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在公园里，一个正在学走路的孩子不小心摔了个跟头，在后边跟着的爷爷、奶奶赶忙跑过去，孩子在哇哇大哭，对于摔倒的责任，总要有个人来承担，即便我们旁边没别的人也要赖在其他的东西上：“瞧这破石头，绊我们孩子一个跟头，都赖它，别哭了乖宝”。
孩子淘气，爬桌子底下玩去了，起来的时候一抬脑袋磕桌子角上了，爷爷奶奶跑过去一边安慰着孩子，一边还要拍打桌子两下：“让你磕我们孩子！让你磕我们孩子！”。
说起来这是个乐子，但事实就发生在我们周围，它一个破桌子，自己又不会动，明明你自己撞它上面了，你赖人家干嘛？就算他摆的不是地方，那不也是大人给它摆放在那里的吗，可能有些人会说这不是哄孩子吗，孩子一听觉得好玩，他不哭了，那目也就达到了。
其实这话没错，把责任都推给“桌子”了，没他的事了，他能不高兴吗？而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把这个事情看的很重，他将其上升到了一种文化层面，用他的话讲叫做“推卸文化”。
如果从小给孩子灌输这种思想，长大了会给孩子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那就是出了事就一定先把责任推卸出去，我们常讲，敢作敢当是一种优秀的人格，总推卸责任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久而久之，道歉对于我们来说就变得越来越难。
就像我们社会上的“路怒”现象为什么特别严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习惯推卸责任，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我自己没有错，所以谁也不可能向谁低头认错，最后导致一件很小的事情发展到大打出手的地步。
2007年，王朔曾接受一家媒体的访谈，当时他在私下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提到了杨澜和他老公吴征的一些八卦，不巧被一位记者听到了，记者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料，就没经过王朔的授意偷偷登出去了，后来事情传到了杨澜的耳朵里，自然把王朔搞的很难做人。
后来王朔借着一次机会痛骂了这位记者，他觉得作为一个正规的媒体，不该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偷偷把人家的私人谈话登出去，王朔当着媒体的面，对着镜头向杨澜道歉，随后也想让那位记者向自己道歉，但对方却一直在解释，一直在推卸责任，一直在找各种理由，找客观原因，总之就是不承认自己做事欠妥，经过了十几分钟争论以后，王朔放弃了这个想法，悻悻而去。
王朔走的时候大概心里在想，为什么让她道个歉就这么难，其实小编也很同情王朔当时的心情，很多时候真的没必要解释，明明自己做事有瑕疵，就是死鸭子嘴硬，死活不认，让你承认自己的错误就那么难吗？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人都会犯错，道歉没那么难以启齿，事情都是自己做出来的，为什么敢做不敢认呢。
在王朔看来，中国人都太小看了道歉，其实道歉能解决很多问题，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王朔提到过两件事，有一次是当年当兵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是个半大小子，在基地接电话的时候骂了一个老兵，结果对方让他等着，这时的王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等老兵找上门来，王朔主动走出来大方的和对方道歉，对方一下气就消了。
还有一次，王朔刚考下驾照在路上开车，由于手潮，并线的时候别了对方一次，险些造成追尾事故，结果在红绿灯处，对方怒气冲冲地走下车，一看就是奔着打架去的。结果王朔坐在车里不好意思的冲对方敬了个礼，对方立刻就没事了，转身回去了。在王朔眼中，道歉不丢人，也不是没面子的事，你做错了事情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那才是有勇气的表现，人和人能有多大仇，是自己的问题，痛痛快快给人道个歉，谁还能跟你没完没了呢。
对于早年间郭敬明抄袭的事件王朔就曾公开批评过他不道歉的行为。
对于道歉的事情，马未都也曾说过，自己深知让中国人道歉有多难，小时候的自己从来不会道歉，明知道自己错了也绝不道歉，犯了错误被老师拽着耳朵和同学认错，吵到最后经常是这两个人梗着脖子说：“我是不对，但你也不怎么样”。这就算是极限了。
在国外，很多人不会把道歉当做没面子的事，在他们眼中，道歉不分职位高低，也不分家庭地位，父亲跟儿子道歉，丈夫跟妻子道歉，都很正常。
而以我们的传统，让父亲向儿子道歉，这种概率太小了，很多父亲可能一辈子都没和儿子道过歉，因为父亲在儿子面前就没有“错”这一说，在公司里的上司也同理，为了保持自己的威信，很少能看见领导和下属道歉承认错误的，至多是一句“这事过去就拉倒了”。潜台词就是告诉你我已经知道错了，你就赶紧就坡下驴吧，再不依不饶我刚才那句话可就不算数了。
马未都评价道：“这种推卸文化会导致我们严重缺乏反思精神，出了什么事一定都是先从别人身上找原因，自己永远不承担责任，怨天尤人，不是赖领导就是赖制度，总之先把自己摘干净再说。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走向文明的最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