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尔认为：美国人也总喜欢用手指指着日本说：民族主义、审查制度、美化侵略历史。我总想说，这不全是真的。不但因为很多日本人没有那样做，还因为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我们没有批判性地审视美国的历史，没有批判性地看待我们在越南做了什么。虽然我们还是可以写出作品，不被审查。
约翰·道尔(John W. Dower)已经七十六岁，是麻省理工大学(MIT)历史系的退休教授。2013年11月1日，我在该系的会议室里静静地等他，面前是为他带来无数荣誉，包括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班克罗夫特奖(美国史学界最高荣誉)在内的著作《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
毫无疑问，《拥抱战败》价值卓越。它用极其优雅却力道沉重的语言为读者梳理了占领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它批判战胜者的意志和逻辑，批判他们在战后日本荒废的、忏悔的土地上推行一种野蛮和傲慢的“美国化”。它也剖析战败者既希望忘记过去又想要超越以往的复杂心态，其中有悲惨、迷茫、悲观和怨恨，也有希望、韧性、远见与梦想。
在美日同盟日趋强化的年代，对于占领期的历史，回忆似乎因怀旧的感伤而增添了些许甜蜜的味道，但道尔的梳理与还原打破了幻象。相比可以想象的美国人救世主式的高涨热情、对异教徒降伏般的白人至上主义、极度理想主义却造成无数问题的彻底改造，道尔更有兴趣的是观察战败者日本。他记录了曾经“一亿一心”、打算“樱花般纯洁、优美凋谢”的日本人怎样转身拥抱革命、拥抱民主、拥抱战败。一方面，极端民族主义的教化、盲信的狂热被欣然迅速地抛弃，另一方面，战后人们贪婪、自私、颓废却旺盛的生命力也编织出一种奇异、天真、浅薄的战败文化。
日本在美国学界、政界和大众文化中形象的变化在该书中也有着丰富而生动的记录：战时美国媒体将日本人描述为野蛮人、虐待狂、疯子，或是残酷暴虐、狂热盲从的“猿人”(Monkey-man)。美国作战新闻处(OWI)的文件甚至曾将日本文明的模式形容为“近于神经强迫症的临床症状”。而到了占领期，由于“潘潘”、“夜之女”等专门服务于占领军的性工作者是如此流行而普及，征服者对战败日本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色情化”，也从此造成美日关系中假想的男女角色。日本从一个野蛮、残忍、险恶而强大的民族，弱化为易于操纵、百依百顺和以备享用的女性胴体。而1960年代以后，日本以经济奇迹风靡和震惊大半个世界，此前一度被麦克阿瑟形容为“四等国家”、“十二岁孩子”的日本，似乎一夜间完成了复仇般的崛起，“领导民族”、“大和魂”等狂妄言论重返历史舞台。
道尔作为著名的左翼学者，一直致力于对美国的占领政策，包括麦克阿瑟本人的作为进行批评。他将麦克阿瑟在这场政治盛典中扮演的角色形容为“新的君主，蓝眼睛的幕府将军，家长式温情的军事独裁者，浮夸而又极度真诚的歌舞伎男主人公”。他也批判占领军以专制的方式实行民主，并以独裁者的身份拥有了媒体审查等他们在国内不可能拥有的权力。道尔对保留天皇制、东京审判和美军基地等造成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进行了大篇幅的批判，尖锐而不留情面。
采访当天是一个异常温暖的冬日，但窗外狂风大作。也许是因为天气，道尔迟到了几分钟。我本想从《拥抱战败》这本书开始谈起，他却先聊起了棒球。毕竟，两天前，历史悠久的波士顿红袜队刚刚赢得了2013赛季美国职棒大联盟(MLB)冠军，整个城市还沉浸在一种节日狂欢过后的慵懒与疲倦中。
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感谢您接受采访邀请。对一本中国的杂志谈论美日关系似乎是您很少做的事。
道尔：我乐意接受你们的采访，因为我喜欢你们杂志试图做的事。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如果从单一的视角出发，很多政治政策和学界观点会变得非常狭窄，除非你能后撤、从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日美关系也不仅仅是这两个国家的事，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对此有所思考，比如澳大利亚学者Gavan McCormack写了一本《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不过，开始我们的主题之前，我想问问，你对体育有兴趣吗?比如棒球?
东：当然，波士顿红袜刚刚赢得了MLB年度冠军，祝贺你们。
道尔：谢谢，非常感谢。如果有机会你应该去红袜队的主场芬威球场(Fenway Park)看看，有几百年的历史，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我想说的是，你如果能够仔细看看这个地方，尤其是在世界系列赛的比赛中，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度爱国主义的地方。很多运动都是很有战斗性的，要求忠诚、强调荣誉，运动员们像士兵一样作战、推崇英雄主义。但芬威球场尤其如此，上面飘满了美国的国旗，而且你会发现一面非常有趣的旗帜，MIA/POW旗帜。你知道它的意思吗?
