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尚发:莫言的“军艺时期” ——从史料文献梳理作家的“大学生活”兼及一种文学史的观察

内容提要:在当代作家的成长过程中,“大学教育”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①。但“大学教育”到底在哪些方面形塑着作家们的文学道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此后的创作?这是一个颇值得考究的问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期间,莫言尤为珍视学习机会,刻苦学习、广泛涉猎、大量阅读、辛勤创作,使得大学期间的他一跃而成为文坛重要作家。本文爬梳相关史料文献,力图重回历史现场,钩沉大学期间莫言生活的一些侧面,进而观察他的创作与大学教育之间若有若无、藕断丝连的关系。

关键词:莫言 “军艺时期” 大学教育 史料文献

1984 年8 月12 日,在一封给大哥的信件中,即将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莫言,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忙不迭地介绍道:“文学系是军艺新开设的一个系,今年初次招生,招收对象是在全国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部队青年干部,学制两年,毕业后发给大专文凭,系主任是写过《两(西)线轶事》《我们播种爱情》的部队老作家徐怀中,我们的老乡诸城人胡克是军艺院长。”②得益于军艺文学系的创立,才终于圆了莫言的大学梦,让他从“总参下面一个学校的副连级教员”③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作家。

在作家的创作生涯中,相对于先天的才华,教育同样是一个值得考量的因素。但到底教育在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改变着作家的写作,其实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莫言自1981 年发表处女作《春夜雨霏霏》④ 开始,到1984 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3 年多的时间里写了不少小说,如《丑兵》《民间音乐》《售棉大道》《岛上的风》《雨中的河》等,然而这些作品却始终未能引起文坛的重视⑤。1984 年年底,就读于军艺文学系的莫言拿出了《透明的红萝卜》,凭借此作一举成名,改变了人生的轨迹。此后,他笔耕不辍,相继写下了《白狗秋千架》《红高粱家族》等将近100 万字的小说,奠定了其文坛的地位。在莫言大哥管谟贤的描述中,名师的指教、同学的激励、呕心沥血的探索追求、如痴如狂的辛勤写作⑥,都可谓是莫言“作家成功学”的诀窍。梳理后来莫言在各种场合的零星表述,以及身边人的相关文字,将之归纳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借此来重新勘定教育对于一个作家的影响这一话题,大体上是不会跑偏的。虽然这些表述已十分常见,但我们要做的工作正是“根据他提供的零零星星材料整理出一条思路来,这种整理就是学术研究”⑦。

一 大学一梦到军艺

小学五年级时,时年11 岁的莫言因为出身和言论问题,辍学回家⑧,从此失去了接受正统教育的机会。为了能上大学,他“给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写信”,半年里,还给省、地、县、公社的招生领导小组写了许多信⑨。但除了周荣鑫比较官方地回过一封信之外,其他信件均石沉大海。就学无望的莫言,最终通过当兵的方式成功地逃离了故乡,可进入大学读书依旧是他心心念念的情结。入伍之后的第二年,即1977 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考大学的机会也向他招了手—领导以为他是高中毕业生,就让他复习报考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计算机终端维修专业。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莫言让家里把大哥的那些书全部邮寄来,开始了艰难的自学。疯狂地学习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命运却再一次和他开了个玩笑:因名额有限,他无法报考⑩。一心想上大学的莫言,备受打击,直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了文学系,在全军第一次招生。

1984 年的夏天,莫言所在的单位派他出去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干部理论教育作准备。在学习期间,他发现总参系统的一个干部,老在那里复习现代汉语、汉语语法等,到了7 月份他才知道军艺文学系招生的消息。11 几经打听,莫言终于获得了报名的信息 。对于一心想读大学的莫言来说,这自然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他“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回局里打听。局宣传科长说是有这个事情,但需要请示政委和主任才能答复”。莫言又去找主任,主任说他才来一年多,很有前途,这样走掉很可惜。但被大学梦牵引着,莫言抛却了在军队的“前途”。“他跟主任说,您还是答应让我去报考吧,我觉得自己干不好干事,就算是干好了,将来升个科长,也不见得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让我去写作,将来当个作家。” 12经过和其他领导的商量,反反复复地占去了好多时间,等到领导同意之时,已过了报名期。执拗而倔强的莫言找到部队的一位姓徐的干事探问,“徐干事很热情,告诉他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怎么走,还把他送到公共汽车站,告诉他上哪路车到哪站下车”。当时莫言所在的部队位于延庆,距离解放军艺术学院路程较远。“莫言按图索骥,来到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魏公村内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找到了文学系办公室。”13 文学系的干事刘毅然叙述道:“1984年初夏,我正忙于协助徐怀中老师招考军艺文学系第一期学员,忽然有一天房门被轻推开了,走进来一位圆脸的军人……他没有掏出官方的介绍信和报名表,而是掏出自己发表的两篇小说,他说他想上学,想做徐怀中老师的学生。我请他把作品留下,莫言并不说在这种场合有些人常常会慷慨激昂、信誓旦旦的那些话,他默默地走了。” 14莫言留下的作品中,带有“魔幻现实色彩”15 的《民间音乐》给徐怀中主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才使得莫言能够破格获得考试的资格。

