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桂珍(1869—1931)，浙江省余姚县倪家堰人，是清末民国之初余姚县最杰出的女性人物之一和贤妻良母。生有6个子女：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其丈夫宋耀如又名宋嘉树，原名韩教准，海南文昌人，从小过继给舅父改姓宋，女婿孙中山、蒋介石和孔祥熙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俗话说，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民国时期的“宋家王朝”奠基人宋耀如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奉献，造就“一代王朝”的成就，皆离不开他的爱妻倪桂珍的支持。在六十二年的风云岁月里，她的一生，早期经历了清未封建社会大厦折倾，在上辈影响下自小便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教徒;中期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推翻清朝两千多年的统治斗争，成为一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女杰;后期在民国创立时期，寄厚望于子女们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民主国家。
她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与几个著名的历史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她是孙中山的岳母、宋庆龄的母亲;蒋介石的丈母娘，徐光启的第十七代孙女。倪桂珍的母亲倪徐氏，是我国最早皈依基督教的明朝大学士、《农政全书》的编著者、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第十七代后裔，史称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而父辈倪氏一族，亦为余姚士大夫望属，其祖先很早从安徽，迁居到浙江余姚县定居，形成倪家堰村落。倪家有一部分人继承了祖上信奉天主教的传统，几乎每一代都有男人当了传教士，另一部分则改信基督教。同时，余姚地处浙东沿海，宗教影响渗透较早，康熙五十八年(1719)在余姚县城区北城有不少天主教教徒，咸丰九年(1895)英国传教士岳斐和美国传教士蔺显理在城区传授基督教。倪家堰位于北城，她的父亲倪蕴山，深受家属影响从小在家庭虔诚信教，在城区传教士的影响和他信教母亲支持下，在青年时代赴上海任牧师，先后生下三女一子，倪桂清、倪桂珍、倪桂殊和倪锡庆。她在家中排行老二，4岁开始跟老师练习写字，尔后进私塾，8岁念小学，14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被推荐升入上海斜桥白云观美国教会所办的培文女子高等中学，17岁毕业那年加入耶苏教，因而结识教士宋嘉树。她从小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懂英文，后曾在教会办的培文女校任教员。从小在母亲的庇护下，胆大过人，处事不变，据倪家后人说：一次与其妹妹桂殊，在上海斜桥边玩耍，路遇牵狼狗带恶仆的小混混欲行非礼，厉声相对，相持间直到校警赶来，小混混才不得不赶紧溜走。同时，由于她的父母亲确曾鼓励和帮助她受到比同时代大多数妇女要来得多的教育原因，有自己主见，从小就敢作敢为，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在当时盛行女子从小缠足的旧风俗时代，没有缠足，人称“大脚”，也因家庭由于信仰基督教有关，在她1931年逝世后，宋家为她写的生平事略中说，“宋家几代以来都使妇女享有相当平等的地位并且都不缠足。”
倪桂珍是参与辛亥革命胜利的功臣之一，1887年仲夏，十八岁的她与1876年刚从国外回来的二十一岁的宋嘉树，在上海三马路与泥桥之间的监理会新教堂举行了婚礼，对当时余姚家乡盛行正统的中国婚俗来说，是一大挑战，是一个超时代习惯的新式婚礼，倪桂珍的结婚消息传到余姚，闭塞的乡人认为倪桂珍的结婚不是“大红花轿抬去的”，也没有三姑六婆的媒人撮合的礼俗程序，都感到不解和迷惘。而她从此，夫唱妇随，兴办实业，却演绎了一段中国近代商贸与政治结合的传奇。
婚后不久，倪桂珍回到余姚老家，偕同夫君，拜会了同乡的族邻。后与丈夫离开上海，赴昆山布道，在昆山一隅，她协同丈夫一边布道，一边经商，因布道团团长林乐知的处处刁难，又因群众不信洋教，教堂、学校屡建屡毁，两年后重回到上海，次年举家迁往川沙，赁屋在“内史第”，开始进行独立传教，深入社会，体察民情，先后在嘉定、太仓、上海多处建立学校、孩童乐园、施医诊所、创办工厂、从事教育和实业工作。组建了第一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成为第一个代办外国烟草、纺织、面粉机械的商人。1904年，全家又迁回上海江湾，又开办了阜丰面粉公司、华美印书馆(后成为“商务印书馆”)，倪桂珍从中协助，当好内助主角。