东：我不知道。
道尔：这是美国很有名的一面黑色的旗帜。MIA是军事行动失踪者(Missing in Action)，POW是战俘(Prisoner of War)。这旗帜是在告诉人们，我们是越南战争的受害者，越南人还在扣押着我们的士兵作为战俘。这旗帜在芬威球场上飘扬了很多年，还在邮局、公立大学、各种政府机构门前飘扬。它告诉人们的是美国人对越战的一种感受：我们是受害者。
东：有意思。这里可是美国最自由主义的城市之一，波士顿。
道尔：是的，非常有意思。在我认识的人里，我几乎是唯一一个想要问问“为什么我们要悬挂这旗帜”的人。它到处都是。如果日本人或是中国人做类似的事，我们会说这是“民族主义”或者“超级民族主义”，但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个坏词儿，那是别人干的，我们这样则是热爱我们的国家。这事儿非常莫名其妙。
事情的另外一面则是受害者文化，人们总觉得“我是受害者”。中国人在回忆二战时会想起自己是日本侵略者的受害者，这有非常正当的原因，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也是体制的受害者。这就是民族主义者的视角。美国人想起越南战争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但没有想到我们在越南杀害了二百万人民。那是一场可怕的、残暴的战争，但从普遍意义上，看看我们的旗帜、纪念碑和体育比赛的仪式，我们会把自己看成受害者。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是一个如此宏伟美丽的建筑，你去到那里，看到五万八千多个死难的美国士兵的名字，所有你能想到的就是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且觉得他们是英雄：他们为国家牺牲—这是真实的，这令人悲哀，战争摧毁了如此之多的生命。但是，在这些背后，是死去的二百万越南人，我们看不见他们。这里就是受害者文化的问题，它使你无法看见事情的另一面。
谈这些可能有点跑题，但我想用这个来说明，日本、美国和中国都有类似的对过往历史神圣化的问题，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我去芬威球场中观看比赛，赛前仪式中，陆军、海军、陆战队、警察部队带着他们的枪支和旗帜列队入场，其中一面旗帜就是MIA/POW—在其他美国国旗、马萨诸塞州州旗、波士顿市旗等之中。这让你回想起战争和这种受害者文化。不了解体育运动就很难了解美国文化，那种竞争的、雄性气质的甚至充满暴力的感觉。比如水门事件后，曝光的录音带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政治领导人如何在私下谈话。我们会发现他们使用的语言非常粗糙，甚至粗鲁;另外一面，我发现他们使用大量的体育术语来比喻政治。
东：您是想提醒我们，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看待历史时都难免偏见与短视，是吗?
道尔：如果你想要理解你阅读的材料，你要理解它的写作者是谁，以及写作的时代是什么。因为即便我们想要保持非常公正无偏见，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也会被我们所处的时代塑造。
谈及日本的历史，中国人可能更多谈论的是日本的战争罪行。的确，日本的右翼和民族主义者试图“篡改历史”，将那段历史神圣化。但从日本人的视角出发，在日本有大量的人群不赞成那些右翼和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在日本，当你走进任何一家大的书店，你能发现海量的图书，包括“日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争罪行”、“南京大屠杀”，大量批判性的作品，文字或图像记录，是关于战争责任的。你在日本行走，也会发现各种规模不等的博物馆是关于前述主题的。大量的日本学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非常出色，令人印象深刻。但令人遗憾的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的很多大众传媒对此选择性地忽略了，像是对此毫不在乎。
美国的大众媒体也在刻意强调“日本人”美化战争罪行。右翼人士、部分自民党、新民族主义者的确想要对那段历史轻描淡写，但你同时能在日本找到不计其数的资料—比如有一本很好的期刊，就叫做《战争责任研究》，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日本历史学家在此发表了大量的严肃著作。难以想象，这么多历史学家的努力，二十年的时间，却偏偏不能吸引中国人或是西方记者的注意。
糟糕的是，美国的记者，还有中国人，总是想写“那些”日本人，他们忽略了日本的大量文献—这不是小圈子的学术文献，而是大众的、流行的书籍，包括图册、新闻记者作品、二战老兵回忆录，他们记载、讨论、研究二战中的日军暴行。中国人如此执著地谈论日本如何歪曲历史，但事实上从没有人像中国这样歪曲过自己的历史。我想坦诚地跟你讲，我从来都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必要的，但中国有没有发生过大饥荒?“大跃进”的历史是怎样的?“文化大革命”呢?这些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人指责日本歪曲历史的时候，明显使用了双重标准。
美国人也总喜欢用手指指着日本说：民族主义、审查制度、美化侵略历史。我总想说，这不全是真的。不但因为很多日本人没有那样做，还因为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我们没有批判性地审视美国的历史，没有批判性地看待我们在越南做了什么。虽然我们还是可以写出作品，不被审查。
东：所以我们相信，美国学术界看待日本问题的方式同样需要面对很多固有成见的困扰，或者政府政策的压力。是这样吗?