因为报名较晚,其间折腾来折腾去又耽误了不少日子,留给莫言复习的时间就更少了。他交代道:“别人5 月初就拿到了准考证开始了复习,我得到消息,萌动念头已是6 月中旬,6 月19 日上午搞到准考证,6 月21 日开始复习,7 月1 日开始考试,复习了10 天。” 16但考试的时候,莫言如有神助,“以作品最高分、文化考试第二名的优秀成绩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7。然而莫言却并未以此自夸或骄傲,却一直提醒自己应更加勤奋地学习,只有拿出足够说服力的作品,才不至于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成为笑话。他在同年8 月12 日给大哥的信中写道:“我们这里的人都祝贺我,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因为上大学并不一定能上出作品来。写不出作品来,读文学系简直是绝妙的讽刺。让我试试看吧。”到了8 月28 日,在得知了文学系第一届35 名学员18 的大致信息后,莫言又说:“我很惶恐,信心不是太足。” 19好在这只是一个开始,有两年的时间足够他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尽可以让他“试试看”。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建立之初,条件比较艰苦,“音乐系当时还住在抗震棚里,学校周围还都是麦子地……魏公村还是郊区,很荒凉” 。20莫言因学校房子紧张,被安排为“走读生”,但他毫无怨言,给大哥写信说:“机会千载难逢,走读就走读吧。”21好在,经过多方的争取,到了8 月28 日,他已由走读改为住校。莫言终于可以像普通大学生一样,准备报到入校学习了。刚入校报到,莫言难掩自己的激动心情。事后,莫言追忆道:

我清楚地记着1984 年8 月31 日上午,我搭乘单位的班车到军艺报到。我是第一个到的。大门口右侧的大杨树下,临时摆开了几张桌子,系里几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张罗着,让我填各种表格,然后发给我一把宿舍的钥匙……宿舍里摆着四张铁床,四张崭新的杏黄色的写字台,还有四把电镀红塑胶坐垫椅子……面对这近乎豪华的宿舍,当时的感觉想哭。22

一方面是难掩自己内心的激动,另一方面则是内心里暗自较劲的“不服气”。新同学见面,不免相互打探。莫言谦虚以至于显得虚伪,自报家门之后还强调“没写过啥,总参没人,让我顶替来了” 23。他几乎逢人便说自己“不值一提,我就是来瞎混的”24 。尽管内心很有抱负,但周围同学的对比,越发彰显出莫言的“小角色”来,这也是他“不服气”与“暗下决心”的原因。其时,同学里既有凭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获得1981-1982 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李存葆,也有获得过全国报告文学奖的钱刚,以及腕级作家济南军区李荃、沈阳军区宋学武等25。在后来的追述中,莫言明确表示,“现在回忆1980 年代在军艺学习时,就是感觉到不服气”26 。然而对于莫言来说,“不服气”的情绪容易产生,但真要拿出实际的成绩来,却需要他刻苦学习,甚至百倍于其他已经成名的同学。

二 好学生莫言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成立之初,系主任徐怀中便用创新的教学方式来培养“军队作家”,这主要体现在课程安排的灵活性和学生管理上的针对性。在课程安排上,不拘泥于具体的课程,而是采用名师授课、系列讲座的形式。徐怀中主任充分利用自己的关系,登门拜访各路大神,为第一届学员广邀业内专家。朱向前回忆道:“于是乎,丁玲、贺敬之、刘白羽、魏巍、汪曾祺、林斤斓、王蒙、李国文、刘心武、张洁、李陀、张承志等著名作家来了;李泽厚、刘再复、张炯、吴元迈、刘梦溪、刘锡庆、陈骏涛、雷达、曾镇南、何西来、刘纳、赵园、汪晖、季红真等著名学者来了;吴组缃、吴小如、袁行霈、严家炎、谢冕、叶朗、乐黛云、徐晓钟、王富仁、童庆炳、孙绍振、洪子诚、钱理群、丁涛、赵德明、曹文轩等著名教授来了……这都是当代中国一流的作家、学者和教授,其中如丁玲和吴组缃先生。” 27从这份名单中可以看到,所请的既有老作家,也有年轻学者;既有各个学科的交叉人才,也有学科内的专门人才28 。这种上课方式,不断地刺激着学员们的神经,甚至直接成了创作的触发点。莫言就曾对课堂上的一张图片,颇感兴趣。他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孙景波老师的美术讲座,用幻灯片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数百幅精美的图画,其中一幅原始时代的老祖母的雕塑图片,成为我一部重要小说的灵感源头”29 。时隔十多年后,莫言写作《丰乳肥臀》之时,便动用了这一课堂上的所学与积累。大概是因为考入大学所经历的种种不易,让莫言倍加珍惜任何一节课,如饥似渴地聆听着。

