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是英国学者彼得·沃森的思想史著作，讲述20世纪以前的人文思想如何形塑历史。行文有趣，既饱含知识，还把枯燥的意识形态历史讲得生动形象，比如下列引文：
人类直立使喉头的位置下降，人类的喉头在喉咙的位置比类人猿低得多，能够更好地发出元音和辅音。后两足行走还改变了呼吸方式，提高了声音质量。最后，吃肉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更容易咀嚼，这改变了下颚的结构，促进了敏感肌肉的生长，使舌头活动更加灵活，对于丰富说话的声音很有必要。切割工具对牙齿是一种补充，于是牙齿变小，有利于说话。
“文明”这个词通常意味着四个特征：书写、城市、有宗教组织和职业分工。
至少有二十七种“历史上的第一”是由苏美尔人发现、创造或记录下来的。其中包括历史上第一批学校、第一位历史学家、第一本药典、第一批时钟、第一道拱门、第一部法典、第一家图书馆、第一本农民历书、第一个两院制国会。苏美尔人最先建造花园遮阴纳凉，记录下了最早的谚语和寓言，最先创造了史诗文学和情歌。
比较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早期科学成就时，杰弗里·劳埃德和内森·席文认为，中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常常受聘于皇帝，负责历法修订工作。正因如此，中国科学家在提出观点、接受新的思想时要谨慎许多：他们很少像希腊人那样辩论。在中国，新思想总是被纳入旧有的理论体系；新观念永远不需要同旧观念决一胜负。而在希腊，像体育比赛一样，存在智慧竞赛，希腊科学有比中国科学多得多的个人自我表达的陈述和更多的自我主义，个人更经常描述自己的错误、不确定性，以及更多的自我批评。
亚历山大港的国王（托勒密家族）希望获得希腊、巴比伦、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所有智慧，非常急迫地搜集书籍。托勒密三世派出使者遍寻地中海，他亲自写信给已知世界的所有君主，向他们借书抄写。当他从雅典借到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时，他将原本据为己有，归还摹本，放弃了担保金。同样，所有经过亚历山大港湾的船只都必须将携带的所有书籍寄存于图书馆，这些书经人抄写，归类为“泊来之书”。大多数时候归还的也是摹本。这种孜孜不倦的“收集”使亚历山大港图书馆在古代文明世界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
公元1世纪，在埃及一张纸莎草纸的价格是30至35美元（按1989年的价格），买一本马提亚尔的《隽语》的钱可以吃四十五顿鹰嘴豆晚餐外加享用四十五个晚上的女人。
西塞罗：“真正的法律是理性的、正确的、自然的。……不存在罗马的法律、雅典的法律，也不存在今天的法律和后来的法律。”
一神教不符合罗马人的本性。他们对他们的神和其他民族的神之间的联系更感兴趣。这让他们变得宽容。基督教的异端是一个外来的概念。罗马人更宽容，可以自由地加入多种宗教。为什么基督教最终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
235至284年之间的二十位皇帝中，除了三位外，其余都被刺杀。多样性和不稳定性有利于新思想的繁荣。
基督教不同于其他教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们给予的是“启示”而不是神秘主义。表明的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真理。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对死亡的态度。基督徒相信在来世复活。基督教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对于罗马帝国比较贫穷的奴隶和劳动者。基督教认为“受难是高尚的”，他们追求迫害。“遭受人世间一小时的苦难就会得到永恒不朽的极乐。”耶稣再临即将到来，基督教在未来提供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对社会底层的人们最具吸引力。新宗教正是在广大城市民众中，而不是在像罗马贵族或军队上层这样的阶层中流行起来。
529年，查士丁尼关闭了雅典的柏拉图学园，理由是哲学思考已经成为异端分子的同谋，是导致基督徒发生争执的“罪魁祸首”。到公元4世纪中期，罗马的书籍几乎被洗劫一空。二十九座公共图书馆因为各种原因先后关闭。公元391年在亚历山大港，基督教大主教毁灭了在规模和声誉上仅次于缪斯庙图书馆的塞拉比斯神庙大型图书馆。缪斯庙图书馆此时还完好无损，主要是因为它成为神圣的基督教文献库。当阿拉伯人在640年的圣诞节前征服亚历山大港后，缪斯庙图书馆的馆长请求征服者阿慕尔·伊本·阿斯不要烧毁图书馆，后者把这一请求转达给了哈里发。哈里发说：“如果它们在内容上与真主的经典一致，我们可以不需要它们，因为真主的经典就足够了。如果它们与真主的经典相悖，更没有必要保留它们。那么，去吧，去烧毁它们。”这些书就这样被散发到各公共澡堂，用作炉子的燃料。一连六个月，焚烧的书卷加热着亚历山大港澡堂里的水。只有亚里士多德的书免于烈火的焚烧。
不到一百年，伊斯兰教已经发展到东接印度，西抵大西洋，南至非洲中心，北达拜占庭。它的吸引力部分是由于它提供的确定性和早期伊斯兰教比犹太教和基督教更宽容；部分是由于纯粹实际的因素，例如，伊斯兰政权比拜占庭帝国征的税低。
欧洲在10世纪前落后于东方。1000至15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大陆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先地位。这一时期欧洲从二区轮作制改为三区轮作制。使产量增加50%，另一个革新是，马耕取代了牛耕。从生物学上讲，马比牛的效率要高50%到90%。
西方发展的一个原因是独立权利。11世纪末期《查士丁尼法典》，即《民法大全》的重新发现。这一发现重新引入了法律体系概念，一种新的法律科学，产生了可供讨论和争辩的共有知识这一思想。共有知识的思想是大学之所以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或伊斯兰世界孕育的原因。
语言学家周有光说：“因为没有主谓结构，中国人没有发展出逻辑学中的同一律思想，也没有发展出哲学上的实体概念。没有这些概念，就不可能有因果关系或科学的观念。相反，中国人发展出了相关逻辑、类比思维和关系思维，这些思想虽然于科学无益，却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社会政治理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哲学的主体是关于人生的哲学。”
西方思想取得突飞猛进的一个解释是，某种形式的个体性于1050至1200年之间在欧洲产生。产生的原因是，城市的发展促进了教会之外其他职业，如律师、文书和教师。人们比以前有了更多的选择。第二个原因是长子继承制的发展。实行长子继承制是为了减缓土地被分割。没有长子继承权的幼子被迫到其他地方寻求财富。通常，他们进入宫廷，成为军人。这样的社会很快培养出一种英雄文学趣味。产生了骑士制度和宫廷爱情思想。对爱情的关注激发了人们对个人形象的兴趣，意味着12世纪是一个服装大胆创新的时代，它是不断发展的个体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第三个刺激因素是12世纪的复兴，即对古典世界的重新发现，它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可能会各不相同，甚至表明教会之外也可能存在丰富的生活。人们开始对过去的权威产生怀疑。人们不得不依靠自己，找到新的解决办法并且形成新的思想。这产生了可能最富革命性的思想：个人信仰。理查德·萨瑟恩说，新思想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了解你自己，以此作为通向上帝的途径。”
中世纪大学没有正式的入学要求。想入学的学生只要证明自己的拉丁语水平足够听懂课程即可。除了听课，学生还必须参加每位老师在下午举行的一周一次的公开辩论。涉及领域包括逻辑、数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等等。作为获得学位的要求，高年级学生必须参与到权威辩论中。任何提议，不管是不是出自权威，都可以讨论；任何问题，无论有关教会还是政治，无论多么有争议，都可以讨论。它们向所有人开放。