人民,没有不强盛的;持有恶名而且抵制人民,没有不衰弱的。虽然有天子诸侯的地位,人民都持其恶名而离去,那就只好弃其领地而出走了。所以先王是敬畏人民的。人身上什么最敏感?耳目最敏感。圣人得耳目之利而依靠它,故人民倚重而名声远扬。我也要依靠它。但圣人以它行善,我则以它行恶,我用以行恶,而想求美名,怎么行呢?即使爱我的人也不能帮我得到美名的。毛嫱、西施是天下的美人,脸上满载怨气,也不能算作美。我本身丑恶而满载怨气,怨气表现在面上,恶言又出于口,以恶的实际而想美的名声,能办到么?太严重了!百姓是憎恶人有重大缺陷的。所以,过长的要断短,过短的要续长,过满的要疏泄,空了要加以充实。”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称身之过者,强也;洽身之节者,惠也;不以不善归人者,仁也。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往喜民,来惧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纣不然,有善则反之于身,有过则归之于民。归之于民则民怒,反之于身则身骄。往怒民,来骄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惧声以感耳,惧气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故绳可得断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辔策,故遬兽可及,远道可致。天下者,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在于既善,所以感之也。” 

【译文】

管子说:“善于责备自己的,人民就不会责备他;只有不肯责备自己的,人民才去遣责。所以,承认自己错误,是‘强”的表现;修养自身节操,是‘智’的表现;不把不善之事归于人,是‘仁’的表现。所以,明君有过则归之于己,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归之己则自身戒惧,有善归之民则人民喜悦。推善以取悦于民,反过以警戒自身,所以明君能治理人民。至于梁、纣就不是这样,有善则归之于已,有过则归之于民。过归于民则民怒,善归于己则自骄。推过以激怒人民,反善以骄纵自身,这便是身败的原因。所以明君戒惧恶声影响听,戒惧恶气影响看。这两者有关天下得失,怎么能不谨慎呢?工匠有办法影响斤斧,所以绳墨能料定木材;羿因为有办法影响弓矢,所以张弓能射中标的;造父因为有办法影响辔鞭,所以能赶速兽、致远道。天下没有常乱,没有常治。坏人当政则乱,善人当政则治。当政达到尽善,是因为善人有办法施加影响的原故。” 

管子曰:“修恭逊、敬爱、辞让、除怨、无争以相逆也,则不失于人矣。尝试多怨争利,相为不逊,则不得其身。大哉!恭逊敬爱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丧。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损也。尝试往之中国、诸夏、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皆待此而为治乱。泽之身则荣,去之身则辱。审行之身毋怠,虽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爱。审去之身,虽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恶。故之身者,使之爱恶;名者,使之荣辱。此其变名物也,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 

【译文】

管子说:“讲求恭逊、敬爱、谦让、除怨、无争,以互相对待,就不会失去人心。试行多怨、争利,互相不讲恭逊,则身亦难保。恭逊敬爱之道,是太伟大了。遇有吉事可依此精神主持祭礼,遇有凶事可依此精神主持居丧。大可以治理天下而不必增加,小可以治理一人而无需裁减,行之于京都、全中国、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都可以靠它决定治乱。身上沾染它则荣,身上失掉它则辱。认真执行而不懈怠虽然不开化的人也能化为相爱;确实抛弃了它,虽然兄弟父母也能变为相恶。所以,在身上可以使之爱恶,在名上可以使之荣辱,其变化名物的作用,简直和天地一样大。所以,先王把这叫作‘道’。”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讳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管仲对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谒之,虽然,君犹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于寡人,寡人敢不从乎?”管仲摄衣冠起,对曰:“臣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夫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烝婴儿之未尝。于是烝其首子而献之公。人情非不爱其子也,于子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喜宫而妒,竖刁自刑而为公治内。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子开方事公,十五年不归视其亲,齐卫之间,不容数日之行。于亲之不爱,焉能有子公?臣闻之,务为不久,盖虚不长。其生不长者,其死必不终。”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废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竖刁而宫中乱,逐公子开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圣人固有悖乎!”乃复四子者。处期年,四子作难,围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妇人、遂从窦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不可得,其故何也?”妇人对曰:“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分齐国,涂十日不通矣。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食将不得矣。”公曰:“嗟兹乎!圣人之言长乎哉!死者无知则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见仲父于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绝。死十一日,虫出于户,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杨门之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虫出户而不收者,以不终用贤也。 

【译文】

管仲有病,桓公亲自去慰问说:“仲父的病很重了,如不讳言而此病不起,仲父有什么遗言教我呢?”管仲回答说:“您即使不来问我,我也要有话对您说的。不过,怕您做不到罢了。”桓公说:“仲父要我往东就往东,要我往西就往西,仲父对我说的话,我敢不听么?”管仲整整衣冠起来回答说:“我希望您把易牙、竖刁、堂巫和公子开方辞退掉。易牙用烹调侍候您,您说,唯有婴儿的味道没有尝过,于是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献给您。人情没有不爱自己儿女的,他对自己的儿子都不爱,能爱您么?您喜欢女色而忌妒,竖刁自己宫身而为您管理宫女们。人情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他对自己身体都不爱,能爱您么?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不回家探亲,齐国与卫国之间,不用几天行程就到了。人情没有不爱双亲的,对自己双亲都不爱,能爱您么?我听说过:作假的不可能持久,掩盖虚伪也不会长远。活着不干好事的人们,也一定不得好死。”桓公说:“好。”管仲死后,埋葬完毕,桓公憎恶此四人而废掉他们的官职。但是驱逐了堂巫,却生了怪病;驱逐了易牙,却感到食味不佳;驱逐了竖刁而宫中混乱;驱逐了公子开方而感到自己的朝政没有条理。桓公说:“呵!圣人也难免有错误吧!”乃重新起用四人。再过一年,四人作乱,把桓公围困在一个屋子里不得外出。有一妇女,从小洞钻入,到了桓公住所。桓公说:“我饿得要吃,渴得要喝,都得不到,为什么?”宫女回答说:“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瓜分了齐国,道路已十天不通了。公子开方已把七百多社的土地和人口送给卫国了。吃的东西将得不到了。”桓公说:“咳,原来如此!圣人话实在是高明呵!要是死了没有知觉还好,若有所知,我有什么面目见仲父于地下呢!”便拿过头巾包头而死。死十一天,蛆虫从门缝里爬出来,才发现桓公死了。用门板掩盖了桓公的尸体。齐桓公之所以死十一天,蛆虫出户而无人收尸,就是因为最终没有用贤的原故。 

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饮酣,桓公谓鲍叔牙曰:“阖不起为寡人寿乎?“鲍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时也,使管子毋忘束缚在鲁也,使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国之社稷必不危矣。” 

【译文】

    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曾在一起饮酒,饮到高兴时,桓公对鲍叔说:“为什么不给我祝酒?”鲍叔捧杯而起说:“希望您别忘记流亡在莒国的时候,希望管仲别忘记被绑在鲁国的时候,希望宁戚别忘记车下喂牛的时候。”桓公离席再拜说:“我和两位大夫能够不忘记您的忠告,国家就一定没有危险了。”

管子曰:“修恭逊、敬爱、辞让、除怨、无争以相逆也,则不失于人矣。尝试多怨争利,相为不逊,则不得其身。大哉!恭逊敬爱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丧。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损也。尝试往之中国、诸夏、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皆待此而为治乱。泽之身则荣,去之身则辱。审行之身毋怠,虽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爱。审去之身,虽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恶。故之身者,使之爱恶;名者,使之荣辱。此其变名物也,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 

【译文】

管子说:“讲求恭逊、敬爱、谦让、除怨、无争,以互相对待,就不会失去人心。试行多怨、争利,互相不讲恭逊,则身亦难保。恭逊敬爱之道,是太伟大了。遇有吉事可依此精神主持祭礼,遇有凶事可依此精神主持居丧。大可以治理天下而不必增加,小可以治理一人而无需裁减,行之于京都、全中国、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都可以靠它决定治乱。身上沾染它则荣,身上失掉它则辱。认真执行而不懈怠虽然不开化的人也能化为相爱;确实抛弃了它,虽然兄弟父母也能变为相恶。所以,在身上可以使之爱恶,在名上可以使之荣辱,其变化名物的作用,简直和天地一样大。所以,先王把这叫作‘道’。”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讳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管仲对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谒之,虽然,君犹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于寡人,寡人敢不从乎?”管仲摄衣冠起,对曰:“臣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夫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烝婴儿之未尝。于是烝其首子而献之公。人情非不爱其子也,于子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喜宫而妒,竖刁自刑而为公治内。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子开方事公,十五年不归视其亲,齐卫之间,不容数日之行。于亲之不爱,焉能有子公?臣闻之,务为不久,盖虚不长。其生不长者,其死必不终。”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废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竖刁而宫中乱,逐公子开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圣人固有悖乎!”乃复四子者。处期年,四子作难,围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妇人、遂从窦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不可得,其故何也?”妇人对曰:“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分齐国,涂十日不通矣。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食将不得矣。”公曰:“嗟兹乎!圣人之言长乎哉!死者无知则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见仲父于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绝。死十一日,虫出于户,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杨门之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虫出户而不收者,以不终用贤也。 

【译文】

管仲有病,桓公亲自去慰问说:“仲父的病很重了,如不讳言而此病不起,仲父有什么遗言教我呢?”管仲回答说:“您即使不来问我,我也要有话对您说的。不过,怕您做不到罢了。”桓公说:“仲父要我往东就往东,要我往西就往西,仲父对我说的话,我敢不听么?”管仲整整衣冠起来回答说:“我希望您把易牙、竖刁、堂巫和公子开方辞退掉。易牙用烹调侍候您,您说,唯有婴儿的味道没有尝过,于是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献给您。人情没有不爱自己儿女的,他对自己的儿子都不爱,能爱您么?您喜欢女色而忌妒,竖刁自己宫身而为您管理宫女们。人情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他对自己身体都不爱,能爱您么?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不回家探亲,齐国与卫国之间,不用几天行程就到了。人情没有不爱双亲的,对自己双亲都不爱,能爱您么?我听说过:作假的不可能持久,掩盖虚伪也不会长远。活着不干好事的人们,也一定不得好死。”桓公说:“好。”管仲死后,埋葬完毕,桓公憎恶此四人而废掉他们的官职。但是驱逐了堂巫,却生了怪病;驱逐了易牙,却感到食味不佳;驱逐了竖刁而宫中混乱;驱逐了公子开方而感到自己的朝政没有条理。桓公说:“呵!圣人也难免有错误吧!”乃重新起用四人。再过一年,四人作乱,把桓公围困在一个屋子里不得外出。有一妇女,从小洞钻入,到了桓公住所。桓公说:“我饿得要吃,渴得要喝,都得不到,为什么?”宫女回答说:“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瓜分了齐国,道路已十天不通了。公子开方已把七百多社的土地和人口送给卫国了。吃的东西将得不到了。”桓公说:“咳,原来如此!圣人话实在是高明呵!要是死了没有知觉还好,若有所知,我有什么面目见仲父于地下呢!”便拿过头巾包头而死。死十一天,蛆虫从门缝里爬出来,才发现桓公死了。用门板掩盖了桓公的尸体。齐桓公之所以死十一天,蛆虫出户而无人收尸,就是因为最终没有用贤的原故。 

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饮酣,桓公谓鲍叔牙曰:“阖不起为寡人寿乎?“鲍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时也,使管子毋忘束缚在鲁也,使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国之社稷必不危矣。” 

【译文】

    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曾在一起饮酒,饮到高兴时,桓公对鲍叔说:“为什么不给我祝酒?”鲍叔捧杯而起说:“希望您别忘记流亡在莒国的时候,希望管仲别忘记被绑在鲁国的时候,希望宁戚别忘记车下喂牛的时候。”桓公离席再拜说:“我和两位大夫能够不忘记您的忠告,国家就一定没有危险了。”

 

《管子·四称第三十三》白话译文  

    桓公问于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诸侯四邻之义,仲父不当尽语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夷吾之所能与所不能,尽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问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邻诸侯之义,仲父不当尽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竟称于义,上下皆饰。形正明察,四时不贷,民亦不忧,五谷蕃殖。外内均和,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受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 

【译文】

桓公问管子说:“我幼弱昏愚,不懂得与四邻诸侯如何交往的道理,仲父还不应当把从前有道之君的表现尽量告诉我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之所能与不能,您都全部知道,您为什么还让我讲呢?”桓公再一次问管子说:“仲父,我幼弱昏愚,不懂得与四邻诸侯交往的道理,您还不应该给我讲讲古代的有道之君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从前的有道之君,都是敬礼山川、宗庙和社程的,对于先故的大臣,施以恩德,并且使其大富。巩固武将的官位,发挥他们的能力。圣人在前,贞廉之士在左右,互相提倡行义,上下都有修治。刑政明察,四时的行事安排没有失误,人民无忧虑,五谷都有繁殖。外内和睦,诸侯臣服,国家安宁,不用兵革。把币帛授于邻国,以感怀邻国的德惠;把政令昭示于邻国,以作为他们的规范。这也就可以称作从前的有道之君了。”桓公说:“讲得好呵!” 

桓公曰:“仲父既己语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当尽语我昔者无道之君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职美道,又何以闻恶为?”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繬缁缘繬,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缘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语我其善,而不语我其恶,吾岂知善之为善也?”管子对曰:“夷吾闻之徐伯曰,昔者无道之君,大其宫室,高其台榭,良臣不使,谗贼是舍。有家不治,借人为图,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辟若野兽,无所朝处,不修天道,不鉴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众所怨诅,希不灭亡。进其谀优,繁其钟鼓,流于博塞,戏其工瞽。诛其良臣,敖其妇女,撩猎毕弋,暴遇诸父,驰骋无度,戏乐笑语。式政既輮,刑罚则烈。内削其民,以为攻伐,辟犹漏釜,岂能无竭。此亦可谓昔者无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 

【译文】

桓公说:“您既已给我讲过古代的有道之君了,是不是应该再给我讲讲古代无道之君呢?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像您这样美好而明通,既已明察美的道理,又何必再听恶事呢?”桓公说:“怎么能这样说呢?用黑色给黑衣服沿边,我怎么知道它的美?用白色给白衣服沿边,我怎么知道它的好?您已对我讲了善,而没有讲恶,我怎样了解‘善’之所以为善呢?”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从前的无道之君,都是把宫室搞得大大的,把台榭盖得高高的,不用良臣,只是留用谗贼。他们有国不治,依靠别人谋划;政令不善,黑暗得象在夜里;又好象野兽一般,没有归宿之处。不遵循天道。借鉴四方,有家不治,好象发狂病一样,大众都在怨恨和诅咒,很少有不灭亡的。他们还增加戏曲艺人,广置钟鼓音乐,沉溺于赌博之戏,玩赏乐人瞽者。诛杀良臣,戏弄妇女,不停地进行田猎,凶暴地对待诸侯。驰骋无度,戏乐笑语。施政既有偏差,刑罚就要酷烈,对内侵削人民,还自以为有功。就好象有漏洞的锅一样,怎么能不枯竭呢?这也就可以称作古代的无道之君了。”桓公说:“讲得好呵!” 

桓公曰:“仲父既已语我昔者有道之君与昔者无道之君矣,仲父不当尽语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鉴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质为臣,不宾事左右;君知则仕,不知则已。若有事,必图国家,遍其发挥。循其祖德,辩其顺逆,推育贤人,谗慝不作。事君有义,使下有礼,贵贱相亲,若兄若弟,忠于国家,上下得体。居处则思义,语言则谋谟,动作则事。居国则富,处军则克,临难据事,虽死不悔。近君为拂,远君为辅,义以与交,廉以与处。临官则治,酒食则慈,不谤其君,不毁其辞。君若有过,进谏不疑;君若有忧,则臣服之。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 

【译文】

桓公说:“您既已给我讲了古代的有道之君和古代的无道之君了,您还不应该给我讲古代的有道之臣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古代的有道之臣,自从下拜为臣,从不去事奉君主的左右宠臣。君主了解他就出来做官,不了解他’就在野。国家有事,就一定为国家利益着想,而充分出力。他遵循祖德,明辨顺逆,推荐贤人,又能使谗慝不敢活动。事奉国君有义,使用部下有礼,贵贱相亲,有如兄弟,忠于国家,使上下各得其所。平居则多加思考,谈话则经过谋虑,行动起来则有所建树”治国则富,治军则胜,遇到危难或事变,虽死不悔。在近处是国君辅佐,在远处也是国君辅佐,以义来相交,以廉来处事。执行公务则尽职,遇到酒食则辞谢,不诽谤国君,也不隐讳意见。国君若有过错,进谏而不疑;国君有忧虑之事,自己承担起来。这也就可以称作古代的有道之臣了。”桓公说:“讲得好呵!” 

桓公曰:“仲父既以语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当尽语我昔者无道之臣乎?吾亦鉴焉。”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无道之臣,委质为臣,宾事左右;执说以进,不蕲亡己;遂进不退,假宠鬻贵。尊其货贿,卑其爵位;进曰辅之,退曰不可,以败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群处,以攻贤者,见贤若货,见贱若过。贪于货贿,竟于酒食,不与善人,唯其所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谗贼与斗,不弥人争,唯趣人诏。湛湎于酒,行义不从。不修先故,变易国常,擅创为令,迷或其君,生夺之政,保贵宠矜。迁损善士,捕援货人,入则乘等,出则党骈,货贿相入,酒食相亲,俱乱其君。君若有过,各奉其身。此亦谓昔者无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译文】

    桓公说:“您既已给我讲了古代的有道之臣了,还不应该给我讲讲古代的无道之臣么?我也好有所借鉴。”管子回答说:“我听到徐伯说过,从前的无道之臣,自下拜为臣以后,就敬事君主左右的宠臣。用邪说以求升进,从不想忘掉自己;知进而不知退,并利用君宠来显示自己的高贵。只重视货财,而看轻爵位身分;在朝廷辅佐国君,在下面却加以诽议,这样来败坏国君名誉,还推说‘与我无干’。纠集一群不仁之辈,攻击贤人,对待贵人就象追逐财货一般,对待贱者就象路人一样躲开。贪贿赂,争酒食,不亲近善人,只亲近自己的爪牙。为人傲慢,不结交善士却与谗贼相勾结。不排解人们的纠纷,只鼓动人们诉讼,沉溺于饮酒,仪容举止都很不整肃。不遵循祖先的旧法,又改动国家的常规,擅立法令,蒙蔽国君,夺取国家政务,来保全地位和放纵其矜夸习气。不用好人,提携市侩之类,在朝廷内部陵越等级,在朝廷外部发展私党,货贿相入,洒食相亲,全都来祸乱国君。而国君一旦有祸。又都去各保其身了。这也就可以叫作古代的无道之臣了。”桓公说:“讲得好呵!”

 

《管子·侈靡第三十五》白话译文  

   问曰:古之时与今之时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可与?政其诛。俈尧之时,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独出入也。山不童而用赡,泽不弊而养足;耕以自养,以其余应良天子,故平。牛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来足。故卿而不理,静也。其狱一踦腓一踦屦而当死。今周公断指满稽,断首满稽,断足满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地重人载,毁敝而养不足,事末作而民兴之,是以下名而上实也。圣人者,省诸本而游诸乐,大昏也,博夜也。 

 【译文】

桓公问道:“古今的天时相同么?”管仲回答说:“相同。”“那么。人事是否相同呢?”回答说:“不同。”这可表现在政与刑两个方面。早在帝喾、帝尧的时代,昆吾山的美金埋藏在地下都无人开采。他并非用了什么出人头地的办法。因为那时山上的林木不用采伐光人们就可以够用,河中的水产还未打捞完人们就可以够吃。人们耕以自养。用所余的供应天子,所以天下太平。人们放牧牛马都互不相遇,习俗也互不相知,不出百里就可以满足各项需要,所以有公卿而无需办事、生活是平静的。那时的罪刑,使犯罪者一脚穿草鞋一脚穿常履就可以代替死刑。然而现今的周公时代,断指、断足和断头积满台阶,被处死的人们还是不服从。这并不是人性不怕死,而是极度贫困的原故。土地贵重,人口增多,生活破败贫困而且食养不足。发展了奢侈性的工商末业,人民生活才振兴起来,这是不重虚名而注重实际的措施。圣明的君主,观察研究农业生产的情况而发展游乐事业,甚至整日整夜地进行。” 

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始也。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阴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臧珠玉,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臧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贱所贵而贵所贱。不然,鳏寡独老不与得焉。 

【译文】

桓公接着发问说:“如何根据时代不同而改变政策呢?”回答说:“最好的办法是发展侈靡消费。”不看重“有实”之物,而看重“无用”之物,可以使国人就范而服从管教。这就是说,不看重粮食而着重珠玉,提倡礼乐制度而看轻生产事业,就是发展农业的开始。珠,是阴中之阳,所以胜过火;玉是阳中之阴,所以胜过水。它们都是变化如神的。因此,天子必须贮备作为货币的珠玉,至于诸侯则是贮备钟声等乐器,大夫则是贮备狗马等玩物,百姓则是贮备布帛等物资。不然的话,强有力者将占有珠玉,智而黠者将操纵珠玉,市场物价就会波动;不然的话,鳏寡独老之人也就不得生计了。 

均之始也,政与教孰急,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标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然若謞之静,动人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备之,辟之若秋云之始见,贤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爱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贤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贤,不肖恶得不化?今夫政则少则,若夫成形之征者也。去则少可使人乎? 

【译文】

都是重要措施,政令与教化哪个最为急需呢?管仲说:政令与教化相似而方法不同。教化,好象秋云的高远,能激起人的悲心;又好象夏天的静云,能浸及人的身体;深造得好象皓月的寂静,激动着人的怨思;平易如流水,使人思念又令人神往。教化的开始,必须是在上者以身作则,就如同秋云在上空出现,无论贤者、不肖者都同时感化。严肃地对待人们,挚爱地使用人们,就象在神山上筑起篱笆祭神的气氛一样,贤人虽少,不肖者虽多,但教化使人转贤,不肖者怎么能不变化呢?至于政令,则与此稍有不同。它是以强力和刑罚为其特征的。没有这点,政令对人们还能略加驱使么? 

用贫与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水平而不流,无源则速竭;云平而雨不甚,无委云,雨则速已。政平而无威则不行。爱而无亲则流,亲左有,用无用,则辟之若相为有兆怨。上短下长,无度而用,则危本。 

【译文】

如何使用贫者和富者呢?回答说:人太富了,不好使用,太穷则不知羞耻。水平则不流,没有泉源,水很快枯竭;云平则无大雨,没有稠云,雨就很快停止;政令也是只平和而没有权威,它就不能贯彻了。用人只泛爱而不分亲疏,则流于一般。但只亲左右近臣,进用无用之材,就好比以盲导盲,必然使人生怨。重其短而弃其长,无法度(原则)用人,则是危害国家根本的。 

不称而祀谭,次祖。犯诅渝盟,伤言。敬祖祢,尊始也。齐约之信,论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论威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必因成形而论于人,此政行也。 

【译文】

不称其位而主持祭礼,是欺骗先祖。触犯盟誓和背弃盟约,则有伤信言。敬祖先是尊重根本。守盟约是讲求德行。提倡天地尊卑的道理,是为了明示权威。薄德,是人群的败类。必须以威刑晓谕国人,这才是为政之道。 

可以王乎?请问用之若何?必辨于天地之道,然后功名可以殖。辩于地利,而民可富;通于侈靡,而士可戚。君亲自好事,强以立断,仁以好任。人君寿以政年,百姓不夭厉,六畜遮育,五谷遮熟,然后民力可得用。邻国之君俱不贤,然后得王。 

【译文】

怎样才可以成就王业?请问其做法如何?必须明白天地事物的规律,然后才可以发展功业与名声。懂得地利,可以使人民富有;懂得侈靡消费,可以团结士人。人君须亲理大事,强明果断,而仁爱用人。还必须祈祷丰年,使百姓无灾疫,六畜繁育,五谷丰熟,然后,民力就可以调动起来。在邻国之君都不贤的条件下,这样就可以成就王业了。 

俱贤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变而足以成名。承弊而民劝,慈种而民富;应言侍感,与物俱长;故日月之明,应风雨而种。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斯民之良也,不有而丑天地,非天子之事也。民变而不能变,是棁之傅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民死信,诸侯死化。 

【译文】

若是邻国之君都很贤明又将如何呢?回答说:或者迅速改换大臣,或者迅速改革政事,肯改变就可以成就功名,拯救弊政则人民鼓舞,发展农业则人民富裕;适应天时的变化,顺应万物的生长;象日月放出光明,象风雨起降合宜,如天之覆,如地之载,具备这些条件,就是人民爱戴的君长。没有这些业绩而硬要比配天地,就不是天子当为之事了。人民思变而不能适应变革,就好比木头外面包一层皮革,叫作有皮革而不能变革,那是不会悦服并取信于人民的。 

请问诸侯之化弊?弊也者,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吾君长来猎君,长虎豹之皮;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币;好战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今吾君战,则请行民之所重。 

【译文】

各国诸侯都保有财货,请问各国诸侯的货币情况如何?货币,是表示物价的。物价是依据人们对该物的重视程度而定的。我们国君若重视打猎,就重视虎豹的皮张。耗用功力的国君,重视金玉的货币。好战的国君,重视盔甲和兵器;而甲兵的来源,又首先在于田宅。现在我们国君要从事战争,就要举办人民所重视的事情。 

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 

【译文】

饮食、侈乐是人民的愿望,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就可以使用他们。假使只是让他们身披兽皮,头戴牛角,吃野草,喝野水,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所以,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蛋品雕画了然后煮食,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使商贾贩运不要呆滞。让富人奢侈消费,让穷人劳动就业。这样,百姓将安居乐业,百般振奋而有饭吃。这不是百姓可以单独做到的,需要在上者替他们蓄积财货。

用其臣者,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有杂礼我而居之,时举其强者以誉之。强而可使服事:辩以辩辞,智以招请,廉以摽人。坚强以乘六,广其德以轻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谓国亡之郄。故法而守常,尊礼而变俗,上信而贱文,好缘而好驵,此谓成国之法也。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 

【译文】

使用臣下的方法应当是:有所赐又有所夺,有所任又有所免;既赐与人徒使其富有,又备有刑戮使其慑服;既赐与空头爵位骄纵他们,又收取春秋财税削弱他们;既采用繁杂的礼仪来限制他们,又经常标举精明强干的典型来表扬他们。对于精明强干的人,可因材任事:能言者用他做舌辩外交的工作,有智者用他做侦查性的工作,性行廉正者用他做监督人的工作。对于性行顽强而欺凌属下的人,无德而轻蔑上级的人,则不加使用而流徒外地,因为这些人都是亡国的祸因。巩固法制而遵守传统,提倡礼节而改革民俗,重信用而贱虚伪,好柔顺而嫌粗暴,这都是立国的原则。凡治理国家,先要违反人民的习性,然后才可以与民相亲。人民图安逸,偏要教之以劳动;人民贪生,偏要教之以殉死。“劳动教育”成功了,国家可以致富;“殉死教育”成功了,国家可以扬威。 

圣人者,阴阳理,故平外而险中。故信其情者伤其神、美其质者伤其文,化之美者应其名,变其美者应其时,不能兆其端者,灾及之。故缘地之利,承从大之指,辱举其死,开国闭,辱知其。缘地之利者,所以参天地之吉纲也。承从天之指者,动必明。辱举其死者,与其失人同;公事则道必行。开其国门者,玩之以善言。柰其斝辱知神次者,操牺牲与其珪璧,以执其斝;家小害,以小胜大。员其中,辰其外,而复畏强,长其虚,而物正以、视其中情。 

【译文】

圣明君主,更善于协调事物的矛盾,所以表面平易而内心要求严格。看起来,放任情性者伤其精神,修美质地者伤其文采,变化得最好的也必须合于名分,改革得最好的也必须应合时势发展:不能预见事物端倪者,是要遭灾的。因此,要顺应地利,服从天的意旨,厚祀祖先,开放国门,并且丰厚地祭告诸神。顺应地利,是因为可以参悟天地的规律;服从天的意旨,是因为保证行动方向明确;厚把祖先,是因为保持与先人同道:祭祀祖先合乎礼节,祖宗成法也必然实行;开放国门,是因为可以研讨外国的高明言论;丰厚地祭告诸神,是因为可以利用祭品,执杯酒而避小灾,这样以小胜大而加强其内部。至于发展到外面,还要威慑强者,旌表谦虚。这样,全社会都将归正,臣民坦示其内心而来。 

公曰:国门则塞,百姓谁敢敖,胡以备之?择天下之所宥,择鬼之所当,择人天之所戴,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强与短而立齐国,之若何?高予之名而举之,重予之官而危之,因责其能以随之。犹傶则疏之,毋使人图之;犹疏则数之,毋使人曲之,此所以为之也。 

【译文】

桓公说:“国门阻塞,百姓喧噪不安,如何防备?”回答说:“选拔上天保佑、鬼神赐福、人民爱戴的人,付之以重任,就可以安定百姓了。”“如果良臣与劣臣同处齐国朝中,又将如何处理呢?”“可给以崇高的荣誉来表彰良臣,用重要职位来显异良臣,这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分别对待的。假使他是出身于亲族的,那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免使人嫉妒陷害;假使他是出身于疏远的,那就要多多接近一些,免使:人挑拨冤枉。这都是用来保护良臣的措施。” 

大有臣甚大,将反为害,吾欲优患除害,将小能察大,为之奈何?潭根之毋伐,固事之毋入,深黎之毋涸,不仪之毋助,章明之毋灭,生荣之毋失。十言者不胜此一,虽凶必吉,故平以满。 

【译文】

大臣的地位太高了,反容易受人谗害,我想消除这种祸患,以求得防患于未然,怎么办呢?这要象爱护古木一样,延深其根基而不去砍伐,加固其蒂蔓而不去割别,深犁其根土而不使枯竭,高育其树身而不加剪除,加强其日照而不使昏暗,帮助其生长繁茂而不使有所损伤。君主左右的进谗言者,不能胜过此六项保护措施之一,虽遇凶也必将化吉,所以是会安定而圆满的。 

无事而总,以待有事,而为之若何?积者立余日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县人有主,人此治用,然而不治,积之市,一人积之下,一人积之上,此谓利无常。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利静而不化,观其所出,从而移之。 

【译文】

无事积财,以待有事,其做法应当是怎样的呢?积财者应拿出余粮大量消费,美饰车马尽情驰乐,多置酒醴尽情享用,这样一千年都不会讨口。因为这样做正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县的收入也有主持其事的,收取财物以满足需用,若不以此项满足需用,便放在市场上积累生利。但有时收入则愈积愈少,有时可愈积愈多,这叫作营利无常。老百姓别无什么宝物,只是把求利看得最重,上下奔波,唯利所趋。有财利然后能流通,有流通然后成立城市。假使财利呆滞而交易不畅,那就要查出原因,从而转移门路。   

视其不可使,因以为民等。择其好名,因使长民;好而不已,是以为国纪。功未成者,不可以独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后可以独名,事道然后可以言名,然后可以承致酢。 

【译文】

看到不堪使用的官员,就应该削职为民。选择其名声良好的,使用他为民之长;一贯地表现良好,即可为治国之人才了。功业未成的不可以独享名位,事业未治的不可以谈及名位。功成然后可以独享名位,事治然后可以谈及名位,这然后才可以享受祭肉的赐予。 

先其士者之为自犯,后其民者之为自赡。轻国位者国必败,疏贵戚者谋将泄。毋仕异国之人,是为失经。毋数变易,是为败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为漏情。毋数据大臣之家而饮酒,是为使国大消。三尧在,臧于县,返于连,比若是者,必从是儡亡乎!辟之若尊谭,未胜其本,亡流而下不平。令苟下不治,高下者不足以相待,此谓杀。 

【译文】

事事把士大夫放在前面,是自己犯过错;事事把人民放在后面,是自己抹黑。看轻国位的君主,其国必败;疏远贵戚的君主,其谋必泄。不可用异国之人当官,那是背弃常规。不可朝令夕改,那将会败坏成业。大臣犯了罪,就不可使之出国,那将泄漏国家的内情。不可常在大臣家饮酒作乐,那将使国运大消;饮酒逍遥,荒亡流连,经常如是,国家就由此败亡了2好比一个酒器,上部大而底部小,酒既流失而底又不会平稳。一个国家法令下达而无效,上下的关系不能维持下去,这就叫作败亡。 

事立而坏,何也?兵远而畏,何也?民已聚而散,何也?辍安而危,何也?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强而无义者,残;不谨于附近而欲求远者,兵不信。略近臣合于其远者,立。亡国之起,毁国之族,则兵远而不畏。国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犹有争名者,累哉是也!乐聚之力,以兼人之强,以待其害,虽聚必散。大王不恃众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后利之,成而无害。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谋泄,贱寡而好大,此所以危。 

【译文】

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为什么?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为什么?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为什么?安定之局中断而陷入危难,为什么?一个国家,功业刚有成就便不讲信用,是危险的;军队很强而不讲正义,是残暴的;不团结近国还想要征服远国,军队是没有威信的;再加上疏于近臣而亲于远者,这就会导致“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了”。一个国家,失掉了治国的大臣,毁灭了国君的宗族,就会导致“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了”。一个国家,自己本来很小而妄行大国之政,行一点仁政不见功效,还想同别国争名,简直是自.寻苦恼!但他还热衷于积聚武力妄想过人的强大,以致受害,这就会导致“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了”。当然,人君若亲民克己,百姓还是会归附聚居,奉献力量而利其治理,助成其功业而无所加害的。一个国家,疏于近亲而亲于外人,企慕仁政,但所谋又多泄露,轻视小事而好大喜功,这些都是“陷入危难”的原因。 

众而约,实取而言让,行阴而言阳,利人之有祸,言人之无患,吾欲独有是,若何?是故之时,陈财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后行。公曰:谓何?长丧以毁其时,重送葬以起身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此谓众约。问,用之若何?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瘗藏。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矣。 

【译文】

本来多而表示少,实取于人而表示推让,行为诡秘而言语堂皇,利在人之有祸,唯恐人之无患,我的欲念竟存在这些东西,怎么办呢?这些致财之道,在古时尚可一行。现今财利散于下,从从察见,一定要实行放散资财的办法才行。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使丧期长久以消磨富者的时间,使葬礼厚重以耗用富者的钱财,让他们亲往亲来,以借此增进和睦。这样也就相约成风了。桓公又问:具体做法如何?挖掘巨大的墓室,使穷人有工作做;装饰堂皇的墓地,使雕、画工匠有工作做;制造巨大的棺停,使木工发家;多用随葬的衣被,使女红得利。这还不够,还有各种祭奠包袱、各种仪仗与各种殉葬物品。用这些办法使贫者维持生活,然后使人民都被其利。无论国家的守战都可以搞好了。 

乡殊俗,国异礼,则民不流矣;不同法,则民不困;乡丘老不通睹,诛流散,则人不眺安乡乐宅,享祭而讴吟称号者皆诛,所以留民俗也。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甸之众,制之。陵溪立鬼神而谨祭。皆以能别以为食数,示重本也。 

【译文】

尊重各乡不同的风俗和各城不同的礼节,人民就不会流动迁徒;实行不同的法度,人民就不会感到困窘;使各地区老死不相往来,并惩罚流散人口,人民就不会外逃。让人们安乡乐宅、祭神祭祖的颂词与称呼不求一致。也就是为了保留民俗的。确定并田的地数和军赋的多少。使之成为制度;在山陵溪涧立庙谨祭鬼神;对大小人等都能使之得到相应的衣食,这些都是表示重视农业生产的。 

故地广千里者,禄重而祭尊。其君无余地与他若一者,从而艾之。君始者艾若一者,从乎杀。与于杀若,一者从者艾若一者,从于杀。与于杀若,一者从无封始,王者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是为十禺,分免而不争,言先人而自后也。 

【译文】

拥有千里土地的国君,臣下的俸禄自然丰厚而祭祀规格也高。至十没有剩余土地而只有荒地的围君,就只好进行开荒。处在开荒时期的国君。其禄赏与祭祀规格,自然应随着降低。被降低禄赏的臣下,与开荒口才期的国君一样,也随着逐级下降。最后被降低者。简直与没有封地的庶人—样。固然。。王者上事,霸者生功”这两句话说明重视土地生产是为了军事;但是.“分地而不争”这句话则是要求更应坚持先人后己的原则。 

官礼之司,昭穆之离先后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战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食功而省利;劝臣,上义而不能与小利。五官者,人争其职,然后君闻。 

【译文】

对于百官的管理。要先论功绩而后定名位;对十亲族序列及祭祀的管理,要尊重死者而严守祖宗旧法;对于战事的管理,要提倡立功而鄙视徒然送死;对于农业的管理。要酬赏实功而观察效益:对于劝勉臣下的管理。要注重大义而不与小利。这五种管理。可以使人们争尽其职。然后国君的名声远闻。 

祭之,时上贤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则上下均,此以知上贤无益也,其亡兹适。上贤者亡,而役贤者昌。上义以禁暴,尊祖以敬祖,聚宗以朝杀,示不轻为主也。 

【译文】

    人君察问细事,是自恃贤能的表现。这样。将导致君臣共管细事。君臣共管则等于地位拉平。可见,君主自恃贤能是没有好处的,适足以造成危亡。人君自恃贤能者国亡,而使用贤能者国昌。倡导正义而禁止暴行。尊奉祖先而敬事祖先,团结同族而昭明等次。抓这些大事才表明不轻为一国之君。 

(下文自“载祭明置”至“恶用之”一节,与“戒”篇重复;在此处前后皆不衔接,当为钳简。其内容大意参见《戒》篇之今译) 

能摩故道新道,定国家,然后化时乎?国贫而鄙富,苴美于朝市国;国富而鄙贫,莫尽如市。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 

【译文】

能揣摩旧办法与新办法。安定国家。然后按时代改变政策么?城市贫穷而农村富裕,没有比朝廷更实惠的;城市富裕而农村贫穷,没有比市场更繁荣的。市场,是一种鼓舞力量。鼓舞,是为厂发展。农业完善而工商末业也得到发展。不进行侈靡消费,农业生产就站不住脚。 

贤举能不可得,恶得伐不服?用百夫无长,不可临也;干乘有道,不可修也。夫纣在上,恶得伐不得?钧则战,守则攻,百盖无筑,千聚无社,谓之陋,一举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时也,万诸侯钧,万民无听,上位不能为功更制,其能王乎? 

【译文】

得不到贤能之士,怎么能征伐不服之国呢?百人之众,而且没有头领。都不可轻易对待;干乘之国,并且治理有方,更不能妄加侵犯。象纣王那样的君主在上主政,怎么能征伐不服者呢?用兵。双方势均力敌则战,一方处于守势则攻。成百的房舍没有建筑,成千的村落没有神庙,这种情况就叫作“破败”。对这样的国家是可以一举而取的。在天下有事的时候,各国诸侯同起。万民无所适从,居上位者如不能创立功业,变革法制,还能够乘时统一天下么? 

缘故修法,以政治道,则约杀子吾君,故取夷吾谓替。公曰:何若?对曰:以同。其日久临,可立而待。鬼神不明,囊橐之食无报,明厚德也。沈浮,示轻财也。先立象而定期,则民从之;故为祷朝缕绵,明轻财而重名。公曰:同临?所谓同者,其以先后智渝者也。钧同财争,依则说,十则从服,万则化。成功而不能识,而民期然后,成形而更名,则临矣。 

【译文】

遵守旧法,修订新法,以匡正各国诸侯的治国之道,在这方面谁都不如我国的国君,因此需要我管仲代谋此事。桓公发问说:此事如何进行?管仲回答说:实行同化政策。用充分的时间监临管理,到时候就可以立见功效。桓公说,何谓监临管理?回答说,所谓同化政策,那是以先进后进之间才智超越为根据的。彼此才智相同者,自然争斗,但超过一倍则对方悦服,超过十倍则服从,超过万倍那就归化了。完成功业于不识不知之中,百姓都期待这样人立为君主,并且建立霸王之业而正名,这就完成监临管理的作用了。

请问为边若何?对曰:夫边日变,不可以常知观也。民未始变而是变,是为自乱。请问诸边而参其乱,任之以事,因其谋。方百里之地,树表相望者,丈夫走祸,妇人备食,内外相备。春秋一日,败曰千金,称本而动。候人不可重也,唯交于上,能必于边之辞。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为内因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内事。 

【译文】

请问应如何守护边疆?回答说:边事多变,不可用一般见识推断。边民本无变乱而采取应变措施,这叫作庸人自扰。要请教边地人们以了解变乱原因,要使他们任事并用其谋划。在方百里的土地上,在树立标志可以互见之处,男人疾辞应征,妇人准备饭食,内外都应当有所戒备。在春种秋收季节,战争一日。等于耗费千金,所以要衡量农业情况而动兵。侦察人员不可擅离岗位,要向上报告边情,一定要克尽守护边境的职守。外交人员可否怀有私心呢?当然不可。如有私心,就可能成为内奸。要使有才能的人主持此事,做好其分内工作。 

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无使其内使其外,使其小毋使其大。弃其国宝使其大,贵一与而圣;称其宝使其小,可以为道。能则专,专则佚。椽能逾,则椽于逾。能宫,则不守而不散。众能,伯;不然,将见对。 

【译文】

传之万世的国家,必有传之万世的国宝。这国宝,就是坚决遵循天地的规律,勤于内政而不务向外侵略。谨小慎微而不务好大喜功。如果弃其国宝而向外侵略,则将脱离盟国而失败。发扬其国宝而谨小慎微,则可以实现其治国之道。对能臣就应当专任。专任能臣为上者可以逸而不劳。依靠能臣是愉快的,被依靠者也与之同样愉快。有能者为官,虽不管,事情也不会乱。能者多,国家可成霸业;不然,将适得其反。 

君子者,勉于糺人者也,非见糺者也。故轻者轻,重者重,前后不慈。凡轻者操实也,以轻则可使;重不可起轻,轻重有齐。重以为国,轻以为死。毋全禄,贫国而用不足;毋全赏,好德恶亡使常。 

【译文】

人君,要善于使用臣民,而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干。如果秤上轻的一方自管其轻,重的一方自管其重,前后就不会平衡。凡轻的一方都是可以操纵重物的。因为轻的秤锤可以运用,重的一方反不能操纵轻的秤锤,轻重之间是存在一定比例关系的。如果说重的一方是国家,那么,轻的一方就好比祭礼中神保的重要地位。人君在使用臣民时,俸禄要有所限制,否则,国贫而财用不足;赏赐不可普遍施行,防止把人君的好德务施流为平常的事情。 

请问先合于天下而无私怨,犯强而无私害,为之若何?对曰:国虽强,令必忠以义;国虽弱,令必敬以哀。强弱不犯,则人欲听矣。先人而自后而无以为仁也,加功于人而勿得,所橐者远矣,所争者外矣。明无私交,则无内怨;与大则胜,私交众则怨杀。 

【译文】

请问倡导联合天下而不因私结怨,反抗强暴而不因私害人怎样才能做到呢?回答说:对手如是强国,自己的辞令必须是诚恳而有道义;对手是弱国,自己的辞令也必须是恭敬而有感情。强、弱都不得罪,人们就愿意听从了。先人后己而不自夸为仁厚,加功于人而不自居为有德,那样,所包容的范围就会很大,所争取的领域也就很广阔了。表明自己是大公无私,没有特别的偏袒。别人便不至心怀怨恨。盟国多,就是胜利;偏袒多,就会因怨恨而引起杀伐。 

夷吾也,如以予人财者,不如毋夺时;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夺其事,此谓无外内之患。事故也,君臣之际也;礼义者,人君之神也。且君臣之属,也;亲戚之爱,性也。使君亲之察同索,属故也。使人君不安者,属际也,不可不谨也。 

【译文】

我管仲的主张是:与其给人钱财,不如不耽误农时;与其给人饮食,不如不使他失业。这是防止产生内外忧患的力、法。忠敬是维持君臣关系的。礼仪是人君保有尊严的条件。君臣的关系靠道义,父母的情感是天性。使人君和父母的关系相同,必须靠君臣相敬。使人君不安的原因,是君臣互相戒备,这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贤不可威,能不可留,杜事之于前,易也。水鼎之汩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求珠贝者,不令也。逐神而远热,交觯者不处,兄遗利夫!事左中国之人,观危国过君而弋其能者,岂不几于危社主哉! 

【译文】

对贤者不可威制。对能者不可淹滞不用,防患于未然,总是容易的。水源所流之地,人们都来聚居;土壤肥沃之处,人们都不肯离去。这就好象寻求珠贝的人不肯离开广大的江湖一样。在逐神仪式燃放火炬的时候,交杯酬饮者不肯稳坐不动,何况追逐遗利的人们呢?使举国人众策看危国过君强显其能,岂不接近于危害国家么? 