徐怀中主任精心安排的讲座课程,并非是每一个学员都如莫言一样,充满期待地认真听讲。当时请人讲课的刘毅然就对很多学员的缺课,感到不可思议,竟而愤怒。他说,“当时有的同学正忙于发表作品,好像怕误了最后一班地铁似的,经常事假病假地逃课,我便很愤怒”。在这种情况的反衬之下,莫言“三好学生”的形象就愈发凸出,虽不至于鹤立鸡群,但也独标一帜。只要略举两三例,这种形象就一览无余了。在大家都缺课的时候,刘毅然继续叙述:“莫言不这样,他从来不缺课……有好几次,当我把老师领进教室里时看到座位上少了几张亲爱的熟悉的脸,心里就一阵阵难受,感到对不起大清早爬起来给我们智力拥军的老师,可我总爱往教室后排靠窗的位置上瞄一眼,没错,莫言准坐在那儿呢。”30 因为系主任徐怀中秉承的“教育理念是包容大度,宽松自由,与北大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堪可一比”31,所以特意照顾一些创作热情高涨、需要安静环境的学员,准许其请假或长期缺课,李存葆就是一例32。作为“三好学生”的形象,还包括莫言从不摆架子,做事总是冲到前面。刘毅然满带欣赏的口吻说,“系里门前的垃圾堆如金山银山,再不扫文学系快成垃圾系了,叫谁来扫呢……叫莫言吧……他扔下笔二话没说,操起家伙干了起来……活儿干完啦,莫言根本不需要听你那两句表扬话,又扎回宿舍摆弄他的红高粱家族去了”33 。

遵守课堂纪律、随叫随到等生活小事,只是莫言作为“好学生”形象的外在表现,对于“大作家养成记”而言,刻苦攻读才是能起到关键作用的“大学教养行为”。进入军艺学习的两年中,莫言不但是“头号造币机”,也是“疯狂的阅读达人”。用莫言自己的话来说,“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有点像饥饿的牛突然进了菜园子一样,大白菜也好,萝卜也好,不知道该吃哪一口,感到每一本书似乎都是非常好的。这样一种疯狂的阅读也就是一种恶补……让我们认识到小说的写法、技巧是无穷无尽的” 34。在他的“阅读书目”中,大量的西方作品的进入,给莫言带来了不小的刺激。排在这个长长的“阅读书目”中的,既包括20 世纪最新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诸种文学流派的“新潮作品”,也包括传统现实主义精神较为浓厚的“经典作品”。他自述,“在1980 年代,我可以阅读卡夫卡、马尔克斯和一些拉美的小说,美国作家福克纳、海明威,法国的罗布·格里耶、西蒙的小说等等……还有日本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谷崎润一郎。对我触动最大的国外作家是马尔克斯、福克纳和卡夫卡,后来又有了君特·格拉斯。对于法国文学,我最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还有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当然我至今也没有读完这些书,只读了部分章节,他们都很优秀”35 。他还说:“还有很多作家,譬如法国的莫里亚克、雨果、左拉、莫泊桑、西蒙、罗伯格利耶等等,我从他们的作品中,都学到过一些有用的东西。” 36另外,他记忆比较深刻的还包括,“第一本《劳伦斯短篇小说集》,第二本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第三本是《百年孤独》,第四本是《喧哗与骚动》”,以及“鲁迅的《铸剑》、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乔伊斯的《死者》、劳伦斯的《普鲁斯军官》、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和福克纳的《公道》” 37。这份书单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伦茨的《德语课》、格拉斯的《铁皮鼓》等都在其列。借助这股阅读的力量,莫言突然把文学写作与之前的生活连接了起来,从而形成了全新的写作观念。正如他自己所说,“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潮的冲击,冲掉了原来脑子里带有很浓政治色彩的文学观念……通过这个过程发现自我找到自我,找到自我也就找到了文学” 38。由此,莫言打开了自己的文学阀门,接二连三地发表重要作品,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还需提及的是,在军艺读书期间,莫言除了专注于阅读文学作品外,对绘画的欣赏也颇为上心。这种欣赏与其说是专业角度,不如说是灵光乍现的偶遇。他后来追忆,“我还在‘军艺’的图书馆里面反复阅读了欧洲印象派画家的很多作品,像梵高、高更等。这些现代派画家的作品带给我的震撼一点也不亚于《百年孤独》。那种用颜色的方式,那种强烈的对比,那种想象力,梵高笔下的树、星云等事物,都和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完全不一样,这种对画家、对美术的学习对我的小说风格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早期的小说里面有大量的关于色彩的描写,有人说是一团一团化不开的色块,就来自于对这些绘画作品的学习和借鉴”39 。画家以颜色作为语言,莫言则把这种语言形象化在小说中,从而形成了极为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些画作中,影响较大的当数梵高的作品,鲜明的个人风格、独特的色彩使用以及强烈的情感表达,都成了莫言思索的对象。他曾坦陈:“我觉得《红高粱家族》更多是受到了西方画家的影响……包括梵高的、高更的、塞尚的画……我当时想梵高的画里面,树木像火焰一样,星空都是旋转的,他是想象的……”40在军艺时期所接触到的文学作品以及绘画作品,都以各种方式,对莫言的写作产生着或明显或隐微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出现在莫言的笔下,才有了此后莫言“文学的大爆炸”。