道尔：是的。如果没有越战的刺激，我可能不会完成PhD，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当我了解日本士兵在中国犯下的暴虐罪行时，我会想到，我们自己的士兵在越南犯下了类似的战争罪行。但当我开始读PhD时，1965年，日本正在支持美国的越南战争。大量的美国军队从冲绳的军事基地出发，日本对美国政府的举措表现出百分百的支持。从二战结束，整整二十年时间过去，我们的敌人变成了同盟和坚定的支持者。中国、日本、美国关系的变化改变了我看待历史的方式。日本怎样从凶残的敌人变成了如此忠诚的同盟，可以站在美国一边去对抗任何人?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到了1970年代，日本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大批涌入美国。这又改变了学者看待日本的方式以及针对日本提出的问题。很多学者的视角是在跟随政府的官方政策。也许他们相信官方的政策，也许他们影响了官方政策，或者受到影响，这非常复杂。所以我也试图回顾一些其他因素，比如研究经费的来源、会议的影响、政治警告，日本人的介入。
“英勇的中国人和残暴的日本人”
东：如果向前追溯美国的日本学，是否可以说，在二战以前，美国的日本研究领域基本可以用“空白”来形容?
道尔：这就要提及E. H. 诺曼(E. H. Norman)了。他是加拿大人，是在日本长大的传教士的孩子。这种“传教士子女”身份在早期美国或加拿大的日本研究者中非常普遍。他们在日本长大，掌握了语言并且对日本文化有亲身体验，其中最有名的要算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诺曼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战时的美国政府顾问，因为他在此之前就有相关的写作。诺曼写作了第一本关于现代日本的研究著作，《现代日本国家的起源》(中译本名为《日本维新史》)。但整体上日本研究在战前和二战期间非常稀缺，更多的是美国政府培训相关人员学习日语，让他们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向政府和军事部门提交报告。这些人中也产生了一批早期的日本研究学者。在传教士子女背景和战时受训人员背景之外，不得不提的还有朝鲜战争时期，大批研究人员被送往亚洲，主要是在韩国和日本进行研究工作，他们中也产生了早期的日本研究者。
东：可以想象，在二战期间，美国对于日本研究的需求大幅上涨。
道尔：是的，但在二战期间，也并没有出现多少很好的日本研究的英语文献，日本研究也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战时日本人形象就是“猿人”(monkey-man、ape)，这是一种主要的形象，它几乎是指“亚人类”，比整体的“人类”要低级。二战时期美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大约和现在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差不多：残暴、狂热、极度军国主义，所以美国人一直强调日本要无条件投降，以能保证在战后我们最大程度地去改造日本社会。
美国政府招募了大量的社会科学学者，主要包括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他们为政府部门OWI(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工作，他们试图理解日本人的行为。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是鲁斯·本尼迪克特。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与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西方文化专注于个人主义，有普世价值，日本文化不同于普世价值，而是有一种“耻感文化”：美国人会为自己做错了事感到羞耻，而日本人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在他人眼中是坏事、错事而感到羞耻。所以，耻感不是源自个人，而是以集体为导向的，起作用的是所在的集体。
本尼迪克特和其他很多人类学者都是非常聪明的，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是个人主义的，我们的行为高尚，我们没有犯下暴虐罪行等等，是非常有问题的。她著名的作品《菊与刀》出版于1946年，完全基于二战时期的研究。她同时认为日本人是崇尚等级制度的，而美国人更加个人主义、追求平等。这其中有正确的元素，比如日本人对天皇的尊崇，他们对这种更高等级、神圣的力量表现出完全的俯首帖耳;同时由于他们缺乏普世价值，他们的道德观是特殊的，在每个集体中有不同的标准—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暴行被解释为他们所处的集体缺乏一种道德观念的教化，以至于无法认知如此的暴虐行径是错误的。
当我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越南战争时，我会觉得这有些荒唐。美国人所犯的战争暴行既在集体主义层面—政府的轰炸政策，又在个人主义层面—美国士兵冲入越南的村庄杀人，这与日军当年的暴行没什么不同。不是说美国人是个人主义的，而日本人是集体主义的吗?甚至后半句也有问题，那时我已经在日本生活过，我眼见到大量日本人是个人主义的。我可不能下结论说日本人是集体导向的，我见到的日本人有很多不同的观念，有深刻的道德核心价值。
总之，战时美国人对日本的主要看法是，日本人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行为准则。
东：那么二战时期，中国与日本在美国的形象有何异同?