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胜。是故圣人重之,人君重之。故至贞生至信,至言往至绞。生至自有道,不务以文胜情,不务以多胜少,不动则望有廧,旬身行。 

【译文】

利不可废,所以人们从事流通;神不可废,所以人们都来供奉。宇宙是不停留的,故经常变动而化故从新。得天助者,居高位不会倒台;得人心者,居低位也是不可战胜的。圣人和人君都重视这个道理。最真诚可以产生最大的信任,最信任可以产生最深的交谊。产生这些最高境界自然是有办法的;不讲求用花招掩盖真情,不讲求用贪多排斥精少,君子俨然不动,望者如墙,立身行事均平正直就是了。 

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执故义道,畏变也。天地若夫神之动。化变者也,天地之极也。能与化起而王用,则不可以道山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则与神往矣。 

【译文】

法制度量是王者治国的准则和工具。坚持过时的仪法和道德,就是害伯变革。天地就好象神在那里推动着,变化,乃是天地的最大特征。能参与变化而善于运用变化的人,切不可中途停顿。仁者、智者都是善于运用变化的。不是这样的人,变化的良机就空自与神逝去了。 

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亲戚可以时大也。是故圣人万民艰处而立焉。人死则易云,生则难合也。故一为赏,再为常,三为固然。其小行之则俗也,久之则礼义。故无使下当上必行之,然后移商人于国,非用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则而利之。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贪动枳而得食矣。徙邑移市,亦为数一。 

【译文】

衣食对于人,不可能一日离开,父母兄弟却是终将失去的。所以圣人教导百姓节衣缩食以自立。人死易亲,活着则难投合。行赏之事,行一次人们看作“赏”,二交则看作常规,三次则看成当然的事情。小行则人们满意,久之则变成一般的礼法制度了。所以不要使下面的人视行赏为当然的事。在上者必须在行赏之后善于有所转移。   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他们居处不挑选什么乡,事奉不挑选什么君主。他们卖出就是为了谋利,买进也不保守惜售。国家的山林资源,取过来就去营利,使国家的市场税收成倍增长。朝中上下都可以奢侈消费,君、臣、相上下相亲,君臣的财产都不会窖藏不动,这样贫民也就有工作而有饭吃了。此外,把有田邑的迁移入市,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 

问曰:多贤可云?对曰:鱼鳖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渊;树木之胜霜雪者,不听于天;士能自治者,不从圣人,岂云哉?夷吾之闻之也,不欲,强能不服,智而不牧。若旬虚期于月,津若出于一,明然,则可以虚矣。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则士云矣。不择人而予之,谓之好人;不择人而取之,谓之好利。审此两者,以为处行,则云矣。 

【译文】

桓公问道:如何与众贤亲近呢?回答说:不吃钓饵的鱼鳖,不出深水;不畏霜雪的树木,不怕天时;自己有办法的贤士,就不肯听从君主,还谈什么亲近呢?我管仲听说过,如果人无所求,用强力不能制服,用智巧不能治理,这就好象月亮的盈虚有定期,音乐的韵律有定式一样。懂得这一点,就可以处理好了。所以,控制发展出路而禄赏不使过厚,士人就来亲近了。不择人而给予禄赏叫作“空仁”;不择人而进行敛取,竭泽而渔,就叫作“空利”。明白这两条,并且作为行事准则,就可使人们亲近了。 

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 

【译文】

不正确的政治措施,不能治国;局限于静止的理论,不能说明事物的道理。掌握好时代与政事的关系,就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了。把不动无为看作道,把所谓“齐”的思想看作“德”,这种消极避世主义,是谈不上进取的。 

阳者进谋,几者应感,再杀则齐,然后运可请也。对曰:夫运谋者,天地之虚满也,合离也,春秋冬夏之胜也,然有知强弱之所尤,然后应诸侯取交,故知安危国之所存。以时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国无罪而君寿,而民不杀智运谋而杂橐刃焉。 

【译文】

对于显明的事物,加以谋划;对于隐幽的事物,力求感应。经过一试再试而成功,然后就发展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关于运用谋划,由于掌握天地的盈虚与离合,理解春秋冬夏的交替,还了解各国强弱差别,然后再应合各国诸侯;取得交往经验,这样就知道国家安危的关健所在了。按照合宜的时节祭袍天,按照祭天的时节祭祀神,又按照祭神的时节祭祀鬼,这样国无灾荒、国君安寿,而黎民百姓免于瘟疫;再加上智者运用谋划,也就避免刀兵之祸了。 

其满为感,其虚为亡,满虚之合,有时而为实,时而为动。地阳时贷,其冬厚则夏热,其阳厚则阴寒。是故王者谨于日至,故知虚满之所在,以为政令。已杀生,其合而未散,可以决事。将合,可以禺其随行以为兵,分其多少以为曲政。 

【译文】

满是减弱的开始。虚是新生的开始,这种满虚结合的发展过程,有时表现为事物的实体,有时表现为运动。阴阳的运动是经常交替的,冬有极寒则夏热,阳气极厚则阴寒。所以王者极为注意冬至和夏至两个节令,由此了解虚、满的情况,据以确定政令,如已到深秋杀生的时节,天气聚合而不散,可以决行狱事。秋气将合的初秋时节,可以配合时势动静进行战争,考虑军力大小以安排军事活动。 

请问形有时而变乎?对曰:阴阳之分定,则甘苦之草生也。从其宜,则酸咸和焉,而形色定焉,以为声乐。夫阴阳进退,满虚亡时,其散合可以视岁。唯圣人不为岁,能知满虚,夺余满,补不足,以通政事,以赡民常。地之变气,应其所出;水之变气,应之以精,受之以豫;天之变气,应之以正。且夫天地精气有五,不必为沮,其亟而反,其重陔动毁之进退,即此数之难得者也,此形之时变也。 

【译文】

请问物之形类有天时的灾变么?回答说:由阴阳的份量不同所定,就生出甘草和苦草。只有顺应四时所宜,才可以调和酸咸,确定形色,从而产生各种声调和音乐。关于阴阳的消长变化,其满与虚的时间,很难说定,但从它的分散与集合的现象上,可以看出年景的丰歉。只有圣人不为年景的丰歉所困,他可以夺余满,补不足,使政令得以贯彻,民用得以满足。地发现灾变之气,可在其出现之处祈祷解决;水发现灾变之气,要用精诚之心对待并需要预有所备;天发现灾变之气,则唯有坚守正道来对待。天地问运动的精气有五种,不应阻碍其气运之最旺盛者而反其动向。不过,人们审知它们的运动、毁灭、前进、后退等过程,就是很准办到的。这样,物之形类就出现天时性的灾变了。 

沮平气之阳,若如辞静。余气之潜然而动,爱气之潜然而哀,胡得而治动?对曰:得之衰时,位而观之,佁美然后有辉。修之心,其杀以相待,故有满虚哀乐之气也。故书之帝八,神农不与存,为其无位,不能相用。 

【译文】

正气的兴起受阻碍,如何制止静止的阻力?日的残余之气暗中思动,旧的隐蔽之气暗中哀怨,如何制止它们的蠢动?回答说:在主德既衰之时,就按照五德转移的依次来观察处理问题,相信而重视此理,就可以保持气运。因为修心立志,用五德相杀的道理来对待形势,那就有由满到虚和由哀到乐之气的出现。所以,经奢记载,古代帝王有八个,神农不在其中,这是因为他不在五德之位,不能用来参与五德终始的原故。 

问:运之合满安臧?二十岁而可广,十二岁而聂广,百岁伤神。周郑之礼移矣,则周律之废矣,则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然则人君声服变矣,则臣有依驷之禄,妇人为政,铁之重反旅金。而声好下曲,食好咸苦,则人君日退。亟则溪陵山谷之神之祭更,应国之称号亦更矣。 

【译文】

问:国家命运的全部奥秘何在?二十年而政权发展壮大,十二年而摄政之权发展壮大,但百年之后则令人伤心。周郑之礼仪改易了,而周朝的律法也破坏了,中国的文化英华被转移到落后地区。于是人君的声乐、服饰改变了,臣下可以有干乘的高禄,妇人可以主政,铁的介值高于青铜。而且听的喜欢下里巴人的曲周,吃的喜欢咸苦之味的饮食,由是人君地位日退。甚至溪陵山谷之神的祭法改变了,其应祭国家的称号也改变了。 

视之示变,观之风气。古之祭,有时而星,有时而星熺,有时而熰,有时而朐。鼠应广之实,阴阳之数也。华若落之名,祭之号也。是故天子之为国,图具其树物也。 

【译文】

    要视察天象的变化,要观测风向与云气,古代的祭祀情况不同:有时祭来睛朗的天气,有寸祭来光明的日照,有时祭来高热,也有时祭来微温。收获有小有大,那是阴阳的定数决定的;名称有美有恶,那是用作祭祀标记的。因此,历朝天子主持国家,都谋求具有本朝特色的祭坛树木与本朝祭祀所用的服色。

 

《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白话译文  

 

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 

【译文】

心在人体,处于君的地位;九窍各有功能,有如百官各有职务。心的活动合于正道,九窍就能按常规工作;心充满了嗜欲,眼就看不见颜色,耳就听不到声音。所以说:在上位的脱离了正道,居下位的就荒怠职事。不要代替马去跑,让它自尽其力;不要代替鸟去飞,让它充分使用其羽翼。不要先物而动,以观察事物的运动规律。动则失掉为君的地位,静就可以自然地掌握事物运动规律了。 

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无自夺,求之者不得处之者。夫正人无求之也,故能虚无。 

【译文】

道,离人不远而难以探其穷尽,与人共处而难以掌握。使欲念空虚,神道就将来到心里;欲念扫除不净,神道就不肯留处。人人都想得到智慧,但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得智慧。智慧呵,智慧呵,应把它投之海外而不可空自强求。追求智慧不如保持心的空虚。圣人就是无所追求的,所以能够做到“虚”。 

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未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 

【译文】

虚无无形叫作道,化育万物叫作德,摆正君臣父子这类人间的关系叫作义,尊卑揖让、贵贱有别以及亲疏之间的体统叫作礼,繁简、大小的事务都使之遵守统一规范,并规定杀戮禁诛等事叫作法。 

大道可安而不可说。直人之言不义不颇,不出于口,不见于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则? 

【译文】

大道,可以适应它而不能说得明白。真人的理论,不偏不颇,不从口里说出。不在表情上流露,四海的人,又谁能知道他的法则呢? 

天曰虚,地曰静,乃不伐。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纷乎其若乱,静之而自治。强不能遍立,智不能尽谋。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故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殊形异埶,不与万物异理,故可以为天下始。 

【译文】

    天是虚的,地是静的,”所以没有差错。清扫房屋。开放门户,排除私欲,不要主观成见。神明就似乎出现了;事物总是纷杂地好象很乱,静下来就自然有条不紊。能力再强也不能把一切事情都包揽起来,智慧再高也不能把所有事情都谋划周到。物的自身本来有它—定的形体,形体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名称,立名正合于实际,就叫作圣人。所以。必须懂得什么是不由自己去说的理论,不用亲自去做的事业,然后才懂得道的要领。尽管万物的形态千差万别,但从不违背万物自身的规律,所以能成为天下万物的始祖。 

    人之可杀,以其恶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休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 

【译文】

人可以用杀戮来镇压,这是因为他们怕死;可以用不利之事来阻止,这是因为他们贪利。所以君子不被爱好之事所诱惑,不被厌恶之事所胁迫,安愉无为,消除了智谋和故巧。他的处事,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筹划;他的行动,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择取。有过错在于自以为是,发生罪过在于妄加变化。因此。有道的君子,他在自处的时候,象是没有知识;他在治理事物时,象是只起配合的作用,这就是静因之道。 

“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故曰“君”。“毋代马走”,“毋代鸟飞”,此言不夺能能,不与下诚也。“毋先物动”者,摇者不走,趮者不静,言动之不可以观也。“位”者”,谓其所立也。人主者立于阴,阴者静,故曰“动则失位”。阴则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攸曰,‘静乃自得。” 

【译文】

“心在人体,处于君的地位;九窍各有的功能,有如百官的职务一样。”这是说耳目是管视听的器官,心不去干预视听的职守,器官就得以尽到它们的本分。心里有了嗜欲杂念,那就有东西也看不见,有声音也听不到。所以说: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所以说:心的功能,就是用虚静无为来管辖九窍的。所以叫作“君”。“不要代替马去跑”,“不要代替鸟去飞”,这是说不要取代各个能者的功用,不要干预下面的操作。所谓“不要先物而动”,是因为摇摆就不能镇定,躁动就不能平静,就是说“动”就不可能好好观察事物了。“位”,指所处的地位。人君处在阴的地位。阴的性质是静,所以说“动则失位”。处在阴的地位可以控制阳,处在静的地位可以掌握动,所以说“静乃自得”。 

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故曰“不远而难极也”。虚之与人也无间,唯圣人得虚道,故曰“并处而难得”。世人之所职者精也。去欲则宣,宣则静矣,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则明,明则神矣。神者至贵也,故馆不辟除,则贵人不舍焉。故曰“不洁则神不处”。“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此,莫能虚矣。虚者,无藏也。故曰去知则奚率求矣,无藏则奚设矣。无求无设则无虑,无虑则反复虚矣。 

【译文】

道在天地之间,无限大又无限小,所以说“不远而难极也”。虚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但只有圣人能做到虚,所以说“并处而难得”。人们所要记住的是心意专一。清除欲念则心意疏通,疏通则虚静。虚静就可以专一。心意专一则独立于万物之上,独立则明察一切,明察一切就到达神的境界了。神是最高贵的,馆舍不加扫除,贵人就不来居住了。所以说“不洁则神不处”。所谓“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就是说,人们所认识的对象是外界事物,而人们认识的主体是心。不把心修养好,怎么能认识外界事物?修养心的最好办法,莫如使它处于虚的状态。虚,就是无所保留,所以说能做到连智慧都抛掉,就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能做到无所保留。就没有什么可筹划的了。不追求又不筹划就可以做到无虑,无虑就回到虚的境界了。 

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位,无所位,故遍流万物而不变,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于道。 

【译文】

天道,是虚而无形的。由于虚,就不受挫折;由于无形,就无所抵触。无所抵触,所以能普遍流通于万物之中而不变。德,是道的体现,万物依赖它得以生长,心智依赖它得以认识道的精髓。所以,“德”就是“得”,所谓得,那就等于说是所要得到的东西已经实现了。无为叫作道,体现它就叫作德,所以道与德没有什么距离,谈论它们往往不加区别。硬是要问它们有所距离的道理,还是说德是用来体现道的。所谓义,说的是各,行其宜。所谓礼,则是根据人的感情,按照义的道理,而规定的制度和标志。所以,礼就是有理,理是通过明确本分来表达义的,因此,礼从理产生,理从义产生,义是根据行事所宜来定的。法,是用来划一不齐的社会行动而不得不实行的,所以要运用杀戮禁诛来划一。事事都要用法来督察,法要根据权衡得失来制定,而权衡得失则是以道为根据的。 

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说”也。莫人,言至也。不宜,言应也。应也者,非吾所设,故能无宜也。不顾,言因也。因也者,非吾所顾,故无顾也。“不出于口,不见于色”,言无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则”,言深囿也。 

【译文】

所谓道,动作时看不见它的形体,布施时看不到它的德惠,万物都已经得到它的好处,但不知它的究竟。所以说“可以安而不可说”。“真人”,言其水平最高。“不偏”,说的是“应”。所谓应,即不是由自己主观筹划,所以能做到不偏。“不颇”,说的是“因”。所谓因,即不是由自己主观择取,所以能做到不颇。“不出于口,不见于色”,说的是道的无形;“四海之人,孰知其则”,讲的是蕴藏极深。 

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不变则无过,故曰“不伐”。“洁其宫,阙其门”:宫者,谓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宫”。洁之者,去好过也。门者,谓耳目也。耳目者,所以闻见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各”,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不言之言”,应也。应也者,以其为之人者也。执其名,务其应,所以成,之应之道也。“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人者立于强,务于善,未于能,动于故者也。圣人无之,无之则与物异矣。异则虚,虚者万物之始也,故曰“可以为天下始”。 

【译文】

天的道是“虚”,地的道是“静”。虚就没有曲折,静就没有变动,没有变动就没有失误。所以叫作“不成。”,“清扫室屋,开放门户”:室屋,指的是心。心是智慧的居处,所以称作“室屋”。清扫它,即清除好恶的意思。门,指的是耳目。因为耳目是听、看外部事物的。“物的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形体,形体自身本来有它一定的名称,”这是说名称不得超出事物的实际,实际也不得超过事物的名称。从形体的实际出发说明形体,从形体的实际出发确定名称。据此来考察理论又规正名称,所以叫作“圣人”。“不由自己亲自去说的理论”,意思就是“应”。所谓应,是因为它的创造者是别的人,抓住每一种名称的事物,研究它自身形成的规律,这就是“应”的做法。“不用自己亲自去做的事业”,意思就是“因”。所谓因,就是不增加也不减少。是个什么样,就给它起个什么名,这就是“因”是做法。名称不过是圣人用来标记万物的。一般人行事总是立意强求,专务修饰,欣味逞能,而运用故巧。圣人则没有这些毛病。没有这些就可以承认万物的不同规律。承认万物的不同就能做到虚,虚是万物的原始,所以说:“可以为天下始。” 

人迫于恶,则失其所好;怵于好,则忘其所恶。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故曰:“君子”。“恬愉无为,去智与故”,言虚素也。“其应非所设也,其动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自用则不虚,不虚则仵于物矣;变化则为生,为生则乱矣。故道贵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其应物也若偶之”,言时适也、若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故物至则应,过则舍矣。舍矣者,言复所于虚也。 

【译文】

    一般的人往往被迫于所厌恶的事物,而失掉他应喜好的东西;或者被诱惑于所喜好的东西,因而连可恶的事物都忘记了。这都是不合于道的。所以说;“不休乎好,不迫乎恶。”厌恶要不丧失常理,喜好要不超越常情,所以叫作“君子”。“安愉无为,消除了智谋和故巧”,说的是保持空虚纯洁。“他的应事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筹划。他的行动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择取”。这是说“因”的道理。所谓因,就是撇开自己而以客观事物为依据。感知事物而后去适应。就不是由自己所筹划的了;按照事物的道理采取行动,就不是自己所择取的了。“有过错在于自以为是,发生罪过在于安加变化”:自以为是就不能够做到虚,不能虚,主观认识就与客观事物发生抵触了;妄加变化就会产生虚伪,产生虚伪就陷于混乱了。所以,道以“因”为贵。因。就是根据事物自身所能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君子自处时象是没有知识”;说的是最虚境界。“他在治理事物时象是只起配合的作用”,说的是经常适应事物,好比影子与形体相似,回响与发声相随一样。所以,事物一到就去适应,事物一过去就舍开了。所谓舍开,说的是又回到虚的境界。

 

《管子·心术下第三十七》白话译文  

   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冶。正形饰德,万物毕得,翼然自来,神莫知其极,昭知天下,通于四极。是故曰: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是故意气定,然后反正。气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义也。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 

【译文】

外表不端正的人,是因为德没有养成;内里不专—的人,是因为心没有治好。端正形貌,整饬内德,使万物都被掌握理解。这种境界好象是飞鸟自来,神都不知道它的究竟。这样就可以明察天下,达到四方极远的地域。所以说,不让外物扰乱五官,不让五官扰乱心,这就叫作“内得”。因此,先作到意气安定,然后才能使行为端正。气是充实身体的内容,行为是立身持正的仪表(仪器)。内容不美则心意不安,行为不正则民众不服。所以,圣人总是象天一样。不为私被覆万物;像地一样,不为私载置万物。私,是乱天下的根源。 

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之,而天下治。实不伤,不乱于天下,而天下治。专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远之证。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 

【译文】

事物都是带着它的名称而来到世间的。圣人就是根据它本身的情况来裁定它,天下便治理好了。定名无害于实际,使它不在天下发生混乱,天下便治理好了。专心一意,耳目端正,那就知远事如在近旁。能专心么?能一意么?能做到不用占卜而知吉凶么?能做到要止就止么?能做到要完就完么?能做到不求于人而靠自己解决问题么?所以说,必须进行思考。思考不得,鬼神将给予教导。这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精气的最高作用。 

一气能变曰精、一事能变曰智。慕选者,所以等事也;极变者,所以应物也。慕选而不乱,极变而不烦,执一之君子执一而不失,能君万物,日月之与同光,天地之与同理。 

【译文】

一概听任于物而能掌握其变化叫“精”,一概听任于事而能掌握其变化叫“智”。广求而加以选择,仅是给事物分分等类;善于改变方法,仅是为适应事物特点。广加选择而自己不可陷于混乱,善于改变而自己不可陷于烦扰。一个坚持专一的君子,坚持专一而不放松,就能够统率万物,使日月与之同光,天地与之同理了。 

圣人裁物,不为物使。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民,故功作而民从,则百姓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至不至无,非所人而乱。 

【译文】

圣人裁定事物,不受事物所支配。保持心安,国也安定;保持心治,国也治理。治理在于内心,安定也在于内心。内里有一个治理好的心,口里说的就会是“治言”,加于民众的就会是“治事”,因而事业振兴而人民顺服,百姓就算治理好了。用来掌握百姓的不应当是刑罚,用来忧惧百姓的不应当是发怒。掌握人民,治理百姓,道是最根本的。道,最伟大又最虚无,不是什么人能够败坏它的。 

凡在有司执制者之利,非道也。圣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殁世不亡。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 

【译文】

   凡是官府各部门所实行的制度办法,并不是道。圣人的道,若有若无,拿过来运用,永世也用不完。它帮助时世变化,而自身并不改变;允许万物发展,而自身并不转移。人们天天使用它都不会有所损耗。 

人能正静者,筋肕而骨强;能戴大圆者,体乎大方;镜大清者,视乎大明。正静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于四极。金心在中不可匿,外见于形容,可知于颜色。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戈兵。不言之言,闻于雷鼓。全心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昔者明王之爱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恶天下,故天下可离。故货之不足以为爱,刑之不足以为恶。货者爱之末也,刑者恶之末也。 

【译文】

人如能进到正和静的境界,身体也就筋韧而骨强,进而能顶天立地,目视如同清水,观察如同日月。只要不失掉这正与静,其德行将与日俱新,而且能遍知天下事物,以至四方极远的地域。内里有一个完整周全的心是不可能掩蔽的,这将表现在形体容貌上,也能在颜色上看得出来。善气迎人,相亲如同兄弟,恶气迎人,相害如同刀兵。这种不用自己说出来的语言,比打雷击鼓还响亮震耳。这完整周全的心的形体,比日月还更光亮,体察事情比父母了解子女还更透彻。从前,明君的心爱天下,故天下归附;暴君的心恶天下,故天下叛离。所以,光是赏赐不足以代表爱护,光是刑罚不足以代表厌恶。赏与罚不过是爱与恶的微末表现而已。 

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乐哀怒,节怒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外敬而内静者,必反其性。 

【译文】

人的生命,一定要依靠中正和平。其所以有所差失,必然是由于喜乐哀怒。制止忿怒,什么都比不上音乐;控制享乐,什么都比不上守礼;遵守礼仪,什么都比不上保持敬慎。外守敬而内虚静,那就一定能恢复精气。 

岂无利事哉?我无利心。岂无安处哉?我无安心。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后形,形然后思,思然后知。凡心之形,过知失生。 

【译文】

怎么说没有好事呢?只怕自己没有好心;怎么说没有安宁之处呢?只怕是自己没有安宁之心。心之中又有心,这个心先生意识,再说出话来。因为有了意识然后有具体的形象,有了具体形象然后就据以思考,经过思考然后才有了知识。大凡心的形体,求知过多则失其生机。 

是故内聚以为原。泉之不竭,表里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坚固。能令用之,被及四固。 

【译文】

因此,内部的聚集才是泉源。泉源不枯竭,表里才能通达;泉源不干枯,四肢才能坚固。能使人们运用这个道理,就有益于四面八方了。 

是故圣人一言解之,上察于天,下察于地。 

【译文】

    因此,圣人对于道有一个字的解释,就是能上通于天,下达于地的。 

 

《管子·白心第三十八》白话译文  

 

建当立有,以靖为宗,以时为宝,以政为仪,和则能久。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上之随天,其次随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故其言也不废,其事也不随。 

【译文】

建立常规常道,应当以虚静为本,以合于时宜为贵,以正确不偏为准则,这三者协调一致,就能够持久不败。不合我的准则,虽有利也不去做;不合我的常规,虽有利也不推行;不合我的常道,虽有利也不采用。首先是适应天道,其次是适应人心。人们不提倡的事不去应和,天不曾开创的事不去听从。所以,其言论不会失效,其事业不会失败。 

原始计实,本其所生。知其象则索其形,缘其理则知其情,索其端则知其名。故苞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然而,天不为一物在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万物均、既夸众百姓平矣。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不可常居也,不可废舍也。随变断事也,知时以为度。大者宽,小者局,物有所余有所不足。 

【译文】

追索事物的来源,研讨事物的实质,由此来探索事物生成的根据。了解现象就可以探查形体,考究道理就可以掌握实情,找到事物的始末,就知道应该给它什么名称了。看来,包藏物类广泛的,莫大于天地;化育物类众多的,莫多于日月;人民生活急切需要的,莫急于水火。然而天不由于某一种物的需要而错行它的节令,明君圣人也不因为某一个人的需要而错行它的法度。天按照它的规律运行,万物就自然得到它的好处;圣人也按照他的法度行事,百姓就自然得到他的好处。因此,万物平衡,百姓也安定了。所以,圣人治世,总是安静地在那里等待着。事物一到,就循名责实自然地去治理它。正确的名称自然治理得好,不正确的名称自然会被淘汰。只要是名称正确法度完备,圣人是安坐无事的。名称与法度不可永远不变,也不可没有稳定。要适应变化来裁断事物,了解时宜来确定法度。因为范围偏大则过宽,偏小则局限;事物发展又是参差不齐。 

兵之出,出于人;其人入,入于身。兵之胜,从于适;德之来,从于身。故曰:祥于鬼者义于人,兵不义不可,强而骄者损其强,弱而骄者亟死亡;强而卑义信其强,弱而卑义免于罪。是故骄之余卑,卑之余骄。 

【译文】

战争的出击,虽是出击他人;但他人反击进来,也会危及自身。战争的胜利,虽是敌人失败;但得来这个胜利,还是出自自身的牺牲。所以说:凡是得福于鬼神者必行义于人,不义的战争是发动不得的。强国如果骄傲就损害它的强大,弱国如果骄傲就加速它的死亡;强国谦卑就可以发展它的强大,弱国谦卑就可以免于遭到祸患。因此,骄纵的结局将是卑陋,谦卑的结局则是矜荣。 

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殊无取焉则民反,其身不免于贼。左者,出者也;右者,人者也。出者而不伤人,入者自伤也。不日不月,而事以从;不卜不筮,而谨知吉凶。是谓宽乎形,徒居而致名。去善之言,为善之事,事成而顾反无名。能者无名,从事无事。审量出入,而观物所载。 

【译文】

道,一个人使用它,没有听说有余;天下人都来行道,也没有听说不足。这就叫作道。稍稍地按道行事,就稍得其福;大行之;就大得其福;完全按道行事,就得到天下信服;毫不按道行事,则人民反抗,其身不免被害。左的方位是出生,有的方位是死亡,出生的方位不伤人,死亡的方位自然会有伤人之事的。不必选择什么良辰吉日,依道行事就可以从其心愿;不用求神问卜,依道行事就可以理解吉凶。这叫作身心闲适,安坐而可以得名。说了好话,做了好事,事成后还应该回到无名的状态。有才能的往往不求出名,真干事的往往显得无事。审量政令的出入,要根据事物的实际承担能力行事。 

孰能法无法乎?始无始乎?终无终乎?弱无弱乎?故曰:美哉岪岪。故曰有中有中,孰能得夫中之衷乎?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亏。故曰,孰能弃名与功而还与众人同?孰能弃功与名而还反无成?无成有贵其成也,有成贵其无成也。日极则仄,月满则亏。极之徒仄,满之徒亏,巨之徒灭。孰能己无乎?效夫天地之纪。 

【译文】

谁能做到既能治理好国家而又不用亲自去治理?开创了事业而又不用亲自去开创?完成了事业而不用自己去亲自完成?削弱了敌人而不用亲自去削弱他们?这样才是美好兴旺的。所以说,不插手举事之中正无偏反而可保持中正,谁能领会这个中正的深刻本质呢?所以说,功成则将下降,名成则将有亏。所以说,谁能做到放弃功业与名声而回到普通人的地位呢?谁能做到放弃功业名声而回到尚无成就的状态呢?无成就者固然重视成就,有成就者更应重视尚无成就的本色。太阳到了最高之后,便走向偏斜;月亮到了最满之后,便走向亏缺。最高的要走向偏斜,最满的要走向亏缺,最巨大了就将走向死亡。谁能把自己忘掉呢?学一学天地的运行法则吧。 

人言善亦勿听,人言恶亦勿听,持而待之,空然勿两之,淑然自清。无以旁言为事成,察而征之,无听辩,万物归之,美恶乃自见。 

【译文】

人们说好,不轻易听信;说不好,也不轻易听信。保留而加以等待,虚心地戒止冲突,终究会寂然自明的。不要把道听途说当成事实,进行观察与考证,不听信任何巧辩,把万事万物归并到一起,相互比较之下,美、恶就自然显现出来了。

天或维之,地或载之。天莫之维,则天以坠矣;地莫之载,则地以沉矣。夫天不坠,地不沉,夫或维而载之也夫!又况于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动也。夫不能自摇者,夫或摇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视则不见,听则不闻,洒乎天下满,不见其塞。集于颜色,知于肌肤,责其往来,莫知其时。薄乎其方也,韕乎其圜也,韕韕乎莫得其门。故口为声也,耳为听也,目有视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 

【译文】

天好象有个东西在维系着,地好象有个东西在擎载着。天若没有东西维系着它。就将坠下来了;地若没有东西擎载着它,就会沉下去了,天不坠,地不沉,或者正是有个什么东西在维系而擎载着它们的吧!何况于人呢?人也是有某种力量在支配着他,就象鼓被敲击之后才发声一样。凡是自己不能推动自己的事物,就仿佛有种力量推动着它们。这个仿佛存在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上面所讲的那个东西了。看又看不见,听又听不着,洒满了天下,但又看不到充塞的现象。聚集在人的颜面上,表现在人的皮肤上,但探其往来,却不能了解它的时间。它既象广平的方形,又象浑圆的圆形,但又团团地找不到门。看来,口能发声,耳能听音,眼能看,手能指,足能行路,一切事物也都是依靠着它的。 

“当生者生,当死者死”,言有西有东,各死其乡。置常立仪,能守贞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故书其恶者,言其薄者。上圣之人,口无虚习也,手无虚指也,物至而命之耳。发于名声,凝于体色,此其可谕者也。不发于名声,不凝于体色,此其不可谕者也。及至于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故曰:济于舟者和于水矣,义于人者祥其神矣。 

【译文】

“当生则生,当死则死”,这句话是说事物无论在西在东,都遵循它自身的趋向发展。立规章,定准则,能保证正确么?办政事,讲道理,能保证管好人们么?所以,著书是令人厌恶的,立说是令人鄙薄的。最高的圣人,口不空说,手不空指,事物出现以后,给它一个名称说明就是了。有名声、有体色的事物是可以说明白的;无名声、无体色的事物是无需说明白的。至于一种最好的处理方法,则是让它自己存在下去,或让它自己消亡下去。所以说:能渡船的,自然会适应水性;能行义于人的,自然会得福于鬼神的。 

事有适,而无适,若有适;觿解,不可解而后解。故善举事者,国人莫知其解。为善乎,毋提提;为不善乎,将陷于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县乎日月无已也。愕愕者不以天下为忧,剌剌者不以万物为策,孰能弃剌剌而为愕愕乎? 

【译文】

办事情本有恰当的方法,然而在人们尚无此法时,才有人提出来。骨锥开解绳结。也是在绳结无法解开时,才有人想出来用它。所以,善于举事的人,国人往往不理解他的方法。做好了,不可张扬显示;做得不好,还将陷于刑网。好与不好,取信于国人就完了。是左好呢?或是右好呢?还是正中为好。正中就能象日月悬空,永无息止。落落无牵挂的人总是不以天下事务为忧虑,烈烈有为的人总是不以统率万物为满足。但谁能做到放弃烈烈有为而奉行落落无为呢? 

难言宪术,须同而出。无益言,无损言,近可以免。故曰:知何知乎?谋何谋乎?审而出者彼自来。自知曰稽,知人曰济。知苟适,可为天下周。内固之,一可为长久。论而用之,可以为天下王。 

【译文】

宣布一项政策法令是不容易的,它必须符合众人心愿才可以发表出来。不要说增加的话,也不说减少的话,只要接近众人心愿就免事增删。所以说:论智慧,自己有什么智?论谋略,自己有什么谋?凡是查明众人心愿而制定出法度政策的,人家自然会投奔来。只了解自己心愿,依此行事叫作“稽”;能了解他人心愿,依此行事叫作“济”。了解人心如能做到准确,可成为天下君主;把此事牢记在心,便可以永久不败,经过讲求、研究而运用之,就可以成就天下的王业。 

天之视而精,四璧而知请,壤土而与生。能若夫风与波乎?唯其所欲适。故子而代其父,曰义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故曰:孰能去辩与巧,而还与众人同道?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狭,卧名利者写生危,知周于六合之内者,吾知生之有为阻也。持而满之,乃其殆也。名满于天下,不若其已也。名进而身退,天之道也。满盛之国,不可以仕任;满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骄倨傲暴之人,不可与交。 

【译文】

天的观察万物是精确的,四面没有障碍而看得清楚真实。一直到大地土壤及其所有的生物。但人们能够象大自然的风与波浪一样么?只按照其愿望行事。本来儿子继承他的父亲坐天下称为义,可是臣子继承他的君主坐天下,就叫篡了。篡怎么能歌颂呢?周武王却又是被歌颂着的对象。所以说:谁能不用诡辩与巧诈,而与众人共同信奉—个道理呢?所以说:思索愈精细的人明智愈加不足,德行越有修养的人王道越加狭窄,大量拥有名利的反而有生命危险的忧虑,智慧遍及天地四方的,我相信他的生机就要受到阻碍了。骄傲种持而自满起来,那是非常危险的表现。名满天下的。不如早些罢手。因为名进而身退,才合于天道。极盛的国度,个可给它当官;极盛的家族,不可同他结亲;骄倔傲暴之人,是不可同他交朋友的。 

道之大如天,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与能服也,弃近而就远何以费力也。故曰:欲爱吾身,先知吾情,君亲六合,以考内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养生。左右前后,周而复所。执仪服象,敬迎来者。今夫来者,必道其道,无迁无衍,命乃长久。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一以无贰,是谓知道。将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责其往来,莫知其时,索之于天,与之为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故曰:吾语若大明之极,大明之明非爱人不予也。同则相从,反则相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从之同也。 

【译文】

    道,其大如天,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毛。人们与它共处。但对它却很少了解。所以说,为什么道离人很近而不努力实行呢?弃近而就远,人们又何必浪费力气呢?所以说:要珍爱自身求道,先就来了解自身实际。普遍观察宇宙事物,来验证身体内部。从这里了解典型,乃知道可行之事。既知道可行之事,就懂得修养生命。要查访左右前后,一遍一遍地寻找。然后就举行仪式,穿上礼服,恭敬地迎接来者。这个来者降临,一定走自己的路,不改变也不拖延,生命便能长久。和协而返于正中,使形体与精气相保,专一而无二意,这就叫懂得了“道”。人们将要行道。开始就必须专一,然后再坚定地贯彻厂去。要探求道的往来,总是不知其时。可以索之于天,与苍天互定约期。只要不失约期,就能得到它了。所以说,我的话就象日月升到最高处—样,象日月之明那样的没有隐蔽,只是人们不肯追求而已。与道相同的就相从,与道相反的就相距。我从考察反则相距的道理中,了解到同则相从的“同”字是个什么涵义了。

 

 

《管子·水地第三十九》白话译文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官、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 

  【译文】

地,是万物的本原,是一切生命的植根之处,美与丑,贤与不肖,愚蠢无知与才华出众都是由它产生的。水,则是地的血气,它象人身的筋脉一样,在大地里流通着。所以说,水是具备一切的东西。 

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 

【译文】

怎样了解水是这样的呢?回答说:水柔弱而且清白,善于洗涤人的秽恶,这是它的仁。看水的颜色虽黑,但本质则是白的,这是它的诚实。计量水不必使用平斗斜的概,满了就自动停止,这是它的正。不拘什么地方都可以流去,一直到流布平衡而止,这是它的义。人皆攀高,水独就下,这是它的谦卑。谦卑是“道”的所在,是帝王的气度,而水就是以“卑”作为聚积的地方。 

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违非得失之质也,是以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乌鲁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 

【译文】

如果说,准是五种量器的根据,素是五种颜色的基础,淡是五种味道的中心,那么,水便是万物的“根据”,一切生命的“中心”,一切是非得失的基础。所以,水是没有不可以被它充满的东西,也没有不可以让它停留的地方。它可以聚集在天空和地上,包藏在万物的内部,产生于金石中间,又集合在一切生命的身上。所以说,水比于神。水集合在草木上,根子就能长到相当的深度,花朵就能开出相当的数目,果实就能收得相当的数量。鸟兽得到水,形体就能肥大,羽毛就能丰满,毛色花纹鲜明而显著。万物没有不充分发展生机并回到它的常态的,这是因为它们内部所含藏的水都有相当份量的缘故。 

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室,剖以为符瑞,九德出焉。 

【译文】

玉所以贵重,是因为它表现有九种品德。温润而有光泽,是它的仁。清澈而有纹理,是它的“智”。坚硬而不屈缩,是它的义。清正而不伤人,是它的品节。鲜明而不垢污,是它的纯洁。可折而不可屈,是它的勇。缺点与优点都可以表现在外面,是它的诚实。华美与光泽相互渗透而不互相侵犯,是它的宽容。敲击起来,其声音清扬远闻,纯而不乱,是它的有条理。所以君主总是把玉看得很贵重,收藏它作为宝贝,制造它成为符瑞,玉的九种品德全都表现出来了。 

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昧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后生肉。脾生隔,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五内已具,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视,耳听,心虑。目之所以视,非特山陵之见也,察于荒忽。耳之所听,非特雷鼓之闻也,察干淑湫。心之所虑,非特知于粗粗也,察于微眇,故修要之精。 

【译文】

人,也是水生成的。男女精气相合,而由“水”流布成人的形体胚胎。胎儿满三个月就能够含味。什么是含味呢?含味就是含收五味。什么是五味呢?五味是生成五脏的。酸管脾脏,咸管肺脏,辣管肾脏,苦管肝脏,甜管心脏。五脏都已具备,然后才生出五种内部组织。脾生膈膜,肺生骨路,肾生脑,肝生革,心则生肉,五种内部组织都已具备,然后发生为九窍,从脾发生鼻,从肝发生目,从肾发生耳,从肺发生其它孔窍。满五个月,形体完成;满十个月。婴孩就生出来了。生出来后,目就能看,耳就能听,心就能思虑。目所能看到的,不仅是山岳丘陵,也能看到荒忽的东西,耳所能听到的,不仅是雷鸣鼓响,也能听到细小的声音、所能想到的,不仅是大的事物,也能想到细微的情况。 

是以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为人,而九窍五虑出焉。此乃其精也精粗浊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 

【译文】

所以,水聚集在玉中就生出玉的九种品德。水凝聚留滞而成为人,就生出九窍和五虑。这就是水的精、粗凝聚,能存而不能亡的例子。 

伏暗能存而能亡者,蓍龟与龙是也。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龙生干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尚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千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龟与龙,伏暗能存而能亡者也。 

【译文】

也有隐伏在幽暗中,既能存而又能亡的,老龟和龙便是。龟生在水里,占卜时用火烤灼龟甲,便成为万物的先知,祸福的征验。龙生在水里,它能够身披五色而泛游,所以成为神。它要变小,就变得象蚕和蠾;变大,就包涵着天和地;他要向上,就升入云气之中;向下,就潜入深泉之内。变化没有固定的日期,上下不拘规定的时限,这就叫作神。龟和龙是隐伏在幽暗之处,既能存而又能亡的。 

或世见,或世不见者,牛蟡与庆忌。故涸泽数百岁,谷之不徙,水之不绝者,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此涸泽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于蟡。蟡者,一头而两身,其形若蛇,其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鱼鳖。此涸川水之精也。 

【译文】

或者在某个时代有所出现,或者在某个时代不出现的,是蟡的和庆忌的产生。所以,数百年的涸泽,而山谷没有移位,水源没有断绝的地方,就要产生庆忌。庆忌的形状象人,他的身长只有四寸,穿着黄衣,戴着黄帽,打着黄色的华盖,骑着小马,喜欢快跑,要是叫着它的名字,可以使它跑千里之外而一天往返。这是涸泽之中的精怪。至于涸川中的精怪,则是从购产生的。蟡是一头两身,它的形状象蛇,身长八尺,要是叫着它的名字,可以使它捉取鱼鳖。这是涸川里面的一种水精。 

是以水之精粗浊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与玉。伏暗能存而亡者,蓍龟与龙。或世见或不见者、蟡与庆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则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 

【译文】

所以,水的精、粗凝聚,只能存在不能隐没的,是人和玉的产生。隐伏在幽暗中,能存又能隐没的,则是老龟和龙。或者某个时代出现。或者某个时代不出现的,就是蟡和庆忌。所以人人都习惯了水,只有管子能从法则上去了解它;人人都占有了水,只有管子能够掌握利用它。 

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 

【译文】

因此,什么可以叫作具备一切的呢?水就是具备一切的。万物没有不靠水生存的,只要了解万物的真正寄托就能证实这个道理。具备—切的,就是水。所以说:水是什么?水是万物的本原,是一切生命的植根之处,美和丑、贤和不肖、愚蠢无知和才华出众都是由它产生的。怎样了解水是这样的呢?试看齐国的水迫急而流盛,所以齐国人就贪婪,粗暴而好勇。楚国的水柔弱而清白,所以楚国人就轻捷、果断而敢为。越国的水浊重而浸蚀土壤,所以越国人就愚蠢、妒忌而污秽。泰国的水浓聚而迟滞,淤浊而混杂,所以秦国人就贪婪、残暴、狡猾而好杀伐。晋国的水苦涩而浑浊,淤滞而混杂,所以晋国人就谄谀而包藏伪诈,巧佞而好财利。燕国的水深聚而柔弱,沉滞而混杂,所以燕国人就愚憨而好讲坚贞,轻急而不怕死。宋国的水轻强而清明,所以宋国人就纯朴平易喜欢公正。因此圣人改造世俗,了解情况看水。水若纯洁则人心正,水若清明则人心平易。人心正就没有污浊的欲望,人心平易就没有邪恶的行为。所以,圣人治世,不去告诫每个人,不去劝说每一户,关键只在于掌握着水的性质。 

《管子·四时第四十》白话译文  

 

管子曰: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圣,四时曰正。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之。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信明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祸。是故上见成事而贵功,则民事接劳而不谋。上见功而贱,则为人下者直,为人上者骄。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 

【译文】

管仲说:发布政令要有四时特点。没有四时特点,人们就必然消极地观望、顺从天时的到来,处在混乱昏蒙的状态。谁能够有所了解呢?只有圣人才了解四时。不了解四时,就将失掉立国的根本。因为不了解五谷生长的规律,国家就是要败亡的。所以圣人对于天道是真正聪明的,对于地道是真正圣智的,因而他所认识的四时也是正确的。只要君主是真正聪明和圣智的,他的臣下也就行事正确了。如何了解其君主的真正聪明和圣智呢?回答说:就在于慎重使用能臣和善于听取真实情况。使用能臣叫作聪明,听取实情叫作圣智,真正是聪明圣智的人君皆受天赏。使用无能之臣就是昏庸,昏庸而虚妄的人君皆受天祸。因此,人君看到成就即想起尊重臣民的功绩,臣民就承担其烦劳事务,勤而无悔。人君对待臣民的功绩抱着轻视态度,臣民就将懒惰,人君也将进一步骄傲起来。因此,阴阳变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四时运行是阴阳的根本规则,刑政和德政适应四时的措施。刑德适合四时则生福,违背四时则生祸。 

然则春夏秋冬将何行?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嬴,而发出节时。其事:号令修除神位,谨祷弊梗,宗正阳,治堤防,耕芸树艺,正津梁,修沟渎,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蕃,此谓星德。星者掌发,为风。是故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一政曰:论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赋爵列,授禄位;三政曰:冻解修沟渎,复亡人;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正千伯;五政曰:无杀麑夭,毋蹇华绝芋。五政苟时,春雨乃来。 

【译文】

那么,春夏秋冬四时都应做些什么呢?东方是星,它的时节称为春,它的气是风,风产生木和骨。它的德性是喜欢生长而万物按时节出生。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修理和清洁神位,祈祷免除破败与不顺,以正阳作宗主。修治堤坊,耕芸树艺,修整桥梁,修通沟渠,用砖瓦修治屋顶以便行水,解仇怨,赦罪人,通好于四方。这样,和风甘雨便会到来,人民长寿,动物繁殖,这就叫作星德。星掌管发生,发生属于风。所以,春天若实行冬天的政令,则将草木凋落;若实行秋天的政令,则将出现霜杀;若实行夏天的政令,则人们疲倦困乏,因此,春季三个月,用甲,乙的日子来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照顾幼弧,赦免罪人。第二项政令是:赋予官爵,授予禄位。第三项政令是:解冻时修治沟渠,添修坟墓。第四项政令是:修平险阻难行的道路,修整田地的边界,清理田间的界限。第五项政令是:不准捕杀幼鹿,不准折花断尊。五项政令若是都按时节颁行,春雨就会到来。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其德施舍修乐。其事:号令赏赐赋爵,受禄顺乡,谨修神祀,量功赏贤,以动阳气。九暑乃至,时雨乃降,五谷百果乃登,此谓日德。日掌赏,赏为暑,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发五政。一政曰:求有功发劳力者而举之;二政曰:开久墳,发故屋,辟故卵以假贷;三政曰:令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庐;四政曰:求有德赐布施于民者而赏之;五政曰:令禁罝设禽兽,毋杀飞鸟。五政苟时,夏雨乃至也。 

【译文】

南方是日,它的时令称夏,它的气是阳,阳产生火和气。它的德性是施惠与修乐。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进行赏赐、授爵、授禄,巡视各乡劝农,做好祭神之事,量功赏贤,以帮助阳气发展。于是大暑就将到来,时雨就将下降,五谷百果也将丰收,这就叫作日德。日掌管赏赐,赏赐就是“暑”。如夏天实行春天的政令,则起大风;实行秋天政令,则多水;实行冬天政令,则草木凋落。所以,夏季三个月用丙、丁的日子来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调查有功和为国出力的人们,把他们提拔起来。第二项政令是:开用长期储备,打开老仓、老窖,把粮食贷给人民。第三项政令是:禁止敞门不关,不准举衽免冠,清除地沟与田舍。第四项政令是:访求曾经布德施惠于民者,对他们进行奖赏。第五项政令是:下令禁止设网捕捉禽兽,不准杀害飞鸟。这五项政令如果按时节颁行,夏雨就会到来。   

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大寒乃极,国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谓岁德。岁掌和,和为雨。 

【译文】

中央是土,土的德性是辅佐四时运行,以使风雨适时,地力增长。土生长皮肤肌肉。它的德性表现为和平而均匀,中正而无私,实实在在辅助着四时:春天生育,夏天长养,秋天聚集收成,冬天积储闭藏。最后大寒来到,国家昌盛,四方顺从。这叫作“岁德”。岁掌管阴阳调和,阴阳调和就是雨。 

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其德忧哀、静正、严顺,居不敢淫佚。其事:号令毋使民淫暴,顺旅聚收,量民资以畜聚。赏彼群干,聚彼群材,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所恶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则克。此谓辰德。辰掌收,收为阴。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发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圉小辩,斗译跽。二政曰:毋见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农,趣聚收;四政曰:补缺塞坼;五政曰:修墙垣,周门闾。五政苟时,五谷皆入。 

【译文】

西方是辰,它的时节称为秋,它的气是阴,阻产生金和甲。它的德性是忧虑哀伤平静公正而严肃谨慎—,居处不许做淫佚之事。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人民不准有淫暴行为,勤慎督促旅居田野的农民进行秋收,计量民财以进行征集,砍伐树木,收聚木材,百物皆收,使人民不敢怠惰。所厌恶之事应当考察,所要求之事必须做到,保持义信则诸事可成。这叫作辰德。辰主管收敛,收敛就是阴。秋天如实行春天当行的政令‘则草木反而发荣;如实行夏天当行的政令,则将多水;如实行冬天当行的政令,则国家有损伤。所以,秋季三个月用庚、辛的日子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禁赌博,防止小事之争,排解私恨和私斗。第二项政令是:不得功用兵器。第三项政令:重视安排旅居在野的农民,督促秋收。第四项政令是:修补仓房的缺漏。第五项政令是:修理墙垣,还要使门户周严。五项政令若能按时进行,五谷就会丰收。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其德淳越、温怒、周密。其事,号令修禁徙民,令静止,地乃不泄,断刑致罚,无赦有罪,以符阴气。大寒乃至,甲兵乃强,五谷乃熟,国家乃昌,四方乃备,此谓月德。月掌罚,罚为寒。冬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发五政。一政曰:论孤独,恤长老;二政曰:善顺阴,修神祀,赋爵禄,授备位;三政曰:效肢计,毋发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奸遁,得盗贼者有赏;五政曰: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五政苟时,冬事不过,所求必得,所恶必伏。 

【译文】

北方是月,它的时令称冬,它的气是寒,寒产生水和血。它的德性是淳厚清扬。宽恕和周密。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禁止迁居,尽量让人们安静稳定,地气才不会流泄。判刑定罚,不要宽赦罪人,以适应阴气要求。于是大寒来到,甲兵强劲,五谷成熟,国家昌盛,四方臣服。这叫作月德。月掌管刑罚,刑罚就是寒。冬天如实行春天政令,则地气流泄;如实行夏天政令,则天空有雷;如实行秋天政令,则发生干旱。所以,冬季三个月用壬、癸的日子来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评定孤寡,抚恤老人。第二项政令是:小心适应阴气,做好祭神之事,颁赐爵禄,授予并配备官位。第三项政令是:考核会计收支,不要开发山川的宝藏。第四项政令是:拘捕逃犯,得盗贼者有赏。第五项政令是:禁止迁移,防止流民,限制分居。五项政令若能按时而行,冬天应做的事情就没有失误,那么,所要求的一定可以得到,所厌恶的一定可以制伏。 

是故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气之贼也。刑德易节失次,则贼气遬至;贼气遬至,则国多灾殃。是故圣王务时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圣王所以合于天地之行也。日掌阳,月掌阴,星掌和。阳为德,阴为刑,和为事。是故日食,则失德之国恶之;月食,则失刑之国恶之;彗星见,则失和之国恶之;风与日争明,则失生之国恶之。是故,圣王日食则修德,月食则修刑,彗星见则修和,风与日争明则修生。此四者,圣王所以免于天地之诛也。信能行之,五谷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强。治积则昌,暴虐积则亡。 

【译文】

所以,春日草木凋零,秋日草木发荣,冬日有雷,夏日有霜有雪,这都是天气的贼害。刑罚和德政变易了常规,失去了次序,“贼气”就迅速来到;“贼气”速来,国家就多灾多祸。所以,圣王总是按照时节来推行政令,制作教令来推行武事,设置祭记来显示德行。这三项都是圣王为着配合天地的运行而采取的。日主阳,月主阴,岁主和调。阳是德惠,阴是刑罚,和调是政事。所以,遇到日食,德惠失修的国家就厌恶它;遇到月食,刑罚失当的国家就厌恶它;遇到彗星出现,失和的国家就厌恶它;风与日争明,失政的国家就厌恶它。所以,圣明君主遇到日食,就注意施德;遇到月食,就改进刑罚;彗星出现,就注重和调;遇到风与日争明的现象,就整顿政事。这四者,都是圣明君主为着避免天地的诛罚而采取的。真正能够实行这些,五谷就将繁茂,六畜就将繁殖,而军备也能增强。治绩积累多了,国家就能昌盛;正如暴虐积累多了,国家就会灭亡一样。 

