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话说得好，男婚女嫁人之大伦，看似是两个人的事儿，实质上亦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譬如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嫁娶的情形也是迥异的，以前哪有闪婚、裸婚、拜金婚的说法？身体健康，两情相悦，再有个窝儿，也就喜大普奔了，一个新的家庭单元即可组成，没如今这么闹心。
回到有宋三百年，嫁娶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别说什么人艰不拆，那确乎是个不错的时代呀！世风相对开化，经济相对繁荣，人文昌明，思想活跃，这些积极因素直接影响到了男女婚配，以至形成了独特而另类的嫁娶奇观。
美女不嫁富二代
常识告诉我们，古代是男尊女卑的，女孩子做不了自己的主。甚至在婚嫁上，男孩子也同样没有自主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已。
但在宋代，不仅大儒们鼓励女子读书，尽可能的参加社会活动，父母亲也爱女儿胜过爱儿子。程颢的女儿（1061—1085）“自通文义，举族爱重之”，25岁尚未婚配，她去世后，程颐撰文说：“尝有所议，不忍使之闻知，盖度其不屑也。”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侄女眼界很高，一般男子她是瞧不上的。
南宋理学家徐侨有个族姐徐氏，根据传记的说法，她非常有个性，父母为她选婿，她若不乐意，总能找到拒绝的理由。父亲病故后，母亲让她嫁给表哥（姑妈的儿子），她死活不肯，说是要为父亲服丧。可是服丧期满后，家人旧事重提，徐氏却直接表态说：“为富人妻，我不愿也。”
同样的故事还曾出现在笔记小说集《清尊录》里，作者是南宋淮安籍进士廉宣。他讲述一个年轻的女子喜欢贫穷的表哥，而不愿嫁给家庭为她选择的一个官员，于是和丫鬟策划了“私奔”，大概就是逃婚吧。因为计划不周详，途中遇人不淑，后来沦为官妓了。
学子晚婚待富姐
与女子并不嫌贫爱富的情况相反，宋代男子选择正妻，倒是希望妻子能够带来一份丰厚的嫁妆。这种另类的心态，不仅得益于读书阶层的扩大化，也得益于科举对于男子的娇宠----贡院门前抢婚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
一方面，社会主流要求男人晚婚，以专注于学业。如《礼记》要求女子应在15—20岁结婚，男子不晚于30岁。司马光和朱熹都建议：女14—20岁，男16—30岁结婚。我们知道，朱熹的儿子事实上是31岁结的婚。另一方面，男子本身意识到了读书的潜在价值以及一旦入仕所带来的整个家族的荣耀和现实利益，所以，并不急着结婚，以便“待价而沽”。
事实上确实有许多原本贫寒的男子通过读书而入仕，最终娶到了富有的妻子。如“瑞安四贤”之一的许景衡，祖宗十八代里也从未有过做官的，十年寒窗后，他23岁成了进士，娶到一位官家女，妻子带来的嫁资帮助他们兄弟二人完成了太学的学业。南宋绍兴八年的进士张维，也是寒族出身，27岁时娶了福建的一位富户姑娘，带来的嫁妆甚至帮助张维的妹妹嫁了个好婆家。
好运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北宋初期，著名学者孙复就遭遇了风险，到了40岁还没结婚，也未能如愿中进士，心中很捉急，但也没办法。后来，他的好友李迪实在看不过去了，就把侄女嫁给孙复，但没有嫁妆。
著名哲学家邵雍似乎更惨，45岁还没老婆。有同学对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先生年逾四十不娶，亲老无子，恐未足以为高。”邵雍不好意思的说：“贫不能娶，非为高也。”显然是欲盖弥彰。还好，由于邵雍学问高、名气大，后来证明他是真的不愿做官（仁宗嘉祐及神宗熙宁中，先后被召授官，皆不赴），社会舆论终于谅解了他。他的两位一起做学问的同伴于是想了个折中的办法，一人将妹妹嫁给邵雍，另外一人提供聘礼，才解决了邵雍的婚姻问题。
高官演绎“马上体”
前文里说了，古代嫁娶的常态，无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已。然而在宋代，这些条条框框有的时候在某些人眼中（譬如官员中的狂士）根本就是多余的。如《乐清县志》的最早作者、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的进士袁采，就直言“尽管媒人不可或缺，但仍应警惕，不能过分信任她们”。
北宋初期著名学者柳开，是个典型代表。柳开，原名肩愈，字绍先，瞧出什么玄机没有？他认为自己的学问是继承其先祖柳宗元的，足可比肩韩愈，不是一般的狂妄。我至今纳闷，“唐宋八大家”里为何没有他的位置。
据其后的江少虞编纂的《事实类苑》所记，柳开的前妻去世后，他一直没有续弦。因为在润州（今镇江）做知州，界满回京述职，随即拜访一位老熟人----钱供奉。这位钱供奉是皇族的亲信，家中书房的墙壁上挂有一张漂亮女子的肖像画。柳开拜访时，钱供奉没在家，他儿子接待了柳开。当柳开看到画像并得知是钱供奉的女儿时，当即提出“欲娶为继室”。