倪桂珍与宋嘉树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向往祖国的独立富强，在布道外，积极参与反清斗争建立民主政权活动，成为斗争活动的重要成员。先后在上海，秘密印刷大量宣传民主革命的“非法”读物，包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多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暗杀。由于布道联系了一大批信教信徒，有广泛的社交和有口皆碑的好声誉，才处时时绝处逢生。1894年孙中山偕陆皓东北上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就住在她家里，从此宋家成了孙中山和革命者的避风港、联络点。她与丈夫一起冒着倾家荡产、满门抄斩的危险，在她的家里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主主义的组织“兴中会”，建立同盟会联络总部，宋嘉树担任总司库，负责经济方面工作，她成为坚定的支持者，曾无数秘密救援孙中山及黄炎培等革命党人去日本，在经济上不惜倾囊相助，抵押工厂、书馆，支持丈夫到美国向华侨募捐，资助一次次的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了下了汗马功劳。1912年元旦，后成为倪桂珍第二个女儿宋庆龄丈夫的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其夫宋嘉树负责筹建银行，并任全国铁路督办司库后，她在家打理宋家与社会各界联系的一切事务。1913年袁世凯篡权，全家流亡日本，直至1915年回到上海带钩桥。
埃尔默·特·克拉克著的《中国的蒋家》英文版一书中说：她不但心肠好，而且“很严格，个性很强”，在许多事情上“要男人听她的”。她被形容为“虔诚地信守十戒……省吃俭用……[对子女]采用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还要进行礼貌规矩的训练。”还致力于慈善事业。” 概括起来，她是一个“严格的、品德好的、自奉俭朴而又不屈不挠的模范妻子。她与丈夫志同道合，把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与基督教义融为一体，成为我国近代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对知识分子。
“名门闺秀”倪桂珍的相貌和气质遗传给了她的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特别是“三姊妹”继承了母亲的美貌，也承享了父亲的财富。在家庭她一直寄予他们的子女，希望他们能唤醒国人，立志成为林肯、华盛顿式的人物。当时，为三个女儿取名都带有“琳”，有崇敬林肯之意。如大女儿“霭龄”原名为“爱琳”，宋氏夫妇结识孙中山(孙文)后，所生儿子也要象孙文一样，故取名“子文”。为从小培养子女为国服务，作为家庭内当家，经常从美国购买大量的幼儿读物，进行民主的启蒙教育，带领儿女合编《上海儿童报》，认真督促子女学好中文、英文，包括会话、演讲、打字、写毛笔字、油画、弹钢琴等。对儿女的学习成长，她从不溺爱，早早将子女送入寄宿学校，从小培养集体生活训练，后来都送美国求学，她的三个女儿都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校。
在教育子女中，她崇尚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把基督教义主张的受苦、忍让、宽容、博爱融纳之中，也在对待子女婚姻、支持子女从政，也是坚持博爱包容之心。特别是在对待女儿宋庆龄、宋美龄婚事上，更为突出。当时宋庆龄婚事，丈夫宋嘉树还在人世，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自己和孙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的同意，作为母亲是善良的，她泪眼婆娑地劝导庆龄说：孙已有妻室，儿子孙科比她还大，两人年纪相差悬殊。后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丈夫搭船追至日本拦阻，然生米已成熟饭。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孙宋婚姻也许大逆不道，但宋家和孙中山的革命伙伴终究还是谅解了他们，1918年丈夫宋嘉树积劳成疾患胃病逝世。而蒋与宋的结合，是在她丈夫已去世九年后的1927年，在宋美龄的婚姻上，倪桂珍给予坚持，当蒋介石去日本探视她，并正式提出求婚时候，她说我的女婿必须是一个基督徒，基于这个承诺，蒋介石在婚后，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在蒋介石政府里头，乃至以后宋美龄生活圈子里，到处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一群人，基督教不仅深深制约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深刻地影响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并且在早期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运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倪桂珍不仅是位良母，更是位通情达理的贤妻。
1982年《报刊文摘》中说：“宋庆龄发现她母亲照片，照片背后写有倪桂珍，浙江余姚人字样”。在《蒋介石家事、家信》、《宋庆龄传》、《宋家王朝》、《宋氏家族第一人》等书上和记载，或是1993年南京煦园的“孙中山和宋庆龄事迹展览”中均说到：“宋庆龄的父亲是韩教准，海南文昌人，过继给舅父改姓宋，名嘉树，字耀如，娶余姚姑娘倪桂珍为妻”。
倪桂珍生于1869年，与宋嘉树所生的三男三女都是出类拨萃人物。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蒋、宋、孔都是她的儿子或女儿、女婿。1931年在青岛避暑时突然瘁死，终年六十二岁，遗体安放在上海万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