道生天地,德出贤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圣王治天下,穷则反,终则始。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为久长。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国有四时,固执王事,四守有所,三政执辅。 

【译文】

    “道”产生大地,“德”生出贤人。道产生德,德产生政令,政令产生事功。所以,圣明君主治天下,凡事走到极端就反过头来,走到终了就重新开始。施德开始在春天,增长在夏天;刑罚开始在秋天,发展在冬天。只要刑罚没有失误,四时就始终如一地正常运行。若是刑与德偏离正确的方向,四时便要逆行,行事不成,并且必遭大祸。国家每月都有三种政事,按时节推行政令,制教令推行武事,设祭祀显示德行,国家必须遵照它来治理,这才可以久长。不适应就会死灭,不治理就会败亡。国家既然有四时的不同政令,坚决执行着圣王的政事,那么,春夏秋冬四时应做的事情就要安排得各得其所,还要同时以上述“三政”作为必要的辅助。

 

 

《管子·五行第四十一》白话译文  

 

   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治者四也,教者五也,守者六也,立者七也,前者八也,终者九也,十者然后具五官于六府也,五声于六律也。

【译文】

第一是农事,第二是器用,第三是人力与生产相称,治理则属于第四,教化为第五,管理为第六,建立事业为第七,进行修剪整治为第八,终止结束为第九。到了九,然后就可以配备五官于六府之中,就象配五声于六律之中—样。 

六月日至,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为明天子。修槩水上,以待乎天堇;反五藏,以视不亲;治祀之下,以观地位;货曋神庐,合于精气。已合而有常,有常而有经。审合其声,修十二钟,以律人情。人情已得,万物有极,然后有德。 

【译文】

每年经六个月为冬、夏至,因此,人的卦象有六爻,六爻是可以通乎天地的。天道以九数为制,地道以八数为制,人道以六数为制。天子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借此以开发万物,总于一统。能通晓九功、六府、三事者,就可以成为明哲的天子。要修平水土,以防备凶年饥谨;平价发放粮食,以救济不赈之民。治祭袍于土地,以观察土地财利;修养内心,以合于精气要求。已经符合精气要求就应当经常保持,经常保持也就有了规范。要审合音声,研究十二钟的音律,使之反映人情。人情已经悟透,万物已经尽知,然后就可以称为有德之君了。 

故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通若道然后有行,然则神筮不灵,神龟不卜,黄帝泽参,治之至也。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 

【译文】

所以,通晓阳气,是为从事于天,即掌握日月运行规律,以用于人民;通晓阴气,是为了从事于地,即掌握星历节气,以明确其运行次序。通晓这些学问然后付诸实践,那么,就是神筑不显灵,神龟不卜卦,也是可以治理得最好的。从前,黄帝得蚩尤为相而明察天道,得大常为相而明察地利,得苍龙为相而明察东方,得祝融为相而明察南方,得大封为相而明察西方,得后土为相而明察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得治,可以说神明到极点了。蚩尤通晓天道,所以黄帝用他当“掌时’’的官;大常通晓地利,所以黄帝用他当“凛者”的官;苍龙明察于东方,所以黄帝用他当“下师”的官;祝融明察于南方,所以黄帝用他“司徒”的官;大封明察西方,所以黄帝用他当“司马”的官;后土明察北方,所以黄帝用他当“李”官。因此,春是工师,夏是司徒,秋是司马,冬天的性质则相当于理狱的官职。 

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译文】

从前,黄帝根据缓急差别开始制定五声,用五声来规正五钟的音调。命定这五钟音调的名称,第一叫作青钟大音,第二叫作赤钟重心,第三叫作黄钟洒光,第四叫作景钟昧其明,第五叫作黑钟隐其常。五声调整好了,然后开始确定五行来规正天时季节,开始确定五官来规正人们地位。人事与天道协调了,天地的美好事物也就产生出来了。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总别列爵,论贤不肖士吏。赋秘,赐赏于四境之内,发故粟以田数。出国,衡顺山林,禁民斩木,所以爱草木也。然则冰解而冻释,草木区萌,赎蛰虫卵菱。春辟勿时,苗足本。不疠雏鷇,不夭麑,毋傅速。亡伤襁褓。时则不调。七十二日而毕。 

【译文】

冬至后从遇到甲子日开始,要按照木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发出命令,命左右士师内侍治事。统一分别各级官爵,评定贤与不肖的官吏;发放秘藏之物,赏赐于全国各地。按农家种田之数,把国家的陈粮发放给他们。走出城市,让国家官吏巡视山林,禁止砍伐树木,这是为爱护草木而要求的。接着是水解冻化,草木萌生。要消灭土中蛰虫,要促进菱的生长,春耕不可拖延,春苗的根部要培土充足,不杀雏鸟,不害幼糜幼鹿。不可束包太紧,免伤襁褓的婴儿。按时这样做则草木繁茂而不雕。这些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内御。令掘沟浍,津旧涂。发藏,任君赐赏。君子修游驰,以发地气。出皮币,命行人修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然则天无疾风,草木发奋,郁气息,民不疾而荣华蕃。七十二日而毕。 

【译文】

从遇到丙子之日开始,要按照火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发出命令。命“行人”之官内侍治事。下令挖掘田间排水的沟渠,修筑津梁于旧道之上,发放国家积藏,作为国君赏赐之用。贵者游乐驰马,以发泄地气。拿出皮币,命使臣奉行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好于各国,让所接触的国家都能和睦。这样,天无暴风,草木生长奋发,郁蒸之气停息,人无疾病而富贵多子。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 

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内御。不诛不贞,农事为敬。大扬惠言,宽刑死,缓罪人。出国,司徒令,命顺民之功力,以养五谷。君子之静居,而农夫修其功力极。然则天为粤宛,草木养长,五谷蕃实秀大,六畜牺牲具,民足财,国富,上下亲,诸侯和。七十二日而毕。 

【译文】

从遇到戊子之日开始,要按照土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发出命令,命左右司徒内侍治事。此时节不诛不赏,敬慎于农事。大讲仁惠的言论,宽判刑死,缓处罪人。走出城外,由司徒下令巡视农民种田用工、出力的情况,以蓄育五谷。贵者宜于静居,而农民则需极力讲求农业的用工与出力。这样,天好象成为深遽的园林,草木蕃育生长。五谷蕃实秀大,六畜牺牲之物也都齐备,百姓足财,国家富有,君臣上下相亲,各国诸侯也都和睦。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 

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选禽兽之禁、五谷之先熟者,而荐之祖庙与五祀,鬼神享其气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则凉风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马(衍)组甲厉兵,合什为伍,以修于四境之内,谀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杀敛也。然则昼炙阳,夕下露,地竞环,五谷邻熟,草木茂实,岁农丰年大茂。七十二日而毕。 

【译文】

从遇到庚子之日开始,要按照金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发出命令,要求司祝之官选择圈养中合用的禽兽和秋日里先熟的五谷,敬献于祖庙及五祀之神,让鬼神享用它的气,让君子宴食它的味。这时,凉风已至,白露已下,天子还要出令,命左右司马筹措销甲兵器,组织军人队伍,在全国各地加强备战,非常警惕地如临战争,这乃是为了准备天地秋时所行的杀戮。这时,白天太阳甚热,夜间凉露已降,大地环绕,五谷逐次成熟,草木丰实,不仅农业增产,各业都同庆丰年。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 

睹王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内御。御其气足,则发而止;其气不足,则发撊渎盗贼。数劋竹箭,伐檀柘,令民出猎,禽兽不释巨少而杀之,所以贵天地之所闭藏也。然则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贖,孕妇不销弃,草木根本美。七十二日而毕。 

【译文】

从遇到壬子之日开始,要按照水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发出命令,命左右“李官”内侍治事。此时冬寒之气若足,则发奸捕盗之事可以停止;冬寒之气不足,则发捕贪污分子与盗贼。还要多多砍削竹类以制造箭支,伐取檀朽之木以制弓,令百姓出猎野生禽兽,不放过任何大小一律捕杀,这正是贵在适应天地闭藏的要求。这样,卵生的鸟类没有孵化不成的,胎生的兽类没有中途流产的,怀孕的妇女没有胎儿夭死的,草木的根本也都是闭藏完好的。上述措施持续七十二日而毕。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赋不赐赏,而大斩伐伤,君危,不杀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则长子死。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厉。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宫室,筑台榭,君危;外筑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毕。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击石,有兵作战而败,士死,丧执政。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决塞,动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则羽卵者段,毛胎者贖,孕妇销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毕。 

【译文】

    从遇到甲子之日开始,须按照木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若无所赋与,不行赏赐,而进行大斩伐伤,国君就会危险,不然,则太子危险,或者是家人、夫人死亡,不然,则长子死亡。这种灾祸将延长七十二日而毕。从遇到丙子之日开始,须按照火的德性应时行事,天子若屡行急政,则有“旱札”之灾,禾苗枯死,人遭瘟疫。这种灾祸将延长七十二日而毕。从遇到戊子之日开始,须按照土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如修筑宫室台榭,国君危险;如在外修筑城郭,大臣死亡。此灾祸将延续七十二日而毕。从遇到庚子之日开始,须按照金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如果开山动石,则战争失败,战士死,而执政者丧亡。此灾祸将延续七十二日而毕。从遇到壬子之日开始,须按照水的德性应时治事,天子无论是决开或堵塞大河,动了大的治水工程,王后夫人就会死亡,不然,则国中卵生的鸟类孵化不成,胎生的兽类中途流产,怀孕的妇女胎儿天死,草木的根本也不完好。这种灾祸也将延续七十二日而毕。

 

《管子·势第四十二》白话译文  

 

  战而惧水,此谓澹灭。小事不从,大事不吉。战而惧险,此谓迷中。分其师众,人既迷芒,必其将亡之道。 

【译文】

作战而惧怕涉水,这叫作没有胆量。这种人小事不顺,大事不吉。作战而怕行险路,这叫作心中无数。这种人只能使军队混乱,全军陷入迷茫,注定要走向灭亡的道路。 

动静者比于死,动作者比于丑,动信者比于距,动诎者比于避。夫静与作,时以为主人,时以为客,贵得度。知静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从,每动有功。故曰,无为者帝,其此之谓矣。 

【译文】

用兵在强调静止的时侯,应当象死尸一样不动;在强调运动的时侯,应当象鬼神一样出没;在强调扩展的时侯,应当象鸡距一样伸张有力;在强调收缩的时侯,应当象瘸腿者一样屈曲退避。静止或者运动,有时被放在主位,有时被放在客位,这贵在得其法则。懂得静止时所应遵循的法则,驻兵自然有利;懂得运动时所应服从的法则,一动兵就会成功。所以说,能作到无为而治的可成帝业,就是这个道理。 

逆节萌生,天地未形,先为之政,其事乃不成,缪受其刑。天因人,圣人因天。天时不作勿为客,人事不起勿为始。慕和其众,以修天地之从。人先生之,天地刑之,圣人成之,则与天同极。正静不争,动作不贰,素质不留,与地同极。未得天极,则隐于德;已得天极,则致其力。既成其功,顺守其从,人不能代。 

【译文】

敌方的悖逆之事才刚刚开始发生,天地都没有什么表现,就提早对他征讨,事情不会成功,反而将不断地受到惩罚。天根据人的善恶予以祸福,圣人根据天的征象而进行征伐。敌方没有天时之灾,不可轻易进攻,没有人事之祸,也不可开始宣战。慕和自己军众,以等待天时地利的到来。首先是人们在那里生事,然后天地表现出惩罚的征兆,最后由圣人通过征伐来完成,这就与天的准则一致。当然,若保持正静而不事争夺,行动没有差错,本质上无杀戮之心,也可以与地的准则相同。不合于天的准则,就应当隐而修德;已合于天的准则,则发挥自己实力。一旦得到成功,就顺守其成功的业绩,任何人都不能取而代之。 

成功之道,嬴缩为宝。毋亡天极,究数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静民观时,待令而起。故曰,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嬴嬴缩缩,因而为当;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圣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尽行之者有天下。 

【译文】

成功之道,贵在能伸能屈。不可忘天的准则,尽天数就应停止。举事如果不成,既不必改变常态,也无须毁弃最初的基础,休息民力,观测时机,待天命起事就是了。所以说,要遵循阴阳运行的轨道,而履行天地的常规。伸伸屈屈,要并用而掌握适当;隐隐显显,要根据天地的征象行事。天地显示征象,圣人完成征伐之事,这样就谋取小事有小利,谋取大事有大利,全面谋取者则据有天下。 

故贤者诚信以仁之,慈惠以爱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中静不留,裕德无求,形于女色。其所处者,柔安静乐,行德而不争,以待天下之濆作也。故贤者安徐正静,柔节先定,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守弱节而坚处之。故不犯天时,不乱民功,秉时养人,先德后刑,顺于天,微度人。 

【译文】

所以,贤者对人总是诚信而仁,慈惠而爱,决策广求民意,而不敢先自为定。内心安静,不主张杀伐,道德饶裕,不愿意求索,闲适的形色象女子一样。他的平时自处,总是柔安静乐,行德而不与人争,用这种情态等待天下动乱的到来。所以,贤者都安详平静,和柔克制而率先保持镇定,行事立足于不敢,建功立足于不能,奉守谦弱的品格而始终坚持着。所以,他能做到不违背天时,不打乱民功,行时政顺养国人,先用德后用刑杀,既顺于天道,又揣度人心行事。 

善周者,明不能见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大明胜大周,则民无大周也;大周胜大明,则民无大明也。大周之先,可以奋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索而不得,求之招摇之下。 

【译文】

善于保密的,明察也不能发现;善于明察的,保密也不能隐蔽。我方高度明察胜过对方的高度保密,则对方之人无高度保密可言;我方高度保密胜过对方的高度明察,则对方之人无高度明察可言。创造高度保密的,可以使进军迅速,创造高度明察的,可代替天的启示:在下面查索不得,那就最大限度地向上探索好了。 

兽厌走,而有伏网罟。一偃一侧,不然不得。大文三曾,而贵义与德;大武三曾,而偃武与力。 

【译文】

    野兽极力奔跑,可能碰上暗伏的网罟。为政也必须有起有伏,否则不行。大规模的文治实行三年,天下就能重视义与德;大规模的武事实行三年,天下才能平息刀兵与暴力。

 

 

《管子·正第四十三》白话译文  

 

 

    制断五刑,各当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惊,曰刑。正之、服之、胜之、饰之,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如四时之不貣,如垦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亲之,曰德。无德无怨,无好无恶,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养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令之以终其欲,明之毋径;遏之以绝其志意,毋使民幸;养之以化其恶,必自身始;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服信以听;致德,其民和平以静;致道,其民付而不争,罪人当名曰刑,出令时当曰政,当故不改曰法,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 

【译文】

制定五种刑律,每一种都应与罪名相当,使罪人无所抱怨,良民不生惊恐,这叫作“刑”。规正人们,制服人们,控制人们,整治人们,一定要出令严格,而使人遵守,这叫作“政”。象四时运行一样没有差错,象天上星辰一样没有变更,象昼与夜、阴与阳、太阳与月亮一样分明,这叫作“法”。爱护人们,生育人们,教养人们,育成人们,利人而不居有德,使天下都来亲近,这叫作“德”。不施恩,也不结怨,无所爱,也无所恶,认为万物都本乎“一”,阴阳都有规范,这叫作“道”。应当用刑律进行裁断,用政权推行命令,用法来遏制人们,用德来教养人们,用道来启发人们。用刑律进行裁断,为的是不错伤人命;命令人们杜绝私欲,为的是不使人们走邪路;遏制人们,以杜绝非分之心,为的是不使人们寻求侥幸;教养人们改变恶行,一定要从自身做起;启发人们省察其性情,一定要顺从道理。施之以刑,人们就做事用心而且敬谨;施之以政,人民就守信而且服从;施之以德,人民就和平而且敬慕;施之以道,人民就亲附而不争夺。判罪合乎罪名叫作“刑”,出令合乎时宜叫作“政”,合于成规而不改变叫作“法”,爱民而无偏私叫作“德”,合乎众民所宜叫作“道”。 

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静,能守慎乎?废私立公,能举人乎?临政官民,能后其身乎?能服信政,此谓正纪。能服日新,此谓行理。守慎正名,伪诈自止。举人无私,臣德威道。能后其身,上佐天子。 

【译文】

    立法与执行政事,能守信于民么?保持中正和平与谨慎恭敬,能日新其德么?政情平稳安定,也能保持谨慎么?废私立公,能用在荐举贤人上么?执行政事,治理人民,能做到先人后己么?能守信于民,这叫作端正纲纪。能日新其德,这叫作履行正理。保持谨慎,又辨正名分,虚伪奸诈之事自然可以停止。举人废私立公,其臣德将被全国称道。能做到先人后已,就可以辅佐天子了。

 

《管子·九变第四十四》白话译文   

   凡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数以至焉。曰:大者亲戚坟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则州县乡党与宗族足怀乐也。不然,则上之教训、习俗,慈爱之于民也厚,无所往而得之。不然,则山林泽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则地形险阻,易守而难攻也。不然,则罚严而可畏也。不然,则赏明而足劝也。不然,则有深怨于敌人也。不然,则有厚功干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 

【译文】

凡人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对君主自居有德,这是有必然原因的。可以说,最大的一条是因为父母的坟墓在这个地方,而且土地房屋富裕可以使人们安居乐业。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州县乡里与宗族的情谊可令人感怀亲慕。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君主在教训、习俗方面,爱民深厚,无处可寻。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山林泽谷的财源可使人维持生计。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本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刑罚严厉而令人畏惧。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赏赐明正而令人鼓舞。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对敌人有深仇大恨。若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对君主有重大功劳。这就是人民为什么能守战至死而不对君主自居有德的缘故。 

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此兵之三暗也。 

【译文】

    现今,依靠不可信的人,而要求了解敌情;使用不能守的人,而想要巩固防地;指挥不能战的军队,而想要侥幸取胜。这是用兵上三种昏庸的表现。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白话译文  

 

   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则不然,合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誉;舍数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圣君则不然,守道要,处佚乐,驰骋弋猎,钟鼓竽瑟,宫中之乐,无禁圉也。不思不虑,不忧不图,利身体,便形躯,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敌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劳意,不动力,而土地自辟,囷仓自实,蓄积自多,甲兵自强,群臣无诈伪,百官无奸邪,奇术技艺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过其情、以遇其主矣。 

【译文】

圣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谋,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议论,依靠公而不依靠私,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结果是自身安闲而天下太平。失国之君就不是如此,弃法度而依靠智谋,所以百姓也就丢开生产而追逐虚名;弃政策而依靠议论,所以百姓也就丢开实际而好说空话;弃公而依靠私,所以百姓也就背离法度而胡作妄为;弃大道而依靠小事,所以君主劳烦忙乱,人民迷惑不清,而国家不得安定。圣明的君主就不是这样,只掌握国家的主要原则,而过着安闲快乐的生活,跑马打猎,鸣钟击鼓,吹竿奏瑟,宫中的娱乐没有什么拘束。他不思不虑,不忧不谋,利其身体,适其形躯,保养其寿命,垂衣拱手安坐而天下太平。所以,君主能够运用这个原则的,就不操心,不劳神,不费力,而土地自然开辟了,仓廪自然充实了,积蓄自然丰富了,兵力自然强大了,群臣没有诈伪的,百官没有奸邪的,有特殊技艺的人也都不敢用浮夸的语言、粗莽的行为来夸大个人,欺骗君主了。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垆;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译文】

从前尧治理天下,人民象是粘土在模具里一样,任凭陶工去随意制作;又象金属在炼炉里一样,任凭冶工去随意铸造。那人民真是招之就来,推之即去,使役他们就能够完成任务,禁戒他们就能够及时制止。尧的治理方法,不过是善于明确地发布该怎么办和不要怎么办的法令罢了。黄帝的治理天下,人民不用招引就来,不用推动就去,不用役使就能够自成其事,不用禁戒就能够自行停止。黄帝的治理方法,那就是定了法就不改变,让人民习惯于依法行事。 

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周书》曰:“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 

【译文】

所谓仁义礼乐,都是从法里产生的。这法是先圣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的。《周书》上说:“国法废弛不统一,国君不祥;人民不守法,不祥;国家擅改已立的法度来管理人民,不祥;大臣们不用礼节和法制来教育百姓,不祥;大小百官管理国事的人脱离法度办事,不祥。”所以说:法是不可不永远坚持的,它是存亡治乱的根源,是圣明君主用来作为天下最高标准的。无论君主或群臣、上层或下层、贵者或贱者,都必须一律遵守,所以叫“法”。 

古之法也,世无请谒任举之人,无间识博学辩说之士,无伟服,无奇行,皆囊于法以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故圣君置仪设法而固守之,然故谌杵习士闻识博学之人不可乱也,众强富贵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亲爱者不能离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 

 

古时的法治,社会上没有私自请托保举的人,没有那种多识、博学和善辩的人,没有特异的服饰,没有奇怪的行动,所有的人都被包括到法的范围里为君主服务。所以圣明君主必须永远坚持的有两条:一是明确宣布法度而坚定地执行它,二是禁止人民行私而管束役使他们。这两条是君主应当永远坚持的。法,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行动使用属下的;私,是属下用来侵犯法度扰乱君主的。所以,圣明君主立下法度而坚定地执行着它,这样,那么所谓能干的人、懂法的人、多识博学的人们,就不可能扰乱法度了;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就不可能侵犯法度了;君主的亲信、近臣、亲属和宠爱的人们,就不可能违背法度了;珍奇宝物就不可能惑乱君主执法之心了;对任何事物的处理,不在法度之中,也都不可能行得通了。所以,法是天下的最高准则,是圣明君主的法宝。 

今天下则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谌杵习士闻识博学之士能以其智乱法惑上,众强富贵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邻国诸侯能以其权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剪公财以禄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国之治,不可得也。 

【译文】

现在天下的情况就不是如此,本来有良好的法度却不能坚持。因此,所谓能干的、懂法律的和多识博学的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智谋来扰乱法度,迷惑君主;人多势强、富贵而有私勇的人们,能够运用他们的威势来破坏法度,侵害君主;邻国诸侯能够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废置太子,任用辅相;国内大臣能够运用他们的行私来拉拢百姓,并克扣公财豢养私党。象这样的情况,要求法度通行,国家太平,那是不可能的。 

圣君则不然,卿相不得剪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亲爱,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凑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译文】

圣明君主就不是这样,不允许国家卿相克扣公财豢养私党,不允许群臣任用自己亲呢的人为官,君主自身也明确宣布制度而坚定地执行它。这样,群臣协力同心,围绕着君主来为他服务;百姓也团结和睦,听令守法,做他们应作的事情。所以说,有创制法度的,有执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创制法度的是君主,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就叫作大治。

故主有三术:夫爱人不私赏也,恶人不私罚也,置仪设法以度量断者,上主也。爱人而私赏之,恶人而私罚之,倍大臣,离左右,专以其心断者,中主也。臣有所爱而为私赏之,有所恶而为私罚之,倍其公法,损其正心,专听其大臣者,危主也。故为人主者,不重爱人,不重恶人;重爱曰失德,重恶曰失威。威德皆失,则主危也。 

【译文】

所以,君主有三种不同的做法:喜爱某人却不进行私赏,厌恶某人却不进行私罚,确立仪法制度,以法断事的,是上等的君主。喜爱某人就进行私赏,厌恶某人就进行私罚,既不听大臣忠言,又脱离左右属下,专凭个人之心断事的,是中等的君主。大臣喜爱某人,就替他进行私赏;大臣憎恶某人,就替他进行私罚;违背公法,丧失正心,一味听大臣摆布的,是危产的君主。所以作君主的,不可注重私爱于人,也不可注重私恶于人。注重私爱,叫作错用恩德,注重私恶,叫作错用刑威。刑威和恩德都用错,君主就危险了。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借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借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夺柄失位之道也。故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贵不能威,富不能禄,贱不能事,近不能亲,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圣君失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而失君则不然,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是贵能威之,富能禄之,贱能事之,近能亲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挟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则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则怨日产。夫日侵而产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译文】

因此,英明君主所要掌握的有六项:使人活,使人死,使人富,使人贫,使人贵,使人贱,这六种权柄,是君主所要掌握住的。君主所要占据的也有四方面:一是文治,二是武事,三是刑威,四是施德。这四个领域,是君主所要占据住的。把自己掌握的权力交给别人,叫作“失权”,把自己占据的领域交给别人,叫作“失位”。处在失权失位的状态,还希望法令能够推行,是办不到的。法度不公平,政令不完备,也是导致“失权”、“失位”的原因。所以,有时歪曲法度,有时毁弃政令的事情,从来是圣明君主自己禁止自己去做的。因此,贵臣不能威胁他,富人不能贿赂他,贱者本能讨好他,近臣不能亲呢他,美色不能迷惑他。执法之心坚定而不动摇,乖异邪僻的人就自然恐惧,乖异邪僻的人们都有了改变,法令一颁布下去,民众就跟着行动了。所以,圣明君主设立制度仪法,象天地那样的坚定,象列星那样的稳固,象日月那样的光明,象四时运行那样的准确,这样,那么法令一出人民就会听从。失国之君就不是这样,法度立下以后又废除了,命令发出以后又收回了,歪曲公法而使之迁就私意,毁坏政令而使之残缺不全。于是权贵就能威胁他了,富人就能贿赂他了,贱者就能讨好他了,近臣就能亲呢他了,美色也就能迷惑他了。这五方面,君主不能自己禁止自己,那么群臣百姓就人人怀着私意来讨好君主。他们讨好达到了目的,君主的权力就天天受到侵害;他们讨好达不到目的,就天天产生着怨恨。天天被侵害,又产生着怨恨,这就是失国之君所走的道路。 

凡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适其意,顾臣而行,离法而听贵臣,此所谓贵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来焉,主离法而听之,此所谓富而禄之也。贱人以服约卑敬悲色告诉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所谓贱而事之也。近者以逼近亲爱有求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谓近而亲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请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美而淫之也。 

【译文】

凡是身为君主而不能运用自己的法度,也不能适应自己的意愿,只是看着贵臣的颜色,离开法度而听从贵臣摆布,这就叫作贵臣能够威胁他。富人用金珠宝玉事奉君主而提出要求,君主就背离法度而听从这些要求,这就叫作富人能够贿赂他。贱者作出一副驯顺屈服、卑敬、可怜的样子哀告了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哀告,这就叫作贱者能够讨好他。近臣利用他和君主亲密的关系恳求于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他们的恳求,这就叫作近臣能够亲呢他。美人用花言巧语和诣媚之态请托于君主,君主就背离法度听从了她的请托,这就叫作美色能够迷惑他。 

治世则不然,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其赏赐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乱君则不然,有私视也,故有不见也;有私听也,故有不闻也;有私虑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听私说,故群臣百姓皆设私立方以教于国,群党比周以立其私,请谒任举以乱公法,人用其心以幸于上。上无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说日益,而公法日损,国之不冶,从此产矣。 

【译文】

治世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不分亲疏、远近、贵贱和美丑,一切都用法度来判断。他定罪杀人,人不怨恨;按功行赏,人也不必感激。全凭法制办事,好象天地对万物那样没有私心。所以官吏没有私人的政见,士人没有私人的议论,民间没有私人的主张,大家都虚心听从君主。君主凭公正原则来考论政事,凭法制来裁断是非,所以担负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现在的昏君就不是如此,用私心来看事物,所以就有看不见的地方;用私心来听情况,所以就有听不见的地方;用私心来考虑问题,所以就有认识不到的地方。这私心正是遭受蒙蔽、造成失位原因。君主离开了公法而去听信私说,那么,群臣和百姓都将创立自己的一套学说和主张,在国内到处宣扬;还将勾结徒党,来建立私人势力;还将请托保举,来扰乱国家公法;还将用尽心机,来骗取君主的宠信。君主若没有法度来禁止这些现象,于是私说一天比一天增多,公法一天比一天削弱,国家的不安定,就将从此产生了。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众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职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罚;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赏之,是教妄举也;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群臣百姓人虑利害,而以其私心举措,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 

【译文】

    君和臣好比天和地的位置,老百姓好比万物并列的样子,各自按其职务听候君主的命令,群臣百姓怎么可以各自用心谋取私利呢?所以,遵从君主的命令去办事,虽遭到挫折失败,也不应处罚;不遵从君主的命令办事,虽然取得功利,也要处死罪。这样,那么下对上,就象回响反应声音一样;臣事君,就象影子跟着形体一样。所以上面发令,下面就贯彻;君主行事,臣民就遵从,这是天下太平的道路。如果不按君主命令行事,取得了功利便进行赏赐,这等于教导人妄自行事;按照君主命令行事,遭到了挫折失败,就加以处罚,这等于使人们考虑利害背离法度。群臣百姓若是人人都考虑利害而按其私意行事,法制也就归于毁灭,命令也就不能推行了。

 

《管子·明法第四十六》白话译文  

 

 

   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夫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百官识,非惠也,刑罚必也。故君臣共道则乱,专授则失。夫国有四亡:令求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故夫灭、侵、塞、拥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今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然则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木矣。比周以相为匿,是忘主死交,以进其誉。故交众者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十至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百虑其家,不一图国。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国无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与家务于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小臣持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也;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然则君臣之间明别,明别则易治也,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译文】

    所谓治理得好的国家,是因为君道强明;所谓混乱的国家,是因为臣下的“私术”太盛。君尊臣卑,不是由于臣对君的亲爱,而是君主通过权势压服的;百官尽职,不是由于君对臣的恩惠,而是刑罚坚决的结果。所以,君道与臣道混淆不分,国家就要混乱;把国权专授于人,君主就会失园。国家有四种危亡的表现:法令一开始就发不出去,叫作“灭”;发出而中道停留,叫做“壅”;下情一开始就不能上达,叫作“塞”;上达而中道停止,叫作“侵”。灭、侵、塞、壅现象的产生,都是由于法度没有确立造成的。所以先王治国。不在法度外浪费心机,也不在法度内私行小惠。所谓任何行动都不离开法度,就正是为了禁止过错而排除行私的。君权不能由两家占有,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以法治国不过是一切都按法度来处理而已。因此,有了法度的裁断,人们就不能通过伪诈来取巧;有了权衡的称量,人们就不能利用轻重搞欺骗;有了寻丈的计算,人们就都能利用长短搞差错。君主若放弃法度,按照虚名用人,群臣就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君主若听信朋党任官,人民就专务结交而不求工作实效。因此,官吏的治理不好,正是君主按照虚名行赏,根据诽谤行罚的结果。而这样下去,那些喜赏恶罚的人们就要背离公法而推行私术,也就是朋比为奸共同做伪。于是他们忘记君主,拼命结交,而进用同党;所以交人多同党也多,朝廷内外都成朋党,虽有大的奸恶,也是多半能把君主蒙蔽过去的。因此忠臣往往无罪而遭死,邪臣往往无功而发迹。由于无罪遭死和无功发迹,那么,为人臣的就自然重私轻公了。他们可以十次奔走于私人的家门,而一次不到朝廷;百般考虑其自家,而一次不谋国事。朝廷所属的人员虽然很多,但不是拥护君主的;百官虽然很齐备,但不是治理国事的。这种情况就叫作国中无人。所谓“国中无人”,并不是说朝廷大臣不足,这是说私家之间力求互相帮助,不力求尊奉国君;大臣之间力求互相抬举,而不肯为国任事;小臣拿着奉禄搞拉拢交结,也不以公职为事,所以官吏就没有作用了。因此,先王的治国,用法度录取人材,自己并不推荐;用法度计量功劳,自己并不裁定。所以贤能不可能被掩蔽,败类也不可能伪装;夸誉者不能进用人,诽谤者也不可能罢免人。这样,君臣的界限就分明了,分明就容易治理,因为君主虽不自身下去办事,依靠法度去办就行了。

 

《管子·正世第四十七》白话译文  

  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 

 【译文】

古时想要匡正当世调治天下的人,一定要先考察国家的政情,调查国家的事务,了解人民的习俗,查明治乱根源与得失所在,然后着手进行。这样,法制才能成立,政治措施才能贯彻。 

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如此则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 

【译文】

大概人民不团结,国家不安定,过失不在君主,就在下边。假如君主不讲求治国原则而倒行逆施,刑杀不坚持依理行事,重收赋税,枯竭民财,急征徭役,疲困民力,那么民财枯竭就不免发生侵夺;民力疲困就不免怠情轻慢。人民已经到了侵夺、惰慢的地步,再用刑法来惩罚,那就是刑罚越重,祸乱越起。人民陷入劳苦和穷困,就无视禁令和刑罪了,这就叫作过失在于君主。过在君主而君主不改,万民就无法依靠他安身立命了。如果君主对人民轻刑,宽政,薄税而缓征徭役,人民却放纵行私而不听从节制,取巧行诈,以力相争,那么过失就在下边了。过在下边,君主若不能明察而加以纠正,那么暴乱分子就不能制止,邪乱之事就不会停息。暴人不制服,邪乱不停息,则统治人民的君主,其势力将受到损害,而权威日见下降。 

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万民敦悫,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 

【译文】

所以,作为君主、最重要的是一个“胜”字。所谓胜,法度能成立,政令能贯彻,就叫做“胜”。由于法度能成立而政令能贯彻,群臣就守法尽职,百官也有法可依。“法度总是不利于恶人滋长的”,万民会由此敦厚诚朴,安心农业而节俭勤劳。这样,赏与罚就一定能够起到推动与克制的作用,然后下面就能服从统治了。 

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故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 

【译文】

古时之所谓英明君主,并非仅只一人。他们立赏有薄有厚,行禁有轻重,做法不一定相同,但并非故意使之不同,而是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依据人们风气而行动的。人民急躁而行为邪僻,立赏就不可不厚,行禁就不可不重。故圣人设厚赏不能算作过分,行重禁不能算作暴皮。赏薄则人们不以为利,禁轻则恶人无所恐惧。设立人们不以为利的轻赏,想要役使人们做事,则不肯尽力;规定人们不以为惧的轻禁,想要禁止人们作恶,则恶人不会平息。于是,颁布法令,人民也不会听从了。所以,赏不足以令人激励,士民就不会为君主出力;刑不足以使人畏惧,坏人就轻于违法犯禁。人民,畏于刑杀然后才能服从,得到好处然后才能听用,被治理然后才走正路,安居乐业然后才平静无事。如果盗贼不能镇压,邪乱不能禁止,强者劫持弱者,多数欺侮少数,这是天下所最忧虑、百姓所最害怕的。忧患不能除,人民就不得安居;人民不得安居,他们对君主就绝望了。 

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译文】

国家最大的利益莫过于安定,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动乱。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正因为他们能为天下兴利除害。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一定相同,但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人民是贪利而性行急躁的,如果刑罚太轻,罪过不得举发,这就是助长淫乱而有利于邪僻的行为。看起来有爱民之心,实际上正好是伤害人民。这两者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的。 

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译文】

盗贼不能镇压,良民就生活不安;法禁不能建立,恶人就大量出现。所以行事最要紧的是解决当前急务,治国最可贵的是掌握缓急适中。管理过急则人民困迫,困迫则无所适从,无所适从则人民失去生活的保障;管理过缓则人民放纵,放纵则淫邪,淫邪则行私,行私则背公,背公就难以使用了。所以,一个国家政治措施之所以立不住,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这个“适中”。不得适中,措施就很难推行。所以治民的“适中”政策,是不可不认真体察的。所谓圣人,就是懂得治乱规律,深悉人事终始的人。他治理人民,只求有利于人民就完了。所以他确立这个“适中”政策的时候,不迷信古代,也不拘泥于今天,而是随着时势和国人风气的发展而变化的。 

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译文】

    统治人民的方法,莫贵于“胜”。只有保持这种“胜”,君主的一套制度才能确立;君主制度确立了,然后下面才可以服从;下面服从,教化才能够开展而有成效。如果人民不是思想和行动都服从,就不可能用礼义的各种规则来教化他们。这一点是统治人民的君主不可不认真体察的。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白话译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译文】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译文】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译文】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译文】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译文】

    不生产粮食的国家要灭亡,生产粮食而吃光用尽的国家仅能称霸,生产粮食而又能食用不尽的国家才可以成其王业。粮食,能吸引人民;粮食,能招引财富;粮食,也能使领土开拓。粮食一多,则天下的物产都来了。所以,舜第一次率民迁安发展农耕建成“邑”,第二次迁徒建成“都”,第三次迁徒建成“国”。舜没有采用严重的刑罚和禁令,而人民都跟定他了。因为离开他必然受害,跟着他必然有利。先代圣王,正是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人民都归附他。所谓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除害,就是禁害于农业。农业发展则粮食收入增多,粮食收入增多则国富,国富则人民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则虽改变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对他们驱使和调遣,以至于有所杀戮,人民都是不憎恶的。这都是致力于粮食生产的功效。人君不发展农业则粮食必少,粮少则人民贫困,贫困则轻视家园,轻家则容易外逃,人民轻易外逃则君令不能做到“必行”,君令不能行则禁律也不能做到“必止”,禁律不能必止则战争不能做到必胜,防守也不能做到必固了。法令不能必行。禁律不能必止,出战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叫作寄生的君主。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缺少粮食的危害。所以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君的重大任务,是招引民众的途径和治国的道路。

 

《管子·内业第四十九》白话译文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 

【译文】

物的精气,结合起来就有生机。在下就产生地上的五谷,在上就是天体的群星。流动在大地之间的叫作鬼神,藏在人的心里就成为圣人。因此,这种气有时光亮得好象升在天上,有时幽暗得好象藏入深渊,有时柔润得好象浸在海里,有时高峻得好象立在山上。这种气,不可以用强力留住它,却可以用德性来安顿它;不可以用声音去呼唤它,却可以用心意去迎接它。恭敬地守住它而不失掉,这就叫作“成德”。德有成就就会产生出智慧,对万事万物全都能掌握理解了。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于侧,忽忽乎如将不得,渺渺乎如穷无极。此稽不远,日用其德。 

【译文】

心的形体,它本身就能自然充实,自然生成。它之所以有所损伤,必然是由于忧、乐、喜、怒、嗜欲和贪利。能除掉忧、乐、喜、怒、嗜欲和贪利,心又可以回到完满的状态。心的特性,最需要安定和宁静,保持不烦不乱,心的和谐就可以自然形成。这些道理,有时清楚地好象就在身边,有时恍惚地好象寻找不到,又有时好象渺茫地追寻不到尽头,实际上考察它并不很远,因为人们天天都在享用着它的德惠。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与索,眇眇乎其如穷无所。彼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 

【译文】

道,是用来充实心的形体的,但人们往往不能固守。它走开就不再来,来了又不肯安家常住。模糊得没有人听出它的声音,却又高大地显现在人的心里;昏暗得看不到它的形状,却又滋滋润润地与我们共同生长。看不到形体,听不到声音,却是有步骤地使万物成长着,它就是道。凡是道都没有固定的停留场所,碰到善心就藏居下来。心静而气不乱,道就可以留住在这里。道并不在远方,人们就是靠它生长的;道并不离开人们,人们就是靠它得到知识的。所以道是高大的,似乎可以寻找得到;又是细微的,似乎追寻不出它一定的所在。道的本性,讨厌声音语言,只有修心静意,才能得道。道这个东西,是口不能言传,目不能察看,耳朵也听不到的;它是用来修养内心和端正形貌的;人们失掉了它就会死亡,得到了它就能生长;事业失掉了它就将失败,得到了它就能成功。凡是道,没有根也没有茎,没有叶子也没有花朵。但万物由于得到它才产生,由于得到它才成长,所以把它叫作“道”。 

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过知失生。 

【译文】

天在于正,地在于平,人在于安静。春秋冬夏是天的时令,山陵川谷是地的物材,喜怒取予是人的谋虑。所以圣人总是允许时世变化而自己却不变化,听任事物变迁而自己却不转移。能正能静,然后才能够安定。有一个安定的心在里面,那就能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就可以作为“精”的留住场所。所谓“精”,就是气中最精的东西。气,通达开来就产生生命,有生命就有思想,有了思想就有知识,有知识就应及时停止了。凡心的形体,求知过多,则失其生机。 

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化不易气,变不易智,唯执一之君子能为此乎!执一不失,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人,然则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公之谓也。 

【译文】

    一概听任于物而能掌握物的变化叫“神”,一概听任于事而能掌握事的变化叫“智”。物变化而自己的气不变,事变化而自己的智不变,这只有坚持专一的君子才能做到吧!专一而不失,就能够统率万物了。君子使用万物,不受外物支配,就是因为掌握了专一的原则。内里有一个治理好的心,口里说的就会是治理好的话,加于民众的就将是治理好的事,这样,天下也就会治理好了。所谓“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就是这个道理。 

    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义守不忒,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 

【译文】

外形不端正的人,是因为德没有养成;内里不虚静的人,是因为心没有治好。端正外形,修伤内德,如天之仁,如地之义,那就将渐渐到达神明的最高境界,明彻地认识万物。内心守静而不生差错,不让外物扰乱五官,不让五官扰乱内心,这就叫作“中有所得”。 

有神自在身,一往一来,奠之能思。失之必乱,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 

【译文】

本来有“神”存在心内,不过一往一来,难得猜测。但心内失去了神就纷乱,得到了神就安定。严肃地把心里的杂念打扫干净,“精”就会自然到来。纯洁思想记住它,宁息杂念疏理它,抱着严肃而畏敬的态度,“精”就会极为安定。得到“精”而不舍弃,耳目等器官就不会迷惑了。 

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极于地,蟠满九州。何谓解之?在于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 

【译文】

心别无所图,只一个平正的心在里面,对待万物就会有正确标准。道布满在天下,并且普遍地存在人们的身边,人们自己却不能认识。只要有一个字的了解,就能够上通于天,下至于地,而且布满在九州。怎样才能了解呢?在于心能平定。我的心能平定,五官就会平定;我的心能安静,五官就会安静。平定要由心,安静也要由心。 

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后形,形然后言,言然后使,使然后治。不治必乱,乱乃死。 

【译文】

心中包藏着心,心里面又有个心。那个心里面的心。先生意识,再说出话来。有了意识,然后理解具体形象,理解形象。然后有话可说。有了话,然后有着使唤调遣的作用;有了使唤调遣作用,然后可以管理事物。不能管理,就会造成纷乱;纷乱了,就会造成灭亡。 

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乃能穷天地,破四海。中无惑意,外无邪灾,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窖,谓之圣人。 

【译文】

精存在心,人就自然牛长,表现在人体外面就仪态安闲而颜色光鲜,藏在内部则是一个不竭的泉源,浩大而和平,形成气的渊源。渊源没有枯竭,四肢才能坚强;泉源没有淤塞,九窍才能通达。这样就能全面认识天地,普察四海。心中没有迷惑不明的东西,体外就没有邪恶的灾祸。心在内部保持健全,形体在外部保持健全,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这样的人就叫作圣人。 

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干大明。敬慎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敬发其充,是谓内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译文】

人如能达到正和静的境界,形体上就表现为皮肤丰满,耳目聪明,筋骨舒展而强健。他进而能够顶天立地,目视如同清水,观察如同日月。严肃谨慎地保持正静而没有差失,德行将与日俱新,并且遍知天下事物,以至四方极远的地域。这样恭敬地发展其内部的精气,就叫作内心有得。然而有些人不能返回到这样的境界,那是生活上的差失造成的。 

凡道,必周必密,必宽必舒,必坚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泽薄,既知其极,反于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于形容,见于肤色。善气迎人,亲于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戎兵。不言之声,疾于雷鼓;心气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 

【译文】

道,一定是周到而细密、宽大而舒放、坚实而且强固的。能作到守善而不舍,驱逐淫邪,去掉浮薄,充分领会守善的最高准则,就可以返回到道德上来了。健全的心在内部,外面是不能隐蔽的,自然表现在形体容貌上面,也表现在肌肤颜色上面。善气迎人,相亲如同兄弟;恶气迎人,相害如同刀兵。这种不说出来的声音,比打雷击鼓还传得快。这心和气的形体,比太阳和月亮还更光明,体察事情比父母了解子女还更透彻。赏赐不一定能够劝善,刑罚不一定能够惩过。而气的意向对头,天下就可以顺服;心的意向安定,天下就可以听从。 

搏气如神,万物备存。能搏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 

【译文】

能够专心一意在气上,就会象神明一样,可以把万物完全收存在心中。问题是人们能专心么?能一意么?能做到不用占卜而预知凶吉么?能够要止就止么?能够要完就完么?能做到不外求于人而靠自己解决问题么?思考吧!思考吧!再重复思考下去吧!思考不通,鬼神将帮你想通。其实这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精气的最高作用。 

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搏心,耳目不淫,虽远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舍,内困外薄,不早为图,生将巽舍。食莫若无饱,思莫若勿致,节适之齐,彼将自至。 

【译文】

四体都能端正,血气都能平静,一意专心,耳目不受外物的迷惑,这样,对于遥远事物的了解就象对于近旁的事物一样。思索产生智慧,懈怠疏忽产生忧患,残暴骄傲产生怨恨,忧郁产生疾病,疾病因迫乃导致死亡。一个人思虑过度而不休息,就会内生困窘,外受胁迫,如不早想办法,生命就离开他的躯体。吃东西最好不要吃饱,心思最好不要用尽,调节得当,生命自会到来。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见,其征不丑。平正擅匈,论治在心。此以长寿。忿怒之失度,乃为之图。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 

【译文】

人的生命,是由天给他精气,地给他形体,两者相结合而成为人。两者调和则有生命,不和就没有生命。考察“和”的规律,它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看得见的,它表现的征象是不能类比的。但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融化在心里,就是长寿的来源。忿怒过度了,应该设法消除。节制那五种情欲:耳、目、口、鼻、心、除去那两种凶事:喜、怒,不喜不怒,平和中正就可以占据胸怀了。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 

【译文】

人的生命,一定要依靠平和中正。生命有失,一定是因为喜怒忧患。可以说,制止忿怒什么都比不上诗歌,消除忧闷什么都比不上音乐,控制享乐什么都比不上守礼,遵守礼仪什么都比不上保持敬慎,保持敬慎什么都比不上虚静。内心虚静,外表敬慎,就能恢复精气,精气也将大大地得到稳定。 

凡食之道:大充,伤而形不臧;大摄,骨枯而血沍。充摄之间,此谓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饥饱之失度,乃为之图。饱则疾动,饥则广思,老则长虑。饱不疾动,气不通于四末;饥不广思,饱而不废;老不长虑,困乃速竭。大心而敢,宽气而广,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见利不诱,见害不俱,宽舒而仁,独乐其身,是谓云气,意行似天。 

【译文】

关于食的规律:吃得太多,就伤胃而身体不好;吃得太少,就骨枯而血液停滞。吃得多少适中,才可以实现舒和,使精气有所寄托,智慧能够生长。如果是饥饱失度,那就要设法解决。太饱了就要赶快活动,太饿了就要停止思考,老年人就更要珍惜动脑筋思考。吃饱而不赶快活动,血气就不能通达于四肢;饥饿而不停止思考。饱食也不能消除饿意;老人而不珍惜思虑,衰老的躯体就加快死亡。心胸宽广而敞亮,意气宽舒而开阔,形体安定而不游移,能保持心意专一而摆脱各种骚扰,见利不被引诱,见害不生畏惧,心情宽舒而仁慈,自身能独得其乐,这些就叫作“运气”的功夫,而且意念的运行也好象升行在天空一样。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忧则失纪,怒则失端。忧悲喜怒,道乃无处。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推,福将自归。彼道自来,可藉与谋,静则得之,躁则失之。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无败。节欲之道,万物不害。 

【译文】

    人的生命,一定要依靠欢畅。忧愁与恼怒—就会失去生命的正常秩序。心里有忧悲喜怒,“道”就无地可容。有了爱欲的杂念就应当平息它,有了愚乱的思想就应当改正它。不用人为地引来推去,幸福将自然地降临。道是自然到来的,人可以借助道的到来而予以谋虑,虚静就能得到道,急躁就会失掉道。灵气在人的心里,有时来有时消逝,它的小可以说其小无内,它的大可以说其大无外。人所以失掉灵气是由于急躁为害。要是心能够平静,道自然会安定下来。得道的人,邪气能从肌理毛孔中蒸发排泄出去,胸中没有郁积败坏的东西。能实行节欲之道,就可以不受万事万物危害了。