道尔：二战时的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而日本是那个需要重大改造的狂热的军国主义国家。二战结束时，中国与美国、英国和苏联并称“四巨头”。不论中国当时是否有资格成为超级大国，但那时的人们普遍没有疑问，中国应当成为世界舞台的重大力量，而日本会被摧毁。
我写过一本书叫做《毫无怜悯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其中涉及过这个话题。如果想要了解国家或民族形象，你应该关注大众文化对此的反映，比如电影。二战期间美军拍摄的纪录影片中，中国的形象是有英雄气质的—人们能看到重庆的士兵列队奔赴战场，中国人民不畏险阻，慷慨赴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Pearl Buck)的作品也非常流行而有影响，她笔下的中国人个性鲜明，英勇、善良;林语堂的英文写作介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好地传播了中国辉煌的、悠久的文明和哲学传统。所以，那个时代的中国形象非常正面：中国人与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国民有鲜活的个人特质，而这一切还源自他们悠久深邃的文明与哲思。与此同时，美国人对中国革命充满了期待与理解，对中国共产党和延安文化，包括长征、土地改革、理想主义等等，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与支持，这在后来会带来巨大的问题，比如持有这样理念的一些杰出学者被当做“亲共人士”而被美国政府压迫。
简而言之，在美国中日两国的战时形象对比可以概括为：英勇的中国人和残暴的日本人。所以想当然的，人们期待中国成为美国战后的同盟，而日本将沦为一个“四等国家”或“五等国家”，永远也不会再成为一支重大力量。
东：但战后的历史进程没有如当时想象般进行，甚至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情结也一直没能解开。
道尔：让我们这样想一想。战后日本的草根力量令人印象极其深刻，他们真诚地想要从新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那时日本的人口大约是7000万，但有近300万人死于战争，包括约200万士兵和100万平民。你几乎无法找到一个人是真正幸运的：他或她认识的朋友没有一个死于战争，也没有失去自己的父亲、兄弟、丈夫、邻居。这样的人，一个也找不到。他们每一个人，都从某种方式感知到了这场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想要一个新社会，他们欢迎一个新时代，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伟大或者高贵，他们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活，而且抓住了这种机会。那时他们已经不再是狂热的、想要征服亚洲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想要更好的生活，女人们也不想失去自己的丈夫和孩子。1960年代和1970年代，我作为年轻学者在日本访问，我不小心问起身边的人，“您的父母怎么样?”总会有人说起“我的父亲死于战争”、“我的哥哥死于战争”，或是“我的某某人死于战争”。随便找普通的日本人谈论，他们都会有个人的故事告诉你，战争究竟有多么糟糕。
当中国人指责日本的战争罪行和暴虐行径时，日本人在说，看看我们遭受了多大的痛苦。这也是为什么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变得非常复杂。我不想谈论政治家参拜的问题，日本的政治家都很糟糕，自民党糟糕透了。但很多普通人想去靖国神社祭奠，就是因为我的父亲、我的丈夫、我的哥哥、我的祖父、我的朋友死于战争，我想去表达我对死者的尊敬，跟他们交谈。你可以说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的博物馆，因为它把所有的死者都当做英雄。但越战纪念碑是怎样的呢?每一个死者的名字都是英雄。可真的如此吗?很明显，其中成千上万的人在越南有着残暴的战争罪行—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不一定全部是英雄。现实中，好像不管是否犯下战争罪行，一旦死去，他们就是为国家而死，他们就变成了英雄—这不是特殊的情形，在美国、日本、中国或是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这几乎是人类的天性。
无论怎样，对日本人民而言，这是一场恐惧惊人的战争，他们不仅仅输掉了战争，还失去了身边无数的生命。对于中国或其他国家而言，很难领会这种感受。施暴者与受害者可以是同样的人群，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将不得不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全力应对。
民主化、非军事化、“赤狩”：占领期的日本学