钱供奉的儿子很为难，因为柳开没用媒人，他无法直接拒绝，只能委婉的说，需要征求父亲的意见。但柳开不管这一套，他扬言“以开之材学，不辱钱氏”，强行要求十天内完婚。钱供奉知道后非常憋屈，就去找宋真宗告状，没想到皇帝居然支持柳开，还说：“识柳开否？真豪杰之士也！”并打算亲自为他们做媒，遂成就了这段不怎么和谐的姻缘。
宋代许多官员都喜欢“马上体”，柳开比较狂，也就罢了，有些彬彬有礼的士大夫也会风风火火，说干就干，毫不拖沓。
比如周必大说他的叔叔与当地的士绅蔡君之间的联姻，刘克庄与他的老朋友之间的联姻，都没有找媒人，而是直接提出，对方一旦同意，他们就在当天迅速的完成“问名”、“纳彩”等过场，所谓“一言而两家通婚姻”。
“问名”要过语言关
所谓“问名”，古代嫁娶“六礼”之一，通常认为是互换生辰八字，其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媒婆在操作这项礼仪的过程中，需要让双方家长知晓对方的籍贯、家境、背景、年龄等诸多要素，不可等闲。特别是籍贯，因为涉及到语言交流，以至白居易曾写诗介绍：“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
两宋不同时期，“问名”的内容也是各异的。
譬如籍贯，北宋人似乎不怎么讲究，他们更重视家庭背景以及教育程度等等。由于县学的普及，当时的河南话作为全国的“普通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推广，语言还没有成为多大的障碍。
逮至南宋中后期，这种情形发生了巨大改变，上层官僚家庭更倾向于在离自家近的人家里找配偶，原因就在于“普通话”的推广搁置了数代人，以至于南方各民族之间的语言非常不好懂。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原本是北方人的官员，由于数代定居杭州，逐渐融入江浙，需要与地方上那些重要家族加强关系等等，也有的父母是不愿意自己的心肝宝贝嫁得太远。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就不一一举了。
岳丈选婿靠预言
东汉末有个学者曾笑话神童孔融，“小时聪明，大时未必聪明”，虽然绝对，却也不无道理，因为女大十八变，男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变化。可是宋代许多文化名人甚至富商都笃信这句话是真理，似乎都还应验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一代名相晏殊选女婿的故事，他选了当时还是太学生的富弼，后来富弼果然做了参知政事（副宰相），荣耀一时。
我们知道，有宋三百年，吕氏家族是最有权势的显赫家族之一。但在北宋初期，他们的先祖吕龟祥在太宗朝还只是个小小县令，直到这位县令的兄弟吕蒙正、儿子吕夷简先后做了宰相之后，这个家族才开始辉煌。
说起来，这位吕夷简娶了富贵的妻子，也是靠岳丈大人马亮的预言而成功的。马亮是宋代合肥的第一家族，据《宋史》的说法，他的家族里可考的就出过十多个大官，马亮本人也是正一品的太子少保，与多个宰相保持着姻亲关系。
马亮的女儿十分美丽，也有文化，她母亲为此特别操心，希望乖女儿能嫁个好丈夫；然而马亮一点也不担心，对此，他妻子很奇怪。不久，谜底终于揭晓，原来马亮锁定了合肥郊县一个县令的儿子，也就是吕龟祥的儿子吕夷简。他认为观此子面相，将来必成大器。妻子当时就闹将起来：我们女儿这么好，怎么能嫁个区区县令之子？马亮却不予理睬，他相信自己的预言。
相信自己的眼光甚至预测的人，在宋代比比皆是。
宋孝宗时代的宰相陈俊卿，1180年的某日接待来访的好友郑景寔，一眼就相中了其六岁的儿子郑钥，并预言这孩子是个天才，前途不可限量，遂提议将自己的侄女嫁给郑钥。后来果如陈俊卿所料，郑钥19岁即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
姐夫偏爱小姨子
姐姐病故，姐夫续娶小姨子，这种现象似乎远古时期即有。春秋时的“媵婚”制度----姐姐出嫁，妹妹或其他族群女性陪嫁等，大致是个滥觞。古代皇帝同时取姐妹花为妃的例子几乎不绝于史迹。
宋代士大夫家庭也有这种偏好，妻家纵容是个原因，主要的原因或在于姐夫更喜欢年轻一些的妻妹。名相韩琦撰文说，他儿媳吕氏27岁快要去世时，对丈夫说：“我疾势日加。万万不可治，我有幼妹在家。君若全旧恩以续之，必能恤我子。又二姓之好不绝如故，我死无恨矣。”
显然，由于妻子的求肯，韩琦的儿子那是巴不得了，料理完妻子的丧事，迅速的去岳家再次下了聘礼。
南宋理学家吕祖谦，是吕夷简的N世孙，娶著名词人韩元吉的大女儿，没想到此女薄命，未过五年即香消玉殒。七年后，韩元吉的另一个女儿到了嫁娶年龄，吕祖谦当时已然快是个四十岁的大叔了，又续娶了这位小姨子。
南宋还有个身世非常可怜的读书人叫姚勉，原是弃婴，被邹家收养，并供其读书，后入赘邹家，妻子叫邹妙善。妙善婚后一年即去世，姚勉又提出想娶妙善妻妹，但邹家上下并不乐意。五年后的宝祐元年，姚勉终于进士及第，被皇帝钦点为状元，这才如愿以偿地迎娶了小姨子。（赵炎）
载《都市女报》3月13日32版，责编：张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