 

《管子·封禅第五十》白话译文  

   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 

【译文】

桓公既成霸业,在葵丘大会诸侯,自己想要举行祭祀天地的封禅大典。管仲说:“古代封泰山祭天,禅梁父山祭地的有七十二家,而我所能记得的不过只有十二家。这就是古代的无怀氏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伏羲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神农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炎帝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黄帝封泰山祭天,禅亭亭祭地;颇项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帝倍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尧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舜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禹封泰山祭天,禅会稽山祭地;汤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周成王封泰山祭天,弹社首山祭地。他们都是承受天命然后才举行封禅大典的。”桓公说:“我北伐山戎,远过孤竹国;西伐大夏,涉渡流沙河,束战马,悬兵车,攀登卑耳山,南伐到了召陵,登熊耳山以望长江汉水。与各诸侯国兵车之会有三次,乘车之会有六次,做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各国诸侯没有敢违抗我的。这同古时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有什么不同呢?”管仲看到不能用道理说服桓公,因而只好举出事实来,说:“古时举行封禅大典的国家,盛在祭器里的是郁山上的黍和北里长的禾;铺在地上作为垫席的是江淮之间特产的三脊茅草。东海送来比目的鱼,西海送来比翼的鸟,然后,不召而自至的东西还有十五种之多。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凤凰麒麟不来,象征祥瑞的嘉谷不生,然而蓬篙蔡莠等杂草却很繁茂,鸱枭之类的凶禽恶鸟却不断来临,还想要举行封禅的大典,岂不是不应该么?”于是,桓公便把封禅的事情作罢。 

《管子·小问第五十一》白话译文  

 

桓公问管子曰:“治而不乱,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对曰:“明分任职,则治而不乱,明而不蔽矣。”公曰:“请问富国奈何?”管子对曰:“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公又问曰:“吾欲行广仁大义,以利天下,奚为而可?”管子对曰:“诛暴禁非,存亡继绝,而赦无罪,则仁广而义大矣。”公曰:“吾闻之也,夫诛暴禁非,而赦无罪者,必有战胜之器、攻取之数,而后能诛暴禁非,而赦无罪。”公曰:“请问战胜之器?”管子对曰:“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数何如?”管子对曰:“毁其备,散其积,夺之食,则无固城矣。”公曰:“然则取之若何?”管子对曰:“假而礼之,厚而无欺,则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对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为数。”公曰:“来工若何?”管子对曰:“三倍,不远千里。”桓公曰:“吾已知战胜之器、攻取之数矣。请问行军袭邑,举错而知先后,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对曰:“用货,察图。”公曰:“野战必胜若何?”管子对曰:“以奇。”公曰:“吾欲遍知天下若何?”管子对曰:“小以吾不识,则天下不足识也。”公曰:“守战,远见,有患。夫民不必死,则不可与出乎守战之难;不必信,则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战,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暗也。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对曰:“明三本。”公曰:“何谓三本?”管子对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质。”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故国父母坟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禄,尊也;妻子,质也。三者备,然后大其威,厉其意,则民必死而不我欺也。”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怎样才能做到治而不乱,明察是非而不受蒙蔽呢?管仲回答说:“分清责任来安排官职,就可以做到治而不乱,明而不蔽了。”桓公说:“请问怎样才能使国家富裕起来?”管仲回答说:“努力耕种土地而合于农时,就一定能使国家富裕了。”桓公又问说:“我要行大仁大义,以利于天下,怎样办才好?”管仲回答说:“惩罚暴国,禁止恶行,使覆亡之国复存,斩绝之嗣得续,并赦免无辜的罪人,那就是大仁大义了。”桓公说:“我听说过,惩罚暴国,禁止恶行,赦免无罪的人,一定要有战胜敌人的武器,攻取敌人的策略,而后才能做到惩暴禁恶,而赦免无罪。请问关于胜敌的武器问题?”管仲说:“选取天下的豪杰,收集天下的精材,招请天下的良工巧匠,就有胜敌的武器了。”桓公说:“攻取敌人的策略如何?”管仲回答说:“摧毁他们的设备,消散他们的积蓄,夺取他们的粮食,就没有什么坚固城池可守的了。”桓公说:“那么如何选取豪杰之士呢?”管仲回答说:“嘉美而敬礼之,优待而不相欺,天下的豪杰之士就来了。”桓公说:“收集天下的精材怎么办?”管仲回答说;“价值五的给六,价值九的给十,不可在价钱上限其定数。”桓公说:“招请良工巧匠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出三倍的工钱,他们就不远千里而来。”桓公说:“我已经听明白关于胜敌的武器和攻取敌人的策略了,请问出兵袭击城邑时,举措预知先后,不失地利,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要花钱收买耳目,要了解放国地图。”桓公说:“怎样才能保持野战必胜呢?”管仲回答说:“运用奇兵。”桓公说:“我想普遍掌握天下的情报,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小的方面如不认真了解,就不能了解天下的情况。”桓公说:“一守,一战,一侦查,这三者都有可忧之处。人民若没有必死的决心,就不能同他们共赴守战的危难,人民若不肯坚守信用,就不能靠他们进行对外侦查。依靠不肯死难的人民而求其能守和能战,依靠不肯守信的人民而求其向外侦查,这是兵家三种愚昧的表现。要使人民有必死精神和坚决守信,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要明确三个根本条件。”桓公说:“什么是三个根本条件?”管仲回答说:“所谓三个根本,一是固,二是尊,三是质。”桓公说:“这怎么讲?”管仲回答说:“故国、父母和祖坟都在这里,是固定他们的条件;田地、房产和爵禄,是尊显他们的条件;妻子儿女,则是人质的条件。有此三者,然后再张大其声威,激励其意志,人民就能有必死精神而不会欺骗我们了。” 

桓公问治民于管子。管子对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为其寡也?”管仲对曰:“夫寡非有国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该焉,何为其寡也?夫牧民不知其疾则民疾,不忧以德则民多怨,惧之以罪则民多诈,止之以力则往者不反,来者鸷距。故圣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管仲对曰:“质信极忠,严以有礼,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请闻其说。”管仲对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怀之;严也者,民畏之;礼也者,民美之。语曰,泽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坚中外正,严也;质信以让,礼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对曰:“(有时先事)有时先政,有时先德(有时先恕)。飘风暴雨不为人害,涸旱不为民患,百川道,年谷熟,籴贷贱,禽兽与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当此时也,民富且骄。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廪,禁薮泽,(此谓)先之以事,随之以刑,敬之以礼乐以振其淫。此谓先之以政。飘风暴雨为民害,涸旱为民患,年谷不熟,岁饥,籴贷贵,民疾疫。当此时也,民贫且罢。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后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罢。此谓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夺民财;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译文】

桓公问管仲如何治理百姓,管仲回答说:“凡治理人民,一必须知其疾苦,二是要厚施德惠,三是不用刑罚恐吓,四是不用强力禁制。注意这四点,就可以治理好了。”桓公说:“我知道这四条很好,但是人民少,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人民少,并不可怕。从前天子立在中央,地方千里,只要具备上述四条,怎么怕人民少呢?治理人民,不知其疾苦则人民憎恨,不厚施德惠则人民多怨,用刑罚恐吓则人民多行欺诈,用强力禁制则是去者不肯再回,来者也裹足不前了。所以,圣王治理人民,不在乎人口的多少。”桓公说:“好,既然如此,又该怎样具体实行呢?”管仲回答说:“诚信而极仁,严肃而有礼,认真注意这四者,就可以实行。”桓公说:“请详细加以说明。”管仲问答说:“守信用,人民就相信;行仁政,人民就怀德;严肃,人民就敬畏;有礼,人民就赞美。常语说,舍掉性命而不肯食言,就是信;非其所欲不强加于人,就是仁;内心坚定而仪表端正,就是严;诚信而谦让,就是礼。”桓公说:“好呵:那么治民应当以何事为先?”管仲问答说;“有时先施以政,有时先施以德。在没有狂风暴雨为害的年景,在没有干旱天灾的时候,百河通畅,年谷丰熟,粮价低,禽兽与人同吃粮食,人们也没有疾病和瘟疫。这时,人民是富有而且骄傲的。治民者应该大量收购丰年的产品,以充实国家仓凛,禁制薮泽的采伐捕获,先抓好政事,随之以刑法,并结合礼乐来劝戒人们以消除淫邪风气。这个就叫作先施以‘政’。如果遇上狂风暴雨为害的年景,同时也存在于旱之灾,年谷不丰熟,荒年粮价高,人民又有了疾病和瘟疫。这时,人民是穷困而且疲惫的。治民者就应该开放仓凛、山林和薮泽,以供应人民财物,不先讲政事,而先讲宽厚,以消除人民的疲困。这个就叫作先施以‘德’。丰年收聚人民的产品,不夺民财;荒年施予人民以财物,又不失有德;富裕了君主而且满足了人民,这是圣王所行的最好的事情。”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对曰:“公当召叔牙而问焉。”鲍叔至,公又问焉。鲍叔对曰:“公当召宾胥无而问焉。”宾胥无趋而进,公又问焉。宾胥无对曰:“古之王者,其君丰,其臣教。今君之臣丰。”公遵遁,缪然远二。三子遂徐行而进。公曰:“昔者大王贤,王季贤,文王贤,武王贤;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辅成王而治天下,仅能制于四海之内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观之,则吾不王必矣。”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成霸业,依靠众大臣之功,已经实现了。现在我又想完成王业,还可以么?”管仲回答说:“您可以召见鲍叔牙来问一问。”鲍叔到,桓公又问了这个问题。鲍叔回答说:“您可以召见宾胥无来问一问。”宾胥无快步而进,桓公又问了这个问题。宾胥无回答说:“古代成就王业的,都是君主的德高,大臣的德比较低,现在是您的大臣德望高。”桓公逡巡后退,肃然离开座位。三人遂慢慢走上前去。恒公说:“从前,周的大王贤明,王季贤明,文王贤明,武王也贤明;武王伐殷取胜,七年而死,周公旦辅成王而治天下,这才仅仅能控制四海之内。现在我的儿子不如我,我又不知诸位。由此看来,我不能成就王业,是注定的了。” 

桓公曰:“我欲胜民,为之奈何?”管仲对曰:“此非人君之言也。胜民为易。夫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胜民,则使有司疏狱,而谒有罪者偿,数省而严诛,若此,则民胜矣。虽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亟及于身,虽能不久,则人待莫之弑也,危哉,君之国岌乎。” 

【译文】

桓公说:“我想制服人民,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这不是人君所当说的话。制服人民是容易的。但制服人民这个办法,不是统治天下的正当办法。您想要制服人民,就使官吏分条写好刑律,再确定揭发有罪者有赏,不断审查而严于诛杀。这样,人民就被制服了。然而制服人民这个办法,终不是统治天下的正当办法。使人民怕您而不亲近您,灾祸很快就会来到自身。虽然人们可能不归咎于您,就是观望不前,不肯出力,也是很危险的。您的国家就将很不安全了。” 

桓公观于厩,问厩吏曰:“厩何事最难?”厩吏未对,管仲对曰:“夷吾尝为圉人矣,傅马栈最难。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无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无所施矣。” 

【译文】

桓公视察马厩,问管马厩的官吏说:“马厩里什么工作最难?”管马厩的官吏未及回答,管仲回答说:“我也曾当过养马的官,最困难的事就是并排立木材构筑马栏。如首先立曲的木材,曲木又要与曲木相配,曲木并排立好,直木就无法使用了。如果先用直木,直木又要与直木相配,直木已并排立好,曲木也就无法挤进去了。” 

桓公谓管仲曰:“吾欲伐大国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对曰:“先爱四封之内,然后可以恶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后可以危邻之敌国。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后有废也;必有利也,然后有害也。” 

【译文】

桓公对管仲说:“我要征伐不服从命令的大国,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先爱国内,然后才可以憎恶国外的不善者;先安定卿大夫之“家”,然后才可以加害相邻的敌国。因此,先代明王一定要先有所立,然后才有所废;一定是先做兴利的事,然后才去做除害的事。” 

桓公践位,令衅社塞祷。祝凫巳疪献胙,祝曰:“除君苛疾与若之多虚而少实。”桓公不说,瞑目而视祝凫巳疪。祝凫巳疪授酒而祭之曰:“又与君之若贤。”桓公怒,将诛之,而未也。以复管仲,管仲于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译文】

桓公登位为君,命令血祭社神进行祈祷。祝史凫已疵献上祭肉之后,祈祷说:“请除掉国君烦苛的毛病和国君多虚少实的作风。”桓公很不高兴,怒目而视祝史凫已庇。祝史凫已庇又再斟酒祭袍说:“还请除掉国君似贤非贤毛病。”桓公发怒,将杀祝史,但却做到了容忍而未杀。把此事告知管仲。管仲于是看到桓公是可以成其霸业的。 

桓公乘马,虎望见之而伏。桓公问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马,虎望见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对曰:“意者君乘駮马而洀桓,迎日而驰乎?”公曰:“然。”管仲对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译文】

桓公骑马,虎看见而躲藏起来,桓公问管仲说:“今我骑马,虎看见都不敢来,是什么原因?”管仲回答说:“您是骑着杂毛色的马在路上盘旋,并且迎着太阳奔跑的吧?”桓公说:“是。”管仲回答说:“这是{马交}兽的形象,{马交}兽是吃虎豹的,所以虎就疑心了。”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于齐。桓公将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对曰:“臣与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颜色不变。臣使官无满其礼,三强其使者,争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译文】

楚国伐莒国,莒国国君使人求救于齐桓公。桓公要去援救,管仲说:“您不要去救他。”桓公说:“为什么?”管仲回答说:“我同莒国的使臣谈话,三次侮辱他的国君,他都不变色。我叫官员把送给他的赠礼扣减三串钱,这使臣便以死相争。有这样使臣的莒国之君,看来是个小人。您不要去救他。”桓公果然没有出救而莒国就灭亡了。 

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隰朋对曰:“夫粟,内甲以处,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译文】

桓公春游,三月天在田野观赏。桓公说:“什么东西可以与君子之德相比呢?”隰朋回答说:“粟粒,身在甲胄之内,中层有圈城维护,外有尖锐的兵刃。它还不敢自恃其强大,谦虚地自称为栗。这也许可以与君子之德相比了吧!”管仲说:“禾苗,开始在年少的时候,柔顺得象个孺子;到它壮年,庄重得象一个士人;到它成熟的时候,和悦地愈来愈俯首向根,多么象个君子。天下有了它就安定,没有它就危险,所以叫作禾。这可以同君子之德相比了。”桓公说:“好。”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闟然止,瞠然视,援弓将射,引而未敢发也,谓左右曰:“见是前人乎?”左右对曰,“不见也。”公曰:“事其不济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见人长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马前疾。事其不济乎?寡人大惑。岂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对曰:“臣闻登山之神有俞儿者,长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而登山神见。且走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从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赞水者曰:“从左方涉,其深及冠;从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济。”桓公立拜管仲于马前曰:“仲父之圣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对曰:“夷吾闻之,圣人先知无形。今已有形,而后知之,臣非圣也,善承教也。” 

【译文】

桓公北伐孤竹国时,在离卑耳溪十里的地方,突然停止前进,惊视前方,挽弓将射,但引而未发。对左右从者说:“见到前面的人了么?”左右回答说:“没有。”桓公说:“事情怕要不成么?我太迷惑不解了。现在我看见一个人,身高一尺而人的品貌齐全:戴冠,右手撩衣,跑在马前很快。事情伯要不成么?我太迷惑不解了。怎么会有象这样子的人呢?”管仲回答说:“我听说登山之神有叫俞儿的,身高一尺而人的品貌齐全。当成就霸王之业的君主兴起时,这种登山之神就出现。他跑在马前很快,表示前有道路;撩衣,表示前面有水;右手撩衣,表示可以从右边渡过。到了卑耳溪,有引人渡水的向导说:“从左边渡河,其深没顶;从右边过河,其深至膝。若从右过,是最好的。”桓公立刻拜管仲于马前说:“不知道仲父有这么高的圣人才智,我实在是久当有罪了。”管仲回答说:“我听说过,圣人是先知事物于无形之前的。现在是事物已经有形,然后我才知道,我还不算圣人,不过是善于接受圣人的教导而已。” 

桓公使管仲求宁戚,宁戚应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虑之。婢子曰:“公何虑?”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贱贱。昔者吴干战,未龀不得人军门。国子擿其齿,遂入,为干国多。百里徯,秦国之饭牛者也,穆公举而相之,遂霸诸侯。由是观之,贱岂可贱,少岂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宁戚,宁戚应我曰:‘浩浩乎。’吾不识。”婢子曰:“诗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鱼,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宁子其欲室乎?” 

【译文】

桓公派管仲征求宁戚意见,宁戚答复说:“浩浩乎。”管仲不明其意,到吃中饭的时候还在思考。婢女说:“您有什么心事?”管仲说:“不是你所能懂得的。”婢女说:“您不要小看少年人,也不要贱视卑贱者,从前吴国同干国打仗,规定没有脱退乳齿的少年不得进军门作战,国子这孩子拔掉他的牙齿,便进入军门,为干国立很多功。百里莫本是秦国养牛的,秦穆公提拔而为宰相,便称霸诸侯。由此观之,贱者岂可贱视。少年岂可小看呢!”管仲说:“好。桓公派我去征求宁戚意见,宁戚答复说:‘浩浩乎’,我不理解。”婢女说:“诗里有这样一首:‘浩浩然的大水,游着育育然的白鱼;没有室家,何处招我安居?’宁戚是想要娶妻成家吧。” 

桓公与管仲阖门而谋伐莒,未发也,而已闻于国矣。桓公怒谓管仲曰:“寡人与仲父阖门而谋伐莒,未发也,而已闻于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执席食以视上者,必彼是邪?”于是乃令之复役,毋复相代。少焉,东郭邮至。桓公令傧者延而上,与之分级而上,问焉,曰:“子言伐莒者乎?”东郭邮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东郭邮对曰:“臣闻之,君子善谋,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东郭邮曰:“夫欣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夫渊然清静者,缞绖之色也;漻然丰满,而手足拇动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视二君之在台上也,口开而不阖,是言莒也;举手而指,势当莒也。且臣观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于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谓乎!子其坐,寡人与子同之。” 

【译文】

桓公与管仲闭门而计划伐莒,还没有行动,就已经传闻于外了。桓公怒对管仲说:“我同仲父闭门而谋伐莒,没有行动,就已经传闻于外,是什么原因呢?”管仲说:“国中必有圣人。”桓公说:“是的。服役人员有一个执席而食并同时往上看的,一定是他了吧?”于是便让他继续服役。不得轮换。不久,那个东郭邮来了。桓公让礼宾的官吏请他上来,同他分级而立,询问他说: “你是说出伐莒的人么?”东郭邮说:“是!是我。”桓公说:“我未曾说出伐莒而你说伐莒,是什么原因?”东郭邮回答说:“我听说过,君子善于谋划,而小人善于推测,这是我推测出来的。”桓公说:“您是怎样推测的?”东郭邮说:“欣然喜乐。是鸣钟击鼓奏乐的颜色;深沉清静。是居丧带孝的颜色;形貌清澈丰满而手足拇指都有动作。是发动战争的颜色。那天,我看你们两位在台上的情况:口开而不合,是说的“莒”字;举手指划,方向对着莒国。而且我观察小国诸侯不肯服从的,唯有莒国。由此我所以说是伐莒。”桓公说:“好呵!从细微动作里判断大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您请坐下来,让我来同您共同谋事。” 

客或欲见齐桓公,请仕上官,授禄千钟。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闻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对曰:“臣闻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译文】

有一个人要求见齐桓公.请求给他大官,授禄千钟。桓公告诉管仲。管仲说:“可以给他。”这人听到之后说:“我不干了。”桓公说:“为什么?”回答说:“我听说依靠他人意见用人,不用的时候,也还是听信他人。所以,我不想干了。”

 

《管子·七臣七主第五十二》白话译文  

 

   或以平虚请论七主之过,得六过一是,以还自镜,以知得失。以绳七臣,得六过一是。呼呜美哉,成事疾。 

【译文】

有的国君以平心静气的态度来评论七类君主的为君之道。归纳为“六过一是”,以作为自我鉴戒,总结得失。又依此衡量七种类型的大臣,也有“六过一是”。这种做法真好呵,可说是—件盛事了。 

申主:任势守数以为常,周听近远以续明。皆要审则法令固,赏罚必则下服度。不备待而得和,则民反素也。故主虞而安,吏肃而严,民朴而亲,官无邪吏,朝无奸臣,下无侵争,世无刑民。 

【译文】

申主:顺应大势遵循事理以建立常规常法,普遍了解远近情况以加深明察国事。国计收支明审。法令也随着稳定。赏罚坚决,臣民便遵守法度。不采用戒备手段而以德亲和百姓,人民也就朴实了。这样.君主欢娱而安定。官吏敬肃而严谨,人民敦厚亲睦,百官没有邪吏。朝廷没有奸臣。民间无侵夺之事。社会上也没有受刑的罪人。 

惠主:丰赏厚赐以竭藏,赦奸纵过以伤法。藏竭则主权衰,法伤则奸门闿。故曰:泰则反败矣。 

【译文】

惠主:赏赐过多以致使国库枯竭,赦奸纵过以致损害国法。国库枯竭则君权衰弱。损害国法则奸门大开。所以说:“凡事做过头了反而归于失败。” 

侵主:好恶反法以自伤,喜决难知以塞明。从狙而好小察,事无常而法令申曳。不伍,则国失势。 

【译文】

侵主:专好行恶违法以至于自食其果,妄决难知之事以至于闭目塞听。好从事对人窥伺而暗地观察,行事没有常规而法令疲咨无效。如不觉悟,则国家权势皆失。 

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声,四邻不计,司声不听,则臣下恣行而国权大倾。不,则所恶及身。 

【译文】

荒主:眼迷恋五色,耳不离五声,不考虑四大辅臣的意见,不听取谏官的诤言,臣下也就恣意妄行而国权旁落。如不觉悟,其恶果及于自身。 

劳主:不明分职,上下相干,臣主同则。刑振以丰,丰振以刻。去之而乱,临之而殆,则后世何得? 

【译文】

劳主:职务分工不明,君臣互相干扰,国君与官吏甚至按一样的职务规则行事。用严刑罚的办法加重赋敛,加重了赋敛又更使刑罚严刻起来。改变现状则将陷于混乱,维持统治也将陷于衰败,后代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振主:喜怒无度,严诛无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错,则人反其故。不,则法数日衰而国失固。 

【译文】

振主:喜怒无常,严行诛罚而不讲宽赦,臣下震恐,不知所措,人们就只好回到巧谋虚伪的状态。如不觉悟。法令政策就将日益无力而国家不稳。 

芒主:不通人情以质疑,故臣下无信。尽自治其事则事多,多则昏,昏则缓急俱植。不悟,则见所不善,余力自失而罚。 

【译文】

亡主:不近人情地怀疑臣下,所以对臣下不敢信任。事事部自己处理则事务繁多。事多则昏愦,昏愦则无论事之缓急都置而不行了。如不觉悟,则余力将全部消耗,见到不善之事,只有滥施刑罚而已。

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死与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恶也,然而为之者何也?从主之所欲也。而况愉乐音声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缁,工技力于无用,而欲土地之毛,仓库满实,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则人不足,人不足则逆气生,逆气生则令不行。然强敌发而起,虽善者不能存。何以效其然也?曰:昔者桀纣是也。诛贤忠,近谗贼之士而贵妇人,好杀而不勇,好富而忘贫。驰猎无穷,鼓乐无厌,瑶台玉餔不足处,驰车千驷不足乘,材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百姓罢乏,君子无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为周氏之禽。此营于物而失其情者也,愉于淫乐而忘后患者也。故设用无度国家踣,举事不时,必受其灾。夫仓库非虚空也,商宦非虚坏也,法令非虚乱也,国家非虚亡也。彼时有春秋,岁有败凶,政有急缓。政有急缓故物有轻重,岁有败凶故民有义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不调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贫富之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亡国踣家者,非无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岁雷旱,非无雨露也,其燥湿非其时也。乱世烦政,非无法令也,其所诛赏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无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术也。故明主有六务四禁。六务者何也?一曰节用,二曰贤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诛,五曰天时,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谷。故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漂屋折树,火暴焚地燋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荣;蛰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苴多螣蟆,山多虫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国贫法乱,逆气下生。故曰:台榭相望者,亡国之庑也;驰车充国者,追寇之马也;羽剑珠饰者,斩生之斧也;文采纂组者,燔功之窑也。明王知其然,故远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则人主道备矣。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故人主失守则危,臣吏失守则乱。罪决于吏则治,权断于主则威,民信其法则亲。是故明王审法慎权,下上有分。夫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夫上好本则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则毁誉之士在侧;上多喜善赏,不随其功,则士不为用;数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则奸不为止。明王知其然,故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则往,召则来,如坠重于高,如渎水于地。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故有百姓无怨于上亦。 

【译文】

就个人说,治乱决定于心;就一国来说,存亡决定于君主。天下得失,都是从君主起的。君主重农业,人民就开垦荒地;君主好财货,人们多去做买卖;君主好宫室,工匠就追求巧妙;君主好装饰,女事就讲求靡丽;楚王爱细腰美人,美。人就减食;吴王好击剑比武、国士就轻死。死命和不吃饭,是天下人所共同厌恶的,为什么人们愿意这样干呢?是因为服从君主的爱好。又何况其他音乐娱乐的风气呢?男不耕田,女不织布,工匠技术致力于无用之处,想要土地生长禾苗,仓库堆满粮食,是根本办不到的。土地无禾苗则人民穷困,人民穷困则有反抗情绪,有反抗情绪法令就行不通了。一旦强敌动兵起事,虽有能干的人也难得保全。如何证明这种历史的必然结局呢?回答说:从前的约王就是如此。他诛杀忠良,近谗奸而宠女人,好杀而不求真勇,好富而不恤穷人,他无休止地游猎与鼓奏音乐,豪华的楼台庭院不够他住,上千辆游车不够他坐,女乐有三千人。钟石丝竹之声不绝。他那里百姓疲敝,官员不理政事,最终无人拥护,人人都有反心。遇到周武王便成为周朝的俘虏。这是迷惑于物质享受而失去人情,苟图淫乐而忘后患的结果。所以,耗费无度国家必然覆亡,举事不合时宜,必然受害。国家仓库并不是无缘无故用空的,商贾官宦并不是无缘无故败坏的,法度政令并不是无缘无故混乱的,国家也不是无缘无故覆亡的。那是因为时节有春秋,年景有丰歉,政令也有急有缓。政令有缓急所以物价有高低,年景有丰歉所以人们有余或不足,时节有春秋所以谷价有贵贱。而国家不注意调剂贵贱的过分现象,游商就可以得到十、百倍的高利。百姓的无法务农,贫富的相差悬殊,都是由此而来的。城郭的不能固守。战士的不肯听命,也是由此开始的。大凡亡国败家的,并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对农业并无功效。大凡凶年的水旱天灾,并不是没有雨露,而是干旱与降雨不合时节。乱世的烦苛政治。并不是没有法令,而是赏功与罚罪不当其人。暴主与昏君。并不是没有心腹之臣,而是他对人的取舍,不合其道。所以,明君有“六务”和“四务”。什么是六务呢?—曰节约用财,二曰任用贤佐,三曰重视法度,四曰刑罚坚决,五曰注重天时,六曰注重地利。什么是四禁呢?春天不要杀伐,不开掘大丘陵,不焚烧大沼泽,不伐大树,不开大山,不放大火,不杀大臣。不征收谷赋。夏天不要拦塞河水入大川,不填塞大山谷。不大兴土木,不射鸟兽。秋天不要赦过、免罪和缓刑。冬天不要封官赐禄,伤害五谷的埋藏。所以春天不行禁政,各种生物就不能生长;夏天不行禁政,五谷就不能成熟;秋天不行禁政,奸邪就不能被制止;冬天不行禁政,地气就不能保藏。四者都违反了,那就阴阳不和,风雨不顺,大水淹没州邑,大风飘屋折树,大火焚地焦草;天上冬天打雷,地上冬天震动,草木夏枯而秋茂;蜇虫不藏在土里,应当死亡的活起来,应当蛰伏的鸣叫起来;草泽多有蛇和蛤蟆,山林多有虫子和蚊子;六畜不繁育,人民多天死,国贫法乱,一派反抗之气从下而起。所以说;楼台亭榭相望,等于是亡国的廊房;驰马游车充斥,等于是引寇的车马;用宝珠装饰的箭和剑,等于是杀身的兵刃;华丽衣饰与彩色绦带,等于是焚烧功业的灶窑。明君懂得这些道理,所以远远离开它们而不愿接近。能够舍此取彼,人君之道就完备了。所谓法,是用来提倡立功威慑行暴的;律,是用来明定本分制止争端的;令,是用来命令人们管理事务的。法律政令,是治理人们的规矩绳墨。矩不正,不能求方;绳不伸,不能求直。法令是君臣共同建立的,权势才是君主独揽的。君主失其所守则国家危险,官吏失其所守则国家混乱。刑罚由官吏裁决则国家得治,权势由君主控制则国家威严,法令得人民拥护则人民对国家亲近。因此。明君总是明于法,慎于权,使上下各有其本分。大凡私弊的兴起,一定从君主开始。君主好道德,品德端正的人就在眼前;君主好私利,诽谤吹捧的人就在左右;君主多宠爱而多行赏,但不看功绩,士人就不肯效力;君主多用苛重刑法,但不审核罪行,恶人就不能制止。明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颁布坚定不移的政令,确立坚决镇压的刑罚。因此,人们知道哪些是一定要做的,哪些是一定要避免去做的,推之则去,招之则来,就象在高处下投重物,又象在地上开渠引水一样。所以法令不烦琐,官吏不劳顿,人民没有违犯禁令的,故旧和百姓也都不会抱怨君主了。 

法臣:法断名决,无诽誉。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呜呼美哉,名断言泽。 

【译文】

法臣:依法度断事,按刑名判案,没有诽谤和夸誉。所以君主守法则君位安定,大臣守法则贿赂停止而人民不搞奸邪之事。这样做是太好了!按刑名断案,讼狱也自会消释。 

饰臣:克亲贵以为名,恬爵禄以为高。好名则无实,为高则不御。《故记》曰:“无实则无势,失辔则马焉制?” 

【译文】

饰臣:利用克制亲贵来猎取虚名,摆出漠视爵禄的姿态来显示清高。好名则无实,显示清高则不服驾御。正如《故记》上所说:“大臣好名无实,君主就丧失威势;大臣不服从驾御,有如马失辔头,那还怎么控制呢?” 

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佼反而行私请。故私道行则法度侵,刑法繁则奸不禁。主严诛则失民心。 

【译文】

侵臣:从事暗地窥察来毁坏国家法令,好结交朋友来发展私人情谊。所以私道通行法度受到侵害,刑律再繁坏人也不得制止。君主由此而严行诛杀则失去民心。 

乱臣:多造钟鼓、众饰妇女以惽上。故上惽则隟不计,而司声直禄。是以谄臣贵而法臣贱,此之谓微孤。 

【译文】

谄臣:多造钟鼓并多饰美女来迷惑君主。所以君主受迷惑而不肯听信四大辅臣,谏官也空拿俸禄不肯说话。于是谄臣得志而法臣不受重视,这就是把君主暗中孤立起来了。 

愚臣:深罪厚罚以为行,重赋敛、多兑道以为上,使身见憎而主受其谤。《故记》称之曰:“愚忠谗贼”,此之谓也。 

【译文】

愚臣:自以为对百姓重罪厚罚是有成绩的,自以为加重赋税多多聚财都是为了君主,结果是自身见恶于人而君主也受人诽谤。《故记》上说:“愚忠实际上等于谗贼”,就是这个意思。 

奸臣:痛言人情以惊主,开罪党以为雠除。雠则罪不辜,罪不辜则与雠居。故善言可恶以自信,而主失亲。 

【译文】

奸臣:痛切陈述人情来打动君主,妄开罪党之狱来为同党开路。为同党开路就加罪于好人,加罪于好人又可保证与同党安然相处。所以,这种人善于对君主言人之恶来发展自身,从而使君主失掉亲近的臣民。 

乱臣:自为辞功禄,明为下请厚赏。居为非母,动为善栋。以非买名,以是伤上,而众人不知。之谓微攻。 

【译文】

    乱臣:自己虚伪地推辞功禄,却公开为下面请求厚赏。私下是诽议朝政的祸首,表面上是歌功颂德的干将。用诽议猎取声名,用附和错误伤害君主,而众人不能察觉。此之谓暗地里对君主进攻。

 

《管子·禁藏第五十三》白话译文  

 

  禁藏于胸胁之内,而祸避于万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滥,非爱冰也;夏日之不炀,非爱火也,为不适于身便于体也。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故先慎于己而后彼,官亦慎内而后外,民亦务本而去末。 

【译文】

把“禁”字深记在心,可以避祸于万里之外。能做到以“禁”防“祸”,只有能以自身苦乐理解别人的苦乐才行。冬天不洗冰水,并不是吝惜冰;夏天不烤火,也不是舍不得火。而是因为这样做对身体不适宜。明主不建造华丽的宫殿,不是因为他喜欢简陋的房屋;不听钟鼓之音,也不是因为他讨厌音乐。而是因为这样做会伤害农业生产,妨碍教化推行。所以,君主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要求别人;官吏也才能首先管好内部,然后管好外部;百姓也才能专心于农业生产而放弃不正当的工商业。 

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赏之于其所善,罚之于其所恶,信之于其所余财,功之于其所无诛。于下无诛者,必诛者也;有诛者,不必诛者也。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无刑至有刑者,其刑烦而奸多。夫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万物尽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诛而不赦,必赏而不迁者,非喜予而乐其杀也,所以为人致利除害也。于以养老长弱,完活万民,莫明焉。 

【译文】

要使百姓住在他们乐于居住的地方,使他们从事有利于自身的工作,奖励他们所赞成的事情,惩罚他们所厌恶的行为,保证百姓的余财不被剥夺,并致力于百姓不受刑罚。使百姓不受刑罚,是坚持有罪必罚的结果;百姓有受刑现象,才是没有坚持有罪必罚造成的。从有刑到无刑,能做到法律简易而人民得到保全;从无刑到有刑,法律就将烦琐而恶人反会增多。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万事都是如此。明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该罚的绝不赦免,该赏的绝不拖延,这不是因为君主喜欢赏赐和乐于杀人,而是要为百姓兴利除害的缘故。对于养老扶幼,保全万民来说,没有比这更可贵的了。 

夫不法法则治。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故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吏不敢以长官威严危其命,民不以珠玉重宝犯其禁。故主上视法严于亲戚,吏之举令敬于师长,民之承教重于神宝。故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钧,位虽高为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虽厚不誉者多;举事而不时,力虽尽其功不成;刑赏不当,断斩虽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虽重下无怨气;私之所加,赏虽多士不为欢。行法不道,众民不能顺;举错不当,众民不能成;不攻不备,当今为愚人。 

【译文】

不废法才能管好国家。法,是天下的仪表,是用来解除疑难而判明是非的,是与百姓生命攸关的。所以明君对于法非常慎重,绝不为亲故权贵而改变法律,他的官吏也就不敢利用长官权威破坏法令,百姓也就不敢利用珠宝贿赂触犯禁律。这样。君主把法律看得比亲贵还尊严,官吏就把行令看得比敬师还严肃,百姓也就把接受政教看得比祭祀祖先还要神圣。这样,法虽然建立起来,实际上并不需要动用;刑罚虽然确立,实际上并不需要执行。如果赏功制度不公平,赏给的官位再高,肯效力的人也会很少;赦罪尺度不一致,施予的恩德再大,不赞成的人也会很多;举事不合时令,即使把力量用尽,效果也不会好;判刑不合法度,即使人再多,暴乱也制止不住。按公法行事,刑罚重,下边的人也没有怨气;按私意行事,赏赐多,战士也不会受到鼓励。执行法令不合理,民众就不会顺从;措施不得当,民众就不能成事。不研习法度,不完善法度,就应当叫作愚人。 

故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通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矣;能移无益之事、无补之费,通币行礼,而党必多、交必亲矣。夫众人者,多营于物,而苦其力、劳其心,故困而不赡,大者以失其国,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行有进退,而力不能两也。故立身于中,养有节;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故意定而不营气情。气情不营则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是故君于上观绝理者以自恐也,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故曰:誉不虚出,而患不独生,福不择家,祸不索人,此之谓也。能以所闻瞻察,则事必明矣。 

【译文】

因此,圣明君主的行事,能够俭治宫室,撙节车驾来充实国家贮备,则国必富而位必尊;能够撙节衣服、抛弃玩好之物来加强农业生产,则财用必足而地位必然巩固;能够摆脱无益的活动、无益的开支,来进行通币行礼的外交活动,则盟国必多而关系必然亲睦。至于一般的君主,多半迷恋于物质享受,并为此费力操心,所以弄得困顿不堪而国用不足,大者可致亡国,小者也危害自身。人的常情是:满足了要求就高兴,碰上厌恶之事就忧愁,这是不论地位高低的人都如此的。对接近的东西不能不追求,对远离的东西不能不遗忘,人情也莫不如此。然而每个人的好恶不同,各行所好,结局的安危则不一样,这里就区别出贤、不肖来了。物产有多有少,而人的要求却不能和它吻合;事情有成有败,而人的意愿却不能和它一致;行动有进有退,而人的力量却不能和它适应。所以为人行事要保持适中,生活享受要有节制:宫室足以避燥湿,饮食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御寒热,礼仪足以别贵贱,游乐足以发欢情,棺椁足以硷朽骨,葬服足以裹尸体,坟墓足以作标记就行了。不要搞没有意义的工作,不要做无益的事情,这样就意气安定,思想感情不受迷惑。思想感情不受迷惑则耳目聪明、衣食丰足;耳聪目明、衣食丰足,就不会彼此争夺,不会互相怨怒,上下可以相亲,用不着动用武力了。所以,克制自身,遵行仪法,再加上节约谨慎,即使不会得福,也不至于灾祸临头。骄傲奢侈,背离法度,违反常理,即使没有祸害,幸福也不会来临。因此。君子一方面要从违背常理的人身上记取教训,警惕自己;另一方面又要从努力不足的人身上取得借鉴,而自行反省。所以说,荣誉不凭空出现,忧患不无故发生,幸福不挑选人家,灾祸不自动找到人的头上,就是这个意思。能用自己的亲身见闻探察反省,事情就清楚了。

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译文】

一切治乱的根源,都从上面开始。所以,善治国者要用“害”来约束人们,用“利”来引导人们,能掌握人们利害者,则财富增加而过错减少。凡人之常情,见利没有不追求的,见害没有不想躲避的。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渔人下海,海深万仍,在那里逆流冒险,航行百里,昼夜都不出来,是因为利在水中。所以,利之所在,即使干仍的高山,人们也要上;即使深渊之下,人们也愿意进去。所以,善治国考,掌握住利源之所在,人民就自然羡慕而甘心接受;无需推动,他们也会前进;无需引导,他们也会跟来;不烦民又不扰民,而人民自富。这就象鸟孵卵一样,不见其形,不闻其声,小鸟就破巢而出了。 

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法令为维纲,吏为网罟,什伍以为行列,赏诛为文武。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铫耨以当剑戟,被蓑以当铠鑐,菹笠以当盾橹。故耕器具则战器备,衣事习则功战巧矣。当春三月,萩室熯造,钻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举春祭,塞久祷,以鱼为牲,以糵为酒,相召,所以属亲戚也。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发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夏赏五德,满爵禄,迁官位,礼孝弟,复贤力,所以劝功也。秋行五刑,诛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盗贼。冬收五藏,最万物,所以内作民也。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 

【译文】

治国的根本,掌握天时叫作“经”,收得民心叫作“纪”,法令好比网罟的大纲,官吏好比网和罟,居民的什伍编制好比军队的行列,赏罚好比进退的金鼓。。应当整治农具以当武器,利用耕作以当攻战,锄好比剑戟,披蓑好比铠甲,斗笠好比盾牌。所以农具完备则如武器完备,农事熟习攻战也精巧了。在春季三月时节,要点燃灶火熏烤房间,更换钻隧取火的木料,淘井换水,为的是消除其中毒气。举行春祭,祈祷不生疾病,用鱼做成供品,用曲做成米酒,互相宴请,为的是密切亲戚关系。不屠杀禽兽,不打剥禽卵,不砍伐树木,不采摘花朵,不损伤竹笋之芽,为的是保养万物生长。帮助鳏寡,赈济孤独,贷放种籽给无种籽的农户,救助无力纳税的人家,为的是劝勉贫弱人民。颁发各种政令,赦免罪轻的人,放出拘押的人,调解纠纷,为的是及时完成农事致力于粮食生产。在夏季时节,奖赏各种有德的行为,加爵禄,提官职,礼敬孝悌卓著的人,为艰苦劳动者免除谣役,为的是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在秋天,行使各种刑罚,处杀罪大恶极的人,为的是禁淫邪而止盗贼。在冬天,做好五谷收藏,收聚各类产品,为的是收纳农民贡税。一年四季的事情安排齐备,人民的劳动就能有百倍的功效。这样,春天仁慈,夏天忠厚,秋天严峻,冬天收闭,顺天时,管地宜,再合乎人和,就可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草木繁茂,六畜兴旺,国富兵强,人民富裕而法令通行,国内没有烦民扰民的政治,外部也没有强敌的祸患了。 

夫动静顺然后和也,不夫其时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故国不虚富,民不虚治。不治而昌,不乱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尝有也。故国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乱,民多私利者其国贫。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赏罚莫若必成,使民信之。 

【译文】

举措得宜国事才能协调,不误农时国家才能富裕,不失法度国家才能治好。所以国家没有无缘无故富起来的,人民没有无缘无故治理好的。没有治理而国家昌盛,没有动乱而国家灭亡的事情,自古及今是不存在的。所以,国家勇于私斗的人多,其兵力削弱;官吏表现个人智慧的人多,其法度混乱;人民图谋私利的人多,国家陷于贫穷。因此。施德必须博厚,使人民能够以死报效;赏罚必须情实坚决,使人民能够坚信不疑。 

夫菩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往于民,民心可系于主。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食。夫叙钧者,所以多寡也;权衡者,所以视重轻也;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 

【译文】

善于统治人民的君主,不是依靠内城外郭。而是依靠什、伍的居民组织来管理。使伍中没有非本伍的人,人们没有不住在本里的。里内没有非本里的人家。这样,逃亡者无处隐藏,迁徒者无处容身,不用强求人们就受到约束,不用召唤人们也会前来。这样,人民无逃亡之意,官吏无戒备追捕之忧。这样,君主政令可以贯彻于民间,民心也可以和君主联系起来了。用法制管理人民,应当象制陶了解粘土的特性,冶金了解金属的特点一样。只要判明利害的所在,人民去就的方向,就象火的避湿就干,水的避高就低一样明白了。人民赖以生活的,不外衣食;食物赖以生产的,不外水土。所以使人民富裕是有要领的,满足民食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一个人有三十亩地就可以生活一年。按好坏年景平均计算,亩产一石,则每人有三十石。瓜果蔬菜相当十石粮食,糠{麦夫}瘪谷与畜产相当十石粮食,则每人共五十石,而布帛麻丝和其他副业杂项收入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样,国家有积蓄,人民也有余粮。就像 和钩用来算定多少、权和衡用来计量轻重一样,户籍和田册正是用来了解贫富差别的。所以,善治国者,一定要先知道地的情况,然后再知道人的情况。土地够用,人民生活就可以富起来。 

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谋有功者五,一曰视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内必衰也。臣不用,其国可危。二曰视其阴所憎,厚其货赂,得情可深,身内情外,其国可知。三曰听其淫乐,以广其心,遗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内;遗以谄臣文马,以蔽其外。外内蔽塞,可以成败。四曰必深亲之,如典之同生。阴内辩士,使图其计;内勇士,使高其气。内人他国,使倍其约,绝其使,拂其意,是必士斗。两国相敌,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谋,谨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内不信,使有离意。离气不能令,必内自贼。忠臣已死,故政可夺。此五者,谋功之道也。 

【译文】

    凡是据有天下的,靠人心取天下者成帝业,靠事业取天下者成王业。靠征战取天下者成霸业。至于谋攻敌国的手段则有五条。第一,查明敌国君主的爱臣。设法削减他的权力。他若怀有二心,对君主的亲近程度必然衰退。大臣不为君主效力,其国家就宝宝可危。第二,查明敌国君主暗个憎恶的大臣,设法加强贿赂。这可以深刻了解敌情。有人身居国内。情通国外,其国家实况就能掌握。第三,了解放国君主淫乐,就设法消磨他的意志。送给他乐队美人,在内蒙蔽他;送给的诌媚的侍臣和美丽的乘马,在外蒙蔽他。内外蒙蔽,可以促成其国败。第四,尽量同敌国表示亲密。形同兄弟。暗中派智辩之士帮助他图谋别国,派勇力之士投奔他使之骄傲。又派人到别国去,唆使别国同他背约、断交、反目,由此战争必起。两国相敌,就必能利用其失败的局面。第五,深入了解敌国君主的谋划。敬事其忠臣,挑拨其属下,使他们内部互不信任。离心离德。离不能合,一定自相残杀。忠臣死掉。就可以夺取他的政权。这五者便是谋攻敌国的办法。

 

 

《管子·入国第五十四》白话译文  

 

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译文】

入国才四十天,就五次督行九种惠民的政教。第一叫作老老。第二叫作慈幼,第三叫作恤弧,第四叫作养疾,第五叫作合独,第六叫作问病,第七叫作通穷,第八叫赈困,第九叫作接绝。 

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 

【译文】

所谓老老,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老”的官,规定年在七十以上的老人,一子免除征役,每年三个月有官家所送的馈肉;八十以上的,二子免除征役,每月有馈肉;九十以上的,全家免役,每天有酒、肉的供应。这些人死了,君主供给棺停。还要劝勉他们的子弟:细做饮食,询问老人要求,了解老人的嗜好。这些就叫作“老老”。 

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 

【译文】

   所谓慈幼,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幼”的官,凡士民有幼弱子女,无力供养成为拖累的,规定养三个幼儿即可免除“妇征”,养四个全家免除“妇征”。养五个还配备保姆。官家发给两人份额的粮食。直到幼儿能生活自理为止。这就叫作“慈幼”。 

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膌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 

【译文】

所谓恤孤。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孤”的官,规定士民死后。子女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己生活的,就归同乡、熟人或故旧抚养。代养一个孤儿的,一子免除征役;代养两个,两子免除;三个,全家免除。“掌孤”的官要经常了解情况,一定要了解孤儿的饮食饥寒和身体瘦弱情况而进行救助。这就叫作“恤孤”。 

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辟、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 

【译文】

所谓养疾,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养疾”的官,聋、盲、喑、哑、瘸腿、半身不遂、两手相拱而不能伸开的人们,不能生活自理的,官家就养在“疾馆”而供给饮食。直到身死为止。这就叫作“养疾。” 

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 

【译文】

所谓合独,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媒”的官,丈夫没有妻室叫作鳏,妇人没有丈夫叫作寡,取鳏寡而加以配合。予田宅而使之安家,三年后给国家提供职役。这就叫作合独。 

所谓问疾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 

【译文】

所谓问病,就是在城市、国都要设有“掌病”的官,士民有病的,“掌病”以君主旨意慰问:九十岁以上的,每天一问;八十以上的,两天一问;七十以上,三天一问;一般病人,五天一问。病重者,向上报告,君主亲身慰问。“掌病”的官要巡行国内,以慰问病人为专职。这就叫作“问病”。 

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通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之谓通穷。 

【译文】

所谓通穷,就是在城市、国都要设有“通穷”的官,若有贫穷夫妇没有居处。贫穷宾客没有粮食,其所在乡里及时报告的,给予赏赐;不报告的,给予惩罚。这就叫作“通穷”。 

《管子·九守第五十五》白话译文  

 

  主位 

安徐而静,柔节先定,虚心平意以待须。 

【译文】

    安定沉着而保持静默,和柔克制而率先保持镇定,虚心平意地准备着和等待着。 

主明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塞矣。 

【译文】

    目贵在明,耳贵在聪,心贵在智。利用天下人的眼睛看,没有看不到的事物;利用天下人的耳朵听,没有听不到的消息;利用天下人的心思考虑,就没有理解不了的问题。集中大家的力量共同行事,聪明就不会被蒙蔽了。 

主听 

听之术,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许。许之则失守,距之则闭塞。高山,仰之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也。 

【译文】

    听取情况的方法是:不要一下子就拒绝,也不要一下子就肯定。肯定则可能失误,拒绝则可能闭塞。要象高山一样,仰视看不到顶;象深渊一样,计量摸不到底。象神明的德性一样,端正、冷静到极点。 

主赏 

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则其所不见,莫不暗化矣。诚,畅乎天地,通于神明,见奸伪也? 

