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先生走了。
这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义无反顾地冲在经济改革理论探索最前沿的学者的离世，标志着中国经济学一个时代的终结。
我与厉先生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彼时，我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任副院长，厉以宁是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北大定期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我与厉以宁先生经常能碰面。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厉以宁的发言非常幽默风趣，总爱引用一些小故事。他讲“龟兔赛跑”，告诉我们合作才能双赢；他用“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来形容大锅饭的弊端；他引用孔子牵牛的典故说明多劳就应该多得的道理。在90年代初期，厉先生希望通过这些生动鲜活的比喻，深入浅出地阐述深刻的经济学原理，引导大家转变思想观念，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现象。
调到民盟中央以后，我与厉先生共事的机会更多了。作为兼职副主席，厉先生对民盟怀有很深的感情。那时候，为了加强与地方组织的联系，主席会议倡议民盟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外出考察调研时，尽可能抽出时间来接见当地盟组织的班子成员，给大家鼓鼓劲，有条件的最好作学术报告。厉先生听到后很重视，以后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看望当地的盟员，很认真地准备学术报告。他以个人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发挥了凝聚盟员的作用，深得广大盟员的爱戴。
1988—2003年，厉以宁当了15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为股份制的推进和《证券法》的制定不遗余力。2003年始，他又当了三届的全国政协常委。无论是人大的立法工作还是政协的参政议政，厉以宁都履职尽责、知无不言、见解独到、切中要害，表现出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的责任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全国政协会议民盟组时，会场内外常常是记者云集，厉以宁当仁不让地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他对经济形势透彻的分析、对宏观政策的深入解读、对今后发展的设想和意见永远是媒体争相刊载的主题，人们都想听取他的观点，一睹他的风采，民盟组因为有厉以宁这样的“明星”人物，而在两会的政治舞台上格外引人注目。
“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厉以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像民盟的许多学者大家一样，厉以宁不尚空谈、求真务实，他的学术理论和思想来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又用来指导经济发展的实践。他著书立说，发表了大量文章，都是针对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对策的。
力推中国的改革事业，是厉以宁先生一生的政治抱负。早年在农村的所见所闻，使他看到了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认识到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因此下决心要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子。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和“积极倡导者”，厉以宁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每个关键时刻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出一种令人折服的远见卓识和历史担当。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的学者之一，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而有“厉股份”之称；他提出经济改革的核心不是价格改革，而是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由于触及敏感话题，因而在实践过程中备受磨难；他认为现代企业和企业家是市场化的主力，中国经济要想持续健康前行，就应该大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他的推动下，2010年5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新36条”，从此厉先生又多了个“厉民营”的称号；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经济有着深入研究和解说。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厉以宁身上，我看到了许多民盟前辈所共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和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厉以宁的许多改革建议和学术观点都曾饱受质疑、争议、批评，但他始终秉持学者初心，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不惧压力和风险，坚持真理和学术良知。他说，参与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他坦言，“一个人受些磨难是有意义的，能锻炼人。回首过去，无论什么境遇下，我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他在一首20世纪80年代初所作《七绝·无题》里写道：“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在“六十自述”中更是直抒胸臆，“几度险情终不悔，一番求索志难移，此身甘愿作人梯”，充分表现了一位学者冲破桎梏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2010年，在厉以宁八十寿诞上，我自填一首词《采桑子·贺先生八十瑞寿》：“春秋沉浮忽八秩。知也艰辛，行也艰辛。经邦济世暖生民。高标见疾多毁誉。穷亦率真，达亦率真。铁肩道义起鸿文。”正是对厉以宁耿介豁达性格的真实写照。
三农、就业、城乡二元体制、土地确权、精准扶贫……事关社稷民生，厉以宁事事关心。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总是站得高，望得远，参得透，看得淡。
“奔走国是、关注民生”是民盟的优良传统。民盟中央原主席费孝通先生在93岁高龄还深入苦甲天下的定西调研，以实现他一生志在富民的夙愿。踏着费老的足迹，晚年的厉以宁将目光锁定在了中国的扶贫事业上。厉以宁每到一地，都要深入农民家中和田间地头，了解农民生活和当地资源禀赋，他往往能以小见大，从个案和细微处敏锐地理出发展思路，有预见性地提出建议。2003—2012年，厉以宁接任贵州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并为毕节的干部做了脱贫致富的第一次培训。此后，他每年去一次毕节，在当地组织安排了20场培训讲座。2005年11月，厉以宁发起成立公益性扶贫研究机构——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并邀请我担任名誉院长，从此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他主导的扶贫事业中。时值我国即将进入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时期，也是我国根除贫困的关键时期，在北京大学成立专门的扶贫研究机构，全力投入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厉以宁此举，示范意义非同一般。厉以宁还亲自为研究院订立了两条研究思路，即通过实地考察的案例研究和政策考察的理论研究，对国家的扶贫政策提出建设性意见。
此后，我多次参加北大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共同的使命感使我们声气相通、惺惺相惜，我也更加理解厉先生的学术志趣和社会担当。论坛的举办地都在研究院的课题合作单位、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验田，当地干部群众结合自身优势开展深度扶贫，在探索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减贫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有很多经验需要大家一起来总结、学习和推广。江苏宿迁、湖南安化、安徽旌德、黑龙江的建三江……厉先生不顾年事已高、舟车劳顿，每次都精神饱满地莅会指导。直到晚年，厉以宁仍然保持着每年参加调研和社会实践的习惯，他用自己坚实的脚步丈量着变革中的中国城乡社会，书写着对这片深深眷恋着的土地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
潮起潮落，厉先生大道直行。他是一个思想启蒙者，是一个伟大改革时代的理论推手。他总是站在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密切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跟踪国家发展过程的每一段、每一节、每一步。早在1991年，他就提出道德力量是影响收入分配的第三种力量的理论，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十四五”规划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被定为2035年远景目标，再一次证明了厉以宁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先见之明。
“千弯百折不回头……只计耕耘莫问收。”这是厉以宁一生治学和参政议政所遵循的座右铭。厉先生常讲，最直在气节，最贵在无私，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这样的诺言。他的学术实践证明了一个道理——因无私而客观，因客观而公正，因公正而得真知。我想，这是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应有特征、最大优势。有此优势，厉先生无论是在人大参与立法、在政协建言咨政，还是在北大教书育人，都有非凡建树。他无意使自己成为一个榜样，却始终在努力践行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宗旨，他无意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人物，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高风亮节、他的学术思想、他的为人师表是民盟丰厚的精神遗产，他无愧于党和人民给予的“改革先锋”的荣誉。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厉以宁。
原载《群言》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