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这个词讲得通，对“慈父”这个词我老觉着别扭。依我看，上一代中国男人不大能和这个词挂上钩，他们大都严厉有余而慈爱不足。我的父亲老舍，既不是典型的慈父，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见而生畏的人，所以是个复杂的父亲。
我不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力最早是几岁产生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的第一个记忆是一岁多有的。那是在青岛，门外来了个老道，什么也不要，只问有小孩没有。于是，父亲把我抱出去。看见了我，老道说到十四号那天往小胖子左手腕上系一圈红线，就可以消灾避难。我被老道的样子吓得哇哇大哭，由此便产生了我的第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使我遗憾终身的是，在我的第一个记忆里，竟没有父亲的形象。我记住的只是可怕的老道和那扇大铁门。
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第一次真正出现父亲，是在我两岁的时候，在济南齐鲁大学常柏路的房子里。不过，说起来有点泄气，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亲走了进来，做示范，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样。
在我两岁零三个月的时候，父亲离开济南南下武汉，加入到抗战洪流中。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八岁。一见面，我觉得父亲很苍老。他刚割完盲肠，腰直不起来，站在那里两只手一齐压在手杖上。我怯生生地喊他一声“爸”，他抬起一只手臂，摸摸我的头，叫我“小乙”。对他，对我，爷儿俩彼此都是陌生的。他当时严重贫血，整天抱怨头昏，但还是天天不离书桌，写《四世同堂》。他很少到重庆去，最高兴的时候是朋友来北碚看望他。只有这个时候他的话才多，变得非常健谈，而且往往是一张嘴就是一串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渐渐地，我把听他说话当成了一种最有吸引力的事，总是静静地在一边旁听，还免不了跟着傻笑。父亲从不赶我走，还常常指着我不无亲切地叫我“傻小子”。他对孩子们的功课和成绩毫无兴趣，一次也没问过，也没辅导过，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的态度。他表示赞同的，在我当时看来，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比如他十分欣赏我对书画有兴趣，对唱歌有兴趣，对参加学生会的社会活动有兴趣。他很爱带我去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我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我的手，也不和我说话。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就这样，跟着他的脚印，我走了两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是十五岁的少年了，是个初三学生。他给我从美国带回来的礼物是一盒矿石标本，里面有二十多块可爱的小石头，闪着各种异样的光彩，每一块都有学名，还有简单的说明。
我奇怪地发现，此时此刻的父亲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大人，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人对大人的平等态度。他见到我，不再叫“小乙”，而称呼“舒乙”，而且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好像彼此是朋友一样。他的手很软，很秀气，手掌很红，握着他伸过来的手，我的心充满了惊奇，顿时感到自己长大了，不再是他的小小的“傻小子”了。高中毕业后，我通过了留学苏联的考试，父亲很高兴。五年里，他三次到苏联去开会，都专程到列宁格勒去看我。他没有给我写过信，但是常常得意地对朋友们说：儿子是学理工的，学的是由木头里炼酒精！
虽然父亲诚心诚意地把我当成大人和朋友对待，还常常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我反而常常强烈地感觉到，在他的内心里我还是他的小孩子。有一次，我要去东北出差，临行前向他告别，他很关切地问车票带了吗，我说带好了，他说：“拿给我瞧瞧！”直到我由口袋中掏出车票，他才放心了。接着又问：“你带了几根皮带？”我说：“一根。”他说：“不成，要两根！”“干嘛要两根？”他说：“万一那根断了呢，非抓瞎不可！来，把我这根也拿上。”父亲的这两个问题，让我笑了一路。
对我的恋爱婚事，父亲同样采取了超然的态度，表示完全尊重孩子的选择。他送给我们一幅亲笔写的大条幅，红纸上八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这是继矿石标本之后他送给我的第二份礼物，以后，一直挂在我的床前。可惜，后来红卫兵把它撕成两半，扔在地上乱踩，等他们走后，我从地上将它们拣起藏好，保存至今，虽然残破不堪，却是我的最珍贵的宝贝。
直到前几年，我才从他的文章中发现，父亲对孩子教育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生前他并没有对我们直接说过，可是他做了，全做了，做得很漂亮。我终于懂得了爱的价值。
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我很悲伤，我也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