三 傲人遇贵人

一个作家的养成,不但和他的文学才华、艺术能力、生活积淀,乃至于接受到的教育、阅读的书籍等有关,同样和伯乐的知遇之恩、文人圈子的形成等有关,这对“文学新手”来说,尤其如此。对莫言来说,他这个“傲人”所遇到的“贵人”,就是系主任徐怀中。从最初的迟到报名而被额外允许考试就可以看出,徐怀中对莫言的“知遇之恩”堪比天高。进入军艺之后,徐怀中不但处处维护莫言,还动手给莫言修改作品、推荐发表、组织讨论,起到的不仅仅是推波助澜,也是“奋力托举”的地基作用。实际上,因为徐怀中的存在,莫言的“文学平台”显然一下子升级到“显在”的层次,与《莲池》时期的编辑毛兆晃先生所搭建的“文学平台”不可同日而语。通过莫言的自述和相关文字的记载,我们能大致梳理出一段“傲人遇贵人”的文坛佳话来。

这段文坛佳话首先应该从莫言的“傲人形象”开始。进入军艺文学系的第一个学期,有了名师的辅导讲解,再加上他的勤奋努力,刻苦攻读,莫言逐渐摸索到了写作的“窍门”。于是产生了略带桀骜不驯的情绪,尤其体现在他入学后不久写下的几乎是“文学宣言”的《天马行空》中。自觉西方作家打开了思路,意识到一个作家不应该受到什么清规戒律的束缚,他主张,“一个文学家的天才和灵气,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想象能力上……搞创作,就要敢于冲破旧框框的束缚,最大限度地进行新的探索”。文章中还提到,“文学应该百无禁忌(特定意义),应该大胆地凌云健笔……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应该有点邪劲儿”41 。这篇“战斗檄文”写得淋漓尽致,泼洒一地,狂妄且自以为是。

不仅写下夸张的檄文,莫言还将这种“狂傲”的想法,施及到同学们的身上,付诸实践。1984 年开学后不久,李存葆创作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轰动一时。徐怀中关怀备至,在军艺文学系预备召开一次“作品研讨会”。为了能够让研讨会比较活跃,徐怀中特意安排刘毅然事先给学员们打招呼,嘱托大家积极踊跃发言。因“三好学生”的印象颇为深刻,刘毅然还特意找到莫言,安排他在会上要主动发言。果然,在研讨会上,莫言一直憋着的一口气,以天马行空的“真话”方式爆发了出来。他用较为刻薄的话来评价李存葆的这部小说,声称“在这个介于纪实与中篇小说的作品中,闻到了‘一种连队小报油墨的芳香’” 42,还说这部小说“根本不是一篇小说呀,有点像宣传材料一样”43 。如此语言,令出席研讨会的同学们惊诧不已,连刘毅然、徐怀中等老师都感觉坐不住了,不得不宣布中场休息。当事人李存葆却反倒显得十分大度,“表现出老大哥的涵养,并没有犀利地反击”44 。他在会上不无“自嘲地说:‘看来,我还真要从ABC 开始学起了’”45 。刘毅然后来追忆当时同学们对莫言发言的反应,说道:“‘这小子太张狂啦。’有人挺愤怒。‘都是让系里惯的。’有人闹嫉妒。” 46朱向前也回忆道:“同学们说,莫言莫言,不言则已,一言惊人。” 47在这次会议上,徐怀中并没有批评莫言的“桀骜不驯,肆意妄言”,也对同学们的反应作了“冷处理”。因“贵人”的维护,此事虽然没有在客观上给莫言造成什么影响,但“傲人”的傲气却促使他在内心里暗下决心,寻找自我证明的机会。他后来追忆说,这一次的发言是“自己把自己逼到一个悬崖上了。很多人都说你既然把人家得全国头奖的小说贬得一文不值,那你写一部作品出来让我们看看……假如我后来没有写出来的话,就成了一个笑柄……我确实觉得有股气在那里撑着,而且我觉得我能写出很好的东西来,写什么我也不知道”48 。《天马行空》的莫言,以“天马行空”的方式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催促着他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作品来,于是整日沉浸在小说创作的“如临大敌”的氛围中。比较幸运的是,没过多久,因为一个梦的缘故,莫言就拿出了自己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49