【译文】

    行赏贵在信实。处刑贵在坚决。刑赏信实坚决,对于亲身耳闻目见的人兑现了,那么,没有亲身见到的,也无不潜移默化了。“信实”这一点,有着畅行天地、通于神明的力量,何况对于奸邪的人们呢? 

主问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后,荧惑其处安在? 

【译文】

    一是天上的,二是地上的,三是人间的。四方上下,左有前后。不清楚之处都在哪里呢? 

主因 

心不为九窍,九窍治;君不为五官,五官治。为善者,君予之赏;为非者,君予之罚。君因其所以来,因而予之,则不劳矣。圣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修理,故能长久。 

【译文】

    心不包办九窍的事,九窍会治理得好;君主不包办大臣的事,大臣会治理得好。做好了的,君主给予赏赐;犯错误的,君主给予刑罚。君主只需利用人们提供的成果,因而给予赏罚就不至政务烦劳了。圣人就是能做到“因势利导”,所以就能管理。因势利导能够合理,所以国运长久。 

主周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则群臣下乱。寂乎其无端也。外内不通,安知所怨?关闬不开,善否无原。 

【译文】

人君不可不注意保密,不保密则群臣在下面会发生混乱。静默地不露出任何倾向,使内外不串通消息,人们怎么能产生不满呢?传话的门户不开,好坏的传闻也就没有发源地了。     

主参 

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曰动奸。奸动则变更矣。 

【译文】

    第一是看得远,第二是听得远,第三是做到明察。明察到了解千里之外和隐微之中的情况,便可以洞察奸恶。奸恶被洞察,变乱就被阻止了。 

督名 

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 

【译文】

    依照名称考察实际,根据实际确定名称。名、实互相促进,反过来又互为说明。名实相当则治,不相当则乱。名产生于实,实产生于德,德产生于理,理产生于智,智则产生于“当”。

 

 

《管子·桓公问第五十六》白话译文  

 

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曰: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于啧室之议。有司执事者咸以厥事奉职,而不忘为。此啧室之事也,请以东郭牙为之。此人能以正事争于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亡,能办到么?”回答说:“不急于创始,不急于作新,等到条件成熟再随之行事。不可以个人好恶损害公正原则。要调查了解人民之所恶,以便自身为戒。黄帝建立明台的咨议制度,就是为了从上面搜集贤士的意见;尧实行衢室的询问制度,也是为了从下面听取人们的呼声;舜有号召进谏的旌旗,君主就不受蒙蔽;禹把谏鼓立在朝堂上,可以准备人们上告;汤有总街的厅堂,可以搜集人们的非议;周武王有灵台的报告制度,贤者都得以进用。这就是古代圣帝明王能够常有天下而不失、常得天下而不亡的原因。”桓公说;“我也想效法他们实行这项制度,应当叫什么名字呢?”回答说:“名称可叫作‘喷室的咨议制度’。就是说:国家法度要简而易行,刑罚要审慎而无人犯罪,政事要简而易从,征税要少而容易交足。老百姓有在这些方面提出君主过失的,就称之为‘正士’,其意见都纳入‘喷室’的咨议制度来处理。负责办事的人员,都要把受理此事作为本职工作,而不许有所遗忘。这项‘喷室’的大事,请派东郭牙主管。此人是能够为正事在君主面前力争的。”桓公说:“好”。 

 

《管子·度地第五十七》白话译文  

 

   昔者,桓公问管仲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对曰:“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乃别制断之,州者谓之术,不满术者谓之里。故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不如霸国者,国也。以奉天子,天子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树以荆棘,上相穑著者,所以为固也。岁修增而毋已,时修增而毋已,福及孙子,此谓人命万世无穷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臣服之以尽忠于君,君体有之以临天下,故能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则臣之义也。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终身无患害而孝慈焉。” 

 【译文】

从前,桓公曾问管仲说:“请问勘察地势建立都城的工作,应如何进行为好?”管仲回答说:“就我所知,能成王霸之业的,都是天下的圣人。圣人建设都城,一定选在平稳可靠的地方,又是肥饶的土地,靠着山,左右有河流或湖泽,城内修砌完备的沟渠排水,随地流入大河。这样就可以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业产品,既供养国人,又繁育六畜。天下的人们,都可以受到他的德惠。如果加以区划,不够‘州’的叫作‘术,,不够‘术’的叫作‘里’。所以,百家为里,十里为术,十术为州,十州为都,十都为霸国。不到霸国规模的,是一般诸侯国。就拥戴天子的情况来说,天子可以有上万个诸侯国,其中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是居于中央的,因为这可以利用全国的自然资源,征收全国的土地财利。都城建设应当是内修‘城’,外修‘郭’,郭外筑护城壕:地势高则挖沟,地势低则筑堤。这才配称作牢不可破的城池。城墙上种植荆棘,使之交错纠结,用来加固城墙。每年都不断地增修,每季也不断增修,使之造福于子孙后代,这关系着人民生命万世无穷的利益,也是对人君的保障。大臣管好都城效忠于国君,国君凭借都城以统治天下,所以能成为天下百姓的根本。这项建设都城的工作,既是宰相的职责,也是所有大臣的义务。善治国者,还必须先除去五害,人们才可以终身免除祸患而做到父慈子孝。” 

桓公曰:“愿闻五害之说。”管仲对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愿闻水害。”管仲对曰:“水有大小,又有远近。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经水;水别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他水沟,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桓公曰:“水可扼而使东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对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水妄行则伤人,伤人则困,困则轻法,轻法则难治,难治则不孝,不孝则不臣矣。故五害之属,伤杀之类,祸福同矣。知备此五者,人君天地矣。” 

【译文】

桓公说;“我想听听五害的内容。”管仲回答说:“水是一害,旱是一害,风雾雹霜是一害,瘟疫是一害,虫是一害。这叫作五害。五害之中,以水害为最大。清除五害,人民就可以治理好。”桓公说:“那我就先听水害的内容。”管仲回答说:“水有大小,又有远近。从山里发源,流入大海的,叫作‘经水’;从其它河流中分出来,’流入大河或大海的,叫作‘枝水’;在山间沟谷,时有时无的,叫作‘谷水’;从地下发源,流入大河或大海的,叫作‘川水’;由地下涌出而不外流的,叫作‘渊水’。这五种水,都可以顺着它的流势来引导,也可以对它拦截控制,但隔不多久,常常会发生灾害。”桓公说:“水,可以拦截控制而使它流往东西南北,以至流往高处么?”管仲回答说:“可以。水的性质,如从高处往下流就快,以至于把石头冲走;而从下面往上走,就停而不行。所以,把上游水位提高,用瓦器引导下来,瓦器每尺有十分之三向下倾斜,水就可以急行满四十九里。然后使水迂回流到更远的地方,顺应其流势往高处。水的性质,走到曲折的地方,就停而后退,满了,后面就推向前进,地低则走得平稳,地高就发生激荡,地势曲折就将冲毁土地。如地势过于曲折,水流就会跳跃,跳跃则偏流,偏流则打旋,打旋则集中,集中则泥沙沉淀,泥沙沉淀则水道淤塞,水道淤塞则河流改道,河流改道则水流激荡,水流激荡则河水妄行,妄行则伤人,人伤则贫困,贫困则轻慢法度,轻慢法度则难于治理,难于治理则行为不善,行为不善就不服从统治了。所以,五害之类,与杀人伤人一样,其祸患是相同的。懂得防备五害,人就可以主宰天地了。” 

桓公曰:“请问备五害之道?”管子对曰:“请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州中,当缮治者,给卒财足。令曰: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锢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当被兵之数,上其都。都以临下,视有余不足之处,辄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当被兵之数,与三老、里有司、伍长行里,因父母案行。阅具备水之器,以冬无事之时。笼、臿、板、筑,各什六,土车什一,雨輂什二。食器两具,人有之,铜藏里中,以给丧器。后常令水官吏与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长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阅之,取完坚,补弊久,去苦恶。常以冬少事之时,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积之水旁。州大夫将之,唯毋后时。其积薪也,以事之已;其作土也,以事未起。天地和调,日有长久,以此观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败。此谓素有备而豫具者也。” 

【译文】

桓公说:“请问防备五害的办法。”管仲回答说:“消除五害,以水害为先。请设置水官,委派熟悉治水的人负责;任命大夫和大夫佐各一人,统率校长、官佐和各类徒隶。然后挑选水官的左右部下各一人,用为水工头领。派他们巡视水道、城郭、堤坝、河川、官府、官署和州中,凡应当修缮的地方,就拨给士卒、徒隶修缮。还发布命令说:每当秋后,要对民间普查,检查户口和土地,核实人口的数量,并分别统计男女老幼的人数。不能从事治水劳动的,免役;久病不能服役的,按病人处理;只能少做的,按半劳力处理。经过普遍调查来选定各地的甲士,作为服兵役的总人数,上报于‘都水官’。都水官就依此下去视察,如看到人数有余或人数不足,就通知下级的水官。下级的水官也把选定的甲士作为征兵的人数,会同三老、里有司、伍长等到里中具体调查,最后还要与被征者的父母协同查定。至于查看治水的工具,要在冬闲时进行准备。土筐、锹、夹板、木夯,每什准备六件,土车每什准备一辆,防雨车篷每什两部,食器要求每人两套,保存在里内,以备损坏遗失。以后要经常命令治水官吏与工匠头领依靠三老、里有司、伍长等技规定检查。经常于每月初一日开始,去查看所准备的工具,留取完好坚实的,修补残破老旧的,淘汰质量粗劣的。经常在冬闲时,派甲士轮流采集木柴,积放在水旁。州大夫率领完成此事,千万不可耽误。积累木柴,在农事完结以后;修筑堤坝,在春耕开始以前。此时天气睛和,白天又比较长,就这些条件看,好处极大。所以经常在没有水害时备好器材,有事及时使用,水可以常被控制,并使之没有危害。这就叫作平素有准备而防患于未然了。” 

桓公曰:“当何时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纠列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调,日夜分,分之后,夜日益短,昼日益长。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令下贫守之,往往而为界,可以毋败。当夏三月,天地气壮,大暑至,万物荣华,利以疾杀草薉,使令不欲扰,命曰不长。不利作土功之事,放农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当秋三月,山川百泉踊,下雨降,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属,天地凑汐。利以疾作,收敛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于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湿日生,土弱难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暑雨止,大寒起,万物实熟。利以填塞空郄,缮边城,涂郭术,平度量,正权衡,虚牢狱,实廥仓,君修乐,与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毕矣,举有功,赏贤,罚有罪,迁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刚不立。昼日益短,而夜日益长,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时以得,四害皆服。” 

【译文】

桓公说;“应当在什么时候动工呢?”管仲说:“在春季三月份里,天气干燥,是水少流细的时节。此时山河干涸水少,天气渐暖,寒气渐消,万物开始活动。旧年的农事已经做完,新年农事尚未开始,草木的幼芽已经可以食用。天气的寒热逐渐调和,昼夜的长短也开始均分。均分后,夜间一天比一天短,白天一天比一天长。这时有利于做土工上事,因为堤土会日益坚实。可以派可以甲士在河边修筑堤坝,堤的基础要宽,上面要窄。使长堤沿河而行。在附近的不毛之地。一定要挖出水库。大水库修堤,小水库修防,使堤防围绕水库四周,以防止伤害庄稼。大堤要年年进行修补,堤身上要种植荆棘灌木,以便加固堤土。还要间种柏、杨等高大树木,防止洪水冲决。人民在这里还可以得到好处,简直象一潭流动的脂膏。守堤工作派贫户去做,依次给他们划好地段,以保持河堤不坏。至予在夏季三个月里,自然界变化强烈,大暑来到,万物茂盛。应做好农田除草。政令不要干扰农事,征发劳役也不可时间过长。这时不利于做土工工事,因为它妨害农事,徒花费一半工费,土工也无成就。在秋季三月,山川百泉涌水,大雨降,山洪发,入海路远水难疏泄,秋雨连绵,天地呈凝合状态。此时应抓紧秋收,使之颗粒归仓。所谓“收割一天,食用百日”。人民无分男女,都要到田间劳动。此时不利作土工工事,因潮湿之气日生,土质松软难成。徒花费十分之六的工费,十工之事也无成就。在冬季三个月里,天地收闭。暑雨止。太冷到,万物实熟。此时应补修屋舍,修缮边防城寨,修理城墙道路,调正度量衡,处理狱中罪犯,蓄积草料粮食,以及君主举行娱乐活动和祭神。由于一年之事全告完成.还应当表彰有功,赏贤惩罪,升迁官吏而提高他们的等级。此时不利做土工工事,徒花费十分之七的工费,而土冻难成。此时昼愈短而夜愈长,天寒利在室内劳动,甚至在外堂都不适宜。把一年四季的事情安排得当,其它四害也都可以制服了。” 

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对曰:“冬作土功,发地藏,则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则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烟,噎下百草,人采食之伤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与三老、里有司、伍长行里顺之,令之家起火为温,其田及宫中皆盖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将饮伤人。有下虫伤禾稼。凡天灾害之下也,君子谨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风、大雨,其至不时者,此谓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伤人。故吏者所以教顺也,三老、里有司、伍长者,所以为率也。五者已具,民无愿者,愿其毕也:故常以冬日顺三老、里有司、伍长,以冬赏罚,使各应其赏而服其罚。五者不可害,则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见,故民不比也。” 

【译文】

桓公说:“寡人愚笨,还不知道制服其它四害应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冬天若动土工,散发地藏,则夏多暴雨,秋天也霖雨不止。春天若不把枯骨朽尸掩埋好,不把枯木砍伐掉。则夏旱就会来临。夏天有大露和大瘴.凝聚在植物上,吃了就会伤人。民多疾病而不止,就会恐慌不安。国君要派出各部门的官吏偕同三老、里有司、伍长等到各里训话,命令百姓各家生火蒸煮食物;地里、院里都要盖井。并不使毒气沾污食器,防止饮水伤人。还要注意发生虫灾毁伤庄稼的事情。大凡发生天灾,治国者谨慎组织预防,十之八九不会死人。至于太冷、大热、大风、大雨,凡是不合节令发生的,叫作‘四刑’。有的遇上就死,有的则幸存。治国者即使谨慎组织预防,也难免伤人。所以,官吏是应当做好教训工作的,三老、里有司;伍长等人是要做好示范工作的。做好了防止五害的工作,人民就没有更多要求了,因为要求已经满足。所以要经常利用冬天训练三老、里有司和伍长们,并最后定出赏罚,使他们有功者必得其赏,有过者也受其罚。五害不能为祸,国君的法令就无人违犯了。因为这项政绩显而易见,百姓就不在下面结党营私了。”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时则为之,非其时而败,将何以待之?”管仲对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时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后,常案行。堤有毁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隶给。大雨,堤防可衣者衣之。冲水,可据者据之。终岁以毋败为固。此谓备之常时,祸何从来?所以然者,独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谓也。岁高其堤,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于外,浊水入之不能为败。”桓公曰:“善。仲父之语寡人毕矣,然则寡人何事乎哉?亟为寡人教侧臣。” 

【译文】

    桓公说:“在一年的十二个月,施工动土,只有合乎季节才能做,不合季节则不成,应怎样常年进行准备呢?”管仲回答说;“要经常派治水官吏在冬天就视查堤防,发现需要修治的问题即时具文向都水官报告。都水官一般是定在春季事少的时节修堤的。但河堤做成以后,则经常进行检验。河堤若发生毁坏时,如遇到大雨,就派人分段保护,需要修补之处就抓紧修补,拨给徒隶充役完成其事。大雨中,堤防需要覆盖就及时覆盖;冲水时,堤防需要屯堵就组织力量屯堵。一年到头以保持堤防不坏为治水工作的成效。这也是所谓‘平时有备,祸从何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浊水经常夹带着泥土,自身运行就经常淤塞河道,江、河都是这样的。还要常年加高堤坝,以便不被淹没。春冬两季在河内取土加高,秋夏在河外取土加高,浊水来临也就不会毁坏了。”桓公说:“好啊!仲父给我讲的是够全面了,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替我快把这些道理教给左有大臣们。”

 

《管子·地员第五十八》白话译文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译文】

管仲治理天下,规定地深七尺为一施。 

渎田悉徙,五种无不宜,其立后而手实。其木宜蚖、菕与杜、松,其草宜楚棘。见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于泉。呼音中角。其水仓,其民强。 

【译文】

河川沃土,五谷无不相宜。这里谷粒肥厚而谷穗充实。这里种树宜于[木元]、苍、杜梨和松树,种草宜于壮荆和商棘。见到这种土壤,称之为五施之土,即土深五七三十五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呼音相当于“角”声。这里水呈青色,居民强壮。 

赤垆,历强肥,五种无不宜。其麻白,其布黄,其草宜白茅与雚,其木宜赤棠。见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寿。 

【译文】

赤垆土,干疏、坚硬而肥沃,种五谷无不相宜。这里种麻则麻色洁白,织出布则布色润黄。这里种草适于白茅与灌,种树适于赤棠。见到这种土壤,称之为四施之土,即土深四七二十八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呼音相当于“商”声。这里水白而甜。人民长寿。 

黄唐,无宜也,唯宜黍秫也。宜县泽。行廧落,地润数毁,难以立邑置廧。其草宜(黍秫)与茅,其木宜櫄桑。见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宫。其泉黄而糗,流徙。 

【译文】

黄唐土,不适合种植什么作物,只好种黍和高粱。还应当枯竭水泽排水。修造围墙时,地湿易毁,难以筑城砌墙。这里种草适于山蓟和白茅,种树适于椿、{木意}、桑树。见到这种土壤。称之为三施之土,即土深三七二十一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呼音相当于“宫”声。这里泉水黄而有臭味,易于流失。 

斥埴,宜大菽与麦。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见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一十四尺而至于泉。呼音中羽。其泉咸,水流徙。 

【译文】

斥埴土,适于种植大豆和麦。这里种草适于负和灌,种树适于杞柳。见到这种土壤。称之为两施之土,即土深二七一十四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呼音相当于“羽”声。这里泉水味咸,易于流失。 

黑埴,宜稻麦。其草宜苹、蓨,其木宜白棠。见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译文】

黑埴土,适于种植稻、麦。这里种草适于赖篙和莜。种树适于白棠。见到这种土壤,称之为一施之土,即地深七尺而与地下泉水相接。呼音相当于“徵”声。这里水黑而味苦。 

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译文】

凡是听“微”声,就好象听到小猪被背走而大猪惊叫的声音。凡是听“羽”声,就好象荒野的马叫。凡是听“宫”声。就好象地窖里的牛鸣。凡是听“商”声,就好象失群的羊叫。凡是听“角”声,就好像出鸡在树上鸣唱,声音又快又清。凡是要起奏五音风调,先确立一弦而三等分之,经过四次三等分的推演以合九九八十一之数,由此产生黄钟小素的音调,便成为宫声。三除八十一而将其一份加在八十一上,使得一百零八,就是微声。不可不再用三除而在一百零八上减去三分之一,正足其数七十二,由此而产生商声。再用三除七十二,并加在它的原数上,由此产生羽声九十六。再用三除并在九十六上减去三分之一,正足其数六十四,由此而产生角声。 

坟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于泉。陕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于泉。祀陕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于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于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于泉。环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于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于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于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于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于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于泉,青龙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磝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于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于泉,其下骈石,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于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于泉。 

【译文】

地势较高的坡地,土深六施,即六七四十二尺而见到地下泉水。狭谷旁侧的土地,土深七施,即七七四十九尺而见到地下泉水。狭谷的土地,土深八施,即七八五十六尺而见到地下泉水。土陵,九施。即七九六十三尺而见到地下泉水。丘陵的延伸地带,十施,即七十尺见到地下泉水。丘陵的周围地带,十一施,即土深七十七尺而见到地下泉水。山岗的延伸地带。十二施。即八十四尺见到地下泉水。山岗的附属地带,十三施,即九十一尺见到地下泉水。山岗附属带的白土区,十四施,即九十八尺见到地下泉水。丘陵正中地区。十五施,即一百零五尺见到地下泉水。青山,十六施,即一百一十二尺见到地下泉水,但在青龙的居处,其硬泥部分则没有泉水。红土而多小石的山,十七施,即一百一十九尺见到地下泉水。但卜面清商的居处没有泉水。多石山的白土区,十八施,即一百二十六尺见到地下泉水,下面坚石并列的部分没有泉水。陡山,十九施,即一百三十三尺见到地下泉水,下面灰土的部分没有泉水。高陵土山,二十施。即一百四十尺见到地下泉水。 

山之上,命之曰悬泉,其地不干,其草如茅与走,其木乃樠,凿之二尺,乃至于泉。山之上,命曰复吕,其草鱼肠与莸,其木乃柳,凿之三尺而至于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蕲、白昌,其木乃杨,凿之五尺而至于泉。山之材,其草兢与蔷,其木乃格,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于泉。山之侧,其草葍与蒌,其木乃品榆,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 

【译文】

山顶上,有一种名为“悬泉”的地方,土不干燥,所生的草是苗草和蘑草,树是樠树,凿地二尺即可见到泉水。山顶上,有一种名为“复吕’’的地方,所生的草是鱼肠竹和莸草,树是柳树,凿地三尺就可以见到泉水。山顶上,有一种名为“泉英”的地方,所生的草是当归和菖蒲,树是杨树,凿地五尺可以见到泉水。山侧面。所生的草是稀签和蔷藤,树是{木贾}树,凿地二七一十四尺可以见到泉水。山侧面,所生的草是菖草和蒌蒿,树是刺榆,凿地三七二十一尺才可以见到泉水。 

凡草土之道,各有榖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叶下于,下于苋,苋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雚,雚下于蒌,蒌下于,下于萧,萧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归。 

【译文】

大凡草类与土地的结合,各自都有其最好的归趋。或高或低,各有不同的草类和土壤。只有叶的海生植物比菱的生长地域低,菱比水葱的生长地域低,水葱比蒲的生长地域低,蒲比芦苇的生长地域低,芦苇比颧的生长地域低,灌比蒌蒿的生长地域低,蒌蒿比马帚的生长地域低,马帚比艾蒿的生长地域低,艾蒿比薛荔的生长地域低,薜荔比益母草的生长地域低,益母草比白茅的生长地域低。那些草类,一共有十二个等次,它们都是各有所归的。 

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 

【译文】

九州的土壤,有九十种。每一种土壤都有它固定的特征,而土的种类是有等次的。 

群土之长,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黄,五粟五章。五粟之状,淖而不肕,刚而不觳,不泞车轮,不污手足。其种,大重细重,白茎白秀,无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阴其阳,尽宜桐柞,莫不秀长。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栎,其槐其杨,群木蕃滋数大,条直以长。其泽则多鱼,牧则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龟、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麋芜、椒、连。五臭所校,寡疾难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黄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干而不格,湛而不泽,无高下,葆泽以处。是谓粟土。 

【译文】

各类土壤中最上等的,是五种粟上。五种粟土的颜色,是红、青、白、黑、黄。即五种粟土有五种标记。五种粟土的性状,湿而不黏,干燥而不瘠薄,不泥阻车轮,也不污浊手脚。它种植谷物,宜于大重和细重,白茎白穗,无不适合。五种粟土,无论在丘陵或在山地,在水边或在平原,在阴面或在阳面都可种桐树和柞树,而无不长得秀美和长大。这里的榆、柳、桑、柘、栎、槐、杨等等,各种树木的生长,快而且大,其枝条直而且长。这里的池泽多鱼,这里的牧场适于牛羊。这里的土地,这里的山边,都适合生长竹、箭、枣、获、憎木和檀木。这里还生长五种有香味的植物;薛荔、白正、芜、椒树和兰花。五香植物所产生的效用,使人少病而推迟衰老,士女都生得美,民众都心灵手巧。那地方泉水呈黄白色,人的容颜润嫩。五粟土,干燥而不坚硬,湿润而不散脱,无论高地低地,都经常保持水分。这就是所谓粟土。 

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黄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异则。五沃之状,剽怷橐土,虫易全处,怷剽不白,下乃以泽。其种,大苗细苗,赨茎黑秀箭长。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冈,若在陬,陵之阳,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茎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杨,其榆其桑,其札其枋,群木数大,条直以长。其阴则生之楂蔾,其阳则安树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择畴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苇,大长以美;其细者,如雚如蒸。欲有与各,大者不类,小者则治,揣而藏之,若众练丝,五臭畴生,莲、与、芜,藁本、白芷。其泽则多鱼,牧则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坚劲,寡有疥骚,终无痟酲。五沃之土,干而不斥,湛而不泽,无高下,葆泽以处。是谓沃土。 

【译文】

粟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沃土。五种沃土的颜色,是红、青、黄、白、黑。也就是五种土有五种色,各有区别。五沃土的性状,疏松而带有孔窍,容易藏居虫类,坚实而不干白,底下保持湿润。它种植谷物,宜于大苗和细苗,红茎黑穗而禾秆长大。五种沃土,无论在丘在山,在陵在冈,无论在边角之地,或在丘陵阳面,左右两侧,都适宜于下列树木:桐、柞、扶{木多}和椿树,此外还有白梓。至于这里的梅、杏、桃、李,也是树花滋长、枝干挺拔的。这里的棘、棠、槐、杨、榆、桑、柏树和檀树,都长得快而且大,枝条直而且长。这地方的阴处生长山楂和梨树,阳面则可以种各种麻,不管高处和低处,不择地区。这地方所产的麻,大的象箭竹或芦苇,又大又长又美;细的象小芦苇或细薪,又顺又多又行列分明。大的麻没有疵节,小的麻条理易治,团聚而加以贮藏,就象漂练好的白丝一样。这里还生有五种带香味的植物:兰花、揭车、芜、藁本和白芷。这里的池泽多鱼,牧场则宜于牛羊。这里的泉水白而青,人民坚劲有力,既少疥疾,又无头痛眩晕之病。五沃土,干燥而不旱裂,湿润而不脱散,无论高地低地,都经常保持水分。这就是所谓“沃土”。

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杂英,各有异章。五位之状,不塥不灰,青怷以菭。及其种:大苇无、细苇无,赨茎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冈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黾、楢、檀。其山之浅,有茏与斥。群木安逐,条长数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种木胥容,榆、桃、柳、楝。群药安生,姜与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枭,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与苑;其山之旁,有彼黄,及彼白昌,山藜、苇、芒。群药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群木安逐,鸟兽安施。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轻直,省事少食。无高下,葆泽以处。是谓位土。 

【译文】

沃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位土。五种位土的颜色,也是五色相杂,各有不同标志。五种位土的性状,既不坚硬成块,也不散软如灰,色青疏松而有青苔。至于它种植谷物,适于大苇无和细苇无,赤茎白穗。五种位土,在土岗或在丘陵,在水边或在平原,在小丘或在高山,都适合生长竹、箭、藻、获、格树和檀树。在山的低处,还有水红和芥菜。多种树木生长旺盛,枝条长而发育又快又大:例如桑、松、把树和{木茸}树。各种树都可容纳在这种土地,例如,榆、桃、柳树和桐树。各种药材也生长起来,例如  和桔梗,细辛和大蒙。这里的山顶,多产桔梗、鬼目草和地榆;这里的山下,产有竹箭和紫苑;这里的山旁,产有黄  、白昌、山藜、苇和芒。各种药材丛生,使人们免于疾病。这里的山林和山麓,这里的槐树林和苦楝林,这里的柞林和楮桑林,群树茂盛,鸟兽也种类繁多。既有麇麋,而且又多产鹿。这里的泉水青黑,这里的人性爽直,省事而少食。无论高地或低地的土壤,都经常保持着水分。这就是所谓“位土”。 

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蔭之状,黑土黑菭,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种櫑葛,赨茎黄秀恚目,其叶若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谓蔭土。 

【译文】

位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隐土。五种土的性状,黑土上长有黑苔,青色疏松而肥沃,偻解的样子有如草木灰一般。它种植谷物,适于  葛,赤茎黄穗而谷实怒开,叶子有如紫苑。就畜牧、农业、果树、林产的收获来说,比前三类土壤相差十分之二,这就是所谓“隐土”。 

蔭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状,芬然若泽、若屯土。其种,大水肠、细水肠,赨茎黄秀以慈。忍水旱,无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谓壤土。 

【译文】

隐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壤土。五种壤土的性状,粉解的样子有如草木脱落的皮叶,又如堆积的粪土。它种植谷物,适于叫做大水肠和细水肠的稻,赤茎黄穗而多产。性耐水旱,所种无不适合。畜牧、农业、果树、林业的收获,比起前三类土壤要差十分之二。这就是所谓“壤土”。 

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状,捍然如米以葆泽,不离不坼。其种,忍蔭。忍叶如雚叶,以长狐茸。黄茎黑茎黑秀,其粟大,无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上以十分之二。 

【译文】

壤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浮土。五种浮土的性状,坚硬得土粒如米。由于保有水分。不脱散也不干裂。它种植谷物,适合忍隐。忍隐的叶子象翟叶,因为它长着狐毛一样的茸毛。黄茎、黑茎、黑穗,其粟粒都长得大,种植无不适合。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起前三类土壤要差十分之二。 

凡上土三十物,种十二物。 

【译文】

总之,上等土壤三十种,可种植十二类谷物。 

中土曰五怷。五怷之状,廪焉如壏,润湿以处。其种,大稷、细稷,赨茎黄秀以慈。忍水旱,细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译文】

中等土壤首先是五种怷士。五种怷土的性状,凛然有如盐粒,保有润湿状态。它种植谷物,可种大稷、细稷,赤茎黄穗多产。性耐水旱,细粟繁美如麻。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相差十分之三。 

怷土之次,曰五纑。五纑之状,强力刚坚。其种,大邯郸、细邯郸,茎叶如枎櫄,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译文】

怷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泸土。五种绅士的性状,强而坚硬。它种植谷物,适于大邯郸和细邯郸,茎叶如扶树、树,其粟粒较大。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三。 

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状,芬焉若糠以肥。其种,大荔、细荔,青茎黄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译文】

    纟卢                        士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壏土。五种壏土的性状,粉解的样子有如米糠而比较肥沃。它种植谷物,适于大荔和细荔,青茎黄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三。 

      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状,华然如芬以脆。其种,大秬、细秬,黑茎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 

【译文】

壏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剽土。五种剽土的性状,白白如粉而且土质较脆。它种植谷物,适于大柜和细柜,—黑茎青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四。 

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状,粟焉如屑尘厉。其种,大萯、细萯,白茎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 

【译文】

剽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沙土。五种沙土的性状,细碎得有如粉尘飞动。它种植谷物,适于大负和细负,白茎青穗而生有枝蔓。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四。 

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状,累然如仆累,不忍水旱。其种,大樛杞、细樛杞,黑茎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 

【译文】

沙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塥上。五种塥土的性状,团粒堆积得象是蜗牛,不耐水旱。它种植谷物,适于大记和细,黑茎黑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起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四。 

凡中土三十物,种十二物。 

【译文】

总之,中等土壤三十种,可种十二类谷物。 

下土曰五犹。五犹之状如粪。其种,大华、细华、白茎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译文】

下等土壤首先是五种犹土。五种犹土的性状象粪一样。它种植谷物,适于大华、细华,白茎黑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五。 

犹土之次,曰五壮。五壮之状如鼠肝。其种,青梁,黑茎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译文】

犹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壮土。五种壮土的性状,有如鼠肝。它种植谷物,适于青粱,黑茎黑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五。 

壮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状,甚泽以疏,离坼以臞塉。其种,雁膳黑实,朱跗黄实。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译文】

壮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殖土。五种殖土的性状,非常散落而疏松,有裂隙而且贫瘠。它种植谷物,适于黑粒的“籼”和黄粒的朱跗。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上壤差十分之六。 

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状娄娄然,不忍水旱。其种,大菽、细菽,多白实。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译文】

五种殖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觳土。五种觳土的性状,是十分空疏的,不耐水旱。它种植谷物,宜于大菽和细菽,豆粒多为白色。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六。 

觳土之次,曰五凫。五凫之状,坚而不骼。其种,陵稻、黑鹅、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 

【译文】

觳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舄土。五种舄土的性状,坚实而不过硬。它种植谷物,适于陵稻:黑鹅、马夫。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七。 

凫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状,甚咸以苦,其物为下。其种,白稻长狭。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 

【译文】

舄土的下一等土壤,是五种桀土。五种桀土的性状,味极咸而苦。它是最下等的土壤。它种植谷物。适于白稻,其米粒细长。畜牧、农业、果树、林木的收获.比前三类土壤差十分之七。 

凡下土三十物,其种十二物。 

【译文】

总之,下土共三十种,可以种十二种作物。 

凡土物九十,其种三十六。 

【译文】

    总之,全部土壤类别为九十,可以种二十六种谷物。

 

《管子·弟子职第五十九》白话译文  

 

   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 

【译文】

先生施教,弟子遵照学习。谦恭虚心,所学自能彻底。见善就跟着去做,见义就身体力行。性情温柔孝悌,不要骄横而自恃勇力。心志不可虚邪,行为必须正直。出外居家都要遵守常规,一定要接近有德之士。容色保持端正,内心必合于规范。早起迟眠。衣带必须整齐;朝学暮习,总是要小心翼翼。专心遵守这些而不懈怠。这就是学习规则。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执事有恪。摄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彻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危坐乡师,颜色毋怍。 

【译文】

少年学子的本分,要注意晚睡早起。晨起清扫席前而后洗手漱口,做事要注意恭敬谨慎。轻提衣襟为先生摆设盥洗之器,先生此时正起。服侍先生洗完便撤下盥器,又洒扫室屋摆好讲席,先生便开始坐入讲席。弟子出入都要保持恭敬,其情景如同会见宾客。端正地坐着面向老师,不可随便地改变容色。 

受业之纪,必由长始;一周则然,其余则否。始诵必作,其次则已。凡言与行,思中以为纪。古之将兴者,必由此始。后至就席,狭坐则起。若有宾客,弟子骏作。对客无让,应且遂行,趋进受命。所求虽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复业。若有所疑,奉手问之。师出皆起。 

【译文】

接受先生讲课的次序,一定要从年长的同学开始,第一遍这样进行,以后则不必如此。首次诵读必须站起身来,以后也无需如此。一切言语、行动,以牢记中和之道为准则,古之将成大事者,一定由此开始。后到的同学入席就坐,旁坐者就应及时站起。若是有宾客来到,弟子要迅速起立。对客人不可失礼,边应边走,快进来向先生请示。即使来宾所找的人不在。也必须回来告知。然后回原位继续学习。学习中若有疑难,便拱手提出问题。先生下课走出,学生一律起立。 

至于食时,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摄衽盥漱,跪坐而馈。置酱错食,陈膳毋悖。凡置彼食:鸟兽鱼鳖,必先菜羹。羹胾中别,胾在酱前,其设要方。饭是为卒,左酒右酱。告具而退,奉手而立。三饭二斗,左执虚豆,右执挟匕,周还而贰,唯嗛之视。同嗛以齿,周则有始,柄尺不跪,是谓贰纪。先生已食,弟子乃彻。趋走进漱,拚前敛祭。 

【译文】

及至用饭之时,先生将食,弟子把饭菜送上。挽起衣袖洗漱之后,跪坐把饭菜献给师长。摆放酱和饭菜,饭桌陈列不可杂乱无章。凡一般上菜程序:肉食之前,必先上蔬菜羹汤。羹与肉相间排列,肉放在酱的前方,其席面应摆成正方形状。饭则上在最后,左右放漱口用的酒、浆。饭菜上完即可退下,拱手立于一旁。一般是三碗饭和两斗酒,弟子左手拿着空碗,右手拿着筷勺,将酒饭轮流添上,注意着杯碗将空的尊长。多人空碗按年龄分别先后。周而复始,用长勺就无需跪着送上。这都是添饭的规章。待先生吃饭完毕,弟子便撤下食具。赶忙为先生送来漱器,再清扫席前并把祭品收起。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齿相要,坐必尽席。饭必奉擥,羹不以手。亦有据膝,毋有隐肘。既食乃饱,循咡覆手,振衽扫席。已食者作,抠衣而降。旋而乡席,各彻其馈,如于宾客。既彻并器,乃还而立。 

【译文】

先生吩咐之后,弟子才开始进餐。按年龄坐好,坐席要尽量靠前。饭须用手捧食,羹汤自不能用手拿拣。可以使两手凭靠膝头,不可使两肘依伏桌面。待至吃完吃饱,用手拭净嘴边。抖动衣襟移开坐垫,吃完即起,提衣而离开桌面。过一会又需回到席前,各自撤下所食,就象替宾客撤席一般。撤席后就要把食器收起,弟子又回去垂手站立。 

凡拚之道:实水于盘,攘臂袂及肘,堂上则播洒,室中握手。执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户而立,其仪不忒。执帚下箕,倚于户侧。凡拚之纪,必由奥始。俯仰磐折,拚毋有彻。拚前而退,聚于户内。坐板排之,以叶适己,实帚于箕。先生若作,乃兴而辞。坐执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协是稽。暮食复礼。 

【译文】

关于洒扫的做法:把清水打进盆里,把衣袖挽到肘部,堂屋宽广可以扬手洒水,内室窄小应当掬手近泼。手拿畚箕使箕舌对着自身,畚箕里要同时放进扫帚。然后到屋里站立一会,其仪止不容差错。拿起扫帚就同时放下畚箕,一般是把它靠在门侧。凡按照洒扫的规矩行事,必须从西南的角落扫起。在屋里俯仰躬身进退,扫除时不要碰动其他东西。从前边往后边退着洒扫,最后把垃圾聚在门里。蹲下来月木板排进垃圾,注意使箕舌对着自己,还要把扫帚放进畚箕。先生若此时出来做事。便起来上前告止。再蹲下取箕帚又站起来,然后使出门倒掉拉圾。洒扫完仍然回来站立,这样就合乎规矩。晚饭时仍然要遵守礼仪。 

昏将举火,执烛隅坐。错总之法,横于坐所。栉之远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间容蒸。然者处下,奉椀以为绪。右手执烛,左手正栉。有堕代烛,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栉,遂出是去。 

【译文】

到黄昏准备点燃火炬,弟子要执火炬坐在屋的一隅。要注意安放柴束的方法,应当是横放在所坐之地。要看着“烛烬”的长短,对火炬进行接续,如法在原处安放上去。柴束之间还要留有可容一柴的空隙。燃烧的灰烬落下,要捧碗来盛装火绪余灰。用右手拿着火炬,用左手修整“烛烬”。一人疲倦另一人及时接替,轮番交坐不可背向老师。最后把余烬收拾起来,到外边把它们倾倒出去。 

先生将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问所何趾;俶衽则请,有常则否。 

【译文】

先生将要休息,弟子都起来服侍。恭敬地奉上枕席,问老师足向何处;第一次铺床要问清楚,以后即无需再提。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长其仪。 

【译文】

先生已经休息,弟子还会同学友学习。互相切磋琢磨,各自加深理解其所学的义理。 

周则复始,是谓弟子之纪。 

【译文】

    以上要周而复始地坚持下去,这乃是弟子的规矩。

 

 

《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白话译文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则民奉养,父母慈而不解则子妇顺,臣下忠而不解则爵禄至,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故节高而不解,则所欲得矣;解,则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译文】

山,是万物中以崇高为其特征的。施惠于民,是君主的崇高行为。慈爱,是父母的崇高行为。忠君,是人臣的崇高行为。孝亲,是子、妇的崇高行为。所以,山高而不崩则人们烹羊设祭,君主施惠不懈则人民拥戴,父母慈爱不懈则子、妇孝顺,臣下忠君不懈则得爵禄,子、妇孝亲不懈则有美名。所以操行高尚而不懈,就能达到所要求的目的。懈,就达不到。所以说:“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渊者,众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则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宽裕纯厚而不苛忮,则民人附。父母者,子妇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训而不失理,则子妇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尽力事上,则当于主。子妇者,亲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顺亲,则当于亲。故渊涸而无水则沈玉不至,主苛而无厚则万民不附,父母暴而无恩则子妇不亲,臣下随而不忠则卑辱困穷,子妇不安亲则祸忧至。故渊不涸,则所欲者至;涸,则不至。故曰:“渊深而不涸则沈玉极。” 

【译文】

渊,是众物生长的地方。渊深而水不枯,人们就会来投玉求神。君主,是人们所仰望而赖以生活的,能宽大纯厚而不苛刻刚愎,人民就会归附。父母,是子、妇都要接受其教育的,能慈爱教训而不离开正理,子、妇就会孝顺。臣下,是为君主服务的,能尽力事奉君上,就合君主的心意。儿子儿妇,是安养父母的,能孝悌顺亲,就合父母的心意。所以,渊枯竭而无水,投玉求神的就不肯来;君主苛刻而不宽厚,百姓就不肯归附;父母残暴而无恩,子妇就不亲;臣下怠惰而不忠,就遭到屈辱困难;子妇不安养双亲,祸患就要来临。所以,渊水不枯竭。所要求的就可以来到,枯竭,就不会来。所以说:“渊深而不涸,则沈玉极。” 

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和子孙,属亲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义,终而复治。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终而复始。爱亲善养,思敬奉教,子妇之常也。以事其亲,终而复始。故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则群臣得其义,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则子孙和顺,亲戚相欢。臣下不失其常,则事无过失,而官职政治。子妇不失其常,则长幼理而亲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乱。天未尝变,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变其常。” 

【译文】

天,覆育着万物,控制着寒暑,运行着日月,安排着星辰。这是天的常规。天总是依理行事。终而复始。君主,统治万民,治理天下,统率百官,这是君主的常规。君主总依法治事,终而复始。和睦子孙,团结亲戚,这是父母的常规。父母总是依义行事,终而复始。敦敬忠信,这是臣下的常规。臣下应当以此事奉君主,终而复始。亲爱且善养父母,尊敬并接受教导,这是子妇的常规。子妇应当以此事奉双亲,终而复始。所以,天不失其常规,寒来暑往就恰当其时,日月星辰就正常有序。君主不失其常规,群臣就行其正义,百官尽其职守。父母不失其常规,子孙就顺从,亲戚就和睦。臣下不失其常规,办事就没有过失,而且官吏称职政务得治。子妇不失其常规,就长幼有序,而亲疏和睦。所以按常规办事就治,不按常规办事就乱,天从来不曾改变它的常规,因而总是处于“治”的状态。所以说:“天不变其常。” 

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治安百姓,主之则也。教护家事,父母之则也。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尽力共养,子妇之则也。地不易其则,故万物生焉。主不易其则,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则,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则,故主无过失。子妇不易其则,故亲养备具。故用则者安,不用则者危。地未尝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则。” 

【译文】

地,生养万物,这是地的法则。治理和安定百姓,这是作君主的法则。指导和监护家事,这是作父母的法则。对君主正谏死节,这是作臣子的法则。对父母尽力供养,这是作子妇的法则。地不改变它的法则,所以万物生长。君主不改变他的法则,所以百姓安宁。父母不改变他的法则。所以家事得治。臣下不改变他的法则,君主就可以没有过失。子妇不改变他的法则,双亲就被奉养得周到。因此,遵照法则办事就平安,不遵照法则办事就危险,地从来不曾改变它的法则,因而总是处于安定的状态。所以说:“地不易其则。” 

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赏赐刑罚,主之节也。四时未尝不生杀也,主未尝不赏罚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也。” 

【译文】

春天,阳气开始上升,所以万物发生。夏天,阳气完全上升,所以万物成长。秋天,阴气开始降临,所以万物收敛。冬天,阴气完全降临,所以万物藏闭。故春夏生长,秋冬收闭,这是四时的节令。赏赐刑罚,这是君主的节度。四时从没有不实现生杀的。君主从没有不进行赏罚的。所以说:“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也。” 

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译文】

天,覆育而控制着万物;地,承载而生养着万物;四时,生长而藏闭着万物。从古至今,从来不改变这个常规。所以说:“古今一也。” 

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故曰:“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 

【译文】

蚊龙,是水虫当中的神灵。有水,神就立;失水,神就灭。君主,是天下有权威的人。得人民拥护就有权威,失去人民,权威就消失。蚊龙得水而后才有神灵,君主得人民拥护而后才有权威。所以说:“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兽之猛者也,居深林广泽之中则人畏其威而载之。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故虎豹去其幽而近于人,则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门而迫于民,则民轻之而傲其势。故曰:“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 

【译文】

虎豹,是兽类中最凶猛的。它们居住在深林大泽之中,人们就畏其威力而看重它们。君主,是天下最有势力的人。深居简出,人们就害怕他的势力。虎豹若离开深山幽谷而与人接近,人们就会把它捕起来而无视它的威力。君主若离开朝廷而与人民靠近,人民就轻慢他而不怕他的势力。所以说;“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 

风,漂物者也。风之所漂,不避贵贱美恶。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堕,不避小大强弱。风雨至公而无私,所行无常乡,人虽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 

【译文】

风,是吹拂万物的。风吹起来不避贵贱美恶。雨,是淋湿万物的。雨,下起来,不管大小强弱。风雨是至公而无私心的,风吹雨下,没有既定方向,人们虽然遇到风吹雨打也不会发出怨言。所以说:“风雨无向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贵有以行令也。” 

【译文】

人君之所以做到令行禁止,一定是因为“令”发在人民所好的方面,“禁’’行在人民所恶的地方。人之常情没有不爱生而恶死的,也没有不爱利而恶害的。所以君主发令是使人生存和对人有利,命令就能推行;君主行禁是禁止杀人和禁止害人,施禁就能制止。命令之所以能够推行,必须是民乐其政,才能够推行下去。所以说:“贵有以行令。” 

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入则务本疾作以实仓廪,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虽劳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贱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贱有以亡卑。” 

【译文】

人君之所以能使百姓尽力而亲近自己,必须为天下致利除害。所以要把德泽加于天下,恩惠施于万物,使家庭得以安居,群生得以养育,这样,万民便愿意尽力而为君主效劳。他们在家里努力耕作以充实国家仓廪,在战场尽节杀敌以保卫国家疆土,即使劳苦卑辱也是不敢叫苦的。这就是地位低的人可以忘其卑贱的原因。所以说:“贱有以亡卑。” 

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体累而寿命损。人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夫物莫虚至,必有以也。故曰:“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译文】

起居有定时,饮食有定量,寒热得当,则身体好而寿命长。起居无定时,饮食无定量,寒热调配不当,则身体弱而寿命短。人要懒惰而奢侈则贫,勤劳而节俭则富。事情是不会凭空而至的,一定有它的原因。所以说:“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故曰:“衔令者君之尊也。” 

【译文】

法立而人民乐从,令出而人民接受,法令合于民心,就象符节那样的一致,君主就尊显。所以说:“衔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民受其辞则名声章。故曰:“受辞者名之运也。” 

【译文】

君主出言合理,合于民情,臣民就接受他的指示。臣民接受指示则君主的名声显赫。所以说:“受辞者名之远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 

【译文】

英明君主的治理天下,使人们安定而无所干扰,使人们安闲而无所劳累。不干扰,人民会自动守法;不劳累,人民会自动工作。所以说:“上无事而民自试。” 

人主立其度量,陈其分职,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则民循正。所谓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译文】

人君建立法度,公布职责,明确规范来统治他的臣民,而不是无用说话指挥,臣民就按正道行事了。所谓抱“蜀”,指的是祭器。所以说:“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将将鸿鹄,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义者,行之美者也。德义美,故民乐之。民之所歌乐者,美行德义也,而明主鸿鹄有之。故曰:“鸿鹄将将,维民歌之。” 

【译文】

锵锵而鸣的鸿鹄,是长得很美的飞鸟。因为美,所以人们歌颂它。德义,是一种行为上的美。因为德义美,所以人们喜悦它。人民所歌颂喜悦的,乃是美貌和德义,而明君和鸿鸽恰好具有这些。所以说:“鸿鹄将将,维民歌之。” 

济济者,诚庄事断也;多士者,多长者也。周文王诚庄事断,故国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国治,竟内被其利泽,殷民举首而望文王,愿为文王臣。故曰:“济济多士,殷民化之。” 

【译文】

“济济”,指的是诚实庄重而果断;“多士”,指的是许多有才德的人。周文王诚庄事断,故国家安定。他的群臣明理佐助君主,故君主英明。君主英明而国家安定,国内都得到他的好处和恩泽,殷民也举首而拥护文王,愿意作他的臣民。所以说:“济济多士,殷民化之。” 

纣之为主也,劳民力,夺民财,危民死,冤暴之令,加于百姓;憯毒之使,施于天下。故大臣不亲,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愿为文王臣者,纣自取之也。故曰:“纣之失也。” 

【译文】

殷纣王为君,劳民力,夺民财,危害人民性命,把残暴的法令强加于百姓,又把惨毒的使臣派往天下各地。所以大臣不亲,小民怨恨,天下背叛而愿为文王的臣民,这是纣王的自作自受。所以说:“纣之失也。” 

无仪法程式,蜚摇而无所定,谓之蜚蓬之间。蜚蓬之间,明主不听也。无度之言,明主不许也。故曰:“蜚蓬之间,不在所宾。” 

【译文】

不合乎法度规范,摇摆而没有定见,叫作飞蓬一样没有根据的言论。这种言论,英明君主是不听的。就象对于没有法度的言论一样,英明君主是不赞成的。所以说:“蜚蓬之问,不在所宾。” 

道行则君臣亲,父子安,诸生育。故明主之务,务在行道,不顾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顾。” 

【译文】

行“道”,君臣就亲近,父子就和睦,生命就繁育。所以明主的职责,在于行“道”,而不在小的事物上。燕雀,是事物中的小东西。所以说:“燕雀之集,道行不顾。” 

明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故虽不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鬼神助之,天地与之,举事而有福。乱主之动作失义理,号令逆民心,诛杀不当其罪,赏赐不当其功,故虽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与,举事而有祸。故曰:“牺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译文】

明主的行动合乎理义,号令顺乎民心,诛杀与罪行相合,赏赐与功绩相称,所以他虽不用牛羊玉器祈祷于神鬼,鬼神也会帮助,天地也会支援,办什么事都得福。昏君的行动不合理义,号令逆乎民心,诛杀与罪行不相当,赏赐与功绩不相称,所以,虽用牛羊玉器祈祷于鬼神,鬼神也不帮助,天地也不支援,办什么事都得祸。所以说:“牺牲珪壁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宝币奚为?” 