东：战后，无论学界还是政界，美国对待日本的心态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道尔：战后美国人给予了日本非常进步的、激进的改革政策，主要在民主化与非军事化两方面。1945至1948年，很多美国的进步人士来到日本，与一些人将日本人看作“顺从的畜群”或“巨大的蜂房”不同，他们认为日本人民有足够的“适应力”和自我治理的能力，他们真诚地信任草根阶层，认为日本人是普世性的，民主的价值是普世性的。这些当时到日本的进步人士非常理想主义，他们相信不论性别、阶层、种族，人们都会认同民主价值。
问题是，当时的日本从未经历一场真正的革命，人民普遍受到政府压迫，封建领主式的制度和思维还普遍存在。E. H. 诺曼在《现代日本国家的起源》中分析了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指出尽管日本进行了高效而富有成果的现代化改革，封建主义的压迫性结构并没有改变。这种压迫式的统治结构、自下而上的革命的缺失使日本非常容易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诺曼的著作在美国占领期非常流行，成为了几乎所有去日本的美国人必读的“圣经”。人们读过了诺曼的作品后似乎掌握了对日本进行改造的要领，即消除封建遗产，打破旧有的统治结构，使其开放，并进行土地改革、解放劳工、给予劳工结社和罢工权力、改革教育系统，等等，等等。然后人们认识到，问题似乎源于明治宪法。
在明治宪法诞生的1890年代，人们为它感到惊异—这是一种非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但明治宪法的模板并不是英美，而是德国，强调的是臣民的责任，而不是公民权利。于是，美国人告诉日本人，必须修改宪法。日本人成立了委员会，尽心竭力地对明治宪法做了装饰性的修改;很自然的，美国人看后不满意，说这还是一部威权主义的宪法。麦克阿瑟说，那么让我们给日本人一个宪法草案，教给他们什么是进步的民主宪法。这无疑是一种极有野心的改造方式，他们将旧的明治宪法掏空，填入英美和欧洲的民主理念，这部仅用两周时间完成的宪法神奇地将君主制、民主理想和和平主义结合了起来。当然，这部著名的战后日本宪法也给之后的日本政策带来了巨大的问题。
总之，理想主义的美国人对日本进行了重大的彻头彻尾的改造，但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日本旧有的官僚阶层没有被打破，虽然官僚统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军队系统被取缔，但强大的中央官僚统治结构被保留了下来—随着军事系统被取缔，经济部门变得无比重要，金融部门，后来的通产省都是如此;二、天皇制度得以保留—麦克阿瑟告诉美国政府，不能动天皇，而当时和此后也很少有学者对此强烈批评。
东：麦克阿瑟本人是否对天皇持有好感?
道尔：的确，麦克阿瑟对天皇做出过很高的评价。但你永远也不知道他是否口心一致，麦克阿瑟是一个极富领袖魅力的表演者。他很聪明，同时也很保守。他认为他是战争的英雄，也应该是和平的英雄;他甚至想成为美国总统，他在1948年进行了尝试但失败了。不论怎样，他保留了天皇，同时这就需要掩饰天皇的战争罪行。这是我在《拥抱战败》书中强烈批评的一点，在麦克阿瑟的帮助下，天皇被与军国主义分子隔离开来，从战争责任的讨伐中全身而退，毫发无损。
我的观点是，日本战后的民主的确有问题，但美国的民主也有问题。我曾经参加国会听证，当着国务院、CIA和各种各样的人，被问及“日本的民主是机能失调的(dysfunctional)吗?”我说：“你什么意思，难道美国的民主是机能良好的吗?”这完全没有意义，老派的观点永远认为我们有机能完美的民主制度，可实际上它问题丛生、派系斗争不断。
东：民主化的问题之外，在您看来，非军事化的政策也带来了重大问题?
道尔：非军事化首先意味着惩罚—将大批军事人员从政府中清洗，通过远东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审判，也就是东京审判。但那是一次非常可笑的审判，因为审判以最终确定28人为甲级战犯而结束，但其方法完全不同于结构性、制度性问题的解决方法。人们之前想改变日本社会的性质，改变宪法，改变威权主义的权力结构，因为这些才是产生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审判初始也有很多理想主义的色彩，比如“反人道罪”、“反和平罪”等理念的引入，对战争领导责任的追究，等等，但实际审判的结果却好像只是对那二十几个人轻飘飘地说，你们有罪。东京审判留下了巨大的有问题的遗产。一方面，这是美国典型的双重标准的例子;另一方面，它的理想主义色彩被过于简单地政治化了。
非军事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它规定日本不得拥有陆海空军等战争力量，甚至不得拥有宣战权。美国人提出这点，日本人只能接受，他们做了种种细微的修改，但不被允许进行重大修改。日本的战后宪法在1946年制订，1947年起实施，至今没有任何修改。原因有，一方面，修改宪法需要获得国会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才可启动全民公投，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人民迄今为止坚守着当初理想主义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理念。
东：外部大环境对此阶段美日关系的塑造也不可低估吧?