小说很快就写好了,但莫言仍旧犯嘀咕,这算不算小说?一时拿不准的莫言,先是把稿子给了业务干事刘毅然,让他帮忙把把关。又过了几天,他鼓足勇气,在走廊里遇到徐主任的时候,向其求教。徐怀中不但肯定了这篇小说,而且还动手帮莫言进行修改。莫言在文章中提及,大概是看到了内容和题目的不太适应,徐怀中主任把原来的题目《金色的红萝卜》改成了《透明的红萝卜》50。这一修改,令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先生不禁赞叹,“一词之改,意境全有了,堪称一词千钧!”51 盛名在外的徐怀中,以慧眼识英才的敏锐,和谦虚和蔼的作风,除了肯定、修改这篇小说,为了能够起到“集群效应”,引起较大的反响,不但给这篇小说寻找发表的地方,还组织召开研讨会,配合作品的推广。莫言叙述道,“创刊不久的《中国作家》决定发表这篇小说,责任编辑肖立军。徐主任召集我们几个同学,座谈了这篇小说”。比起单纯的小说发表,这种附带着“座谈”文字的“规模效应”,既在于能够透露创作心曲、剖析作品亮点,也在于可以帮助作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宣传”。出乎莫言的意料之外,《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之后,广受好评。为了持续将莫言推上“作家圈”的核心区域,造成更大的效应,徐怀中亲自出马,邀请各方面的“江湖大佬”助阵,为莫言的新作“摇旗呐喊”。于是,“不久,在华侨大厦,《中国作家》主编冯牧先生主持召开了《透明的红萝卜》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等诸位先生参加了会议并对这篇小说给予了肯定”评价。研讨会、座谈会等对作品的推广作用不言而喻,尤其是一群文坛声名在外的作家和理论家同时出席,使得莫言的第一次研讨会的“规格之高”,出人意料。对一个刚入道的青年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莫言自豪地宣称,“《透明的红萝卜》就成了我的‘成名作’” 52。只是在“成名作”成名过程中,“傲人”身边时刻闪现着“贵人”身影,扶持、保护、鼓励、修改、发表、研讨……徐怀中除了未亲自操刀创作外,促成一部文学作品变成“成名作”的“外围工作”,他几乎全部参与其中了。

四 乘胜追击再出手

如果说“外围工作”是辅助、铺垫和锦上添花,那么“内功修炼”则是根底、基础与核心要素。“平台”已经足够高大,需要莫言在这样的舞台上跳出更华美的舞姿。在《透明的红萝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来自文学界老作家们的肯定之后,莫言适时地“乘胜追击”,尽情挥洒自己的才情,让他坚信“天马行空”的写作方式值得继续下去。莫言说,“关于故乡的记忆故乡的生活故乡的体验就全部复活了。此后关于故乡的小说就接二连三滚滚而出,就像喷发一样,那时候对故乡记忆的激活使我创造力非常充沛”53 。再加上其时军艺文学系的浓厚创作氛围,促使莫言更加“不待扬鞭自奋蹄”。莫言曾满带神往地追述道:“那时我们文学系夜夜灯火通明,每个宿舍都像车间,大家的创作热情之高,创作速度之快,今日回想,如同神话。” 54对于军艺文学系第一届学员来说,生活是异常紧张的,“一边要听课—因为我们是军队,一边要跑操,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党团活动”。但莫言仍坚持“白天听课,晚上写作”55 ,有时宿舍的环境较为嘈杂,“无法安静地写作,于是就在文学系的梯形教室里写……一写就写到凌晨2、3时”56。正是这种高强度的创作,让莫言写出了一大批震惊文坛的作品—莫言集束手榴弹般抛出短篇《秋千架》《枯河》《大风》,中篇《球形闪电》《金发婴儿》等一批作品。

1985 年,适逢“抗日战争胜利40 周年” 57,“军事文学”又一次火热起来。作为军队文艺学校,军艺文学系自然要组织“全军作家班”参与到“军事文学”的研讨之中。其中,在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召开的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莫言后来在文章中追述道:会上一批老军事作家对中国军事文学创作现状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新中国有“28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但是真正反映战争的文学,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样的经典著作一部也没出来……现在改革开放,老作家创作的黄金时代已经耽搁了,年轻作家虽然精力旺盛,但是没有战争考验,没有经历过战争,所以他们对中国军事文学创作,很忧虑、很着急” 58。莫言当场就表示了自己的不服气,他再一次跳出来,声称“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们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们见过杀猪杀鸡;何况,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复制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 59。“傲人”形象再次凸显,张狂的性格顿时让参会的老作家们颇感惊讶,他们对这样的观点不以为然,还语重心长地说,60“年轻人呀,狂傲”。但他继续说:“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有好几次我都把自己逼到悬崖上。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我必须马上动笔,写一部战争小说。” “当时我就憋着一股气,一定要写一部战争小说。”61 “写出与别人不一样的我想象中的战争来。”62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被这么一逼,令他再次沉浸在小说的狂想之中,不过这一次不是“天降大梦于斯人”,而是得益于一个朋友转述的一段家乡往事。