【译文】

君主的功绩,就是使国家富强。所以,国富兵强,诸侯就服从他的政令,邻邦也惧怕他的威力,虽然不用珍贵的宝币交结诸侯,诸侯也不敢侵犯他。君主的罪过,就是使国家贫弱。所以,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然用名器重宝来交结邻国,也不免于灭亡的祸患。所以说:“主功有素,宝币莫为?” 

羿,古之善射者也。调和其弓矢而坚守之。其操弓也,审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发而多中。明主,犹羿也,平和其法,审其废置而坚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举而多当。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发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译文】

后羿,是古代的善射者。他调和好弓箭而坚持掌握着。他操弓时,审明其高下,掌握必能射中目标的规律,故能百发百中。明主就象后羿一样,调和其治国的法度,审明其当废当立而坚持实行,掌握必治的规律,所以能做到多办事而事多办好。规律,使后羿必能命中,使君主必能治国。射箭的表面动作,不过是弓弦发出箭枝而已。所以说:“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驭马者也。善视其马,节其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走,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明主,犹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伤。故术者,造父之所以取远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驭者,操辔也。故曰,“造父之术非驭也。” 

【译文】

造父,是善于驭马的。他爱护自己的马,调节它的饮食,度量马力了解它的速度,所以能驶行远路而马不疲累。明君也同造父一样,善于治理他的民众,度量民力,了解他们的技能,所以建立了事功而人民不感到疲困。所以,技艺方术,使造父驶行远路,使君主建立功名。至于驭马的表面动作,不过是掌握马的缰绳而已。所以说:“造父之术,非驭也。” 

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明主,犹奚仲也,言辞动作,皆中术数,故众理相当,上下相亲。巧者,奚仲之所以为器也,主之所以为治也。斫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斫削也。” 

【译文】

奚仲的制造车器,方圆曲直都合乎规矩钩绳,所以机轴都很合适,用起来牢固快速,成器坚固持久。明君同奚仲一样,言词动作,都合乎方法策略,所以,各项治理都很适当,上下互相亲近。“巧”,使奚仲能制成车器,使君主能治好国家。至于木材的砍削,不过是刀斧的动作而已。所以说:“奚仲之巧非削也。” 

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故曰:“召远者使无为焉。” 

【译文】

人民,有利则来,有害则去。人民趋利,就象水往下流一样,不管东西南北。所以,要招来民众,先创造对他们有利的条件,虽不招而民自至。如对他们有害,虽招而不来。所以说;“召远者使无为焉。” 

莅民如父母,则民亲爱之。道之纯厚,遇之(有)【真】实,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莅民如仇雠,则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无实,诈伪并起,虽言曰吾亲民,民不亲也。故曰:“亲近者言无事焉。” 

【译文】

统治人民要象父母一样,人民自然会亲近和爱戴。以纯厚来治理他们,用实惠来对待他们,虽然口里不说我亲近人民,人民也是会来亲近的。如把人民当作仇敌一般统治,人民自然就会疏远。治理他们不以厚道,对待他们没有实惠,欺诈和虚伪都用上了,虽然口头上说我要亲近人民,人民也是不会亲近的。所以说:“亲近者言无事焉。” 

明主之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也,为之在心。所谓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故曰:“唯夜行者独有之乎。” 

【译文】

明君能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作用在于内心。所谓“夜行”意思就是“心行”。能做到内心行德,天下就没有人能够与之抗争了。所以说;“唯夜行者独有之乎。” 

为主而贼,为父母而暴,为臣下而不忠,为子妇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虽有小善,不得力贤。所谓平原者,下泽也,虽有小封,不得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于高?” 

【译文】

作君主的,害人;作父母的,残暴;作臣下的,不忠;作子、妇的,不孝。这四项是人的大过失。有大过失在身,虽有小的优点,不得称之为贤。所谓平原,是指低洼的地面。虽有小的土堆,不能算作高。所以说:“平原之径,奚有于高。” 

为主而惠,为父母而慈,为臣下而忠,为子妇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虽有小过,不为不肖。所谓大山者,山之高者也,虽有小隈,不以为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于深?” 

【译文】

作君主的,惠民;作父母的,慈爱;作臣子的,忠君;作子、妇的,孝亲。这四项是人们的大德。有大德在身,虽有小过,不算不肖。所谓大山,是山中最高的。虽有小沟,不算作深。所以说:“大山之限,奚有于深。” 

毁訾贤者之谓訾,推誉不肖之谓讆。訾讆之人得用,则人主之明蔽,而毁誉之言起。任之大事,则事不成而祸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与任大。” 

【译文】

毁谤诽议贤者叫作“訾讆”,吹捧不肖之徒叫作“誓讆”。“訾讆”之人得用,君主的聪明就被蒙蔽,而毁谤或者吹捧的谗言就起来了。若是任用这种人管理大事,那就把事情办坏而祸患临头。所以说:“訾讆之人,勿与任大。” 

明主之虑事也,为天下计者,谓之譕臣。譕臣则海内被其泽,泽布于天下,后世享其功久远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与远举。” 

【译文】

明君考虑事物,为天下全局打算,这叫作谋虑远大。谋虑远大则海内都受到他的恩泽,恩泽施布于天下,后世享受他的功业,愈久远而利益愈多。所以说:“讠无 巨者可与远举。” 

圣人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乐而后有忧者,圣人不为也。故圣人择言必顾其累,择行必顾其忧。故曰:“顾忧者可与致道。” 

【译文】

圣人总是选择好可以说的话而后才说,选择好可以做的事而后才做。苟得其利而有后来之患,苟得其乐而有后顾之忧,圣人是不做这种事情的。所以圣人“择言”一定考虑其后顾之累,“择行”一定要考虑其后顾之忧。所以说:“顾忧者可与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适主意而偷说,备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虽速,祸患之至亦急。故圣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译文】

小人,不用正道来讨人欢喜,他总是迎合君意而苟且取悦于君,追求财利而苟且得其财利。这样的人,得利虽然很快,祸患的来临也很急。所以圣人总是远离他而不使用的。所以说:“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举一而为天下长利者,谓之举长。举长则被其利者众,而德义之所见远。故曰:“举长者可远见也。”

【译文】

办一件大事而为天下取得长远利益的,叫做“举长”。举长则受益的人众多,而德义的影响深远。所以说:“举长者可远见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万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载万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众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众之所比也。” 

【译文】

天的材器大,所以能兼覆万物;地的材器大,所以能兼载万物;人君的材器大,所以能容纳各种事物而使众人信赖。所以说:“裁大者众之所比也。” 

贵富尊显,民归乐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怀乐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厌也,而民怀乐之。故曰:“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 

【译文】

贵富尊显,使人民拥戴感激,君主没有不愿意的。问题是要求人民感怀自己,一定要行德而不厌倦,人民才可以感怀。所以说:“欲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 

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故义则求之,不义则止。可则求之,不可则止。故其所得事者,常为身宝。小人之求事也,不论其理义,不计其可否,不义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尝为赖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赖也。” 

【译文】

圣人要干一件工作,首先问它是否合于理义,并估计其可能性。合于“义”则做,不合于“义”的则不做。有可能则做,没有可能则不做。所以他所做到的事情,常常是宝贵的。小人做一件事,不问它是否合乎理义,不估计可能与不可能。不义的做,不可能的也做。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是靠不住的。所以说:“必得之事,不足赖也。” 

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小人不义亦诺,不可亦诺,言而必诺。故其诺未必信也。故曰:“必诺之言,不足信也。” 

【译文】

圣人对一件事情的承诺与否,首先问它是否合于理义,并估计其可能性。合于“义”则承诺,不合于“义”则不承诺;有可能则承诺,没有可能则作罢。所以他的诺言没有不兑现的。小人则是不义也承诺,没有可能也承诺,一张口就一定承诺。所以他的诺言是未必兑现的。所以说:“必诺之言,不足信也。” 

谨于一家,则立于一家;谨于一乡,则立于一乡;谨于一国,则立于一国;谨于天下,则立于天下。是故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谨者不大立。” 

【译文】

谨慎对待一家的事情,则可在一个家庭里有所建树;谨慎对待一乡的事情,则可在一个乡里有所建树;谨慎对待一国的事情,则可在一国里面有建树;谨慎对待天下的事情,则可在天下的范围有建树。因此,谨慎处事的范围小,则其所建树的范围也小;谨慎处事的范围大,则其所建树的范围也大。所以说:“小谨者不大立。”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飺者,多所恶也。谏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体也。主恶谏则不安,人飺食则不肥。故曰:“飺食者不肥体也。” 

【译文】

海不排斥水,所以能够成为大海;山不排斥土石,所以能成为高山;明君不厌恶人民,所以能实现人口众多;士不厌学,所以能成为圣人。{此食},就是挑拣食品太严重。纳谏,是为了安定君位的;吃东西,是为了强壮身体的。君主怕人进谏,君位就不安定;人们挑拣食品,身体就不肥壮。所以说:“{此食}食者不肥体。” 

言而语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无弃者。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无弃之言,公平而无私,故贤不肖莫不用。故无弃之言者,参伍于天地之无私也。故曰:“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矣。” 

【译文】

一讲话就讲道德忠信孝梯的,这是不能废弃的话。天公平而无私,所以美与恶无所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所以小与大无所不载。不能废弃的话,也是公平无私的,所以贤与不肖都可以应用。所以,不能废弃的语言,是同天地一样无私的。所以说:“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也。”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而责必备。夫虑事定物,辩明礼义,人之所长而蝚蝯之所短也;缘高出险,蝚蝯之所长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长责人,故其令废而责不塞。故曰:“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蝚蝯饮焉。” 

【译文】

明君授官任事,用其所长,不用其所短,所以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昏君不懂得事物都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而求全责备。比如考虑事情定计划,辩明礼义,是人之所长而却是猿猴之所短;爬高走险,是猿猴之所长而却是人之所短。用猿猴的所长要求人类,其政令就会失效而任务不能完成。所以说:“坠岸三仍,人之所大难也,而{虫柔}蝯饮焉。” 

明主之举事也,任圣人之虑,用众人之力,而不自与焉。故事成而福生。乱主自智也,而不因圣人之虑;矜奋自功,而不因众人之力;专用己,而不听正谏,故事败而祸生。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译文】

明君做事,采用圣人的策划,使用众人的力量,而不用亲自去办。所以事成而得福。昏君自侍聪明,而不能运用圣人的策划;自己逞能,而不依靠众人的力量;一意孤行,而不听正谏。所以事败而生祸。所以说:“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虽不行于野,其养食马也,未尝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战也。故虽不守战,其治养民也,未尝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违其马。” 

【译文】

马,是用来骑乘到野外跑路的。所以,虽不在野外跑路,在养马喂马上,也不能懈怠其事。人民,是用来守国杀敌的。所以,虽不适守土战争,在治民养民上,也不能懈怠其事。所以说:“不行其野,不违其马。” 

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译文】

天生有四时,地生有万财,它们以此养育万物而不取任何报酬。明君是与天地相比配的。他教育人民按时生产,鼓励人民耕织,以此提高人民生活,而不肯自矜其功,独占其利。所以说:“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简慢,以之事主则不忠,以之事父母则不孝,以之起事则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译文】

懒惰简慢,以此事君就是不忠,以此事父母就是不孝,用此来办事就不成功。所以说:“怠倦者不及也。” 

以规矩为方圜则成,以尺寸量长短则得,以法数治民则安。故事不广于理者,其成若神。故曰:“无广者疑神。” 

【译文】

用规矩划方圆就能划成,用尺寸量长短就能量好,用法度、政策来治理民众就能安定。所以,事情不背于规范,其成效如神。所以说:“无广者疑神。” 

事主而不尽力则有刑,事父母而不尽力则不亲,受业问学而不加务则不成。故朝不勉力务进,夕无见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译文】

事奉君主而不尽力就要受刑,事奉父母而不尽力就无人亲近,受业问学而不加倍努力就没有成就。所以,早上不努力求进,晚上就没有成果。所以说:“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诚则名誉美矣,修行谨敬则尊显附矣。中无情实则名声恶矣,修行慢易则污辱生矣。故曰:“邪气袭内。正色乃衰也。” 

【译文】

内心信诚,名誉就美了;修身严肃认真,尊显就来了。内心不诚实,名声就坏了;修身简馒松懈,污辱就来了。所以说:“邪气袭内,正色乃衰也。” 

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义以正其臣,则臣不知于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则臣不臣。” 

【译文】

为人君主而不懂君臣之间的道理来规正臣下,臣下就不会懂得作臣下的道理来事奉君主了。所以说:“君不君则臣不臣。” 

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义以教其子而整齐之,则子不知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则子不子。”

【译文】

为人父亲而不懂父子之间的道理来管教子女,子女也就不会懂得作子女的道理来事奉父亲了。所以说:“父不父则子不子。” 

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故主有令则民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译文】

君臣相亲,上下协调,万民和睦,所以国君有命令,人民就会实行;上面有禁律,人民就不去违犯。君臣不亲,上下不协调,万民不和睦,所以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所以说:“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辞信,动作庄,衣冠正,则臣下肃。言辞慢,动作亏,衣冠惰,则臣下轻之。故曰:“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 

【译文】

说话有信用,动作庄重,衣冠端正,臣下就严肃了。说话轻率,动作无礼,衣冠不整,臣下就轻慢了。所以说:“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 

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礼义者,尊卑之仪表也。故动有仪则令行,无仪则令不行。故曰:“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 

【译文】

仪法,是万物的准则法式。法度,是万民的仪表;礼仪,是尊卑的仪表。君主的举动合乎仪法,政令就能推行;不合乎仪法程式政令就不能推行,所以说:“连退无仪则政令不行。” 

人主者,温良宽厚则民爱之,整齐严庄则民畏之。故民爱之则亲,畏之则用。夫民亲而为用,王之所急也。故曰:“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 

【译文】

作君主的,温良宽厚则人民爱戴他;整齐庄严则人民敬畏他。人民爱戴就同他亲近,人民敬畏就可以为他所用。人民亲近君主而又为君主所用,这是君主所最需要的。所以说:“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 

人主能安其民,则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 

【译文】

君主能使人民生活安定,人民事奉君主就会象事奉父母一样。这样,君主有忧人民可以为他分忧,国家有难人民可以为国死难。若君主视民如粪土,人民就不会为他所用。君主有忧就不肯分忧,有难也不会死难。所以说:“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于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则民之报上亦厚;上施薄,则民之报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责,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故曰:“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译文】

人民之所以肯于守国杀敌至死而不后退,是因为君主对人民施加了厚惠。所以,君主施惠优厚,人民报答他也优厚;上面施惠微薄,人民报答他也微薄。如果施惠少而求索甚多,君主就不能从臣下手里得到,甚至父亲也不能从儿子手里得到。所以说:“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乡,或以治国,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 

【译文】

道,是扶持万物,使它们生长发展,而全部完成它们生命的。所以它或者可以用来治乡,或者可以用来治国,或者可以用来治理天下。所以说:“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 

闻道而以治一乡,亲其父子,顺其兄弟,正其习俗,使民乐其上,安其土,为一乡主干者,乡之人也。故曰:“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 

【译文】

了解“道”而用它来治理一个乡,使一乡父子相亲,兄弟和睦,习俗归正,使人民怀乐君上,安居乐业,成为一乡之主干的,这就是治乡的人材。所以说:“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 

民之从有道也,如饥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阴也。故有道则民归之,无道则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 

【译文】

人民归附有道的君主,如同饥饿时重视食品,寒冷时重视衣服,暑热时重视荫凉一样。所以,有道则民众归附,无道则民众离散。所以说:“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变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则言自顺,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设,身之化也。” 

【译文】

道,是用来改造人的自身而使人走向正理的。所以,一个有道在身的人,言语自能通达,行为自能端正,事君自能忠诚,事父自能孝顺,对人自能顺理。所以说:“道之所设,身之化也。” 

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长守贵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满者与天。” 

【译文】

天的道,满而不外溢,盛而不衰竭。明君效法天道行事,所以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懈。所以能长守富贵,久有天下而不失。所以说:“持满者与天。” 

明主救天下之祸,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祸安危者,必待万民之为用也,而后能为之。故曰:“安危者与人。” 

【译文】

明君就是要解救天下灾祸,使天下危局趋于安定的。但救祸患与安危局,一定要依靠广大人民为其所用,然后才能办得到。所以说:“安危者与人。” 

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此盛满之国也。虽已盛满,无德厚以安之,无度数以治之,则国非其国,而民无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虽满必涸。” 

【译文】

地大国富,民众兵强,这是繁荣的国家。虽然已经繁荣,如果没有深德厚惠来安定它,没有法度策略来治理它,国家还不是他的国家,而人民也还不是他的人民。所以说:“失天之度,虽满必涸。” 

臣不亲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离而不和,故虽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译文】

臣下不亲近他们的君主,百姓不信任他们的官吏,上下离而不和,虽然表面安定,必将走向危亡。所以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御其民,则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贵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则民离叛而不听从,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译文】

君主掌握天道,用来统治他的百姓,百姓就一心事奉君主,所以能够富贵而长久统治天下。如果违背天道,百姓就背叛而不服从,君主就危险而不得长久统治天下。所以说:“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务学术数,务行正理,则化变日进,至于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乱主淫佚邪枉,日为无道,至于灭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无形。” 

【译文】

人君努力积累学识韬略,遵行正理,则每日都有发展进步,以至于成就大的事业,而愚人是不理解的。昏君淫逸邪枉,每天干无道的事情以至于灭亡,而自己还不知道原因。所以说:“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无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贵显而子孙被其泽。桀,纣、幽、厉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伤而子孙蒙其祸。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译文】

古代三王五霸都是利天下的君主,故自身贵显而子孙蒙其德泽。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都是害天下的君主,故自身因伤而子孙蒙其祸害。所以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故曰:“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 

【译文】

神农氏教民耕作生产粮食,以利人民。大禹亲身疏浚河道,铲高治低,以利人民。商场王和周武王征伐无道,诛杀暴君,以利人民。他们的行动虽有所不同,其有利于人民则一。所以说:“万事之任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 

栋生桡不胜任则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爱也,不以其理动者,下瓦则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动者,虽覆屋不为怨;不以其理动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译文】

屋柱是新伐而又弯曲的木材,它不堪负荷而倒塌,人们并不埋怨,这是理该如此的。小孩子,是慈母所钟爱的,但他无缘无故地拆下屋瓦,慈母也要拿棍子打他。故理该如此的,虽房屋倒坍也埋怨不到它;而理不该如此的,拆屋瓦就一定要打棍子。所以说:“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垂。” 

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废天道,行私为,则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 

【译文】

行事合于天道,出自公理,则远者都来亲近;废天道,按私心行事,则母子互相怨恨。所以说:“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过百里,战卒之众不过万人,然能战胜攻取,立为天子,而世谓之圣王者,知为之之术也。桀、纣贵为天子,富有海内,地方甚大,战卒甚众,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僇者,不知为之之术也。故能为之,则小可为大,贱可为贵。不能为之,则虽为天子,人犹夺之也。故曰:“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 

【译文】

古时候,周武王地方不过百里,战卒不过万人,但是能战胜攻取,立为天子,而后世称之为圣王,是因为他懂得治国为君的方法。桀、纣贵为天子,富有海内,地方甚大,战卒甚多,而身死国亡,被天下所杀戮,是不懂得治国为君的方法。故善于为国的,小就可以变大,贱就可以变贵。不善于为国的,即使当了天子,人们也会夺取的。所以说:“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圹地,故天予之时,地生之财。乱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故曰:“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 

【译文】

明君上不背天,下不废地,所以天给他有利的天时,地为他生产财富。昏君上违天道,下背地理,所以天不给他有利的天时,地也不给他生产财富。所以说:“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虽地小而民少,犹之为天子也。桀纣,天之所违也,故虽地大民众,犹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大必削。” 

【译文】

古时候,周武王是天所帮助的君主,故虽土地小而人口少,仍然可以当天子。桀与纣,是天所抵制的君主。故虽土地大而人口多,仍然困辱而死亡。所以说:“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大必削。” 

与人交,多诈伪无情实,偷取一切,谓之乌集之交。乌集之交,初虽相欢,后必相咄。故曰:“乌集之交,虽善不亲。” 

【译文】

与人交友,多行诈伪,不讲真实,苟且谋取一切,叫作乌鸦般的友谊。乌鸦般的友谊,最初虽然亲密,后来一定反目。所以说:“乌集之交,虽善不亲。” 

圣人之与人约结也,上观其事君也,内观其事亲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后约结。约结而不袭于理,后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 

【译文】

圣人同人家结交,在朝上要看他如何事君的,在家里要看他如何事亲的,一定要根据可靠的条件,然后才与他结交。结交而不根据可靠的条件,以后一定背叛。所以说:“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 

明主与圣人谋,故其谋得;与之举事,故其事成。乱主与不肖者谋,故其计失;与之举事,故其事败。夫计失而事败,此与不可之罪。故曰:“毋与不可。” 

【译文】

明君总是与圣人共同谋事,所以他的谋划得宜;与圣人共同举事,所以他的事业有成。昏君总是与不肖者共同谋事,所以他的计谋失误;与不肖者共同举事,所以他的事业失败。计谋失误与事业失败,这都是用人不可靠的过错。所以说:“毋与不可。” 

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夫令出而废,举事而败,此强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强不能。” 

【译文】

明君用人总是衡量着每个人的力所能及,然后才加以使用。所以,命令人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命令就能推行;使役人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事情就能成功。昏君不衡量人的能力,命令人们做力所不及的事情,所以命令不能推行;使役人们做力所不及的事情,所以事业失败。令出而不行,举事而失败,这都是强加于“力所不及”的过错。所以说:“毋强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义、父子之理、贵贱之分,不信圣人之言也,而反害伤之。故圣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译文】

对于狂惑的人,若告诉他君臣之义、父子之理、贵贱之分,他非但不相信圣人的话,反而加以伤害。所以圣人是不肯告诉他的。所以说:“毋告不知。” 

与不肖者举事,则事败;使于人之所不能为,则令废;告狂惑之人,则身害。故曰:“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 

【译文】

同不肖者共同举事,则事败;使人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则命令失效;把事理告知狂惑之人,则身受其害。所以说:“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 

常以言翘明,其与人也,其爱人也,其有德于人也,以此为友则不亲,以此为交则不结,以此有德于人则不报。故曰:“见与之友,几于不亲;见爱之交,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之所归,心行者也。” 

【译文】

常常用言语宣传他对人友好,对人亲爱和对人有德,以此与人交友就不会亲密,以此与人交往就不会结好,以此施德于人就不会赢得报答。所以说:“见与之友,几于不亲;见爱之交,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之所归,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则身逸而福多。乱主独用其智,而不任圣人之智;独用其力,而不任众人之力,故其身劳而祸多。故曰:“独任之国,劳而多祸。” 

【译文】

明君不用他自己的智慧,而依靠圣人的智慧;不用他自己的力量,而依靠众人的力量。所以,用圣人的智慧思考问题,没有不了解的问题;用众人的力量举办事业,没有不成功的事业。能做到个人放手而依靠天下人的智慧与力量推动国事,那就自身安逸而多得其福了。昏君独用他个人的智慧,而不依靠圣人的智慧;独用他个人的力量,而不依靠众人的力量,所以他自身劳累而多遭祸患。所以说:“独任之国,劳而多祸。” 

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乱主内失其百姓,外不信于邻国,故有患则莫之忧也,有难则莫之救也,外内皆失,孤特而无党,故国弱而主辱。故曰,“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译文】

明君对内实行法度,对外实行理义。所以邻国亲近他,盟国信任他。有祸患邻国替他分忧,有危难邻国对他援救。昏君对内脱离人民,对外不取信于邻国。国有祸患没有人替他分优,国有危难没有人对他援救。内外都脱离了,孤立而无援,所以国弱而君辱。所以说:“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圣人,而后天下治;妇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圣人,则天下乖乱而民不亲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则丑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丑而不信。” 

【译文】

明君的治理天下,一定任用圣人,而后天下治;女人求嫁夫家,必须通过媒人,而后家事成。因此,治理天下而不任用圣人,则天下乖乱而人民不会亲近;求嫁夫家而不通过媒人,则名声丑恶而没有信誉。所以说:“自媒之女,丑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见而有亲心焉者,有使民亲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 

【译文】

明君,人们还没有见面就有了亲近之心,是因为他有使人亲近的治世之道。所以他总是地位安定而人民都来归附。所以说:“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 

尧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誉之而不厌,久远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来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 

【译文】

尧舜,是古代的明主。天下人不厌倦地推祟他,不厌倦地赞誉他,历时久远而不忘记他,是因为他有使人民怀念不忘的治世之道,所以,他地位安定而人民都来归附。所以说:“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 

日月,昭察万物者也,天多云气,蔽盖者众,则日月不明。人主,犹日月也,群臣多奸立私,以拥蔽主,则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译文】

日月,是照亮万物的。天空多有云气,掩盖的云层一多,日月就不那么明亮了。人君,就如同日月一样;群臣之中如果多奸邪之徒,树立私党,以蒙蔽君主,君主便不得明察其臣下,下情也不得上达。所以奸邪之臣愈多,君主愈受其蒙蔽。所以说:“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险秽不平易,则山不得见。人主,犹山也,左右多党比周以壅其主,则主不得见。故曰:“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 

【译文】

山,是物中最高的。但地面险恶不平,山也就看不见了。人君,就象山一样。左右近臣结党营私,以蒙蔽君主,君主也就看不清了。所以说:“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于民心,不悖于理义,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复言也。出言而离父子之亲,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众,此言之不可复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 

【译文】

人君讲话不违背民心,不违弃礼义,他的话便足以安定天下,人们是唯恐他不多讲的。如果讲出话来使父子不亲,使君臣疏远,伤害天下的大众,这便是不应再说的错话,明君是不讲的。所以说:“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礼,遇人有理,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复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笑者,此不可复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译文】

人君自身行事端正,对待臣下有礼,与人相处有信,做出事来可为天下的表率,人们是唯恐他不多做一些事情的。如果自身行事不正,使用臣下暴虐,与人相处没有信用,所行之事为天下人耻笑,这是不可再做的错事,明君是不做的。所以说:“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复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贼暴也。故言而不信则民不附,行而贼暴则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灭亡之所从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复,行之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译文】

    不应该再说的错话,这种话没有信用;不应该再做的错事,这种事害人至深。出言而无道,人民就不肯归附;行事而害人至深,天下就怨声载道。人民不归附,天下怨声载道,这是导致灭亡的根源,所以是明君所禁忌的。所以说:“凡言之不可复,行之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管子·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白话译文  

 

   人君唯毋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然则内之不知国之冶乱,外之不知诸侯强弱,如是则城郭毁坏,莫之筑补;甲弊兵簓,莫之修缮。如是则守圉之备毁矣,辽远之地谋,边竟之士修,百姓无圉敌之心。故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

【译文】

人君只要听信废止军备的议论,群臣宾客便不敢讲求军事。那么,既不知国内的情况是太平还是动乱,又不知国外的诸侯是强大还是虚弱。这样城郭就毁坏,无人筑补;盔甲、兵器就破败,无人修缮了。这样也就使国防的设备归于毁灭了。远方的国土失落,边境的战士偷惰,百姓也将丧失御敌的斗志。所以说:“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 

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然则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如是则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与战,必不胜也。彼以教士,我以驱众;彼以良将,我以无能,其败必覆军杀将。故曰:“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译文】

人君只要听信泛爱人类的议论,就会把天下的民众都看成他自己的人,把别的国家都看成自己的国。这样就没有兼并争夺别国的心机,也没有战败敌军敌将的事迹。那么,射敌和车战的勇士没有厚禄,消灭敌军敌将的功臣没有贵爵,这些射敌和车战的勇士就要投奔外国去了。自己不攻打别人是可以做得到的、但不能管住人家不攻打自己。敌国要求割地给他们,自然不是我们所满意的,不割地而与之战斗,又一定打不赢。人家用经过训练的士兵,我们用临时征集的乌合之众;人家用良将,我们用无能之辈。其败局一定是军士覆亡而将领被杀。所以说:“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人君唯无好全生,则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养。生养何也?曰:滋味也,声色也,然后为养生。然则从欲妄行,男女无别,反于禽兽。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 

【译文】

人君只要专好全生保命,群臣也就都来全生保命,而大讲养生之道。什么叫做养生呢?回答说:饮食滋味,声色享受,然后归结为保养生命就是了。那么,纵欲妄行,男女无别,就要返回到禽兽状态。那么,礼义廉耻就立不起来,人君就不肯自我约束了。所以说:“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 

人君唯无听私议自贵,则民退静隐伏,窟穴就山,非世间上,轻爵禄而贱有司。然则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 

【译文】

人君只要听信私立异说清高自贵的议论,人们就将要退身静处而隐匿行踪,窟居洞府而远就深山,反对世俗而对抗君上,看轻爵禄而无视官吏了。那么,君主对于他们简直是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所以说:“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

人君唯无好金玉货财,必欲得其所好,然则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则尊爵重禄也。如是则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则贤者不为下,智者不为谋,信者不为约,勇者不为死。如是则驱国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 

【译文】

人君只要喜好金玉财货,而且一定要得到它们,那么就必须有条件同它们交换。用什么来换取呢?只好用大官尊位,不然就是用高爵重禄。这样,不贤之辈就要在上面掌权了。那么,贤者将不肯甘为属下,智者将不肯设谋献策,信实的人将不肯相约办事,勇敢的人将不来效死。这样就等于把国家拿出来抛弃掉了。所以说:“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听群徒比周,则群臣朋党,蔽美扬恶。然则国之情伪不见于上。如是则朋党者处前,寡党者处后。夫朋党者处前,贤、不肖不分,则争夺之乱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 

【译文】

人君只听信结交朋党的议论,群臣就要搞朋党活动,讲话蔽美扬恶,那么,君主就无法了解情况的真假。这样就形成有朋党的活跃在台前,党羽少的被挤到台后。有朋党的人们在台前活动,贤者与不贤者就将无法分清,争夺的祸乱就要发生,而君主就将处在危险境地。所以说:“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听观乐玩好,则败。凡观乐者,宫室、台池,珠玉、声乐也。此皆费财尽力伤国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奸人也。而人君听之,焉得毋败?然则府仓虚,蓄积竭;且奸人在上,则壅遏贤者而不进也。然则国适有患,则优倡侏儒起而议国事矣。是驱国而捐之也。故曰:“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人在上位。” 

【译文】

人君只要听信观乐玩好的议论,就会导致失败。凡观乐之事,不外是宫室、台池、珠玉与声乐之类。这都是浪费钱财、消耗民力、伤害国家的事情。而用这些东西事奉君主的都是奸臣。君主若是听信他们。怎么能够不败亡?那么,府库空虚了,积畜枯竭了,而且奸臣掌权,阻碍着贤者不得进用了。那么,一旦国家有难,优伶丑角之流就都起来议决国事了。这也就等于把整个国家拿出来抛弃掉了。所以说:“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臣在上位。” 

人君唯毋听请谒任誉,则群臣皆相为请。然则请谒得于上,党与成于乡。如是则货财行于国,法制毁于官,群臣务佼而不求用,然则无爵而贵,无禄而富。故曰:“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 

【译文】

人君只要听信请托保举的议论,群臣就都来互相拉拢请托。那么,请托之风在上面发展,结党之事也就在乡中完成。这样,财货礼物在国内到处通行,法律制度也就在官府遭到破坏。群臣都努力发展私交而不求为国效力;那么,无爵位也可以成为贵者,无俸禄也可以发财致富。所以说:“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 

人君唯无听谄谀饰过之言,则败。奚以知其然也?夫谄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过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则谋臣死而谄臣尊矣。故曰:“谄谗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 

【译文】

    人君只要听信阿谀奉承、掩饰过错的议论,就会导致失败。为什么是这样呢?谄媚之臣是常常使君主不知悔过又不知改过的,所以君主受迷惑而自己尚不觉察。这样,就导致谋臣死亡而谄臣高升了。所以说:“谄谗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

 

 

《管子·版法解第六十六》白话译文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春生于左,秋杀于右;夏长于前,冬藏于后。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尽应。治不尽理,则疏远微贱者无所告;事不尽应,则功利不尽举。功利不尽举则国贫,疏远微贱者无所告则下饶。故臼:“凡将立事,正彼天植。” 

【译文】

法,就是效法天地的方位,模拟四时的运行,来治理天下的。四时的运行,有寒有暑,圣人效法它,所以有文有武。天地的方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效法它,建立国家纲纪。春生在左,秋杀在右;夏长在前,冬藏在后。属于生长之事,是文;属于收藏之事,是武。因此,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模仿这些,来实行法令,来判断事理。凡有关法度之事,掌握不可以不正。掌握不正则判断不公,判断不公则治狱不完全合理,办事不完全得当。治狱不完全合理,疏远微贱的人们就无法申诉;办事不完全得当,功利事业就不能充分举办。功利事业不充分举办则国家贫穷,疏远微贱者无法申冤则民间扰乱。所以说:“凡将立事,正彼天植。” 

天植者,心也。天棺正,则不私近亲,不孽疏远。不私近亲,不孽疏远,则无遗利,无隐治。无遗利,无隐治,则事无不举,物无遗者。欲见天心,明以风雨。故曰:“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 

【译文】

天植,就是心。心正,就不会偏厚于近亲,也不会加害于疏远。不偏厚于近亲,不加害于疏远,则国财没有流失,民间没有冤案。国无失财,民无冤案,则事业没有不兴办起来的,财物也没有被弃置了的。要想了解天心,需要在风雨的情况上判明。所以说:“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 

万物尊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天者,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贵风雨者,为其莫不待风而动待雨而濡也。若使万物释天而更有所受命,释风而更有所仰动,释雨而更有所仰濡,则无为尊天而贵风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专在君,而有所分散,则君日益轻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经既饬,君乃有国。” 

【译文】

万物都尊祟天而贵风雨。所以尊崇天,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接受天的意旨的;所以贵风雨,是因为万物没有不靠风吹动、靠雨滋润的。若使万物离开天而接受另外什么东西的意旨,离开风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吹动,离开雨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滋润,那就无需尊天而贵风雨了。现在人君之所以位尊而身安,就是因为他树立了权势并且推行了政令。其所以能树立权势和推行政令,就是因为权势和财利两者的掌握没有不在君主手里的。若使权势和财利的掌握不专在君主之手,而有所分散,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而权势财利也将日益衰减,这是一条发生侵夺暴乱的道路。所以说:“三经既饬,君乃有国。” 

乘夏方长,审治刑赏,必明经纪,陈义设法。断事以理,虚气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祸乱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骤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众之所忿,寡不能图。” 

【译文】

乘夏天白日方长,要审理刑赏大事。这必须宣明纲纪,公布仪法、制度,依理断事。这要求虚气平心,而排除个人喜怒。如果背弃法令而按照个人喜怒行事,祸乱便会发生,君位就会危险。所以说:“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喜以赏,怒以杀,怨乃起,今乃废。骤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众之所忿,寡不能图。” 

冬既闭藏,百事尽止,往事毕登,来事未起。方冬无事,慎观终始,审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后难者,有始不足见而终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举,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轻行之,人轻行之,则必困难成之事;始不足见者,人轻弃之,人轻弃之,则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数困难成之事,而时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审察事理,慎观终始,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谓之妄举。妄举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 

【译文】

冬天万物收闭,百事尽止,过去一年的事情全部完成,来年的事情尚未开始。乘此冬日无事,就来慎重考察国事的全部过程,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有的工作,开头感到容易而后来才发现困难;有的工作,开头不被注意而后来却无法补救。这往往是利途不能开发,国事遇到困难的原因。开头感到容易的,人们就轻易对待它,轻易对待,就一定办不到难成的大事;开头不被注意的,人们就轻易放弃它,轻易放弃,就一定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经常办不到难成的大事,经常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这便是衰耗事业的道路。因此,英明君主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慎重考察国事的全过程,办事情一定预知它的成就,有成就一定预知它的作用,有作用一定预知它的利害后果。办事而不预知其成就,有成就而不预知其作用,有作用而不预知其利害后果,叫作轻举妄动。轻举妄动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所以说:“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礼义也。夫民无礼义,则上下乱而贵贱争。故曰:“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 

【译文】

凡是人君,都愿意百姓遵行礼义。人民若无礼义,则上下混乱而贵贱争夺。所以说:“庆勉敦敬以显之、富禄有功以劝之,爵贵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众之亲上乡意也,欲其从事之胜任也。而众者,不爱则不亲,不亲则不明,不教顺则不乡意。是故明君兼爱以亲之,明教顺以道之,便其势,利其备,爱其力,而勿夺其时以利之。如此则众亲上乡意,从事胜任矣。故曰:“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译文】

凡是人君,都希望百姓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希望百姓为国办事而办事胜任。就民众来说,不爱护他们就不来亲近,不教训他们就不顺从君意。因此,英明君主总普遍施爱来亲近他们,宣明教训来引导他们,顺应他们力量,促进他们富足,爱惜他们的劳力,而不侵夺他们的农时,用这些为他们谋福利。这样,民众就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为国家办事就胜任了。所以说:“兼爱无遗,是谓君心。必先顺教,万民乡风。旦暮利之,众乃胜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顺,事有称量。人心逆则人不用,事失称量则事不工。事不工则伤,人不用则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质。” 

【译文】

治国的根本有两条:一曰人,二曰事。治人要求他一定效力,治事要求它一定完善。人有逆有顺,事情有分量尺度。人心逆就不肯效力,事不合分量尺度就不可能完善。事情不完善意味着有伤,人不肯效力意味着有怨。所以说:“取人以己,成事以质。” 

成事以质者,用称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故曰:“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矣。” 

【译文】

所谓成事以质,就是要根据实际分量尺度行事;所谓取人以己,就是要考虑按“恕”道行事。考虑恕道,就是想着比照自己,自己所不接受的,不要施加于他人。所以说:“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拂),用力苦则劳矣。” 

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则事不工,事不工而数复之,故曰劳矣。用财啬则不当人心,不当人心则怨起。用财而生怨,故曰费。怨起而不复反,众劳而不得息,则必有崩阤堵坏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而不悟,民乃自图。” 

【译文】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使用民力过头,事情就不会做得完善。不完善而不断返工,所以叫作“劳”。君主用财吝啬,就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则发生怨恨。用财而造怨,所以叫作“费”(拂)。民众怨起而不得平复,疲劳而不得休息,就一定产生摧毁破坏的想法。所以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而不悟,民乃自图。”

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故曰:“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僇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译文】

凡国家没有法律,民众就不知道怎样行事;没有制度,行事就没有一个准则。但有法律而不公正,有制度而不明确,则行政管理不灵。行政管理不灵则国家混乱。所以说:“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  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恶罚而畏罪。是以人君严教以示之,明刑罚以致之。故曰:“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有过以惩之,杀僇犯禁以振之。” 

【译文】

凡是人民,没有不恶刑而畏罪的。所以,人君要严加教训来告示他们,申明刑罚来做戒他们。所以说:“顿卒怠倦以辱之,罚罪有过以惩之,杀戮犯禁以振之。”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能胜六攻而立三器,则国治;不肖之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不治。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畏众,非禄赏无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富。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畏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畏众,禄赏不足以劝民,则人君无以自守也。然则明君奈何?明君不为六者变更号令,不为六者疑错斧钺,不为六者益损禄赏。故曰:“植固而不动,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译文】

治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则国家称治;昏君不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故国家不治。什么是三器呢?就是:号令、刑杀、禄赏。什么是六攻呢?就是:亲者、贵者、财货、女色、巧佞之臣、玩好之物。三器的用途是什么呢?回答说:没有号令就无法使役臣下,没有刑杀就无法威服民众,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人民。六攻的坏处是什么呢?回答说:虽不听法令而可以安然存在,虽违犯禁律而可以豁免罪刑,虽没有立功而可以发财致富。国家有不听法令而安然存在的情况,号令就不能推动臣下;有违犯禁律而免于刑罪的情况,刑杀就不能威慑民众;有无功而发财致富的情况,禄赏就不能鼓励百姓;号令不能推动臣下,刑杀不能威慑民众。禄赏不能鼓励百姓,人君就没有可以保全自己地位的东西了。那么,英明君主应该怎么办呢?英明君主是不为这六者变更号令,不为这六者疑止或施加刑杀,也不为这六者增加或减少禄赏的。所以说:“植固不动,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载万民而兼有之,烛临万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时为主、为质,以治天下。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地载而无弃也,安固而不动,故莫不生殖。圣人法之以覆载万民,故莫不得其职姓,得其职姓,则莫不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无亲。” 

【译文】

凡是人君,都保护着亿万民众而占有他们,督察着亿万部族而使役他们。因此,他运用天地、日月、四时,作为主宰,作为根据,来治理天下。天覆万物而没有例外,其恩惠无所不在;地载万物而没有遗弃,稳定而不动。故无不生长繁育。圣人效法它们来保护万民,所以,万民没有不得到经常生计的。得到经常生计,就没有不为君主效力的了。所以说:“法天合德,象地无亲。” 

日月之明无私,故莫不得光。圣人法之,以烛万民,故能审察,则无遗善,无隐奸。无遗善,无隐奸,则刑赏信必。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止。故曰:“参于日月。” 

【译文】

日月的光明没有偏私,所以没有得不到光照的地方;圣人效法它们,来烛照万民,所以能够明察,这就没有看不到的善良行为,也没有隐蔽得住的恶事。没有看不到的善行和没有隐蔽着的恶事,就可以做到赏罚准确而坚定。赏罚准确坚定,则好事得到鼓励,坏事得到禁止。所以说:“参于日月。” 

四时之行,信必而著明。圣人法之,以事万民,故不失时功。故曰:“伍于四时。” 

【译文】

四时的运行,准确、固定而明显。圣人效法它,使用万民,所以事情总是不失时效。所以说:“伍于四时。” 

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爱施俱行,则说君臣、说朋友、说兄弟、说父子。爱施所设,四固不能守。故曰:“说在爱施。” 

【译文】

凡是民众,对他们爱护,他们就亲近;为他们谋利益,他们就归附。因此,明君实行福利措施来招引他们,表明爱护之意来亲近他们。只谋利而不爱护,民众就归附而不亲近;只爱护而不谋利,民众就亲近而不肯归附。爱与利兼而行之,那就君臣喜悦,朋友喜悦,兄弟喜悦,父子喜悦了。爱、利兼行的结果,在战时,敌国的四境虽固都不能据守。所以说:“悦众在爱施。” 

凡君所以有众者,爱施之德也。爱有所移,利有所并,则不能尽有。故曰:“有众在废私。” 

【译文】

凡国君之所以能赢得民众拥护,是因为有爱民和施利于民的德惠。爱民之心若是有了改变,对于财利若是有所吞并,就不能完全赢得民从了。所以说:“有众在废私。” 

爱施之德虽行而无私,内行不修,则不能朝远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故曰:“召远在修近。” 

【译文】

君主虽有爱民和施利的德惠,并且也没有偏私之处,但君主的个人操行不好,也是不配朝会远方君主的。因此要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整顿家庭之间的名分,整饬男女的分别,区别亲疏远近的不同,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彰明显著,这样,近处的民众都来亲近,远国的民众也来归附。所以说:“召远在修近。” 

闭祸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无怨也。凡祸乱之所生,生于怨咎;怨咎所生,生于非理。是以明君之事众也必经,使之必道,施报必当,出言必得,刑罚必理。如此则众无郁怨之心,无憾恨之意,如此则祸乱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闭祸在除怨也。” 

【译文】

关于“闭祸在除怨”,不是说有了怨才去清除,而是要保持所在之地经常不发生人怨。凡是祸乱的发生,乃生于怨咎;怨咎所生,生于非理。因此,明君管理民众一定要有原则,使役他们一定要有道德,施予报酬一定要恰当,说话一定要正确,刑罚一定要合理。这样,民众就没有郁怨之心,也没有憾恨之意了。这样祸乱就不会发生,君主地位也不至陷于危险。所以说:“闭祸在除怨。”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贤佐也。佐贤则君尊、国安、民治,无佐则君卑、国危、民乱。故曰:“备长存乎任贤。” 

【译文】

凡人君所以能保持尊严而安定,在于有贤的佐臣。佐臣贤,则君主尊严,国家安定,人民得治;得不到贤的佐臣,则君主卑辱,国家危殆,人民叛乱。所以说:“备长在乎任贤”。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天下所谋,虽立必隳;天下所持,虽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译文】

    人,没有不爱利恶害的。因此,与天下人同利的,天下人就拥护他;独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就图谋他。天下人所图谋的,地位虽然确立也必然倒台;天下人所拥护的,地位虽然尊高也没有危险。所以说:“安高在乎同利。”

 

《管子·明法解第六十七》白话译文  

 

  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得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竟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谓治国。故《明法》曰:“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 

【译文】

英明的君主,掌握权谋策略而不可欺瞒,明确法度禁令而不能侵犯,分清上下职事而不容颠倒混乱。所以,群臣不敢行私舞弊,贵臣不能压制贱者,近臣不能阻碍远者,孤寡老弱不会丧失经常供养,国内尊卑分明而没有互相僭越的情况。这个就叫作治理得好的国家。所以,《明法》篇说:“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术者,下之所以侵上乱主也。故法废而私行,则人主孤特而独立,人臣群党而成朋。如此则主弱而臣强,此之谓乱国。故《明法》曰:“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译文】

明法,是君主用来统一人民役使臣下的;私术,是臣下用来侵犯朝廷扰乱君主的。所以,法度废而私术行,人君就没有依靠而陷于孤立,臣下就拉帮结派而形成朋党。这样就形成主弱臣强的局面,这个就叫作混乱的国家。所以,《明法》篇说:“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 

【译文】

明君在上位,有必治的权势,群臣便不敢为非作歹。所以,群臣之所以不敢欺君,并不是喜爱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的权势;百姓之所以争为君用,也不是喜爱君主,而是因为害怕君主法令。因此,明主掌握着必胜的策略,来统治不得不被使用的人民;控制着“必尊”的势力,来制服不得不服从的臣子,这样就令行禁止,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所以,《明法》篇说:“尊君卑臣,非亲也,以势胜也。” 

