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兴旺一时，衰败一时。凡事的走向几乎如此。无论是哪一方面，历史都已经证明；我们的宗教同样也不例外，从唐朝的景教到天主教，再到基督新教，无一不是如此。请看它们的历史发展过程。
唐朝（景教）
一个国家兴亡，牵涉到各个方面；如果一个国家兴旺，各方面都兴旺；如果一个国家某一方面衰败，各方面也会逐渐的衰微。尤其在敬拜真神上更是如此，原因是人的智慧不同，如：犹太人就比其它国家的人有智慧。一个国家在各个方面都是相辅相成的。例：宗教，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道德，开明，体制，律法，军事，教育等。
在唐朝，李世民是最兴旺的时期——称为贞观之治，此时各方面都达到了高潮。佛教首当其冲，因皇帝的御弟唐三藏去西天取经，14年回来得到非常的看重，几乎就算为国教；因此有景教将佛教和道教（唐代和老子是本家，自然被保护）及儒教的东西用在景教的身上，使人看上去好像’四不像’似的。即便如此，也还是很兴旺的，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证。
当唐朝的经济，政治都适合他们时，他们自然就生发起来了。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涅斯托利派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往长安郊外，欢迎阿罗本入城，并请进宫中详细询问教义，阿洛本呈上《圣经》，圣像；并说明传教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信仰，太宗让他到皇家藏书楼去翻译经典。三年后即贞观十二年（638年）秋，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命人在长安义宁坊建造一座教堂，称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用于安顿景教教士。
高宗时，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在唐代近200年的岁月里，景教已盛行到“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程度。信徒达到近20万人。这和唐代的国力及其外交与宗教政策是完全有关的。国家富强，经济繁荣，政局稳定，对外来的一切东西都不会产生惧怕感；因为他们有民族自信心。
这些外来的一再迎和中国的国情，以便得到华人的欢心，尤其是得到皇上以及上流社会人物的欢心，借着他们来达到传教的目的。就如在唐肃宗时中国陷入安史之乱，当时一代名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账下，就有一名叫伊斯的景教僧人，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他的儿子景净所做。碑文作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分序和颂两部分，文中介绍了景教的基本教义，其中包涵了三位一体，神造世界，原罪，救恩，道成肉身，福音使命，新约圣经，教会，宗教生活等内容。在颂的那部分，叙述了景教自唐太宗九年至建中二年140多年的历史，尤其突出记载了其父亲伊斯辅佐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战功和个人善行。伊斯的功劳被皇帝誉为“才高三代，艺博十全”。并赐予：“大施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即得此身份，自然就卷入了唐朝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领域了。虽然在你得势的时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也会兴盛风光一时，但是却没有群众基础，没有把众百姓带到主前，建立教会，更没有让众百姓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一旦失势就会崩溃。
唐会昌五年，即公元845年八月，唐武宗下令灭教，本来唐武宗是灭佛教；可是景教为了与中国文化相融，即所谓的本土化及入乡随俗，因他们看到佛教,道教，儒教都很兴旺；所以就和佛教，道教，儒教许多地方像似，起码从外表来看是像似的；因此，当唐武宗灭佛的时候，就将景教就一同消灭了。然而佛教却能东山再起，景教却一命呜呼了。为什么真神的景教却不如佛教有‘生命’，佛教是无神论，却有‘生命’，景教是以真神，以神的圣言为根基却没有‘生命’。这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呢？很多人从各方面寻找原因，虽说有一些根据，但却不够充分。而西方传教士基于传教立场的观点，提到了两点看法：一是景教没有传十字架救赎的真理；二是当时景教过分依靠皇帝的支持，在群众中没有坚实的基础，他们寄希望于皇帝带领百姓归向上帝；因此随着新旧政权的更替而遭到厄运。可是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因碑文上已写明救恩，救恩是什么呢？救恩是主用他的宝血来救赎世人；他怎样用宝血来救赎世人呢？是通过他被定十字架，讲救恩就一定要讲十字架，这是毫无疑问的；“从1908年敦煌石室发现的唐朝景教文献就可以证明，其中对当时的景教传教士关于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众人受死于十字架的道理就讲得不少。”但对第二个理由没有人反对；那么，第二个理由就该是景教失败的主要原因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群众基础，虽然在许多地方修建了景教寺，史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全国信徒多达20余万人；但是耶稣基督的爱以及他的十字架没有和信徒及众百姓融为一体，没有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中国百姓的心理。
