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孔子真面目将于何求

今天得来到贵校演讲,鄙人觉着非常荣幸。所要谈的题目是“孔子真面目将于何求”。今天只能说到那里去找孔子的真面目,至于孔子的真面目是什么,不是今天所能讨论的。我们要讲明到那里去求,不可不先晓得“取材”和“方法”这两个条件,先说明了这两个条件,然后再论及孔子的真面目到底往什么地方求去。

(一)取材  

   中国的书籍,真是“浩如烟海”。在这“浩如烟海”的书籍里,关于孔家的也多至不可数量。打算寻出一个头绪来,实属困难。现在只好就孔子手定的六经来讲,但是学者对于六经,尚有如“今古文”的争论,迄今无有定局。我们现在要研究他,也只好以争论较少的书为凭。如此我们的取材,可以分作两样:

(甲)严格狭窄的取材:六经中比较着少有问题的是《论语》和《易经》,但《易经》的《系辞传》是否为孔子写的,也不能确定;所以最少有问题的,就是《论语》了。《论语》里虽也有假托的,如孔子对子路谈“六言六蔽”是,然而大部分还靠得住。

(乙)宽泛的取材:不但那些假托的书籍中可以取材,那些先后各学派的书籍中也可以;至取材以通俗一般人对于孔子的见解,亦可作为研究的材料。他们所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就是错了,我们也可以问,到底为什么单错到这边来而不错到那边去?这是很可研究的。譬如一般人以孔家为纡缓或文弱,这必定有个缘故。他们的见解,虽然不对,但是可以指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方向,让我们不往别的方向去寻孔子。我们所找得的结果,不一定就是迂缓或文弱,然而可以给那错看孔子的人说出一个缘故来。如不能说明这个缘故,那末,我们所得的结果,仍非其根本精神所在处。

(二)方法  

    孔子所谈论的问题是很实际的。他拿生活的事实来讲授给人,他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代其一件生活的事实。我们讲孔子,不应只在文字上求,文字不过是代表观念的符号。譬如“仁”“慎独”……全是代表观念的符号。后人则仅在这种话头上转来转去;虽然也能说出一点意思来,不过是极其“恍兮惚兮”“迷离徜徨”的。我们要揭去符号的皮壳,找到它所代表的事实,好知道这究竟是指着什么说的,让那件事实灼然可见。这样,全不必引用书中的名言词句,也就可以明白了。如此,才有了根据,使我们可以开辟新的意思,可以继续着寻求。

凭借以上所说的取材和方法,我们现在来问: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东西?从《论语》上所找来的结果:孔子所谓学问,是自己的生活。《论语》上说: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们不必瞎猜:“所学”,“而立”,“不惑”……这些名词的内容,究竟是指什么说的,我们现在通通的不知道。但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从孔子的幼年以至于老,无论是“不惑”“知天命”“ 耳顺”……都是说他的生活。他所谓学问,就是他的生活。他一生用力之所在,没在旁处,只在他的生活上。我们可以再从《论语》里,说两个佐证: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木匠的好学生当然是善做木工了。画匠的好学生当然是善画了。至于孔子的好学生,到底是会干什么呢?颜回是孔子顶好的学生,而他所以值得孔子的夸奖和赞叹,就在这“不迁怒,不贰过”的两点上。我们在这两点上,也不敢乱讲,说是什么意思。但是的确知道,孔子是指着颜回如此的生活,而夸奖而赞叹的。再看第二个佐证: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颜回顶大的本领,是“其心三月不违仁”。到底“不违仁”这个符号是怎讲,我们现在也无从知道;但是孔子所说的系指着颜回的生活,这个符号,就是代表生活,是可以断言的。

从此可知孔子自己的学问是生活;他的学生所以值得他赞叹,也是因为生活。根据这个结果,我们有以下的讨论:

(甲) 我们将大方向已经确定了:就是知道孔子和他的学生一生所着力的是在生活上,我们就应当从生活上求孔子的真面目。若对于他的生活,能彻底的了解;对于他的面目,自然就认识了。认识了他的面目,然后才可去谈他的其他学问。

(乙) 我们从此可以证明出来,在孔子主要的只有他老老实实的生活,没有别的学问。说他的学问是知识,技能或其他,都不对的,因为他没想发明许【多】理论供给人听。比较着可以说是哲学,但哲学也仅是他生活中的副产物。所以本着哲学的意思去讲孔子,准讲不到孔子的真面目上去。怎能了解他的理呢?