明主之治也,县爵禄以劝其民,民有利于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罚以威其下,下有畏于上,故主有以牧之。故无爵禄则主无以劝民,无刑罚则主无以威众。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爱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无奸者,非以爱主也,欲以爱爵禄而避罚也。故《明法》曰:“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译文】

明君治国,立爵禄来鼓励人民,人民可以得利于君主,故君主能使役他们;立刑罚来镇慑人民,人民就将畏惧于君主,故君主能统治他们。所以,没有爵禄,君主就没有办法鼓励人民;没有刑罚,君主就没有办法镇慑人民。故人臣遵守规范执行君命,并非出于爱君,不过是出于趋利而避害;百官执行法度不行恶事,也不是出于爱君,不过是出于接受爵禄而躲避刑罚。所以,《明法》篇说:“百官论职,非惠也,刑罚必也。” 

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处卑贱,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职,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则乱,臣行主道则危。故上下无分,君臣共道,乱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则乱。” 

【译文】

君主,专擅生杀,据有威势,掌握令行禁止的大权来驾御他的群臣,这就是为君之道。人臣,处在下位,奉行君令,严守本身职责,做好分内工作,这就是为臣之道。君行臣道则陷于混乱,臣行君道则陷于危亡。所以,上下没有分别,君道与臣道混同,是乱国的根本。所以,《明法》篇说:“君臣共道则乱。”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谨事主者,以欲生而恶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恶死,则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杀之柄,专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尝有也。故治乱不以法断而决于重臣,生杀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专以其威势予人,则必有劫杀之患;专以其法制予人,则必有乱亡之祸。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专授则失。” 

【译文】

人臣之所以惶恐而谨慎地事奉君主,是因为要求生存怕死。假使人们都不要求生存,都不怕死,那就无法控制了。生杀之权专在大臣之手,而君主不危亡的事,是没有的。所以,国家治乱如不决定在法度,而是由重臣决定;生杀权柄如不掌握在君主自身,而是旁落在下面,这就是寄生的君主。所以,为人君主专愿把权势送给别人,就一定有被劫杀的忧患;专愿把法度送给别人,就一定有乱亡的祸事。这些都是亡国之君所走的道路。所以,《明法》篇说:“专授则失。” 

凡为主而不得行其令,废法而恣群臣,威严已废,权势已夺,令不得出,群臣弗为用,百姓弗为使,竟内之众不制,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如此者,灭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谓之灭。” 

【译文】

凡是身为君主而不得行其政令,法度废驰而对群臣放任,威严已经丧尽,权势已被剥夺,政令发不出去,群臣不为所用,百姓不为所使,国内的民众不能为所控制,那么,国就不是属于他的国,民也不是属于他的民。这种情况,乃是被欺灭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令本不出谓之灭。” 

明主之道,卑贱不待尊贵而见,大臣不因左右而进,百官条通,群臣显见,有罚者主见其罪,有赏者主知其功。见知不悖,赏罚不差。有不蔽之术,故无壅遏之患。乱主则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远隔闭而不得闻。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谓之壅。” 

【译文】

明君的做法,接触下层人士不等待贵臣介绍,进用国家大臣不依靠左右进言,对百官的联系是顺畅的,对群臣的了解是明白的。对受罚的,君主明见他的罪;对受赏的,君主知道他的功。所见与所知没有谬误,所赏与所罚没有差错。因为他有不受蒙蔽的办法,所以没有被“堕遏”的忧患。昏君就不是如此,他的法令通不到人民群众,被疏远隔绝而不得了解情况。这种状况,乃是被壅遏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令出而留谓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为奸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则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间,而使美恶之情不扬闻,祸福之事不通彻,人主迷惑而无从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谓之塞。” 

【译文】

人臣之所以能弄权行恶,是因为揽夺君权。人臣中一有揽夺君权的,君令就不能贯彻,下情就不能上通。以人臣的力量,就能隔离在君臣之间,使好坏的情况不得发表,祸福的事例不得通报,人君迷惑而无从觉悟,这种情况,便是被闭塞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不上通谓之塞。” 

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群臣之道,下得明上,贱得言贵,故奸人不敢欺。乱主则不然,听无术数,断事不以参伍。故无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专国,主明蔽而聪塞,忠臣之欲谋谏者不得进。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译文】

明君,多听独断,听取意见的门户是很多的。对群臣的政策,也要求下级可以提醒上级,贱者可以评说贵者。所以奸臣不敢对他欺骗。昏君则不然,了解情况没有办法,裁决事情又不用参考验证。所以,无能的人上来,邪曲之臣专政,君主的视听被蒙蔽阻塞,忠臣想要设谋进谏的,又不得进用。这种情况,乃是被侵夺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 

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具故其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则主尊显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赏罚之所立者不当,则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党而劫杀之。故《明法》曰:“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译文】

人君治国,没有不具备法令和赏罚的。所以,法令明确而赏罚规定得当,君主就尊显而不出奸臣;法令错误而赏罚规定不当,群臣就一方面行私而蔽塞君主,另一方面结党而劫杀君主。所以,《明法》篇说:“灭、塞、侵、壅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案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 

【译文】

法度,是君主用来控制天下而禁止奸邪的,是用来统治海内而事奉宗庙的。私意,是可以产生祸乱、滋长奸邪而危害公正原则的,是可以蒙蔽君主、丧失正道而导致危亡的。法度得行则国治,私意得行则国乱。英明君主,虽对自己心爱的人,无功也不赏;虽对自己憎恶的人,无罪也不罚。按照法度规程来检验得失,与法度无关的事是不留意的。所以,《明法》篇说:“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

明主之治国也,案其当宜,行其正理。故其当赏者,群臣不得辞也;其当罚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赏功诛罪,所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则是使民轻上而易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为也。故《明法》曰:“不为惠于法之内。” 

【译文】

明君治国,总是根据恰当合适的原则,执行正确道理。所以,对于当赏的,群臣不得推辞;对于当罚的,群臣不敢逃避。赏功罚罪,本来是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杂草不铲除,就危害庄稼;盗贼不惩治,就伤害良民。如果弃公法而行私惠,那就等于便利奸邪而助长暴乱了。因为行私惠而赏了无功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贪图侥幸而谋求向上讨好;行私惠而赦了有罪的人,就等于让人民轻慢君主而轻易为非作歹。弃公法而行私意,明君是不肯干的。所以,《明法》篇说:“不为惠于法之内。”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群臣并进,策之以数,则私无所立。故《明法》曰:“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译文】

大凡君主没有不要求人民效力的。使人民效力,就必须建立法度而推行政令。所以治理国家使役人民莫如有法,禁止淫乱抑制暴行莫有刑。贫者并非不愿意夺取富者的财物,然而他不敢,是法度不让他夺;强者并非不能施加暴行于弱者,然而他不敢,是畏惧法度的惩治。所以,百官的工作,都按法度检查,奸邪就不会产生;暴慢之人,都用刑律惩治,祸乱就起不来;群臣并进,都用政策来驾御,私术就无法建立。所以,《明法》篇说:“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故威势在下,则主制于臣;威势在上,则臣制于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门守其户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势也。故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故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法政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故《明法》曰:“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译文】

君主之所以能控制臣下,靠的是权势。所以,权势旁落在下,君就被臣控制;权势掌握在上,臣就被君控制。一个被蒙蔽的君主,并不是谁堵塞和封守着他的门户,然而他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所要求的什么也得不到,就是因为丧失了权势的缘故。所以,权势独揽在君主手里,群臣就畏惧恭敬;法度政令由君主独自决定,天下就服从听命。如果权势分散于臣下,命令就无法推行;法度政令产生于臣下,百姓就不会听命。所以,明君治理天下,坚持独揽权势,而不与臣下共分;坚持独定法度政令,而不许出自臣下。所以,《明法》篇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译文】

明君,统一法规,建立准则,而且坚决地维护它们。所以,命令一下人民就服从。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准则。执法官吏,是牵制着人民生命的。所以明君治国,对于阻碍法令的就罚。这样,依法治罪,人民受死也无所抱怨;依法量功,人民受赏也不必感恩。这些都是按照法度处理事情的功效。所以,《明法》篇说:“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译文】

明君,握有一种法度的控制力量,所以群臣都出于正确的治理而不敢行恶。百姓也理解君主是依法办事的,所以官吏对他们的派使,合法则服从,不合法则抵制不动。人民用法度和官吏互相牵制,下面凭法度与上面办理事务。所以奸诈的人不能欺骗君主,嫉妒的人无法行害人之心,进谗面谀之人不能用其机巧。千里之外,人们都不敢为非作歹。所以,《明法》篇说:“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 

权衡者,所以起轻重之数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恶利也,权不能为之多少其数,而衡不能为之轻重其量也。人知事权衡之无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权衡平正而待物,故奸诈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 

【译文】

权衡,是用来计算轻重数字的,然而人们不去事奉它,并非心里不爱财,而是因为“权”不能替他创造数量的多少,“衡”不能替他创造重量的轻重。人们看到事奉权衡本身没有益处,所以不去事奉它。所以,有明君处在上位,官不能枉法,吏不能行私,人们看到事奉官吏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就不用财货行贿于官吏了。能做到权衡公正来处理一切事情,奸诈的人就不能行私。所以,《明法》篇说:“有权衡之称者,不可以欺以轻重。” 

尺寸寻丈者,所以得长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长,则万举而万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故《明法》曰:“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译文】

尺、寸、寻、丈这些单位,都是用来取得长短实数的。所以用尺寸计量短长,就万元一失。尺寸的计量,虽对于富贵众强的人们,不替他增长;虽对于贫贱卑辱的人们,也不替他减短。它是公平而没有偏私的,所以奸诈的人不能制造错误。所以,《明法》篇说:“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国之所以乱者,废事情而任非誉也。故明主之听也,言者责之以其实,誉人者试之以其官。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是故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受官。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督其实,故群臣以虚誉进其党;任官而不责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则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务多其佼而不为主用。故《明法》曰:“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译文】

国家之所以乱,是因为办事不根据事实而根据诽谤夸誉的议论。所以英明君主在听取意见的时候,对于提建议的,要责成他拿出真实证据;对于夸誉人的,要用试官的办法考验。言而不实的,给予惩罚;试官而败坏官职的,也给予惩罚。所以,假话无人敢说,不肖之徒不敢接受官职。昏君则不是如此,听取意见不考核其真实性,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名来推荐私党;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因而愚污的官吏就进入朝廷。这样,群臣就互相吹捧他们的美名,互相借助他们的功劳,力求扩大交结而不为君主效力了。所以,《明法》篇说:“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乱主不察臣之功劳,誉众者,则赏之;不审其罪过,毁众者,则罚之。如此者,则邪臣无功而得赏,忠正无罪而有罚。故功多而无赏,则臣不务尽力:行正而有罚,则贤圣无从竭能;行货财而得爵禄,则污辱之人在官;寄托之人不肖而位尊,则民倍公法而趋有势。如此,则悫愿之人失其职,而廉洁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译文】

昏君不肯明察臣下的实际功劳,只看夸誉的人多,就行赏;也不肯详察臣下的实际罪过,只看诽谤的人多,就处罚。这样一来,就形成邪臣无功而得赏,忠臣无罪而受罚。功多而无赏,臣下就不肯尽力;行为忠正而受罚,圣贤就无法竭能报国;行贿赂而得爵禄,恶浊的人就混进宫府;委托重任的人不贤而官位很高,人民就背离公法而趋炎附势了。因此,忠诚之士反而失其职守,廉洁之官反而治理不好。所以,K明法》篇说:“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无私,则奸臣不得其利焉。此奸臣之所务伤也。人主不参验其罪过,以无实之言诛之,则奸臣不能无事贵重而求推誉,以避刑罚而受禄赏焉。故《明法》曰:“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 

【译文】

一般官吏为官,如行法而不掏私,奸臣便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样,奸臣就力求对他诬陷中伤。人君若不对他的“罪过”调查核实,根据不实之词惩罚他,作人臣的就不得不事奉权贵来求得他们的夸誉,以便躲避刑罚而谋求禄赏。所以,《明法》篇说:“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 

奸臣之败其主也,积渐积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则相为候望于主,下则买誉于民。誉其党而使主尊之,毁不誉者而使主废之。其所利害者,主听而行之,如此,则群臣皆忘主而趋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为慝,是故忘主私佼,以进其誉。” 

【译文】

奸臣的败坏君主,总是采取渐渐败坏的方法,使君主迷惑而不自觉察。他们在上面对君主进行侦查,在下面向人民收买名誉。他们夸誉同党让君主重视,诽谤非同党的人让君主废黜。对他们所要利之、害之的,如君主听而行之,这样,群臣就全都忘掉君主而发展私交了。所以,《明法》篇说:“比周以相为匿,是故忘主死伎,以进其誉。” 

主无术数,则群臣易欺之;国无明法,则百姓轻为非。是故奸邪之人用国事,则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则奸人为之视听者多矣。虽有大义,主无从知之。故《明法》曰:“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译文】

君主没有权谋策略,群臣就容易对他欺骗;国家没有修明的法度,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因此,奸邪之人若是执掌国政,群臣的切身利害仰望于他,这样,替奸臣作耳目的人就多了,虽有不义之人,君主也是无从知道的。所以,《明法》篇说:“佼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法术,日夜佐主明于度数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奸邪之臣知法术明之必治也,治则奸臣困而法术之士显。是故邪之所务事者,使法无明,主无悟,而己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则奸邪之臣困伤矣,是方正之与奸邪不两进之势也。奸邪在主之侧者,不能勿恶也。唯恶之,则必候主间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则忠臣无罪而困死,奸臣无功而富贵。故《明法》曰:“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译文】

凡是所谓忠臣,都是力求修明法度政策,日夜帮助君主掌握法度政策的道理,来治理天下的。奸臣知道法度政策修明国家必治,国治则奸臣困难,而坚持法度政策者尊显。所以,奸臣所努力争取的,就是法度不要修明,。君主不要觉悟,而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正直之臣得用则奸臣因伤,这乃是正直与奸邪不能并用的必然趋势。奸臣在君主左右,不能不憎恶忠臣。唯其憎恶,就必然窥伺君主的时机而日夜进言危害。君主若不明察而错用其言,忠臣就会无罪而困死,奸臣就会无功而富贵。所以,《明法》篇说:“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恶也。失天下,灭宗庙,人主莫不恶也。忠臣之欲明法术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恶者,奸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则忠臣无从进其公正之数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译文】

富贵尊显,久有天下,人君没有不愿意的。令行禁止,海内无敌,人君没有不愿意的。蒙蔽、欺骗、侵权、僧越,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失天下,灭宗庙,人君没有不厌恶的。忠臣修明法度、政策以实现国君的所愿,消除国君的所恶,奸臣的专权者,便用行私来进行危害,忠臣就无从进用他的公正政策了。所以,《明法》篇说:“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 

乱主之行爵禄也,不以法令案功劳;其行刑罚也,不以法令案罪过。而听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赏,主为赏之;臣欲有所罚,主为罚之。废其公法,专听重臣。如此,故群臣皆务其党,重臣而忘其主,趋重臣之门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 

【译文】

昏君的授爵赐禄,不是依据法度审查功劳;判处刑罚,也不是依据法度审查罪过。而全是听从权重之臣的主意行事。所以,重臣要赏的,君主就替他赏;重臣要罚的君主就替他罚。废其公法,专听重臣的主意。这样,群臣就发展私党,重视其臣而忘掉其君,奔走于重臣的家门而不肯进入朝廷。所以,《明法》篇说:“十至于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 

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乱主则不然。故群臣处官位,受厚禄,莫务治国者,期于管国之重而擅其利,牧渔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虑其家,不一图其国。” 

【译文】

明君的治理臣下,明确他们的职务,而监督他们完成。胜其任者留官,不胜其任才废免。所以群臣都竭尽能力来完成职务。昏君则不是这样行事的。所以群臣只占据官位,接受厚禄,而没有致力于治理国家的,只期望掌握重要部门而独专其利,只期望统治搜刮人民而独富其家。所以,《明法》篇说:“百虑其家,不一图其国。”

明主在上位,则竟内之众尽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职致治以安国家。乱主则不然,虽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虽有圣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国也。故属数虽众,不得进也;百官虽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无其实。故《明法》曰:“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 

【译文】

明君在上面掌权,国内民众就都能尽心竭力来拥护君主,百官也分工治理来安定国家。昏、君在上面掌权就不是这种情况。虽然国内有勇力之士,却被大臣们私养起来,不让他事奉君主;虽然有圣智之士,却被大臣们私用起来,不让他治理国家。所以,统率的人数虽多,却不能进用;百官虽然完备,却不能支配。这种情况就是有君主之名而无其实。所以,《明法》篇说:“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 

明主者,使下尽力而守法分,故群臣务尊主而不敢顾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审,故大臣各处其位而不敢相贵。乱主则不然,法制废而不行,故群臣得务益其家;君臣无分,上下无别,故群臣得务相贵。如此者,非朝臣少也,众不为用也。故《明法》曰:“国无人者,非朝臣衰也,家与家务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也。” 

【译文】

明君,使臣下尽力工作而守法,故群臣努力尊君而不敢顾其私家;使君臣本分明确,地位分明,故大臣各安其位而不敢私相抬举。昏君则不然,法度废而不行,故群臣可努力发家;君臣无分,上下无别,故群臣可以私相抬举。这种情况,不是朝臣少,而是众朝臣不为君主所用。所以,《明法》篇说:“国无人者,非朝臣衰也,家与家务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也。” 

人主之张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诛盗贼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则爵尊而禄厚;其所任官者小,则爵卑而禄薄。爵禄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乱主之治也,处尊位,受厚禄,养所与佼,而不以官为务。如此者,则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禄养佼,不以官为事,故官失职。” 

【译文】

君主的安官设吏,不只是尊重他们、厚养他们就算完事了,而是使他们遵行君主的法度,执行君主的政令,来治理百姓镇压盗贼的。因此,谁担任的官职大,那就爵尊禄厚;谁担任的官职小,那就爵低禄薄。爵禄,正是君主用来使用和治理官吏的。至于昏君的官员,则是处在尊高的地位,拿着优厚的俸禄,养着自己的党羽,而不以官职为本务。这种情况,官吏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明法》篇说:“小臣持禄养佼,不以官为事,故官失职。” 

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白黑之分。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试,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以官任其身而课其功,专任法不自举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 

【译文】

明君选拔贤者,对于号称有勇的人,用当兵作试验;对于号称有智的人,用当官作试验。在军队里试验有功的就提拔他,在官府里试验干得好的就任用他。所以,用战功的事实鉴定勇怯,用官职的治绩鉴定愚智,这样,勇怯愚智的表现,就象黑白一样分明了。昏君则不然,听言论而不试验,所以说假话的人也得以举用;任用人材而不试官,所以不肖者也没有什么困难。因此,英明君主用法度验证人的言论以求其实际,把官职放在人的身上以考其成果,是专靠法度取人而不搞个人举荐的。所以,《明法篇》说:“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 

凡所谓功者,安主上,利万民者也。夫破军杀将,战胜攻取,使主无危亡之忧,而百姓无死虏之患,此军士之所以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内,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万民欢尽其力而奉养其主,此吏之所以为功也。匡主之过,救主之失,明理义以道其主,主无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有功者赏,乱治者诛,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与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译文】

凡所谓功劳,乃是指安定国君,谋利于万民的。破敌军,杀敌将,战而胜,攻而取,使君主没有危殆灭亡之忧,百姓没有死亡被俘之患,这是军士用来作为功劳的。奉行君主的法、度,管好境内的政事,使强者不欺凌弱者,人多势众的不残害人少势弧的,万民竭尽其力来事奉君主,这是官吏用来作为功劳的。匡正君主的过错,挽救君主的失误,申明礼义以开导君主,以致君主没有邪僻的行为,也没有被欺蒙的忧患,这是大臣用来作为功劳的。所以明君的治国,分清职务而考计功劳,有功者赏,乱治者罚,赏罚之所加,各得其宜,而君主不用搞私人干预。所以,《明法》篇说:“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审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功充其言则赏,不充其言则诛。故言智能者,必有见功而后举之;言恶败者,必有见过而后废之。如此则士上通而莫之能妒,不肖者困废而莫之能举。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败不可饰也。” 

【译文】

明君治国,分辨是非,考察事物情况,都是用法度审核。合于法度则实行,不合则不实行。客观成果能证实其人的主张,就给予赏赐;不能证实者,给予惩罚。所以,对所谓有智能的人,必须见到成果而后才用他;对所谓有恶行败德的人,必须见到罪过而后才免他。这样,士人就可以下情上通而无人能够妒忌,不肖者就困窘失败而无人能够举用。所以,《明法》篇说;“能不可蔽而败不可饰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而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罚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如此则群臣之举无功者,不敢进也;毁无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 

【译文】

明君的治国之道,是定出人民所喜欢的措施来促使他们立功,所以规定爵禄鼓励他们;定出人民所厌恶的措施来禁止他们行恶,所以规定刑罚震慑他们。因此,按其功而行赏,按其罪而行罚,这样则群臣即使夸誉无功的人,也不敢进用,即使诽谤无罪的人,也不可能废免。所以,《明法》篇说:“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 

制群臣,擅生杀,主之分也;县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势尊显,主之分也;卑贱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听从,臣之分也。故君臣相与,高下之处也,如天之与地也;其分画之不同也,如白之与黑也。故君臣之间明别,则主尊臣卑。如此,则下之从上也,如响之应声;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随形。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以令则行,以禁则止,以求则得。此之谓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间明别,则易治。” 

【译文】

控制群臣,专擅生杀,是君的本分;牢记君令,接受节制,是臣的本分。威势尊显。是君的本分,卑贱畏敬,是臣的本分。令行禁止,是君的本分;奉法听从,是臣的本分。所以君臣之间的高下地位,有如天之与地;其划分的差别,有如白之与黑。所以,君臣的界限分明,就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这样,臣下服从君主,就象回响适应声音一样;臣下效法君主,就象影子跟随身体一样。所以,上面发令而下面响应,君主行事而臣子听从;令则行,禁则止,求则得,这就是所谓容易治理。所以,《明法》篇说:“君臣之间明别,则易治。” 

明主操术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进其长技。故智者效其计,能者进其功。以前言督后事,所效当则赏之,不当则诛之,张官任吏治民,案法试课成功。守法而法之,身无烦劳而分职。故《明法》曰:“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译文】

    明君有一套策略来任用臣下,使群臣可以献出他们的智能,贡献他们的专长。因此,智者便献出他的计策,能者便献出他的成果。用他们的前言核对后果,所贡献的合宜,就赏赐他;不合宜,就惩罚他。设官任吏治民,都根据法度检查成果。遵循法度而又以法治理之,自身既不烦劳而又可使百官分工尽职。所以,《明法》篇说:“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管子·巨乘马第六十八》白话译文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乘马。”管子对曰:“国无储在令。”桓公曰:“何谓国无储在令?”管子对曰:“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五】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桓公曰:“善哉!”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算计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原因出在政令上。”桓公说:“为什么说国无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只能种百亩土地,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谣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干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这就叫做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镇压,就要发生所谓‘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管子曰:“策乘马之数求尽也,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 

【译文】

管仲接着说:“这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利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那些成王业的君主,从不侵夺百姓的农时,所以能五谷丰收。但是五谷丰收后,战士就往往轻视爵禄,百姓也难免轻视国家奖赏。那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能使农民努力耕作而成果归于君上,妇女勤于纺织而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民意,而是实行了利用物价高低的理财政策,就不能不是这样的结果。” 

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曰:“虞国得策乘马之数矣。”桓公曰:“何谓策乘马之数?”管子曰:“百亩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七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春秋,子谷大登,国谷之重去分。谓农夫曰:‘币之在子者以为谷而廪之州里。’国谷之分在上,国谷之重再十倍。谓远近之县,里、邑百官,皆当奉器械备,曰:‘国无币,以谷准币。’国谷之櫎,一切什九。还谷而应谷,国器皆资,无籍于民。此有虞之策乘马也。” 

【译文】

    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说:“古代虞国是真正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的。”桓公说:“到底什么是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管仲说:“对于种百亩田的农民们,下达一个通令说:‘这个大约二十五天的时间,归你们自己进行春耕,国家并发给你们贷款。’到了大秋,五谷大熟,国内粮价下降了一半。这时又通告农民们说:‘你们的贷款,都要折成粮食偿还,而且要送交州、里的官府收藏。’等到国内市场的粮食有一半控制在国家手里时,就可使粮价提高二十倍。于是又通告远近各县、各里、各邑的官吏们,要求他们都必须交纳兵器和各种用具备用。同时通告说:‘国家没有现钱,用粮食折成现钱购买。’这便在国内粮食价格上,一律取得十分之九的大利。经过偿还粮食来支付器械的贷款,国家的器物都得到供应,而用不着向百姓直接征收。这就是虞国运用计算筹划的做法。”

 

 

《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白话译文  

 

   桓公问管子曰:“有虞策乘马已行矣,吾欲立策乘马,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战国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国常失其地用。王国则以时行也。”桓公曰:“何谓以时行?”管子对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开阖皆在上,无求于民。”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古代虞国是早已实行经济的计算筹划了,我也想实行它,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从事战争的国家致力于城池的修建,所以,这类国家常常耽误它们的农业生产。成王业的国家则按照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桓公说:“何谓按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管仲回答说:“发布平准的号令,既及时掌握农业生产,又及时掌握物价政策,因而经济上开放收闭的主动权全在国家,不直接求索于百姓就是了。” 

“霸国守分,上分下游于分之间而用足。王国守始,国用一不足则加一焉,国用二不足则加二焉,国用三不足则加三焉,国用四不足则加四焉,国用五不足则加五焉,国用六不足则加六焉,国用七不足则加七焉,国用八不足则加八焉,国用九不足则加九焉,国用十不足则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五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今至于其亡策乘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时终始,作功起众,立宫室台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诸春策,又失诸夏秋之策数也。民无卖子数矣。猛毅之人淫暴,贫病之民乞请,君行律度焉,则民被刑僇而不从于主上。此策乘马之数亡也。” 

【译文】

“成霸业的国家只能掌握财富的一半,君主与民间总是游动在半数之间来保持国用充足。成王业的国家,由于掌握财富产生的开始,使国家财用缺一补一,缺二补二,缺三补三,缺四补四,缺五补五,缺六补六,缺七补七,缺八补八,缺九补九,缺十补十。国君控制物价的高低,可以做到每年贮备粮食十分之三,十年必有三年的积蓄。如果遇上大旱大水的灾年,百姓无法务农,则修建宫室台树,雇用那些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观赏之乐,而是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至于那种不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国君,春秋冬夏,不分年始年终,兴工动众;建筑宫室台榭。百姓不能经营农事,君主还不知道他已失去了春天的理财时机,又丢掉了夏天、秋天的理财时机。人民饥饿而卖儿卖女的多起来了。强悍的人发生严重暴乱,贫病之民乞讨求食,国君若动用法律制裁,人民则宁受刑杀也不肯服从君主。这都是没有运用计算筹划理财方法的结果。” 

“乘马之准,与天下齐准。彼物轻则见泄,重则见射。此斗国相泄,轻重之家相夺也。至于王国,则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谓持流?”管子对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齐力而功地。田策相圆,此国策之时守也。君不守以策,则民且守于下,此国策流已。” 

【译文】

“经过计算筹划的物价标准,应当同各诸侯国的标准保持一致。各类商品,价格偏低则泄散外流,偏高则别国倾销取利。这便是对立国家互相倾销商品,理财家互相争利的由来。至于成王业的统一国家,控制住国内市场流通就可以了。”桓公说:“何谓控制流通?”管仲回答说:“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五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四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三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只够两人食用的。他们都是花费同样劳力种地的。掌握他们的农业生产与掌握国家的物价政策相辅而行,这就是国家理财政策在按时进行控制了。如果君上不用政策去控制流通,富民商人就会在下面控制,这样,国家的理财政策就落空了” 

桓公曰:“乘马之数尽于此平?”管子对曰:“布织财物,皆立其赀。财物之货与币高下,谷独贵独贱。”桓公曰:“何谓独贵独贱?”管子对曰:“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 

【译文】

桓公说:“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就到此为止了么?”管仲回答说:“对布帛和各种物资,也都要规定价格。各种物资的价格,要与所值的货币多少相当。粮食则单独定其贵贱。”桓公说;“单独定其贵贱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粮价高则百物贱,粮价贱则百物贵。” 

公曰:“贱策乘马之数奈何?”管子对曰:“郡县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章四时,守诸开阖,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于地。此之谓策乘马之数也。” 

【译文】

桓公说:“经常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还要怎么办?”管种回答说:“对郡县上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中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下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由此,按土地好坏确定征收,则百姓安定;贩济贫困而补助不足,百姓也对君主满意。所以,国家用上等土地提供的盈余,补下等土地的空虚,控制四时的物价变化,掌握市场的收放大权,则百姓的安定,就象把方形的东西放在平地上一样、这就叫作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 

 

《管子·事语第七十一》白话译文  

 

   桓公问管子曰:“事之至数可闻乎?”管子对曰:“何谓至数?”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桓公曰:“善。”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治理国事的最佳办法,可以说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什么叫最佳办法?”桓公说:“秦奢教我说:‘不修饰车帷车盖,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依礼用牛,大夫依礼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美修华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出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这是错误办法。”桓公说:“为什么说是个错误办法?”管仲回答说:“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里天子的管辖,方圆干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象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致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而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过分奢侈的办法,不可用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桓公说:“好。” 

桓公又问管子曰:“佚田谓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诸侯权以制夭下?’”管子对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且无委致围,城脆致冲。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岁藏一,十年而十也。岁藏二,五年而十也。谷十而守五,绨素满之,五在上。故视岁而藏,县时积岁,国有十年之蓄,富胜贫,勇胜怯,智胜愚,微胜不微,有义胜无义,练士胜驱众。凡十胜者尽有之,故发如风雨,动如雷霆,独出独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权舆。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译文】

    桓公又问管仲说:“佚田对我说:‘善于治国的人,能够运用不归他所有的资财,使用不归他所有的人力,为什么不利用各诸侯盟国的外援来控制天下呢?’”管仲回答说:“佚田的话不对。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总是使国内荒地开发,人民就安心留住;仓廪粮食充裕,人民就懂得礼节。而且国无积蓄将受敌国围困,城防不固将受敌国冲击。内部不安定,就无法掌握天下。佚田的话是不对的。”管仲接着说:“每年贮备粮食一成,十年就是十成。每年贮备二成,五年就是十成。十成粮食由国家掌握五成,注意用蔬菜补助民食,就可以保住这五成常在政府手里。这样,看农业年景加强贮备,积年累月,国家若有十年的积蓄,就可以做到以富胜贫,以勇胜怯,以智胜愚,以用兵精妙胜不精妙,以有义胜不义,以有训练的士卒战胜无训练的乌合之众,这全部制胜的因素都具备了。于是发兵如风雨,动作如雷霆,独出独入,无人阻止,根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所以佚田的话是不对的。”桓公说:“好。”

 

《管子·海王第七十二》白话译文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藉于台雉何如?”管子对曰:“此毁成也。”“吾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此伐生也。”“吾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此杀生也。”“吾欲藉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你看如何?”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拆毁房子。”“我要征收树木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我要征收牲畜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杀死幼畜。”“我要对人口征收赋税,又怎么样?”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收闭情欲。”桓公说:“那么,**什么来管理国家呢?”管仲回答说:“只有专营山海资源才是可行的。” 

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桓公曰:“何谓正盐策?”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 

【译文】

桓公说:“什么叫作专营山海资源?”管仲回答说:“靠大海资源成王业的国家,要注意征税于盐的政策。”桓公说:“什么叫作征税于盐的政策?”管仲回答说:“十口之家就是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是百人吃盐。一个月,成年男子吃盐近五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男小女近二升半。这是大概数字。盐一百升为一釜。使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一釜可收入五十钱。每升增加一钱,一釜可收入百钱。每升增加二钱,一釜可收入二百钱。一钟就是二千,十钟就是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就是二百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人口总数千万人。合而算之。约计每日可行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可行六千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征人口税的当征为数为一百万人,每月每人征税三十钱,总数才不过三千万。现在我们没有向任何大人小孩直接征税,就有相当于两个大国的六千万钱的税收。假设君上发令说:我就要对全国大人小孩直接征税了,那就一定会引起全国大喊大叫地反对。现在取给于盐的政策,即使百倍归于君主,人们也是无法规避的,这就是理财之法。” 

“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 

【译文】

“现在铁官的理财方法是这样的:每一妇女必须有一根针和一把剪刀,然后才能够做她的事;每一耕者必须有一把犁、一个铧和一把大锄,然后才能够做他的事;每一个修造各类车辆的,必须有一斧、一锯、一锥、一凿,然后才能够做他的事。不具备上述工具而能做成上述事情的人,天下无有。使针的价格每根增加一钱,三十根针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使剪刀每把加价六钱,五六三十,五把剪刀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使铁铧每个加价十钱,三个铁铧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其他铁器的价格高低,均可准此而行。那么,只要人们动手干活,就没有不负担这种税收的。” 

桓公曰:“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雠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数也。” 

【译文】

    桓公说:“那么,没有山海资源的国家就不能成王业了么?”管仲说:“可以依靠别国的山海资源加以借用。让有海的国家,把盐卖给本国,以每釜十五钱的价格买进,而官府专卖的价格为一百。本国虽不参与制盐,但可以接受别人的生产,用加价推算盈利。这就是利用他人条件的理财方法。”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白话译文  

 

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译文】

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而人民的粮食还不够吃,人民就想用自己的技能求取君主的俸禄;国君不经营山海(盐铁)的大量收入,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人民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换取君主的金钱。所以,国君能控制粮食,掌握货币,依靠国家的有余控制民间的不足,人民就没有不依附于君主的了。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手段。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掌握他们的流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他们生命的粮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力了。 

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 

【译文】

人们总是相信爱己之人而死于谋求财利,这是普天下的通例。百姓又总是予之则喜,夺之则怒,这也是人之常情。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要求形式鲜明;在夺取人民利益时,则要求不露内情。这样,人民就与君主亲爱了。“租籍”,是强制进行征收的;“租税”,是经过谋划索取的。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避免强制征收的形式,保留他经过谋划的索取,这样,天下就乐于服从了。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译文】

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杜绝民间谋取高利,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因此,予之、夺之决定于国君,贫之、富之也决定于国君。这样,人民就拥戴国君有如日月,亲近国君有如父母了。 

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译文】

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 

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繦,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 

【译文】

年景遇上丰收,农民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年景遇上灾荒,买粮一釜要花十贯钱,而且道有饿民。这难道是因为地力不足而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往年粮价太低,猪狗都吃人食,所以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商品遇上落价,就按照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出去,人民生产不够本钱。商品遇上涨价,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手,人民需要不得满足。这难道是由于东西本来太少,生产和贮存不够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错过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机,财物价格就波动起来。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出,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民间物资不足就肯于高价买进,故君主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 

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藏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镶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然则何?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 

【译文】

轻重之术的巨大利益,就在于先用较高价格购取廉价的商品,然后再用较低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的物资。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掌握。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干万贯的钱币;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干钟粮食和一百万贯的钱币。春天用来供应春耕,夏天用来供应夏锄。一切农具、种籽和粮食,都由国家供给。所以,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那么这样做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君主严肃认真地发展农业。春耕时放贷于民,用以敛收丝绸;夏锄时发放贷款、用以收购秋粮。这样、人民既不会荒废农业,国家也不会流失财利于私商了。 

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遍行而不尽也。故天子籍于币,诸侯籍于食。中岁之谷,粜石十钱。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岁凶谷贵,籴石二十钱,则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发号令收啬而户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谨,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一人廪食,十人得余;十人廪食,百人得余;百人廪食,千人得余。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 

【译文】

粮食是万物之主。粮食价格高则万物必贱。粮价低则万物必贵。粮价与物价是互相对立的,而涨落不同。所以,君主要驾御粮价与物价的交替涨落,在其涨落变化中进行掌握,即使不向万民征税,国家财利也可以归于君主。若是征收房屋税,会造成毁坏房屋;若是征收六畜税。会限制六畜繁殖;若是征收田亩税,会破坏农耕;若是按人丁收税,会断绝人们情欲;若是按门户收税,无异优待富豪。这五者不能全面实行。所以,成王业的君主虽然每一种都曾用过,但不能同时完全采用。因此,天子应该靠运用货币来“征”得收入,诸侯应该靠买卖粮食来“征”得收入。粮食在中等年景,每卖出一石如果加价十钱,每月成年男子吃粮四石,就等于每月征收四十钱的税;成年女子吃粮三石,就等于每月征收三十钱的税;小孩吃粮二石,就等于每月征收二十钱的税。若是凶年谷贵的情况,买粮每一石加二十钱,则成年男子每月纳八十钱的税;成年女子纳六十钱的税,小孩纳四十钱的税。这样,人君并不需要下令挨户征税,只认真掌握粮食的生产和贮备,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就没有不纳税的了。一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十人交人丁税还有余;十人从国家仓库买粮,比百人交人丁税还有余;百人从国家仓库买粮,就比千人交税还有剩余了。各种商品都是多则贱,寡则贵,抛售则价跌,囤积则价涨。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根据国内市场物资的余缺状况来控制国内市场的财物。粮食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粮食,布帛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布帛。再观察物价的涨落而用平准之法来控制。这样,即可以调剂物价高低,君主又能够得其好处。 

前有万乘之国,而后有千乘之国,谓之抵国。前有千乘之国,而后有万乘之国,谓之距国。壤正方,四面受敌,谓之衢国。以百乘衢处,谓之托食之君。千乘衢处,壤削少半。万乘衢处,壤削太半。何谓百乘衢处托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处,危慑围阻千乘万乘之间,夫国之君不相中,举兵而相攻,必以为捍挌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乡。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陈系累获虏,分赏而禄。是壤地尽于功赏,而税臧殚于继孤也。是特名罗于为君耳,无壤之有;号有百乘之守,而实无尺壤之用,故谓托食之君。然则大国内款,小国用尽,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国,官赋轨符,乘四时之朝夕,御之以轻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国,封天财之所殖,诫器之所出,财物之所生,视岁之满虚而轻重其禄,然后千乘可足也。万乘之国,守岁之满虚,乘民之缓急,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然后万乘可资也。 

【译文】

前有万乘之国,后有千乘之国,这种国家叫作“抵国”。前有千乘之国,后有万乘之国,这种国家叫作“距国”。国土见方,四面受敌,这种国家叫作“衢国”。以百乘小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其君主谓之寄食之君。干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国土将被削去大半。万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国土也将被削去少半。什么叫作百乘而四面受敌的寄食之君呢?以一个仅有百辆兵车的小国,处在干乘与万乘大国的威胁与包围之中。一旦大国之君不和,互相举兵相攻,必然会把这小国当作攻守的工具。即使有战果小国也不得享受。而小国的大臣战死在外,还需要分封土地酬功;将士俘获敌虏,还需要分给奖赏加禄。结果,土地全用于论功行赏,税收积蓄全用于抚恤将士的遗孤了。这样的国君仅是虚有其名,实际上没有领土。号称拥有百乘的国家力量,实无一尺的用武之地,所以叫寄食的君主。那么,大国财力空虚,小国财用耗尽,怎样才能补给呢?办法是:百乘的小国可以由国家发行法定债券,然后根据不同季节的物价涨落,运用轻重之术的调节措施加以掌握,这样百乘小国就可以得到补给了。千乘的中等国家,可以封禁自然资源的基地,这是器械和财物的来源。再根据年景的丰歉,运用轻重之术来调节官吏军队的俸禄。然后干乘之国就可以得到满足了。万乘的大国可以根据年景的丰歉,利用人民需要的缓急,正确运用号令.而掌握全国性的经济调节。然后万乘之国也就可以够用了。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 

【译文】

玉出产在禺氏地区,金出产在汝河汉水一带,珍珠出产在赤野,东西南北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山水隔绝,舟车不能相通。先王因为这些东西距离遥远,得来不易,所以就借助于它们的贵重,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货币,握之不能取暖,食之不能充饥,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掌握民用,而治理天下的。现在君主向民间征收货币税,命令规定限十天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一。命令规定八天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二。命令规定限五天交齐,财物价格就下降一半。早晨下令限在晚上交齐,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九。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向百姓直接求取钱币,而是运用轻重之术的号令来征得收入。 

 

《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白话译文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官国轨。”管子对曰:“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国家统计理财工作的管理。”管仲回答说:“土地有统计,人口有统计,需用有统计,常费有统计,货币有统计,乡有统计,县有统计,整个国家都要有统计。不懂得统计理财方法而想要主持国家,不行。” 

桓公曰,“行轨数奈何?”对曰,“某乡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谷重若干?曰:某县之人若干?田若干?币若干而中用?谷重若干而中币?终岁度人食,其余若干?曰:某乡女胜事者终岁绩,其功业若干?以功业直时而櫎之,终岁,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别群轨,相壤宜。” 

【译文】

桓公说:“实行统计理财方法应该怎么办?”回答说:“一个乡有土地多少?用费的一般标准多少?粮食总值多少?还有:一个县的人口多少?土地多少?货币多少才合于该县需要?谷价多高才合于货币流通之数?全年计算供应人食后,余粮多少?还有一乡的女劳力全年进行纺织,其成品多少?应当把成品按时价算出总值,全年,供全部人口穿用后,余布多少?还要有另外一组统计项目,调查土地的情况。” 

桓公曰:“何谓别群轨,相壤宜?”管子对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今四壤之数,君皆善官而守之,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亩十鼓之壤,君不以轨守,则民且守之。民有过移长力,不以本为得,此君失也。” 

【译文】

桓公说:“为什么要用另一组统计项目,调查土地情况呢?”管仲回答说:“有生长芜蒲的沼泽地,有生长竹箭檀朽的山地,有污下潮湿的低洼地,有生长鱼鳖的水溏地。这四种土地,君主若都善于管理和控制,就可以从产品上取得收入,而不必向人们征税。至于亩产十鼓的上等土地,君主若不纳入统计来控制其产品,富民商人就要来控制。他们手中有钱,从不以务农为重,这便是君主的失策了。” 

桓公曰:“轨意安出?”管子对曰:“不阴据其轨,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某乡田若干?食者若干?某乡之女事若干?余衣若干?谨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众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余食若干。’必得轨程,此谓之泰轨也。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岁,丰年,五谷登,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櫎若干,请为子什减三。’谷为上,币为下。高田抚间田山不被,谷十倍。山田以君寄币,振其不赡,未淫失也。高田以时抚于主上,坐长加十也。女贡织帛,苟合于国奉者,皆置而券之。以乡櫎市准曰:‘上无币,有谷。以谷准币。’环谷而应策,国奉决。谷反准,赋轨币,谷廪重有加十。谓大家委赀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币。’谓邻县曰:‘有实者皆勿左右。不赡,则且为人马假其食民。’邻县四面皆櫎,谷坐长而十倍。上下令曰:‘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谷为下,币为上。百都百县轨据,谷坐长十倍。环谷而应假币。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万物,隆而止。国轨,布于未形,据其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 

【译文】

桓公说:“统计预测的内容怎样产生?”管仲回答说:“此事如不保守机密,朝廷就将受制于下面的富民商人。”桓公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一个乡土地多少?吃粮人口多少?一乡从事纺织的妇女有多少?余布有多少?认真巡视各州各里后,有的情况是:‘地多少,人多少,粮食不够有多少。’有的情况是:‘地多少,粮食剩余有多少。’必须调查出一个标准数据来。这叫作总体的统计。然后就计划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超过口粮消费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山地和中等土地的农户,是全年口粮不够消费的,也要借钱给他们,以保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次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官府就对据有上等土地的农户说:‘我所贷给你们的共多少钱?乡中粮食的现价多少?请按照十成减三的比例折价还粮。’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就会下跌。因为上等土地的余粮被官府掌握起来,中等土地又无法补足山地的缺粮,故粮价将上涨十倍。但山地农户因已有国家贷款,接济其不足,也不至于过分损失。只是上等土地的余粮及时被国家掌握,使粮价坐长了十倍。这时对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用,都加以收购并立下合同。合同按乡、市的价格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这样又用卖回粮食办法清偿买布的合同,国家需用的布帛便可以解决。接着粮价又降回到原来水平了。再贷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再进行囤集粮食,粮价又上涨十倍。这时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们说:‘国君将巡行各地,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还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行用粮不够,国君将为解决人马食用向民间借粮。’邻县四周都由此影响粮价,粮价又坐涨十倍。国君便下令说:‘从富家所借的钱,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这样,粮食的市价又会降下来了,币值又要上升了。全国的百都百县,其统计理财工作都可按此法行事。首先使粮价坐长十倍。其次用粮食支付借款。再其次因国家货币的九成在官府,一成在民间,币值高而万物贱,便收购物资而投出货币。再其次因货币放在民间,物资都集在官府,万物价格乃上涨十倍;府官便按照市价抛售物资,至物价回降而止。这样的国家统计理财工作,安排在产品未成之前,掌握经营在产品已成之后,运用国家号令而收放进退,不必向民间直接求索。所以叫作国家的‘统计理财’。” 

桓公间于管子曰:“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何求于民。”桓公曰:“何谓官天财?”管子对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守诸四务。” 桓公曰:“何谓四务?”管子对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缣衣、夏单衣、捍、宠、累箕、胜、籯、屑、,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公衣,功已而归公(衣),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统计理财工作做得及时,又能管好自然资源,何必向民间征税呢?”桓公说:“何谓管好自然资源?”管仲回答说:“除春天是人民种地与服徭役的时节外,夏天就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秋天与冬天也都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这都是富民乘时控制市场的时节,这又是物价涨落、贫富兼并的时节。君主一定要注意掌握‘四务’。”桓公接着说:“什么叫作四务呢?”管仲回答说:“大春,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夏,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秋,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冬,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春,安排农事的时候就计算好:春天的夹衣、夏天的单衣、竿子、篮子、绳子、青箕、口袋、筐子、竹盒、捆绳等物品,使用多少天,使用的人有多少。凡无钱的农家都可以租借这些工具器物:口袋、筐子、竹盒、绳子和公衣等。完工后归还公家,并毁掉合同。所以,劳力出自百姓,器用出自国家。春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耕种,夏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锄草,秋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收获,冬季最紧要的二十天不误整治土地,这就叫作保证按照农时进行作业了。” 

桓公曰:“善。吾欲立轨官,为之奈何?”管子对曰:“盐铁之策,足以立轨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对曰:“龙夏之地,布黄金九千,以币赀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币。周岐山至于峥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币称贫富而调之。周寿陵而东至少沙者,中田也,据之以币、巨家以金、小家以币。三壤已抚,而国谷再什倍。粱渭、阳琐之牛马满齐衍,请驱之颠齿,量其高壮,曰:‘国为师旅,战车驱就敛子之牛马,上无币,请以谷视市櫎而庚子。’牛马在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马归于上。” 管子曰:“请立赀于民,有田倍之。内毋有,其外(外)皆为赀壤。被鞍之马千乘,齐之战车之具,具于此,无求于民。此去丘邑之籍也。” 

【译文】

桓公说:“好,我想筹办一个统计理财的机构,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利用盐铁专营的收入,就足够办好这个机构了。”桓公说:“筹办后怎样展开工作?”管仲回答说:“在龙夏地区,贷放黄金九千斤,可以用钱币辅助黄金。大户用金。小户用币。在歧山周围至峥丘以西的塞丘地区,是山地之田,只贷放钱币,而且按贫富分别调度。在寿陵周围往东至少沙一带,是中等土地,也用贷款控制,大户用金,小户用币。三个地区的出产都已掌握起来以后,粮价就可以涨二十倍。梁渭、阳琐两家的牛马遍齐国田野,请去区分一下牛马的岁口,验看一下它们的高壮程度,然后就对这两家说:‘国家为建设军队,将为配备战车征购你们的牛马,但国家手里无钱,就用粮食按市价折算偿付。’这样,牛马为国家掌握,粮食归此两家。两家把粮食出卖以后,粮价回到原来的水平,牛马则落到国家手中了。”管仲接着说:“请国家与人民订立合同,有田者加倍贷放预购款。内地可不办,边地都是订合同的地区。这里可用之马足够配备千辆兵车,齐国战车的配备,就在这里解决,不必向民间求索。这也就免除按丘、邑等单位向居民征课马匹了。” 

“国谷之朝夕在上,山林(廪)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轻重在上。行田畴,田中有木者,谓之谷贼。宫中四荣,树其余曰害女功。宫室械器非山无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于山,曰:握以下者为柴楂,把以上者为室奉,三围以上为棺椁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椁之租若干。” 