1983 年春节回家,莫言的老同学张世家绘声绘色地给他讲起了公婆庙大屠杀。63这个发生在老家的抗日战争故事,当时并未引起莫言的特别注意。到了1985 年,经过“军事文学”会议的促发,莫言自然就想到了这个“抗日故事”。然而这个“故事毛坯”还需要莫言进行精心的打磨。打磨的方向之一便是故事发生地。其实,自从《白狗秋千架》之后,莫言就成功地找到了“高密东北乡”。他曾自述,“最早使用‘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是1985 年在军艺念书时,当时也没有十分明确的想法,就在《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里,几乎是无意识地写出了‘高密东北乡’这几个字” 64。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了莫言的写作惯性,构思这部小说之时,他又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许多高粱杆冬天也不收割,为绿林好汉们提供了屏障。于是莫言决定把高粱地作为舞台,把抗日的故事和爱情的故事放到这里上演。65

一俟进入创作的状态,莫言就几乎是忘乎所以的,勤奋努力已经养成习惯,他再一次夜以继日地在阶梯教室、宿舍水房和寝室里,凶猛地写着《红高粱》。他坦言,“在写作《红高粱家族》时,我一天到晚都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写完了连能不能发表自己都拿不准” 。66但凭借着一股子气,倔强的莫言不管不顾地写下去,“只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在新时期中国文坛产生过极大影响的作品的第一部的初稿” 。67当时,莫言的作品已经引起诸多杂志的关注,《红高粱》写好后,甚至出现了编辑们争相抢夺稿子的故事。68最终,这篇小说很快便在《人民文学》1986 年第3 期发表了出来。《红高粱》发表后,莫言自感于写作的成功69和意犹未尽,便拉开阵势预备接续着写下去。更兼当时杂志竞相前来约稿,本来只打算写个中篇的莫言,因为紧接着的约稿之繁,促使他继续往下写,就有了此后的《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此时,离莫言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他的《红高粱家族》也基本上宣告完成。查询相关作品的发表,整个《红高粱家族》基本上全是刊发于1986 年上半年至暑假期间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计有《红高粱》发表于《人民文学》1986 年第3 期、《高粱酒》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86 年第7 期、《狗道》发表于《十月》1986 年第4 期、《高粱殡》发表于《北京文学》1986 年第8 期、《奇死》发表于《昆仑》1986 年第6 期。

暑假到来,同学们纷纷难分难舍地离校,而莫言仍旧留在学校继续他的文学创作。正在这时,张艺谋衣衫褴褛地找到军艺文学系的宿舍楼下,告知莫言预备将《红高粱》改编为电影。莫言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下来,还担任了编剧。1987 年电影《红高粱》上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让小说也红火一时。1988 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更是让莫言的名字传播到了海外。但这已经是后话,两年的“军艺学习生涯”虽然短暂,莫言却以他的勤奋与刻苦,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大量阅读西方小说,再加上同学们的互相激励和竞争,徐怀中的关怀与帮助,军艺文学系良好的写作氛围等,促使他创作出了一篇又一篇风格鲜明的小说,成就可谓是“巨大”的。

在毕业典礼上,莫言说:“我来军艺遇见上帝啦……”刘毅然进一步补充说:“上帝是徐怀中主任,上帝是你自己。”70 这恰好定位了莫言在“军艺时期”所取得的成功的外因和内因两大核心要素。当我们对莫言的“军艺时期”进行回溯式的研究之后,教育经历与作家之间的关系也愈发明显了出来。我们不妨尝试着追问,倘若莫言未能进入“军艺文学系”,没有遇见徐怀中先生,他的文学道路会是怎么样的呢?他或许仍能取得成功,但绝对不会像我们这里所讲述的“莫言的军艺故事”一样顺遂。正如安托万所说,“想象另一种历史是找到实际历史的原因的唯一途径”71 。基于此,便能顺藤摸瓜地找到莫言文学创作的源头、起点与第一个高峰期的历史根由,也能同时形成对莫言文学创作道路的新的观察视角。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6 年度拔尖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注释:

①比如贾平凹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莫言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格非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等。较为活跃的当代作家几乎都有“大学教育”的经历。

②莫言:《致大哥》,《莫言与高密》,孙会斌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年版,第284-285 页。

③ 36张晓然:《从部队业余作者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1985 年在“军艺”文学系成名记》,《新民晚报》2012 年10 月12 日。