道尔：是的，在讨论战争罪犯、非军事化等问题的同时，1947年、1948年开始，冷战影响到日本。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马歇尔计划、苏联核武器的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的建立，等等，导致德国和日本分别被着力复兴以成为欧亚的反共堡垒。所有一切对日本改造的注意力都转向了重建，日本被重建为美国的冷战伙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本不得不成为美国的亚洲军事部署的一部分，冲绳被建设成为军事基地。
在日本国内，一场“赤狩”(Red Purge，红色清洗)运动随之展开，日本共产党、左翼人士、激进知识分子等人被从工会中清退。日本从一个需要被控制、被去军事化的敌人，变成了一个被鼓励从经济和战略上复兴的伙伴。日本的赤狩运动，对工会活跃人士和左翼人士的压迫与打击跟美国的麦卡锡运动几乎同时发生。麦卡锡运动兴起自1950年，朝鲜战争之前，这位参议员以他的名言“美国政府中充满了共产党人”被人们牢记。在各种政府机构遭受审查之后，1952年起，麦卡锡主义的反共行动从反对共产党到反对进步人士、反对“太自由”的人士，并转向了学术界。美国主要的学术组织开始遭受审查，比如，著名的学术研究型国际关系组织、成立于1920年代的“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由于经常发起、组织关于亚洲研究的会议、出版、政策论文发表等活动的组织，遭到麦卡锡主义的严厉攻击。
麦卡锡主义者指责一些学者是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1956年，反共人士在秘密听证中指称E. H. 诺曼是共产党人。那时的诺曼是加拿大驻埃及大使，并且实际上在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诺曼可能只是在大学期间参与过共产主义社团的活动，但在冷战的环境下，指责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和巨大的压力，诺曼最终自杀。太平洋国际学会作为主要的学术组织也未能幸免，受到了巨大的指责和压力，失去了财政来源与合作伙伴，并最终解散。
日本做对了什么—“现代化理论”日本学
东：但不论怎样，二战后美国的日本学，或者说东亚研究是快速成长的。
道尔：是的，1950年代起，中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纷纷在一些大学中建立，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开始它们几乎很难拿到研究基金，因为类似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麻烦缠身，它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不能表现得“太进步”或是“太自由”。但同时这些研究机构开始聚集越来越多的非常杰出的学者，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二战中、朝鲜战争中、包括此前的传教士子女在积累了相关的语言和文化训练之后，开始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到了1960年代，赖肖尔等杰出学者使这个领域得以确立，并且产生了一批非常出色的学者。这一时期的问题在于，学者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批评政府政策，否则，很可能惹火上身，落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下场。当我还是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老师们甚至从不谈论E. H. 诺曼。
具体说到日本研究，学者则对日本的认识更加深刻、丰富，也更加正向。更加正向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日本和日本人有了更多的接触，看到日本不仅仅是狂热的“猿人”和野蛮的场景。并且同时，1960年代起，日本的经济开始起飞。学界对日本的问题意识，从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期的“日本做错了什么(以导致亚洲太平洋战争)”，转向“日本做对了什么”，即如何成为一个繁荣的、民主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研究方法主要变成了对日本的经验性研究，利用现代化理论为框架。
可以说，自1960年代起，现代化理论主导了美国学界的日本研究领域。一直到1970年代，学界以日本的现代化为主题连续召开了六次会议，并将会议成果整理成六本极富影响的著作。学者以历史学家为主，对日本的研究追溯到明治天皇时期甚至更早，讨论日本现代城市的形成、商业化进程、文学素养等等，而此前在战争时期被认为是负面的封建遗产，则被称作“现代化的早期”，明治时期的日本被认为正式开始了“现代化”。学者研究这个时期的日本如何动员社会力量，如何发展教育系统，所有的结果都在指向—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1960—1970年代看到这样一个民主的、经济高速成长的、繁荣的日本，基本上就是在讲述日本的成功故事。
东：这时你却认为日本研究应该有另外的方法论?