管子曰:“盐铁抚轨,谷一廪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无怨咎。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谓之国轨。” 

【译文】

    “国内粮价的涨落决定于国家,山林和库藏械器的价格涨落决定于国家,春秋冬夏的物价高低也决定于国家。下一步还要巡行各地的农田,凡在田地里面植的树,都把它叫作粮食之害来除掉。凡房屋四周不种桑树而要种其他杂木的,都斥为妨害妇女养蚕禁止之。使盖房子、造器械的人们,不靠国家的山林就没有其他来源。然后,君主就可以确定三个等级的租税:树粗不足一握的叫小木散柴,一把以上的为建筑用材,三围以上是制造棺停的上等木材;小木散柴应收租税若干,建筑用材应收租税若干,棺停用材应收若干。”管仲说:“用盐铁的收入来办理统计理财事业,可以使粮食经过囤积而一涨为十,国家得利九倍,人民还照常衣食服役,安而无怨。现在又免除田赋,收税于山林资源:富户厚葬者出高价,小户薄葬者出低价;富户盖好房子出高价,贫户盖小房子出低价。君主设立统计制度于国内,就象使用绳索一样控制人民的贫富,这就叫作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白话译文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权数。”管子对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桓公曰:“何为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权之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梁山之阳綪、夜石之币,天下无有。”管子曰:“以守国谷,岁守一分,以行五年,国谷之重什倍异日。”管子曰:“请立币,国铜以二年之粟顾之,立黔落。力重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不备天权,下相求备,准下阴相隶。此刑罚之所起而乱之之本也。故平则不平,民富则不如贫,委积则虚矣。此三权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权之数奈何?”管子对曰:“大丰则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对曰:“隘则易益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以阨守丰,阨之准数一上十,丰之策数十去九,则吾九为余。于数策丰,则三权皆在君,此之谓国权。”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通权达变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天以天时水旱体现其权变,地以财物多寡体现其权变,人以能力高低体现其权变,君主以发号施令为权变。君主如不能掌握天的权变,人、地的权变也无从掌握。”桓公说;“为什么不掌握天权,人地之权就无从掌握?”管仲回答说:“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这就是掌握天时以对待天的权变的办法。”桓公说:“好。我想实行掌握‘三权’的理财方法,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梁山南面所产的纟青茜和山东掖县一带的石壁,是天下稀有的珍宝。”管仲接着说:“用这些东西换取粮食,每年贮备一分,行之五年,国家就有力量使粮价比以前上涨十倍。”管仲接着说:“要铸钱立币,拿出两年的贮备粮雇人采铜,建立冶铜铸币的场所。但物价的水平则要与别国保持一致。因为商品价格偏高,别国就来倾销射利;商品价格偏低,物资会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价一致。物资泄散外流,就等于本国失权;被人射利,就等于本国失策了。国家不能防备天时水旱之变,民间只好互相借贷以求自备,等于使人民私相奴役。这是刑罚所起和乱国的根本原因。均平变为不均平,富裕沦为贫穷,国家积累就陷于空虚了。这就是天地人三种权变都没有掌握的表现。”桓公说:“掌握‘三权’的理财方法如何?”管仲回答说:“如果大丰收的年份,完成国家长期贮备的一半;歉年也要完成一半。”桓公说:“歉年应当补助,为什么也要完成一半呢?”管仲回答说:“歉年则粮价容易增高,一可为十,十可为百。用歉年掌握丰年,歉年的粮食价钱,一斤可以买上十斤粮;丰年的收粮数字,十斤可以省下九斤钱。国家就有九倍的赢利。然后再用轻重之术策划丰年粮食的经营,‘三权’都将由君上掌握了。这就是国家的通权达变。”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国制。”管子对曰:“国无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谓国无制,地有量?”管子对曰:“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其余皆属诸荒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粟贾一,粟贾十,粟贾三十,粟贾百。其在流策者,百亩从中千亩之策也。然则百乘从千乘也,千乘从万乘也。故地有量,国无策。”桓公曰:“善。今欲为大国,大国欲为天下,不通权策,其无能者矣。”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请问国家固定不变的政策。”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因土地有产量的差别。”桓公说:“何谓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是因土地有产量之别么?”管仲回答说:“上等地亩产十石,中等地亩产五石,下等地亩产三石,其余都属于荒地。一个农民,一般种田百亩。市场粮价在上述四类地区必然反过来分别表现为一、十、三十和一百。那种精通商品流通理财之法的国家,百亩地的收益就可以赶上并等于千亩地的收益数字。那么,百乘之国就赶上千乘之国,千乘之国就赶上万乘之国了。所以,土地若没有各种不同的产量,国家就不存在所谓理财之策,自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政策。”桓公说:“好。如今想成为大国,进而由大国统一天下,不懂得通权达变的理财之策,看来是无所作为的了。” 

桓公曰:“今行权奈何?”管子对曰:“君通于广狭之数,不以狭畏广;通于轻重之数,不以少畏多。此国策之大者也。”桓公曰:“善。盖天下,视海内,长誉而无止,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有。曰:轨守其数,准平其流,动于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为用。徐疾之数,轻重之策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决塞。”桓公曰:“何谓决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则国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则君请以国策十分之一者树表置高,乡之孝子聘之币,孝子兄弟众寡不与师旅之事。树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财散而轻。乘轻而守之以策,则十之五有在上。运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终复。此长有天下之道,谓之准道。” 

【译文】

桓公说:“现实行权变之策,后果又将如何?”管仲回答说:“君上若通晓广狭的理财之术,就不致因为国土小而怕国土大的;若通晓轻重之术,就不会因为资财少而伯资财多的。这乃是国家理财政策的大事。”桓公说:“好。那么要用它统一天下,治理海内,并永远垂誉无穷,有办法做到么?”管仲回答说:“有。那就是:使经济统计工作掌握理财方法,使物价调节工作能平衡商品流通,采取措施在物资尚未形成以前,控制成果在事情已成之后,使财物一变为十,九倍为国家赢利。号令缓急的方法轻重之策的作用,就在于使财物一个增长为十个,十个增长为一百。然后再把十成的收入对开,用半数的五分之四为贮备,另外的半数则用来搞理财措施,由君主操纵经济上的开放与收闭。”桓公说;“什么叫开放与收闭?”管仲说:“君主不提倡仁,国人就没有互助的风气;君主不提倡慈孝,人们就怠慢双亲而轻于犯过。这是最大的祸乱。君主就要把上述理财成果中的十分之一,用来树表柱立高门表彰仁孝。对于乡中的孝子都送礼聘问,孝子的兄弟不论多少都免服兵役。由于树表柱立高门提倡仁与慈孝,社会财物将广为施散而轻贱下来。国家乘此轻贱之机而运用理财之策掌握之,十分之五的财物又进到国家之手。再运用五成财物继续按照从前的办法去做,象日月不停地运转一样进行。这便是长久享有天下的办法,也可以称之为‘平准之道’。”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教数。”管子对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旦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者也。国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澹,然后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驱屏万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谓五官技?”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六家者,即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无失策,万物兴丰;无失利,远占得失,以为末教;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棅。”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利用教育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百姓中凡有精通农事的,为他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养牲畜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精通园艺树木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种瓜果蔬菜使其产量提高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于治病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通晓天时的;即能预言灾情,预言某种作物歉收或丰收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懂得养蚕不生病的,也都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要认真听取这些专家的讲授并把记录保存在官府,要使兵役之事对他们无所干扰。这是国家理财之策的一件大事。这样做可保证国家财用上下消费都很充足,各级积蓄都很充裕。然后就给物资流通划定四方限界,在境内灵活掌握号令的缓急,吞吐物资,用理财之策来控制经济。为做好这些还需要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桓公说:“何谓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管仲说;“懂诗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懂时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懂春秋的可用来记述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可指导行路的顺逆,懂易的可用来掌握吉凶与成败,懂卜的则可预测凶吉与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艺者,都赐给一匹马所能耕种的土地,一斤金所能买到的衣服。这是有助于国君摆脱蒙昧愚妄的一种措施。这五家都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懂‘时’的官,使他在事前更早的时候说明情况,君主就不致错过时机,错行理财之策,而带来财源兴盛的结果;懂‘春秋’的官,可以远占得失,以为后来的教训;懂‘诗’的官,记述人们的行动而免于差错;懂‘出行’的官,详述道路的情况而免生误解;懂‘易’的官,可以掌握祸福凶吉,不至于发生错乱。管理这些人应是君主的权柄。” 

桓公问于管子曰:“权棅之数吾已得闻之矣,守国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时皆已官,得失之数,万物之终始,君皆已官之矣。其余皆以数行。”桓公曰:“何谓以数行?”管子对曰:“谷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辅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贫,下贫而君富,此之谓事名二。国机,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缪而已矣。”桓公曰:“何谓度法?何谓禁缪?”管子对曰:“度法者,量人力而举功;禁缪者,非往而戒来。故祸不萌通而民无患咎。”桓公曰:“请闻心禁。”管子对曰:“晋有臣不忠于其君,虑杀其主,,谓之公过。诸公过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晋之过失也。齐之公过,坐立长差。恶恶乎来刑,善善乎来荣,戒也。此之谓国戒。”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利用权柄的理财方法,我已经明白了,要维护国家巩固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有专能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懂天时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通晓得失规律、万物始终的人才,君上都已经授官使用了,其余则依照一般方法管理就行了。”桓公说:“何谓按一般方法管理?”管仲回答说:“粮食是人们生命的主宰,知识是人们治事的帮助。但百姓知识多了君主就可能愚昧,就好象民富则君贫,民贫则君富一样。这叫作看到事情的两个方面。国事的关键,全在于政策缓急得当;为君之道,全在于设计法度得宜;人心的整治,全在于禁止邪恶产生。”桓公说:“何谓设计法度得宜?何谓禁制人心邪恶?”管仲回答说:“设计各种法度,要注意量力行事;禁制人心邪恶,要注意惩前毖后。这样,祸事就不会发生,百姓也没有犯罪的忧虑了。”桓公说:“再请谈一谈禁制人心的邪恶。”管仲回答说:“晋国有臣不忠于国君,想杀害君主,属于政治性的大罪。对所有犯罪的各家,晋国一律都判定他们全家不准任职事君。这就是晋国的不对了。齐国处理此等事件,则按照主从分别定罪。惩治坏人用刑罚,表彰好人用奖赏,这就是戒止人心邪恶的做法。这种做法也可以称之为‘国戒’。” 

桓公问管子曰:“轻重准施之矣,策尽于此乎?”管子曰:“未也,将御神用宝。”桓公曰:“何谓御神用宝?”管子对曰:“北郭有掘阙而得龟者,此检数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谓得龟百里之地?”管子对曰:“北郭之得龟者,令过之平盘之中。君请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龟之家曰:‘赐若服中大夫。’曰:‘东海之子类于龟,托舍于若。赐若大夫之服以终而身,劳若以百金。’之龟为无赀,而藏诸泰台,一日而衅之以四牛,立宝曰无赀。还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无赀之宝于此。吾今将有大事,请以宝为质于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乡再拜,入粟,不敢受宝质。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为子者不知此数。终受吾质!’丁氏归,革筑室,赋籍藏龟。还四年,伐孤竹,谓丁氏之粟中食三军五月之食。桓公立贡数:文行中七,年龟中四千金,黑白之子当千金。凡贡制,中二齐之壤策也,用贡:国危出宝,国安行流。”桓公曰:“何谓流?”管子对曰:“物有豫,则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为天下者,操于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谓二豫之外?”管子对曰:“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以此与令进退,此之谓乘时。”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上述轻重平准之法都付诸施行以后,理财之策是否就此结束啊呢?”管仲回答说:“没有,还有御神用宝。”桓公说:“何谓御神用宝?”管仲回答说:“北郭有人掘地而得龟,用这龟就可得到相当于百里土地的利益。”桓公说:“何谓得龟相当于百里之地?”管仲回答说:“让得龟者把龟放在大盘里。君上立即派出使臣,配备十乘马车,携带黄金百斤,到得龟人的家下令说:‘国君赏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还说:‘这是东海海神的后代,样子象龟,寄居在你的家里,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终身享用,并给你百斤黄金的报酬。’于是把这龟奉为无价的贵物而收藏在大台之上,每天要血祭四条牛,立名为无价之宝。过四年后,征孤竹国,了解富户丁家所藏的粮食,足够三军五个月吃用,便把丁家主人召来向他说:‘我有一件无价之宝在这里,现在我有出征的大事,想把这个宝物抵押给你,借用你的粮食。’丁氏向北再拜领命,送到粮食,但不敢接受这个作为抵押的神宝。桓公便对丁氏说:‘我老了,儿子又不了解这里的前前后后。你一定要收下这个抵押品。’丁氏回家后,便改建房屋,辅设垫席,把龟收藏起来了。过四年,在兵伐孤竹的时候,即可公开宣布丁家粮食确实满足三军吃了五个月。桓公再举办一种利用贡龟的理财办法:确定文行价值七千金,年龟价值为四千金,黑白子的龟价值为一千金。凡用贡龟制度所得收入,相当两个齐国领土的数字。贡龟的使用: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就把它作为宝物抵押出去,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就让它在物资流通中起作用。”桓公说:“何谓流通中的作用?”管仲回答说:“市场物价若出现投机诈骗的现象,则国无理财之法而民无生活之路。所以,善治天下者,要掌握粮食、钱币两大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桓公说:“何谓两个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管仲回答说:“万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万金的库藏龟宝,千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千金的库藏龟宝,百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百金的库藏龟宝。利用这种后备的宝物,同国家政策号令的进退相结合,这就可以叫做乘时调节市场的物价。” 

《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白话译文  

 

桓公问管子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梁聚之言如何?”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廪虚则倳贱无禄。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倳贱。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什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士半禄而死君,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彼善为国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贫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无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我讲:‘古时候实行轻税而薄征,这算是税收政策中最适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见如何?”管仲回答说:“梁聚的话不对。轻赋税则国家仓凛空虚,薄征收则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则皮、帛不能出口,国家仓凛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对外,皮货和丝帛不能输出于天下各国;对内,国家的战士又处境低贱。梁聚的话显然是错误的。国君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如能用钱币折算粮食发放全国俸禄,粮食就全都囤集在国家手里,粮价可上涨十倍。农民晚睡早起,不用驱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产量。这样一来,战士只要有从前一半的粮食俸禄,就可以为国效命;农民又晚睡早起而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语驱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必直接用言语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这样,使百姓没有不为他所用、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见是错误的。”桓公说:“好。” 

桓公又问于管子曰,“有人教我,谓之请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对曰:“何谓百能?”桓公曰:“使智者尽其智,谋士尽其谋,百工尽其巧。若此则可以为国乎?”管子对曰:“请士之言非也。禄肥则士不死,币轻则士简赏,万物轻则士偷幸。三怠在国,何数之有?彼谷十藏于上,三游于下,谋士尽其虑,智士尽其知,勇士轻其死。请士所谓妄言也。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 

【译文】

桓公又问管仲说:“有一个名叫请士的人对我说:何以不对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管束?”管仲说:“何谓管束有才能的人?”桓公说:“就是为了使智者全部拿出智慧,谋士全部拿出谋略,百工全部拿出技巧。这样做,就可以治国么?”管仲回答说:“请士的话是错误的。俸禄轻,士人就不肯死难;币值低,士人就轻视奖赏;物价低,谋生易,士人就苟且偷生。国家有此三种怠情现象,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粮食的七成操纵在国家手里,只让三成在下面流通,谋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谋略,智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智慧,勇士也就不惜生命了。请士的话是错误言论,因为不懂得轻重之术,就只能叫作错误的言论。” 

桓公问于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于天下,而夺于其下。何数也?”管子对曰:“君分壤而贡入,市朝同流。黄金,一策也;江阳之珠,一策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策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轨出之属也。”桓公曰:“天下之数尽于轨出之属也?”管子曰:“今国谷重什倍而万物轻,大夫谓贾之:‘子为吾运谷而敛财。’谷之重一也,今九为余。谷重而万物轻,若此,则国财九在大夫矣。国岁反一,财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财物在下,币之九在大夫。然则币谷羡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时出。熟谷之人亡,诸侯受而官之。连朋而聚与,高下万物以合民用。内则大夫自还而不尽忠,外则诸侯连朋合与,熟谷之人则去亡,故天子失其权也。”桓公曰:“善。”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从前周朝享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行于天下,然而竟被下面篡夺了。下面是用的什么办法呢?”管仲回答说:“国君在不同地区得到贡物,是放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这样,利用黄金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江阳之珠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个办法。这叫作以少变多,以小变大,也属于轻重之数的范围。”桓公说:“天下的理财方法全属于轻重之术么?”管仲说:“例如现在粮价上升十倍而其他物资价格尚低,大夫便把商入找来说:‘请替我贩卖粮食而收购其他物资。’如果粮食原价为一,这就有九倍盈利。由于粮贵而其他物资尚贱,这样,大夫就买进来九倍的物资。待粮价恢复原状,又把这九倍的物资加价销出去。货物推销到民间,九倍的货币又进入大夫之手。结果钱、粮的赢余收入都归大夫了。天子成了客位,大夫却随时出头露面。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外逃,被别国诸侯接纳为官。他们结聚朋党,操纵物价,包揽市场民用。就国内说,大夫自谋私利而不肯尽忠;就国外说,诸侯串通结聚朋党。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则外逃。所以天子便丧失了他的政权。”桓公说:“讲得好。” 

桓公又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之于吾国。”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国之广狭、壤之肥墝有数,终岁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于是县州里受公钱。泰秋,国谷去参之一,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谷重一也,以藏于上者,国谷三分则二分在上矣。泰春,国谷倍重,数也。泰夏,赋谷以市櫎,民皆受上谷以治田土。泰秋,田:‘谷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敛谷以币。’民曰:‘无币以谷。’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策。君用大夫之委,以流归于上。君用民,以时归于君。藏轻,出轻以重,数也。则彼安有自还之大夫独委之?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诸侯谷二十,吾国谷十,则吾国谷归于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谷倍重,故诸侯之谷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利不夺于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轻,国常有十国之策也。故诸侯服而无正,臣櫎从而以忠,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谓之数应。” 

【译文】

桓公又问管仲说:“保证终身享有天下而不失。有办法做到么?”管仲回答说:“这办法不要先在普天下实行,只可先在本国实行。”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国内土地的大小和土壤的肥瘠是有定数的,全年粮食的消费和剩余也有定数。主持国政的,只需经营好粮食就行。也就是说,无论某县的土地多大,也无论某县多小,都必须有一笔货币贮备。在该县州里向农民贷放公款。到了大秋,粮价下降三分之一,国君便下令通告郡县属大夫管辖的里邑都来向政府交售粮食。粮价与时价相同,为国家把粮食贮藏起来。结果,国内粮食如果算作三分,有二分掌握在国家手里。翌年春天,粮价成倍上涨,就是因为此法。夏天,便把粮食按市价发放民间,此时百姓正需要粮食经营农事。到了大秋,就对农民说:‘过去存在你手里的粮食是多少,现在国家要求折成钱数归还。’百姓说:‘手里无钱只好还粮。’结果农民剩下的十分之三的粮食又归国家了。这样,利用粮价的上涨,掌握季节的变化,无不是国家的理财之道。君主取用大夫的存粮,是通过流通拿到国家手里的;取用百姓的粮食,是通过季节价格变化拿到手里的。囤积低价的粮食,再用高价卖出去,这都是有效的办法。这样做,哪里还容有自谋私利的大夫独自囤粮食呢?至于各诸侯国的粮食,如果他们的粮价是十,我们是二十,那么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流归我国了。如果他们是二十,我们是十,我们的粮食就流归各诸侯国了。所以,善治天下者,必须严守高价流通政策,各诸侯国就无法泄散我国的粮食。粮食流向高价的地方,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我们国家并不是发生灾荒,而是投放货币加以囤积,使粮价加倍提高,所以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来到了。这就是我们藏一分就可以吸取各诸侯国的一分。财利不致被外国所夺,大夫也不能占有粮食过多。这种‘以重藏轻’的政策,使国家可以常保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所以诸侯服从而不会发生征战,本国臣子也服从而尽其忠心。这就是以轻重之术驾御天下的办法,谓之为理财方法的实效。”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会。”管子对曰:“君失大夫为无伍,失民为失下。故守大夫以县之策,守一县以一乡之策,守一乡以一家之策,守家以一人之策。”桓公曰:“其会数奈何?”管子对曰:“币准之数,一县必有一县中田之策,一乡必有一乡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时守郡为无与,不以时守乡为无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对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桓公曰:“何谓藏于民?”管子曰:“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上岁之二分在下,下岁之二分在上,则二岁者四分在上,则国谷之一分在下,谷三倍重。邦布之籍,终岁十钱。人家受食,十亩加十,是一家十户也。出于国谷策而藏于币者也。以国币之分复布百姓,四减国谷,三在上,一在下。复策也。大夫聚壤而封,积实而骄上,请夺之以会。”桓公曰:“何谓夺之以会?”管子对曰:“粟之三分在上,谓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谷相靡而重去什三,为余以国币谷准反行,大夫无什于重。君以币赋禄,什在上。君出谷,什而去七。君敛三,上赋七,散振不资者,仁义也。五谷相靡而轻,数也;以乡完重而籍国,数也;出实财,散仁义,万物轻,数也。乘时进退。故曰:王者乘时,圣人乘易。”桓公曰:“善。”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管仲回答说:“国君对大夫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部属;对百姓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基础。掌握大夫经济情况要根据一个县的调查计算,掌握县要根据一个乡的调查计算,掌握乡要根据一个家庭的调查计算。”桓公说:“其统计理财方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货币流通的标准数量,在一个县须有适合于该县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乡须有适合于该乡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家必须有适合于一家人口用度的数字。所以不及时掌握郡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无人相与,不及时掌握县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没有部属。”桓公说:“怎样实行?”管仲回答道:“成王业的藏富于民,成霸业的藏富于大夫,败国亡家则是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桓公说:“何谓藏富于民?”管仲说:“请拿出栈台所存的钱币,贷放在城阳一带;拿出鹿台的钱币,贷放在济阴一带。国君还向百姓下令说:‘百姓富君主不会穷,百姓穷君主不会富,因此国家不向百姓征收钱币,府库也不积累钱财,把财富都藏在百姓手里。’等到年景丰收,五谷丰登。粮价大降,比上年降低一半,就要用这笔贷款收购,使粮食归国家,货币散在民间。这样因钱币都投在民间,币值下跌,粮价则上升一半。上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下,下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上,两年有四分粮食在上。则只有一分在民间流通,粮价可继续上涨到三倍。国家按人口征税,每户一年才收十钱,如每家都向政府买粮。把每十亩地产粮食加价十钱,就可以从一户得到相当于十户的人口税收入。这正是来自粮食销售政策和利用货币的作用。然后用国家所掌握的货币的半数,再次发放于百姓,分粮食为四分,使之三分在国家,一分在民间,就又形成此项政策的再一次反复。至于大夫,由于他封地多,囤积粮而对抗君主,也请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他。”桓公说:“何谓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管仲回答说:“统计有四分之三的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时,就通知百姓都来买粮,按照君主之所藏尽量出卖。粮价就会互相影响而跌价十分之三。剩下的粮食以货币收购,粮价按跌落回来的标准,大夫也就无法抬高粮价了。国君发放俸禄也用钱而不用粮,全部粮食就都被国家掌握起来。最后国君把其中十分之七的粮食拿出来,也就是留三成,贷出七成,赈济贫民,也是一种仁义的举动。这样,采取措施使粮价跌落,是对付大夫的一个办法;靠乡的市场管住粮价,而对大夫所住的城市进行收取,是对付大夫的又一个办法;投出粮食与物资,既博得仁义之名,又平抑其他物资价格,是对付大夫的最后一个办法。一切都要掌握时机而决定进退。所以说:成王业者善于掌握时机,称圣人的善于掌握变化。”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领,泰啬。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垄,美其室,此夺农事及市庸,此非便国之道也。民不得以织为绡而貍之于地。彼善为国者乘时徐疾而已矣。谓之国会。”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特告诉我:‘把天子的葬衣定为三百件,固然太吝啬了,但要想削减大夫财富,则可以照此而行。’这项使大夫散财厚葬的主意如何?”管仲说:“这不是法家的办法。让大夫把坟墓修得很高,把墓室修得很美,必然侵夺农事和市场上的佣工,不是利国之道。百姓死后也不可用彩帛作为覆棺之物,而埋于地下。善于治国的人,只需掌握市场时机而采取有缓有急的措施,就可以控制大夫了。这叫作运用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争夺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谓用戚始?”管子对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轻重之家复游于其间。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争夺之事是怎样出现的?”管仲回答说:“是从宗戚开始的。”醒公说:“何谓由宗戚开始?”管仲回答说:“一国的国君,生下弟兄十人,就分封为十个国家;生弟兄五人,就分封为五个国家。他们传了三代以后,彼此仅是同族同祖的关系而已。传了十代以后,仅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关系而已。所以争夺起来闹得伏尸满地,用兵决斗不止。轻重家们还从中乘机谋利。所以说:不可把土地分封于人,不可把财富资源授让于人。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灭的。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所以,能够与天地共同长久不败,这正是一统天下君主的大权。”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币乘马。”管子对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六人而奉一乘。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币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桓公曰:“行币乘马之数奈何?”管子对曰:“士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赀在下。国谷什倍,数也。万物财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君实乡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从责者,乡决州决’。故曰:就庸一日而决。国策出于谷轨,国之策货,币乘马者也。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皆在贾人,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彼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货币的计算筹划。”管仲回答说:“当初是三夫为一家的生产单位,占用六里见方的土地,出兵车一辆,配备二十七人。所谓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以六里见方的土地为单位,计算其好地瘠地各有多少,产粮多少,粮价高低多少,六里见方土地需要货币多少,以及就其粮食价格来计算应需要货币多少。因此,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把这个需要量推算于全国,使货币的数字与全国的土地数量相适应,这就叫作货币的计算筹划。”桓公说:“货币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应该怎样实行?”管仲回答说:“士的俸禄用货币支付,大夫封邑的租税也用货币,官府的人夫、马匹等一切开支也用货币支付,这样,粮食就全部留存在国家手里,货币就散布在民间流通。粮价上涨十倍左右,就是因为此法;其他物资因粮贵而降价二成左右,也是这项政策的结果。然后就对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及其他财物,如合乎国器规格和君主需用的,都订立收购合同。国君的粮食本来就是贮藏在各乡各州的。于是就发出通告说:‘某月某日,凡与国家有合同的债务关系的,即可在本乡本州就近解决。’这就是说,雇用车马人夫运物领粮只需一天时间就可以办完。国家理财政策,固然是出于粮食的统计,但国家谋取上述物资,也是货币计算筹划的作用。如今,钱币虽然贮藏在官府,但巧法使用货币和操纵物价的都是商人。市场上凡币值上升则物价下降,币值下降则物价上升,粮价上升金价下降。人君能掌握好粮食、货币、黄金的平衡关系,天下的经济秩序就可以安定了。这也是控制天下的一种办法。” 

桓公问于管子曰:“准衡、轻重、国会,吾得闻之矣。请问县数。”管子对曰:“狼牡以至于冯会之日,龙夏以北至于海庄,禽兽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国策哉?”桓公曰:“何谓通国策?”管子对曰:“冯市门一吏书赘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养视不失捍殂者,去其都秩,与其县秩。大夫不乡赘合游者,谓之无礼义,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门、山之祠。冯会、龙夏牛羊牺牲月价十倍异日。此出诸礼义,籍于无用之地,因扪牢策也。谓之通。”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平准之法,轻重之术以及国家的统计理财,我都知道了。请问利用祭祀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从狼牡到冯会口,从龙夏以北到海庄,是禽兽牛羊生长的好地方,何不利用这个条件来贯彻国家理财之策呢?”桓公说:“何谓贯彻理财之策?”管仲回答说:“在冯会口这类牧场设一官吏,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若是从事牧养的官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就从‘都’一级提升为县级。若是查到大夫不肯提供种牛种马配种繁殖的,就叫作目无祭祀礼仪,禁止他春秋两季用牛羊进行祭袍。一般百姓有此行为的,禁止他祭把门神与山神。由于加强管理,冯会、龙夏一带牛羊的月价将比往日上涨十倍。这项政策,是从祭把礼仪出发的,取得收入于山林无用之地的,垄断牛羊市场的政策。这正是对国家理财政策的‘贯彻’。”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势。”管子对曰:“有山处之国,有氾下多水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有水泆之国,有漏壤之国。此国之五势,人君之所忧也。山处之国常藏谷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国常操国谷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国常操国谷十分之三,水泉之所伤,水泆之国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此准时五势之数也。”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内的地势问题。”管仲回答说:“有山区,有低洼多水地区,有山陵平原各占一半的地区,有常年溢水为害的地区,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这五种不利地势,是人君所忧虑的事。山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低洼多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山陵平原对开的地区尚可贮备粮食的十分之三,被水泉伤害,常年溢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十分之二,唯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就只好努力掌握外国粮食。发展手工业的精美木器生产来掌握各诸侯国的粮食,这就是准时解决五种不良地势问题的办法。” 

桓公问管子曰:“今有海内,县诸侯,则国势不用已乎?”管子对曰:“今以诸侯为公州之饰焉,以乘四时,行扪牢之策。以东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为诸俟,则高下万物以应诸侯;遍有天下,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利有足则行,不满则有止。王者乡州以时察之,故利不相倾,县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谓之国簿。”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如海内统一,控制了天下诸侯,解决地势的政策就不用了么?”管仲回答说:“现今还是诸侯掌握天下各州的余财,还要利用季节的变化,实行操纵市场的办法,使东西南北相补助,为取得一致而加以调节。所以说:在诸侯分立条件下,则直接掌握物资贵贱来对付各诸侯国;在天下统一的条件下,则利用货币掌握物价涨落,使之调平就是了。东西充足则使之调出,不足则制止之。统一天下的君主按时视察各乡、各州的经济情况,故百姓谋求财利不至于互相倾轧,生活极为稳定。国君则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这叫作国家整体的经济统计谋算。”

 

《管子·地数第七十七》白话译文  

 

   桓公曰:“地数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封禅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桓公曰:“何谓得失之数皆在此?”管子对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而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

【译文】

桓公说:“利用地理条件的理财方法,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土地的东西广度二万八千里,南北长度二万六千里。其中山脉八千里,河流八千里,出铜的矿山四百六十七处,出铁的矿山三干六百零九处。所有这些,是人们分别土地种植粮食的条件,也是兵器和钱币的最初来源。善于利用这些条件的,财用有余;不善于利用的,财用不足。古今封泰山、禅梁父的七十二代君王,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在这里面。这叫国家的财政。”桓公说:“为什么说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在这里?”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梁霸有全部天下而财用不足,商汤只有‘薄’地七十里而财用有余。并不是天专为商场降下粮食,也不是地专为商汤长出财物,而是由于伊尹善于经营交换、善于轻重之术、善于由国家掌握经济的开闭与决塞,伊尹还精通物价高低和号令缓急的政策来集中操纵这些条件。从前,黄帝也曾问过伯高说:‘我想把天下结合为一家,有办法么?’伯高回答说:‘请除掉各地矿山上的杂草而树立国有的标记,我们努力铲除各地的武装势力,天下就可以合为一家。’黄帝说:‘这个道理能进一步讲讲么?’伯高回答说:‘山地表面上有丹沙的下有金矿,表面有慈石的下有铜矿,表面有陵石的下有铅、锡、红铜,表面有赤土的下有铁矿,这都是山上出现矿苗的情况。如发现山有矿苗,国君就应当严格封山而布置祭祀。离封山十里之处造一个祭坛,使乘车到此者下车而过,步行到此者快步而行。违令者死罪不赦。这样人们就不敢随便开采了。’然而黄帝行此禁令仅在第十个年头,葛卢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制造了剑、销、矛、戟,这年与九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雍狐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制造了著名的戟和戈,这年与十二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因此,天下各国国君顿戟一怒,形成伏尸遍野的局面,这种矿权分散的结果简直是大战的根源。”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天财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对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鉒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此天财地利之所在也。”桓公问于管子曰:“以天财地利立功成名于天下者谁子也?”管子对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夫玉起于牛氏边山,金起于汝汉之右洿,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而至难。故先王各用于其重,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先王权度其号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币而制下上之用,则文武是也。”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再谈谈天然的资源从那里来?地下的财利在那里?”管仲回答说:“山地表面上有赤土的下有铁矿,表面有铅的下有银矿。另一种说法是:‘表面有铅的下有主银,表面有丹沙的下有鉒金,表面有慈石的下有铜。’这些都是山上出现矿苗的情况。如发现山有矿苗,国家就应当严格封山而禁人出入。有破坏封山的死罪不赦。有犯令的,左脚踏进,砍掉左脚;有脚踏进,砍掉有脚。这样人们就不敢触犯禁令了。因为这正是天地财利资源之所在。”桓公又问管仲说:“以利用天地财利资源立功成名于天下的,有谁?”管仲回答说:“周文王和周武王。”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涵义?”管仲回答说:“玉产在牛氏的边山,黄金产在汝河、汉水的右面洼地一带,珍珠产在赤野的末光一带。这些东西部与周朝中央相距七千八百里,路远而难得。所以先王区别它们的贵重程度,规定珠玉为上等货币,黄金为中等货币,刀布为下等货币。国家号令急就会导致金价上涨,号令缓则金价下跌。先王能够考虑号令的缓急,调节黄金价格的高低,而控制下币刀布和上币珠玉的作用,那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对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桓公问于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对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桥之粟贵籴之数。”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举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国谷二什倍,巨桥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市缯帛,军五岁毋籍衣于民。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衡黄金百万,终身无籍于民。准衡之数也。”桓公问于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对曰:“可。夫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以当武王之数。十口之家,十人咶盐,百口之家,百人咶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盐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桓公曰:“何谓籍于时?”管子曰:“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丈夫毋得治宫室,毋得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 

【译文】

桓公对管仲说:“我要保住国内资源,不被天下各国捞取,反而要外取于天下,可以么?”管仲回答说:“可以。水流激荡则流势湍急,征收的号令急则物价上升。先王就是掌握号令的缓急,对内据守国财而对外取之于天下的。”桓公继续问管仲说:“他们是怎么做的?”管仲回答说:“从前,武王曾用过提高巨桥仓粮食价格的办法。”桓公说:“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武王故意设立了一种‘重泉’的兵役,下令说:“百姓自家储粮一百鼓的,可以免除此役。’百姓便尽其所有来收购粮食以逃避这个兵役,从而国内粮价上涨二十倍,巨桥仓的粮价也随之贵二十倍。武王用此二十倍的巨桥仓粮食收入购买丝帛,军队可以五年不向民间征收军服;用此项收入购买黄金百万斤,那就终身不必向百姓收税了。这就是‘准衡’的理财之法。”桓公接着问:“现在也可以照此办理么?”管仲回答说:“可以。楚国有汝、汉所产的黄金,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燕国有辽东所煮的盐。运用这三者也可以相当于武王的理财之法。一个十口之家就有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有百人吃盐。关于吃盐的数量,每月成年男子近五升,成年女子近三升,小孩近二升。如每升盐价提高半钱,每釜就增加五十钱;每升提高一钱,每釜就是百钱;每升提高十钱,每釜就是干钱。君上若下令砍柴煮盐,征集起来使之达三万钟,阳春一到,就可以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了。”桓公说:“何谓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管仲回答说:“在阳春农事开始时,命令百姓不许筑墙垣,修坟墓,大夫不可营建宫室台树,同时也命令北海居民一律不准雇人煮盐。那么,盐价必然上涨四十倍。君上用这涨价四十倍的食盐,沿着黄河、济水流域,南运到梁、赵、宋、卫和濮阳等地出卖。粗食无盐则人们浮肿,保卫自己国家,用盐特别重要。君上通过砍柴煮盐以取得收入于天下,那么,天下就无法削弱我们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富本而丰五谷,可乎?”管子对曰:“不可。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干天下;五谷兴丰,巨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富国而只是丰产粮食,可以么?”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国富而财物繁多,不能经营掌握,则将被天下各国捞取;粮食丰产,我们贱而别国贵,也将被天下各国捞取。那样,我国百姓就成为天下各国经虏掠的对象了。善于治国的人,就象大海行船一样,观察风势的起源,天下各国粮价高我们就高,粮价低我们就低。如果天下各国粮价高而我们独低,我们的财利就将被天下各国捞取去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事尽于此乎?”管子对曰:“未也。夫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出。令有徐疾,物有轻重,然后天下之宝壹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理财之事就到此为止了么?”管伸回答说:“没有。齐国是一地处交通要冲的国家,是四通八达的地方,从而是游客富商的必经之处。外人来到我国,吃我们的粮食,用我们的钱币,然后,好马和黄金也就提供出来了。我们掌握号令要有缓有急,掌握物价要有高有低,然后天下的宝物都可以为我所用。善治国者,可以使用不是他自己所有的东西,也可以役使不是他自己管辖的臣民。”

 

《管子·揆度第七十八》白话译文  

 

   齐桓公问于管子曰:“自燧人以来,其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鲁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从燧人氏以来,历史上的重大经济筹算,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从燧人氏以来,没有不运用轻重之术治理天下的。共工当政的时代,天下水域占十分之七,陆地占十分之三,他就利用这个自然形势来控制天下。到了黄帝当政的时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限制他们制造武器,烧山林、毁草薮、火焚大泽、驱逐禽兽,实际上都是为控制他人,这然后才得以统治天下。至于尧舜当政,之所以能把天下治好,是因为在北方取用禺氏的玉石,从南方取用江汉的珍珠,他们还在驱捕野兽时,使大夫参与其事。”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他们命令:‘各国诸侯之子到本朝为臣的,都要穿两张虎皮做成的皮裘。国内上大夫要穿豹皮袖的皮裘,中大夫要穿豹皮衣襟的皮裘。’这样,大夫们就都卖出他们的粮食、财物去购买虎豹皮张,因此,山林百姓捕杀猛兽就象驱逐父母的仇人那样卖力。这就是说,国君只消冠冕堂皇地坐在堂上,猛兽就将被猎获于野外;大夫们散其财物,百姓都可在流通中得利。这就是尧舜曾经用过的轻重之术。”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声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国,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势,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国之至机也,谓之国机。” 

【译文】

桓公说:“在‘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这句话里,什么叫作‘事名二’呢?”管仲回答说:“天道为阳,地道为阴,这就是事名二。”“什么叫正名五呢?”回答说:“权、衡、规、矩、准,这就是正名五。它们体现在颜色上,就分青、黄、白、黑、赤;体现在声音上,就分宫、商、羽、微、角;体现在味觉上,就分酸、辣、咸、苦、甜。这里的利用‘二五’,同上面的‘童山竭泽’一样,都是人君用来控制人们的。五味,是用来控制人们饮食的;五声是用来控制人们听欲的;五色,是用来控制人们观赏的。人君丢掉了‘二五’,就会亡国;大夫丢掉了  ‘二五’,就丧失权势;普通人丢掉了‘二五’,也不能治理一家。这是国家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叫作‘国机’。” 

轻重之法曰:“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杀其身以衅其社;自言能为官不能为官者,劓以为门父。”故无敢奸能诬禄至于君者矣。故相任寅为官都,重门击柝不能去,亦随之以法。 

【译文】

轻重家的法典上讲:“自己说能作司马的官,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杀掉他以血祭鼓;自己说能作农业的官,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杀掉他以血祭祀社神;自己说能作一般官吏,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砍掉他的双脚罚他守门。”这样,就不会有人敢在君主面前吹嘘自己以骗取禄位了。这样,无论被人推荐当官的,或者守门小事都不称职的,也都可以依法处理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大准。”管子对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无我焉;此谓大准。”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而去。贸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大准也。”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失准的问题。”管仲回答说;“失准就是天下各国都控制我们,而我们无能为力,这就叫作失准。”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起兵进攻我们,对于凡能谋划利国定民的大臣,就要割地而封;凡能作战成功立名的大臣,也要割地而封。这样。实际上是天下在封赏您的大臣了,而不是您本人进行封赏。天下已经使您把十里土地封给大臣,而随着天下每一次动兵,又要把二十里土地再次“封给”富民商人。您国的富民不是您使他发财致富,而是天下使他们致富。邻国每动一次兵,都会造成您国的富民商人多发一次财,弄得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这就是失准的必然结局。”桓公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出兵攻打我国,百姓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出外打仗,那么,举国不能种地,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国君在战时,早晨下令征税晚上就要交齐,百姓只好抛卖财物、粮食,折价一半脱手。商人买进而加以囤积,那么,‘国内的一半财货就进入商人之手。战争结束,百姓复归旧业,物价会回到战前水平。商人在此时售出他所囤积的财物,可以把国内市场一少半的货币积藏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币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货物价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这贵贱十分之三中买来卖去,国家财物将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国君是束手无策的。百姓贫富之间不断地互相奴役,国君无能为力,这些就是轻重的失准。”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谷者,守之春秋;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故物动则应之。故豫夺其涂,则民无遵;君守其流。则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以利相守,则数归于君矣。” 

【译文】

管仲说:“人君掌握了本,富民商人就抓不到末;人君掌握了开始,富民商人就抓不到结局。对于贩运过程的商品,必须在通衢要道市场上谋取收入;对于粮食,必须在春秋两季来掌握;对于其他物质,则订立预购合同。这样,商品一动,措施就跟上去。预先阻断买卖的途径,商人就无法行事;君主控制流通,商人就无法抬高物价。所以,掌握好各地物价的涨落,国内没有投机商人,商品贵贱相当,这就叫作‘国衡’。能够用理财之法来掌握,财利就自然归于君主了。”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不察于终始,不可以为至矣。动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国之策也;盐铁二十国之策也;锡金二十国之策也。五官之数;不籍于民。” 

【译文】

管仲说:“善于管理商业的,就要由国家同时办商业;国家办商业,市场就清淡冷落;市场清淡冷落,农业劳动力就充足;农业劳力充足,人民财物就丰富;人民财物丰富,君主的税收就取之不竭了。现在的情况则不然,商人贵卖,君主跟着贵买,贵而不能使之贱;商人贱卖,君主跟着贱买。贱而不能使之贵。天下善于管理的不是这样,私商卖贵则国家商业卖得贱,私商买贱则国家商业买得贵。这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理财方法。所以,凡国家不能调剂民财,就不能做到大治;不洞察商业始终,就不能把管理做得最好。由国家掌握利用物价涨跌,可取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盐铁商业,也可取得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锡金商业,又可取得相当二十年财政年度的收入。这五种官商的理财之道,都不是向民间直接征税的。”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之数恶终?”管子对曰:“若四时之更举,无所终。国有患忧,轻重五谷以调用,积余臧羡以备赏。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轻重之术何时终止?”管仲回答说:“有如四季周而复始的运转一样,没有终止之时。当国家遭遇战争忧患时,就调节粮价高低来解决国家用度,积累余财赢利来筹备战士奖赏。当天下归服海内统一时,就加富诚信仁义的人士,使百姓崇尚礼让,而不搞轨外的活动。可见,轻重之术的用处,在各诸侯国尚不则帧时,可以为战争服务;在各诸侯国归顺时,就可用来推行仁义的政教。”

管子曰:“一岁耕,五岁食,粟贾五倍。一岁耕,六岁食,粟贾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且天下者,处兹行兹,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译文】

管仲说:“要做到一年耕种,够五年吃,就把粮价提高五倍来促进;要做到一年耕种,够六年吃,就把粮价提高六倍来促进。果能这样,两年耕作的产量就可能够十一年的消费了。对富者能够夺取,对贫者能够给予,才能够主持天下。而对天下的人们,能使之安于这项政策,遵行这项政策,这样,就可以统一调度了。对于天下的人们,驱使他们不要明白表示驱使,利用他们不要明白表示利用。因此,善治天下的君主,不直接说出驱使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直接说出利用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 

管子曰:“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羸。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 

【译文】

管仲说:“善于主持国家的,就象把黄金和秤锤放在天秤上一样,只要加重秤锤,金子就能够倾跌下来。所以,讲求通权达变则国家力量强盛,讲求遵循常道则国家力量衰弱。现在,粮食在我国价高,在其他诸侯国价低,各国的粮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样流入我国。所以,价格高则财货聚来,价格低则财货散走,有因高价聚来而跌价尚未散走的物资,我们及时动手掌握之,天下的这项财富就归于我们了。把财货囤积起来则价格上涨,发售出去则价格下降,放散于民间则显得充足。钱币贵重则人们拼命追求,钱币贬值则人们弃而不用。所以,总是要把钱物贵贱的幅度调整到合乎理财之术的要求而后止。” 

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令重于宝,社稷重于亲戚’,胡谓也?”对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无生臣。亲没之后,无死子。此社稷之所重于亲戚者也。故有城无人,谓之守平虚;有人而无甲兵而无食,谓之与祸居。” 

【译文】

“粮食,是人们生命的主宰;钱币,是物资流通的渠道;号令,是控制经济过程缓急的。所谓‘号令重于宝物,社稷重于父母’,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当城郭陷落,国家宗庙不能继续血食时,大臣都要殉难;但父母死亡,却没有殉死的儿子。这就是社稷重于父母的例证。而且,卫国者有人而无城,等于是空守平墟;有人而无武器和粮食,也只是与灾祸同居而已。” 

桓公问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策,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阴山之礝,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发、朝鲜之文皮,一策也;汝、汉水之右衢黄金,一策也;江阳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禺氏边山之玉,一策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天下之数尽于轻重矣。” 

【译文】

桓公说:“我听说海内珍贵货币的利用有七种办法,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使用阴山所产的需  ,是一种办法;使用燕地紫山所产的白银,是一种办法;使用发和朝鲜所产带花纹的皮张,是一种办法;使用汝水、汉水所产的黄金,是一种办法;使用江阳所产的珍珠,是一种办法;使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种办法;使用禺氏边山所产的玉石,是一种办法。这些都是以少掌握多,以狭掌握广的办法。天下的理财之法,莫过于轻重之术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阴山之马具驾者千乘,马之平贾万也,金之平贾万也。吾有伏金千斤,为此奈何?”管子对曰:“君请使与正籍者,皆以币还于金,吾至四万,此一为四矣。吾非埏埴摇炉櫜而立黄金也,今黄金之重一为四者,数也。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黄金起于汝汉水之右衢,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高下中币,利下上之用。”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阴山的马,可供驾驶兵车之用的有四千匹。每匹马的价格是一万钱,每斤黄金也是一万钱,我只存有黄金一千个,应当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君上可以命令所有纳税的人们,必须按钱数交纳黄金。我们就可因金价上涨而得到四万钱的收入,这就一变为四了。我们并没有使用冶金柑涡和鼓风炉来冶炼黄金,现在黄金之所以一变为四,只是运用理财之术的结果。珍珠来自赤野的末光,黄金出在汝水、汉水的右衢,玉石出在禺氏的边山。这些地方估计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路途遥远,来之不易。所以先王按其贵重程度而加以利用,规定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正是通过提高或降低中币黄金的币值,制约着下币刀布、上币珠玉的作用。” 

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虑,二日定载,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当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 

【译文】

百乘之国,在中央地区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五十里路。一天确定计划,两天装载货物,三天运出国境,五天可以来回。百乘之国要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五天。百乘之国,拥有耕地一万顷,户数一万户,人口十万人,有纳税义务的一万人,兵车百乘,战马四百匹。干乘之国,在中央地区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一百五十里路。两天确定计划,三天装载货物,五天运出国境,十天可以来回。干乘之国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十天。干乘之国,拥有耕地十万顷,户数十万户,人口百万人,有纳税义务的十万人,兵车千乘,战马四千匹。万乘之国,在中央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五百里路。三天确定计划,五天装载货物,十天运出国境,二十天来回。万乘之国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二十天。万乘之国,拥有耕地百万顷,户数百万户,人口千万人,有纳税义务的百万人,兵车万乘,战马四万匹。 

管子曰:“匹夫为鳏,匹妇为寡,老而无子者为独。君问其若有子弟师役而死者,父母为独,上必葬之:衣衾三领,木必三寸,乡吏视事,葬于公壤。若产而无弟兄,上必赐之匹马之壤。故亲之杀其子以为上用,不苦也。君终岁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宫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赐之;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之,当壮者遣之边戍:民之无本者贷之圃强。故百事皆举,无留力失时之民。此皆国策之数也。” 

【译文】

管仲说:“单身男子叫作鳏,单身女子叫作寡,老而没有儿女的叫独。国君要调查了解凡有子弟因兵役而死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