④莫言:《春夜雨霏霏》,《莲池》1981 年第5 期。到目前为止,这是所能见到的莫言发表作品最早的一篇。

⑤这些作品中,唯有《民间音乐》是较成功的作品,受到了孙犁的欣赏。正因这篇小说,他才被徐怀中破格录入军艺文学系。

⑥管谟贤:《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系列小说》,《莫言与高密》,孙会斌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 年版,第31 页。

⑦程光炜:《为什么要写〈繁花〉—从作者两篇文章和两本书说起》,《文艺研究》2017 年第12 期。

⑧莫言、石一龙:《故乡·梦幻·传说·现实—2008 年8 月与石一龙对话》,《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406 页。这里所谓的“言论”,主要是指莫言“私下里骂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班干部像老师的狗腿子”。参见莫言《漫谈当代文学的成就及其经验教训——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作业》,《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海天出版社2007 年版,第264 页。

⑨⑩ 莫言:《我的大学》,《莫言研究资料》,杨扬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24、25 页。

11435861莫言、王尧:《在文学种种现象的背后——2002 年12 月与王尧长谈》,《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61、62、63、69-70、70 页。

121325374463叶开:《野性的红高粱:莫言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 年版, 第197-198、198、200、257、204、242 页。

144670刘毅然:《莫言,一杯热醪心痛》,《看莫言:朋友、专家、同行眼中的诺奖得主》,张清华、曹霞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36-37、38、44 页。

15程光炜:《创作——莫言家世考证》,《新文学史料》2015 年第3 期。

16莫言:《致大哥》,《莫言与高密》,孙会斌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年版,第284 页。信件是考试之后写的,其时莫言已经得知自己被录取的消息。从信中的口气来看,他对自己的考试非常满意,但又对未来的大学生活充满渴望和期待。

17莫言:《我的大学》,《莫言研究资料》,杨扬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5-26 页。在1984 年8 月28 日给大哥的信中,莫言也说:“据老师们说,我的作品分是90,最高分,与李存葆的一样,他们欣赏的是《民间音乐》”。参见莫言《致大哥》,《莫言与高密》,孙会斌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年版,第285 页。

181984 年,军艺文学系第一届招生的35 名学员分别为:李本深、沈石溪、成平、董保存、刘再光、王海鸰、刘宏伟、肖于、宋国勋、王苏红、张俊南、张波、钱刚、何继青、常青、朱向前、管谟业、丁小琦、金辉、崔京生、苗长水、傅宁军、徐军、陈道阔、尹卫星、黄献国、江水、宋学武、施放、李荃、陈晓东、李存葆、徐广泽、刘英学、雷铎。这份名单抄录于冉淮舟、刘毅然编的《三十五个文学的梦》,见冉淮舟、刘毅然《三十五个文学的梦》,解放军出版社1985 年版。

19莫言:《致大哥》,《莫言与高密》,孙会斌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年版,第284-285 页。两封信相隔半月有余,其时莫言已经准备去报到就读。28 日的时候,莫言已经能够看到上课的课表。

20苗长水:《纪念军艺建院50 周年访谈》,《时代文学》2011 年第5 期。

21莫言:《致大哥》,《莫言与高密》,孙会斌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年版,第284 页。此时的莫言应该已经接到了学校的通知,告知了走读的事实。

2229莫言:《回忆“黄金时代”》,《莫言散文新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21-22、22-23 页。

2347朱向前:《我与同学管谟业—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乡亲好友说莫言》,徐怀中等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02 页。

24张晓然:《从部队业余作者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乡亲好友说莫言》,徐怀中等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16 页。

2638莫言:《写作是一种命定—2003 年9 月与〈文艺报〉记者刘颋对话》,《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485、475 页。

27朱向前:《“黄金时代”的文学记忆—我与首届军艺作家班》,《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 年第4 期。文中还说,“吴组缃先生的幽默谈吐,袁行霈先生的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孙绍振先生的快人快语一剑封喉,钱理群先生的激情与尖锐,王富仁先生的深刻与沉重,丁涛先生华丽的措辞与炫技,曹文轩先生夹带乡音的朗诵,以及王扶汉先生用漂亮的板书大段大段地默写先秦散文……”可见这些讲座对学员们的吸引力和巨大影响力。

28苗长水:《纪念军艺建院50 周年访谈》,《时代文学》2011 年第5 期。虽然存在着纪念文章的誉美之嫌,但苗长水的叙述也和当时的情况相差无几。这在朱向前、莫言等人的追述中,也能得到证实。

30刘毅然:《莫言,一杯热醪心痛》,《看莫言:朋友、专家、同行眼中的诺奖得主》,张清华、曹霞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37-38 页。刘毅然的愤怒,也在苗长水的记述中得到了证实。参见苗长水《纪念军艺建院50周年访谈》,《时代文学》2011 年第5 期。

31朱向前:《“黄金时代”的文学记忆——我与首届军艺作家班》,《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4 期。莫言和朱向前都把“军艺时期”称为是“黄金时代”,也可见大学两年对二人的影响。