道尔：1965年，我在哈佛开始我的博士研究生生活。我阅读了大量的现代化理论的日本研究文献，它们富有智慧、逻辑严密，非常吸引人。现代化理论框架整体上更集中于研究“日本在现代历史中做对了什么”。即便现在在互联网搜索现代化理论，你还可以找到极其丰富的材料，它们的主旨均为“西方引领时代进步，现代化是有益的”。换言之，西方以外的世界向西方的模型学习和靠近，而日本迄今为止是引领整个亚洲的、最接近西方榜样的国家;日本表明了现代化不是局限于西方，而是普世的。甚至日本本身也成了资本主义成功的榜样、现代化的榜样，是马克思主义、红色中国的最好反例。
根据现代化理论，主流学者认为日本是趋向民主、繁荣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杰出榜样。于是他们支持美日同盟，他们不批判驻日美军基地，不批判美国为日本重新军事化所施加的压力，不批判冲绳所遭受的待遇，这些学者如同政府人员一样接受这些现实—即便今天也是如此。他们称美日关系为不对称关系。这种不对等的关系，甚至主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附庸关系在他们眼中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合乎期待的，因为美国是一个如此“高贵的”国家，有这么多“高贵的”原则，维持和平、推进民主自由—我认可这些理想，但回到现实世界，我不认为这是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二战、伊拉克战争等方面反映出的真实情况。这些学者支持对日保守主义霸权，依靠自民党、官僚系统和财阀来治理日本。我的老师之一赖肖尔，此前曾任美国驻日大使。他在日本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学术领域推广现代化理论，并取缔马克思主义等激进左倾思想。
但这时透过窗外，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报纸和电视正在连篇累牍地报道我们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在我看来，日本对美国如此顺从、全力支持越战的样子完全不是一个成功故事。这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表现，它没有了独立性。你会期待日本出于自身的战争经验能够反对美国进行越战，但令人失望的是，它甚至积极支持美国。我想追问为什么?
我非常尊重当时的现代化理论学者，我从他们的理论中学习到了很多，但我认为这种研究过于意识形态化。我开始了自己的研究，首先我为E. H. 诺曼的书写作了超过100页的介绍，并用这本书反对现代化理论。我并不是说诺曼是对的，其他学者是错的，我想说明的是，诺曼提出了很多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被解答，我们应该持续追问：为什么日本会走向战争?威权政权的实质是什么?历史怎样被政府用于制定政策?而我本人更有兴趣的研究点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时期，这段时间是研究上述问题的关键节点。
东：这样的研究思维与主流学术界、政府政策有冲突吗?
道尔：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现代化理论是极其盛行的，如果你想要拿到研究经费、获奖、得到研究成果，你最好运用该理论指导研究计划。直到1980年代初，在一次会议上，我恰巧坐在一位非常资深的现代化理论的日本研究学者对面—那时虽然我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但还只是相对初级的学者。他问我在做什么研究，我说，我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种族主义的角色，他从座位上起身，绕过半张桌子走到我身边严肃地问我：这研究对现代化理论有什么贡献吗?他还说，你不应该选择这个课题，因为这个题目可能损害美日关系。他说：“那些糟糕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美日关系是如今最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关系，日本是我们需要培育的同盟。”
天啊，这些是号称经验性的、价值中立的学者，他们居然要帮助促进某种关系，帮助人们欣赏与喜爱日本，而不是批判性地了解日本。那个时代，我们这样的年轻学者对麦卡锡主义并没有什么概念。我只觉得这些信息如洪水般涌入我的脑海：二十年前的敌人变成了我们的忠实盟友，支持着我们去摧毁另外一个国家，空中轰炸，现代化理论，日本有多伟大……这到底是怎么了?
在此之前，我的学习一直是文学领域，我的家庭背景非常保守，我也极少参与政治，可以说我对政治是非常天真的。可以说，越南战争塑造了很多年青一代学者，其中也包括我。在哈佛、哥伦比亚、伯克利等各个学校，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越战是暴虐而疯狂的，他们(决策者)不理解这些国家的真实情况，不了解这些地区人民的民族主义。人们私下批判越战，但却没有公开表达。曾经被麦卡锡主义深深伤害过的老派学者知道政治反击有多可怕，批评政府带来的结果甚至可能是毁掉自己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亚洲研究项目。
但年轻的学者却坐不住，我们认为越战简直是疯了。以年轻学者为主，“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CAS，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在1968年成立了。委员会发行了一本杂志，后来改名为《批判性亚洲研究》，至今还在发行，杂志严厉地批评美国对外政策，同时尖锐批评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日本。我是这场运动的参与者。非常有趣的是，一些成就卓越的资深学者私下完全赞成我们所做的事，但不允许他们的名字被杂志使用。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还没有走出麦卡锡主义的阴影，而此前的亚洲研究机构也曾遭受毁坏。
东：所以人们认为你们是左翼学者。
道尔：也许吧，我被很多人称作新左派，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标签。对我来说，我只是在做批判性研究。“左派”是一个很复杂的标签，很快就会联系到你支持社会主义—你会被放进一个盒子里。我愿意被称作批判性的、进步的左翼学术实践者。无论怎样，当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这些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指向了自以为是的旧有西方的“高贵”和“完美”的价值理念，指责美国是多么的不民主、不平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这些运动也引发了更为激进的学术领域的批判。
这是激进的学术运动的一个开端，学术界出现了不同的潮流。左翼的、激进的学者开始使用不用于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研究亚洲。他们批判美国的对外政策，对亚洲各国的“问题”更为敏感。他们自觉地与研究经费的来源保持距离，与前往华盛顿演讲的邀请保持距离。
“现代化”理论进入“现代性”研究
东：可以想象的是，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成功，现代化理论应当还会持续流行吧?