而佛教却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在印度都灭绝了，在中国，在台湾，东南亚却生机勃勃。就是因为他们有群众基础，他们不但走上面的路线，他们也走下面的路线；他们的寺庙里常有工作人员，他们就生活在寺庙里；他们不但在民间有寺庙，他们在山里一样有寺庙。景教没有学到他们的长处，我们现在仍然没有学到人家的长处。我们的教堂常常只有礼拜天才有人聚会，只有礼拜天才能看到人。那些求施舍的只好到佛堂去了。我们做得不够，我们做得很不够。
我们知道，我们从讲义上知道，“景教从贞观九年到会昌五年（845年）这二百余年间，虽可为景教的全盛时期，但也非一帆风顺。其间至少出现过三次危机：其一为武则天圣历年间（698——700年）佛教徒在洛阳逼迫景教；其二为玄宗先天年间（712——713年）长安士大夫诋毁景教；第三次更为严重，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士大夫对景教发动猛烈攻击，幸得皇帝干预，才使景教免遭厄运。然而好景不长，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祸及景教，寺院被毁，中国信徒被迫放弃信仰，外来宣教士被驱逐回国。景教经此一击，此后便一蹶不振，传教士两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只落得“寺废基空在，人归地自闲”的结局。此后，景教继续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如乃蛮族，克烈族，汪古族等部族都举族规依景教。”
天主教
天主教也不例外，自从天主教被康士坦丁大帝（310年后）立为国教后，罗马天主教权力一跃而上，统管全世界的教会；权力给主教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头脑发涨，他自命为教宗，甚至后来要凌驾于罗马皇帝之上。当东西罗马分裂时，则占据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的主教便自立门户，与西罗马天主教抗衡，不服他的领导，随即以东正教为名占据东欧，希腊，俄罗斯等地。
当天主教势力一天一天壮大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夺回耶路撒冷为名，组织了十字军东征，这一打就是200年，甚至最后两次不是打回教，却打了自己的弟兄东正教。自此天主教便一天一天的衰败。教宗随心所欲，任意而行，偏离了圣经，偏离了主的圣言。卖赎罪卷，并说买得越多，罪赦免的越多，完全违背了神的圣言，违背了圣经。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马丁路得向教廷提出了95个问题，大胆的指出教皇的错误，再次提出因信称义的教义；并且将圣经翻译成德文，使德国百姓每人一本圣经。还有一些使教皇愤怒的事，致使教皇发兵攻打，要将马丁路得法办，结果双方大动干戈，一打就是30年，德国人死了三分之一。自此基督新教正式成立。属世的是这样，属‘灵’的也是这样；不读圣经的是这样，读圣经的也是这样；不信神的是这样，信神的还是这样。历史就是这样使人认识，使人明智。让人们看到真是上帝在掌管一切，让人们看到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要做上帝，只是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无论国家，经济，政治，宗教都会有成功，也都会有失败；都会有兴旺，繁荣，也都会有衰落。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一次又一次的给予证明。
元朝（也里可温教）
我们首先从马可波罗说起。马可波罗虽没有亲自传教，但因他在中国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并任职长达17年，做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使忽必烈说出：请教皇“派一百名熟悉天主教信仰的贤人，通晓七艺，长于辩论，。。。。。。据理阐明天主教信仰比偶像崇拜之类的信仰更好”；同时马可波罗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使欧洲人更加想往中国。那时，他们已有从唐朝传下来的景教（蒙古帝国里面的基督徒名叫也里可温，因此后来就称为‘也里可温’教），大汗也参加基督教主要节日如复活节，耶诞节的礼拜。
当罗马天主教得知后，就派出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约翰孟高维诺（1247-1328）。他于1289年受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命，途经印度，由海路于1293年抵达中国。次年到大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欢迎，获准在大都自由传教。他首先将景教首领带入天主教。由于皇帝的支持，蒙高维诺在大都建了三座教堂，为6000多人施洗。天主教在中国大大的兴旺，直到1346年大主教马利诺里因中国局势不稳从泉州乘船返欧。
1362年，此时，蒙古统治渐渐失落，朝廷腐败造成汉人许多起义军起来反抗。1362年，汉军攻入泉州，该地最后一位主教佛罗伦萨人詹姆斯殉道。1369年，失去大都的元顺帝逃亡漠北，同时元朝兴盛一时的也里可温教也一同消声匿迹了。
为什么会销声匿迹呢？无非就是也里可温教是属于元朝的宗教，因为他只走上层路线，对于汉人置之不理，当时汉人属于下层人，他们没有将福音传给汉人，汉人中自然没有相信的，结果汉人统治天下，自然也里可温就不翼而飞了。
明朝（天主教）