32这在朱向前的记述中十分详细。“对存葆这样的‘特殊学生’……徐主任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开学不久,就准其请假,躲到外面去赶稿了。”参见朱向前《“黄金时代”的文学记忆—我与首届军艺作家班》,《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 年第4 期。

33刘毅然:《莫言,一杯热醪心痛》,《看莫言:朋友、专家、同行眼中的诺奖得主》,张清华、曹霞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正是刘毅然记述的这些“学生小事”,让我们能够得以还原“作为学生的莫言”,在军艺文学系期间的生活。刘毅然的追述,也被张志忠所证实。参见张志忠《感觉莫言》,《看莫言:朋友、专家、同行眼中的诺奖得主》,张清华、曹霞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3455莫言:《我为什么写作—2008 年6 月在绍兴文理学院的讲演》,《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201 页。

35莫言:《中国当代文学边缘—2002 年7 月与法国汉学家杜特莱对话》,《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253 页。

36莫言:《饥饿者的自然反应—2003 年10 月与法国〈新观察报〉记者对话》,《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281 页。

39莫言、杨庆祥:《先锋·民间·底层——2007年1 月与杨庆祥对话》,《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393 页。

40莫言、孙郁:《说不尽的鲁迅—2006 年12月与孙郁对话》,《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209 页。莫言在自述中一再强调印象派画作对他的影响,还一直作为纠正其“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说法。虽然存在着辩护的嫌疑,但他受这些绘画的影响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41莫言:《旧“创作谈”批判》,《莫言散文新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190-191 页。

4245林间:《莫言和他的故乡》,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91 页。

49关于《透明的红萝卜》写作的前前后后,可参见拙文《莫言的“红萝卜故事”—〈透明的红萝卜〉文本内外》,《东吴学术》2017 年第3 期。

5052莫言:《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了》,《莫言散文新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28页。

51管谟贤:《莫言的成长和故乡—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讲演》,《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张志忠、贺立华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327 页。

53莫言:《茂腔大戏—2001 年6 月与〈南方周末〉记者夏榆对话》,《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313 页。类似的表述,莫言曾不止一次提及。还可参见莫言、石一龙《故乡·梦幻·传说·现实—2008 年8月与石一龙对话》,《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410 页。莫言:《我为什么写作—2008 年6 月在绍兴文理学院的讲演》,《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年版,第202 页。叶开:《野性的红高粱:莫言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 年版,第213页。:54莫言:《回忆“黄金时代”》,《莫言散文新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23 页。这个说法,还以其他版本被讲述过。可参见莫言《我的大学》,《莫言研究资料》,杨扬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 页。

57莫言追忆起小说的写作,认为“正好又赶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 周年,张世家村子里发生过的、张世家亲口给我讲述过的兄弟爷们打鬼子的故事就猛然地撞响了我的灵感之钟”。参见叶开《野性的红高粱:莫言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 年版,第254 页。

5965莫言:《〈红高粱家族〉的命运》,《莫言散文新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60莫言:《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在〈检察日报〉通讯员学习班上的讲话》,《莫言研究资料》,杨扬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43-44 页。

62莫言、瓦尔泽:《作家应该爱他小说里的人物——与马丁·瓦尔泽对话》,《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380 页。

64莫言:《发明着故乡的莫言—2002 年3 月与〈羊城晚报〉记者陈桥生对话》,《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258 页。

66莫言:《我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1998 年10 月在台北图书馆的讲演》,《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282 页。

67莫言:《〈红高粱家族〉的命运》,《莫言散文新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153 页。关于《红高粱》的确切写作时间,莫言多次表述都不一致,有说是1984 年底,某些地方又说是1985 年春。叶开在传记中较为详细地辨析了这样一个问题。参见叶开《野性的红高粱:莫言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 年版,第253页。莫言事后也曾纠正说,“写《红高粱家族》是在1985 年年底。我曾经记忆有误,把红高粱的写作时间说成是1984 年”。参见莫言《我的文学经验—2007 年12 月在山东理工大学的讲演》,《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年版,第158 页。

68关于发表的过程,可以看出莫言当时的“火热状态”。莫言自述,《红高粱》写好后,“《十月》的一个老编辑来了,说要拿回去看看,看了以后要发。朱伟给我打电话问,稿子呢?我说给人家拿去了。朱伟听了很生气,说你不是给我写的吗?我说,他要拿去看看……朱伟找到《十月》的郑万隆硬把稿子给追回来了”。参见叶开《野性的红高粱:莫言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 年版,第254 页。

69莫言曾说,“又是春节,我在高密休假,收到了《人民文学》编辑的信,信上说《红高粱》得到了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的好评”。参见叶开《野性的红高粱:莫言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 年版,第254 页。

71[ 法] 安托万·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57 页。

[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 谢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