(丙) 平常人主张孔子的,攻击孔子的,多讲“三纲五常”,以为这就是孔子的精神所在,其实这原是与孔子的真面目不大相干的。“三纲五常”是否为孔子的东西,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东西,全是属于社会方面的。若所谓“不惑”“知天命”等等,只是他个人的生活,并未曾说到社会。即认知“三纲五常”是孔子的东西,那也是由他生活发出来而展布于社会的。所似打算主张孔子,或攻击孔子,要根本的着眼在他的生活上才是。若仅主张或攻击“三纲五常”,就不对了,那也是主张、攻击到旁处去了,没论到孔子的根本精神上。

(丁) 新经学家如廖季平、康有为辈,都以《礼运》上的“小康”、“大同”来主张孔子。《礼运》是否为孔子所作,本已可疑;即认定为孔子的东西,也不过是社会政治的几方面,那也讲到旁处去了。只有去讲孔子一生着力所在的——生活——那才是讲孔子。若对于他的根本的学问没有了解,讲旁的,有什么相干?

(戊) 证明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一条的不对。胡先生以为《学》、《庸》应在孟、荀之前,因为“儒家到了《大学》《中庸》的时代,已从外务的儒学进入内观的儒学,那些最早的儒家只注重实际的伦理和政治,只注重礼乐仪节,不讲究心理的内观”(258页)。然而试看孔子的生活和“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那不是心理的内观么(用“内观”二字我本不赞成)?所谓“不迁怒”、“不贰过”,更全是内心的生活,若说是“外务”那便大错了。孔子自己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要先“默”才去“学”,这岂是“只注重礼乐仪节”呢?

我们所能晓得孔子的,主要的是他的生活。从书中找他讲论生活的地方,又只有到《论语》里去找。但是《论语》一书不同《孟子》。孟子好辩,有长篇大论的文章容易观察出他的精神所在,《论语》只是零零散散的话语凑合成的,打算找孔子的特色;非得费一番整理的功夫不可。我们什么时候能将散乱的《论语》一条一条的整理出来,然后拿出个最重要的条件,贯串全部,就算得孔子了。例如: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仁者,其言也讱。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以上这些活,可以归作一条去研究;即是说当作一个态度去研究。我们所归纳出的态度是:不要讲许多好话;实实在在的按着所讲的去实行在自己的生活里就够了。

再将别的一类的话,用同样的方法,归并成一条一条的,作为一个态度一个态度的去研究。这样,全部散碎的《论语》,只几条;那时便容易下手研究了。

现在将孔子的生活的态度,举几条作例,给大家看:

(子) 最昭著最显明的生活,就是“乐”。试看孔子自己怎样表明他生活的“乐”: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单从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生活是何等舒畅自得!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这可以见出孔子里边的那种乐趣,畅快,力量,是非常之大的了。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自己的生活是如此的乐,他顶好的弟子的生活,也是如此的乐;这“乐”字在《论语》里是常见的,并且没有一个“苦”字。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他的弟子子贡承认他是能这样作的,所以说“夫子自道”。

“知”与“惑”;“勇”与“惧”,“仁”与“忧”,都是对待的字。孔子说“仁者不忧”。到底仁者是怎样的呢?就是“不忧”的人,反过来说忧者就是不仁了。要打算作仁者必得要不忧,不忧就是乐了。所以也可说,仁者就是乐的,更有许多话可引的,如: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乐,仁者寿。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看他这般的乐、不厌、不倦,无时无地不是乐的。“乐”真是他生活中最昭著的彩色啊!此外还有一个最有关系的例: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荡荡戚戚,都是生活的“情状”。这仿佛在伦理上的君子小人,也因此有了分别。似前所举的例只是自已生活的情状;现在生活上的苦乐,却和伦理的善恶连到一块了。乐与善有关系,苦与恶也有关系。那末,设如人要不乐,就不免有做小人可能。

(丑) 孔子生活上最昭著的彩色是“乐”;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仁”了。有人查过,《论语》内见“仁”字,凡一百零五次,专讲“仁”的,就有五十八章。从此也可看出“仁”字,是个最重要的观念了。

(寅) 讷于言而敏于行。(见前)

(卯) 不迁怒。

(辰) 不贰过。

(巳) 反对功利。如:“君子放于利而行,多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

(午) 礼乐。

(未) 反对刑法。如:“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

(申) 天命。如“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五十而知天命”,“乐天知命故无忧”……

(酉) 孝弟。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以上各项不能一一详说,不过举个例罢了。

我们要寻出一条道理来。试着去贯串以上的各项;如能通盘串起,那么这条道理便可以说是孔子的真面目,如果寻出的道理不能完全串起,便当放下它再去寻求。循着这个方向走才能说是正当的路。至于所得的如何现下不及说了。

(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录自《燕京大学周刊》第25~26期,增刊《北京大学日刊》第1372号,1923年12月26日

        本文选自《梁漱溟全集》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