道尔：的确如此，但变化也很快到来了。1970年代，日本的汽车、电器大批量涌入美国，人们开始谈论作为经济奇迹、超级大国的日本，日本的经济真正的腾飞了。钦佩与惧怕的情绪深刻地混合、互动于美国政治和学术界。傅高义(Ezra Vogel)在1979年出版了他著名的作品《日本第一》。同时日本话题在华盛顿开始引发争议，毕竟此时的日本已经让美国感受到了经济威胁。人们开始谈论日本人不按游戏规则行事，竞争不对等，必须阻止日本人，等等。
可以看到，一方面，wow!这真是一个绝佳的现代化理论的案例，一个亚洲国家的资本主义式的巨大成功;但另一方面人们却也发现，日本的成功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发展型国家的成功。成功应当更多被归因于国家的角色、产业政策和经济保护主义而非自由市场。
在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之后不久，查默斯·约翰逊在1982年出版了《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指出了上述问题。赞扬日本经济奇迹、主张向日本学习的声音与批评日本不合理的贸易政策、国家主导型经济的声音掺杂在一起，一种特殊的张力开始形成。但一直到1980年代，所有人都把日本看做极其成功的经济巨人，直到1990年日本经济危机和股市泡沫破灭。
东：此间中国因素是否对美国学者的视角有所影响?
道尔：与日本经济的飞速成长同时，日本与美国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尽管这分散了部分人关于亚洲的注意力—一些人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但据我所知，那时没有人谈论中国是可能崛起的超级大国，一个也没有。
东：现代化理论的主导何时结束?
道尔：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开始进入“失去的十年”。媒体和学界又回过头开始讨论“日本的失败”、“日本的问题是什么”。现代化理论沦为解释日本的框架之一，而失去了从前的主导地位。尤其在两年以前，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泄露时，让人简直不可理解这样的大灾难会发生在日本。
同时，亚太地区关系出现了深刻的、此前不可预见的力量转换：地缘政治的聚焦由日本转向中国，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中国的崛起，而日本似乎只是一个主要但问题丛生的国家，而且一直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作为一个例证，傅高义出版了《邓小平时代》，他的手指似乎总能指向胜利者的方向。
东：所以美国的日本学进入了更加多元的时代?
道尔：是的，不容否认，美国的日本研究现在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你不能讲左翼的学者被边缘化，因为很多人取得了学术事业的成功，我也算其中之一，我们没有被清洗出局。我们没有被这个领域歧视，我们用尽毕生的精力进行研究型写作，小心检索大量的资料，我们比从前的学者更加小心谨慎地治学。严肃的学术研究要求批判性思维和对待材料的诚实态度，你永远也不能扭曲你的发现。
现在人们不再使用现代化理论作为常用术语，而是更多地研究“现代性”，这是不同的理论框架。日本终归被看做世界系统的一部分，日本走向这边，西方走向那边，尽管有大量的现代性因素、世界性因素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就已经出现。比如将时间追溯回一战之后，1920年代至1930年代早期，在日本能够发现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和摩登女郎，当然这些也可以在同时期的中国发现，尤其是海派文化中。
东：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在书中写过，日本在美国的形象变化是从野蛮狂热的“猿人”发展为占领期可供白人消费和享乐的女性形象，再到后来的经济巨人，那么现在呢?
道尔：“日本人”和“美国人”、“中国人”一样，是很难简单概念化的。从1945年至今，美国与日本的密切互动关系已经持续近七十年。人们对日本的理解比二战结束时已经大大加深和复杂化，尽管在大众传媒中还时常出现刻板印象和群体性描述导向的陈旧术语，我认为学者眼中的社会是多元而差异化的。
我们对流行文化、消费文化更加敏感，在政治政策之外，很多学者严肃地对大众文化中的元素做出研究，社会领域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劳工运动或是底层革命等政治领域。不同层面的人群正在被呈现，多元而复杂的社会正在被呈现。战时野兽一般的日本人，到占领期女性化的日本人，到作为经济威胁的日本人，在某种层面上一直存在，但这个国家的严肃写作中呈现的日本和日本人已经极具复杂性。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作者:约翰·道尔， 采访、撰文：张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