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进入中国广东，后来罗明坚回欧去世后。利玛窦（耶稣会）一个人在1599年，首次进入北京，但未能找到立足点，只好回到南方，在南方他认识了徐光启，他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利玛窦将徐光启带信主后，他一家都信奉了天主教，甚至他的家乡的百姓都受到了影响，他的家乡徐家汇也就成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最古老，势力最大的根据地。
1601年，利玛窦借着徐光启终于进入了北京。上层路线终于打通了，自从康士坦丁大帝把天主教尊为罗马帝国国教，并号召国民归信天主教以来，天主教就处处以上层统治者为主要着力点，力促一国一族自上而下地归入基督的名下。无论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还有未来的明朝的利玛窦和明清汤若旺都是如此。利玛窦争取儒生认同的目的，就是因为看到他们掌握着通向高层统治阶级的钥匙，只有靠着他们，才能达到目的。只要能将皇帝说服归信天主，比传教给百姓10000个人都强；因为皇帝能带领全国百姓归向天主。就像康士坦丁大帝一样，何乐而不为呢。他至死虽然未曾见到中国皇帝，但他已经将福音传到了皇室。他不但在宣教工场上，而且也在科学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清朝（天主教）
清朝满族接替明朝统治后，天主教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其主要原因是：汤若望不但是宣教士，他还是一个科学家；因此会被朝廷使用，顺治皇帝让他仍旧主持‘钦天监’天文历法的修订工作。后来还给他加官进爵，建造教堂，就是北京城里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教堂，至今仍完好保存的‘南堂’。
此后，天主教在中国一直都很兴旺，直到发生了‘礼仪之争’，而教宗又不肯让步的情况下，使康熙忍无可忍，只好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境。康熙在教宗谕令上朱批说：‘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遂将教宗派来的特使嘉乐驱逐出境。（康熙信耶稣所写的诗词：此时是由南怀仁对康熙的影响，康熙深深地被耶稣基督的一生所感动，越发研读圣经，对圣经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并决志信主，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以求得着永生的福分。他在《生命之宝》一诗中也明确表示决志信主：
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明分得永生。”
后来由于发生了礼仪之争，在1711年4月24日（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七），康熙又为北京宣武门天主堂御题律诗一首：
当康熙死后，雍正继位，就更加迫害天主教传教士和基督徒，不允许宣教士进中国，直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为止。
基督新教
自马礼逊进中国后，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许多基督徒能从神的圣言上得着力量，从而灵命得到坚固。虽然后来义和团杀了许多传教士及基督徒，基督教也进入了低潮；但却不像景教，也里可温教那样，几乎绝种。因为紧接着的就是欧洲教会大复兴，大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都一并进入了中国。
民国
尤其是民国时期，更是基督教传教的黄金时代。据统计，基督教来华差会1900年有61个，1906年增至67个，1919年就猛增到130个。传教士人数从1900年的1500人到1919年的6636人；信徒从1900年的8万人到1920年的36万人，中国信徒的总数增加了4.5倍。在民国时期，虽然也有一些非基督教运动，但对基督教伤害的不是太厉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
解放后，还没有对基督教逼迫得太厉害，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就非常可怕了，共产党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切的宗教。太多人进牛棚，进监狱，甚至许多基督徒做20多年监狱。在这个时代，基督教是非常低落的，许多教会都走向地下，三自教会也不聚会，很多基督徒不敢聚会。在无神论，唯物主义统治中国时期，一切都要以党中央为中心，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指导一切的总纲。
同时，我们也看到欧洲那种对主的热心也冷淡了，至于什么原因，我们不是很清楚，当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了。无论如何，他们的教堂都是空空如也，寥寥无几。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美国自建国以来，欣欣向荣，发展急速；可是到如今，由于远离神，正在走下坡。目前来看，将要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中国，中国的教会和中国的基督徒将要来一个大复兴；现在中国基督徒已经有一个亿，在不远的将来，将会达到两个亿，三个亿。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的精兵们，为了主的大使命努力前进！
耿玉明 4/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